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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近现代藏书史上，叶启勋（1900-1972）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可说是湖南古籍收藏的殿军。
笔者对叶启勋感兴趣，得益于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叶书录》，是书收录叶启勋的《拾经楼紬书录》及其叔弟叶启发的《华鄂堂读书小识》。《拾经楼紬书录》里头收录的100多篇题跋，几乎都掺杂了浓烈的情感。如对伯父叶德辉（1864-1927，近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的死，叶启勋常常忍不住流泪。遇见了叶德辉的旧藏，他摩挲着感慨；重温《鹤溪文稿》这样的手抄本，他也会想起早年随伯父学习的光景。对于引领他走入古籍收藏和版本目录学大门的伯父，他有着深深的怀念。
叶启勋爱书，可是在买书过程中却常常吃亏。因为每回见到心仪的善本书，他都忍不住要面红耳赤，掌心出汗。书商一旦发现叶启勋脸上颜色有变，就知道他志在必得，于是坐地起价，而叶启勋也莫可奈何。为此，很多时候购买古籍，他都要多花费“几十饼金”。
今天，叶启勋的藏书不少已经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图录，在湖南图书馆是难得一见的，好在有一些书刊如《历代藏书家词典》《图书馆学季刊》中有一些他的资料。笔者由是知道了叶启勋生于湖南长沙苏家巷，字定侯，谱名永勋，号更生居士、定父居士等等。他有许多印章，如“叶定侯”“定侯流览所及”“玉磵后人”“拾经楼主人”“拾经楼”等等。但更多的图章，公藏机构秘而不宣。幸而，2015年年底，湖南图书馆主办了“册府千华——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活动，一大批叶启勋旧藏的书籍“重见天日”。隔着橱窗和玻璃，笔者能够亲眼目睹叶启勋所用的朱文印章、白文印章，有幸看到他们三兄弟公用的藏书章“中吴叶启藩叶启勋叶启发兄弟珍藏图书”，以及能够见到“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图章。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是1950年叶启勋10万卷藏书上交的政府接管机构。
经过梳理，笔者对叶启勋的交往圈有了初步的认识。叶启勋的交游，一方面是继承伯父叶德辉的交游圈。如1934年，傅增湘（1872-1949，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南游衡山，道经长沙，就专门造访叶启勋的拾经楼（今长沙苏家巷内，旧址已毁），并在《藏园日记》中盛赞叶启勋能“克绍家风”，也一并称赞了叶启勋的藏书。在杨树达（1885-1956）《积微居日记》中，记载了1930年叶启勋赠《说文籀文考证》一事。那么，他和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也是有交往的。在湖南一份旧派杂志《南强》中，有叶启勋的一系列文章，这份杂志是湖南高等学校创始人宾步程 （1880-1943，湖南东安县人）主编的，那么他与中国早期留德学生宾步程也当有渊源。嘉德拍卖2012年的拍品有叶启勋手书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折扇一柄，扇的另一面有齐白石的绘画，可见，他与齐白石也有往来。又根据江西社科院姜庆刚先生惠赐的叶启勋书信，得知叶启勋和金陵图书馆原馆长李小缘及商承祚交往颇为密切。这是他自己在藏书和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同辈人物交游圈。他的手稿《经学绪言》《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就都交给了李小缘。
此外，他还与湖南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曹典球（1877-1960）有着不少的交往。
曹典球是叶德辉的友人，他对叶启勋中年生活的改善起了不少作用。1945年后，长沙在战火中迎来了重建，叶启勋却已经不复早年的豪富生活。他曾在金庭小学（江苏商会、酒酱业同业公会在长沙、湘潭赞助的学校）执教，收入微薄。后到长沙工务局工作，也仍是低等的办事人员，不但收入不多，公务事情的繁琐更令他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这时，曹典球伸出援助之手，曹是湖南私立文艺中学的创始人兼校长，他聘请叶启勋到文艺中学担任初中老师。有一次，笔者去念楼拜访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恰好谈起钟老早年的求学生活。笔者忽然问起叶定侯，钟老说，那时候他在文艺中学读高中，叶定侯正在初中部任教。高中生和初中老师虽然在一个学校，但并没有什么交往。不过他对叶定侯仍有着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启勋那时候头发特别长，脸色苍白，在全校教师中，没有第二位教师比他更不修边幅了。可见，这一时期，叶启勋的生活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笔者也曾在叶启勋旧藏的汲古阁本《重续千字文》中看到他1938年的批注云“携妻妾避难耒阳”等句，那么他是有一个大家族需要维持了，收藏古籍已经耗资不菲，战火流离更让生活变得艰难。叶启勋的生活，从他与李小缘的通信中也可看出，是每况愈下的。
钟老介绍说，长沙解放的1949年8月，叶启勋仍在文艺中学教书。不过据《长沙市志》记载，1950年代，叶启勋曾北上建工部文物考古所任职。至于他何时北上建工部文物考古所任职，不得而知，不过从《中国建筑史》所提及审稿的十几位专家看来，1956年，叶启勋已经在该处任职。“文革”爆发后，叶启勋回到长沙，直到1972年在长沙去世。叶启勋在该所撰写了油印本的《阙的简史》。这一时期，叶启勋还在《文物参考资料》上撰写了一篇讨论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雕花板的文章。不过，没有了藏书，他已经无法继续原来的题跋和版本考据的研究了。
关于叶启勋的著述，寻找起来也并不容易。通过各种数据和图书馆的检索，大致发现叶启勋曾在《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世界日报》等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古籍的题跋、辨伪等作品。他在1937年刊行过《拾经楼紬书录》，花费十几年功力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已经完工，可惜并没有刊印。他还补充了叶德辉的《说文籀文考证》。他也为《通志堂经解》中的书目做过考证。但他的文章和著作显得颇为零散，有的在图书馆蒙尘，不少手稿迄今未得到妥善整理。2015年12月，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傅增湘旧藏的《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这个手稿本由傅增湘题名，但抄录者却是叶启勋和他的家人。叶启勋在册中详细记录《说文解字》《宣和书谱》等18部他最宝贵的古籍的题跋，赠送给傅增湘。时间在1936年，那是傅增湘南游长沙后的第二年。
从笔者对叶启勋的有限了解来看，我以为叶启勋是研究湖南近现代藏书的一把钥匙。他珍藏的古籍，大部分来自叶德辉的观古堂、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袁芳瑛的卧雪庐和巴陵方功惠的旧藏，他从15岁（1914）开始收集古籍，直至1950年将图书上交。其藏书经过1927年叶德辉蒙难，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1938年文夕大火，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等历次战争和动乱，其聚其散，正可见如今湖南古文献的主要来源。
笔者对叶启勋感兴趣，得益于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叶书录》，是书收录叶启勋的《拾经楼紬书录》及其叔弟叶启发的《华鄂堂读书小识》。《拾经楼紬书录》里头收录的100多篇题跋，几乎都掺杂了浓烈的情感。如对伯父叶德辉（1864-1927，近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的死，叶启勋常常忍不住流泪。遇见了叶德辉的旧藏，他摩挲着感慨；重温《鹤溪文稿》这样的手抄本，他也会想起早年随伯父学习的光景。对于引领他走入古籍收藏和版本目录学大门的伯父，他有着深深的怀念。
叶启勋爱书，可是在买书过程中却常常吃亏。因为每回见到心仪的善本书，他都忍不住要面红耳赤，掌心出汗。书商一旦发现叶启勋脸上颜色有变，就知道他志在必得，于是坐地起价，而叶启勋也莫可奈何。为此，很多时候购买古籍，他都要多花费“几十饼金”。
今天，叶启勋的藏书不少已经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图录，在湖南图书馆是难得一见的，好在有一些书刊如《历代藏书家词典》《图书馆学季刊》中有一些他的资料。笔者由是知道了叶启勋生于湖南长沙苏家巷，字定侯，谱名永勋，号更生居士、定父居士等等。他有许多印章，如“叶定侯”“定侯流览所及”“玉磵后人”“拾经楼主人”“拾经楼”等等。但更多的图章，公藏机构秘而不宣。幸而，2015年年底，湖南图书馆主办了“册府千华——湖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活动，一大批叶启勋旧藏的书籍“重见天日”。隔着橱窗和玻璃，笔者能够亲眼目睹叶启勋所用的朱文印章、白文印章，有幸看到他们三兄弟公用的藏书章“中吴叶启藩叶启勋叶启发兄弟珍藏图书”，以及能够见到“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图章。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是1950年叶启勋10万卷藏书上交的政府接管机构。
经过梳理，笔者对叶启勋的交往圈有了初步的认识。叶启勋的交游，一方面是继承伯父叶德辉的交游圈。如1934年，傅增湘（1872-1949，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南游衡山，道经长沙，就专门造访叶启勋的拾经楼（今长沙苏家巷内，旧址已毁），并在《藏园日记》中盛赞叶启勋能“克绍家风”，也一并称赞了叶启勋的藏书。在杨树达（1885-1956）《积微居日记》中，记载了1930年叶启勋赠《说文籀文考证》一事。那么，他和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也是有交往的。在湖南一份旧派杂志《南强》中，有叶启勋的一系列文章，这份杂志是湖南高等学校创始人宾步程 （1880-1943，湖南东安县人）主编的，那么他与中国早期留德学生宾步程也当有渊源。嘉德拍卖2012年的拍品有叶启勋手书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折扇一柄，扇的另一面有齐白石的绘画，可见，他与齐白石也有往来。又根据江西社科院姜庆刚先生惠赐的叶启勋书信，得知叶启勋和金陵图书馆原馆长李小缘及商承祚交往颇为密切。这是他自己在藏书和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同辈人物交游圈。他的手稿《经学绪言》《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就都交给了李小缘。
此外，他还与湖南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曹典球（1877-1960）有着不少的交往。
曹典球是叶德辉的友人，他对叶启勋中年生活的改善起了不少作用。1945年后，长沙在战火中迎来了重建，叶启勋却已经不复早年的豪富生活。他曾在金庭小学（江苏商会、酒酱业同业公会在长沙、湘潭赞助的学校）执教，收入微薄。后到长沙工务局工作，也仍是低等的办事人员，不但收入不多，公务事情的繁琐更令他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这时，曹典球伸出援助之手，曹是湖南私立文艺中学的创始人兼校长，他聘请叶启勋到文艺中学担任初中老师。有一次，笔者去念楼拜访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恰好谈起钟老早年的求学生活。笔者忽然问起叶定侯，钟老说，那时候他在文艺中学读高中，叶定侯正在初中部任教。高中生和初中老师虽然在一个学校，但并没有什么交往。不过他对叶定侯仍有着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启勋那时候头发特别长，脸色苍白，在全校教师中，没有第二位教师比他更不修边幅了。可见，这一时期，叶启勋的生活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笔者也曾在叶启勋旧藏的汲古阁本《重续千字文》中看到他1938年的批注云“携妻妾避难耒阳”等句，那么他是有一个大家族需要维持了，收藏古籍已经耗资不菲，战火流离更让生活变得艰难。叶启勋的生活，从他与李小缘的通信中也可看出，是每况愈下的。
钟老介绍说，长沙解放的1949年8月，叶启勋仍在文艺中学教书。不过据《长沙市志》记载，1950年代，叶启勋曾北上建工部文物考古所任职。至于他何时北上建工部文物考古所任职，不得而知，不过从《中国建筑史》所提及审稿的十几位专家看来，1956年，叶启勋已经在该处任职。“文革”爆发后，叶启勋回到长沙，直到1972年在长沙去世。叶启勋在该所撰写了油印本的《阙的简史》。这一时期，叶启勋还在《文物参考资料》上撰写了一篇讨论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雕花板的文章。不过，没有了藏书，他已经无法继续原来的题跋和版本考据的研究了。
关于叶启勋的著述，寻找起来也并不容易。通过各种数据和图书馆的检索，大致发现叶启勋曾在《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世界日报》等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古籍的题跋、辨伪等作品。他在1937年刊行过《拾经楼紬书录》，花费十几年功力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已经完工，可惜并没有刊印。他还补充了叶德辉的《说文籀文考证》。他也为《通志堂经解》中的书目做过考证。但他的文章和著作显得颇为零散，有的在图书馆蒙尘，不少手稿迄今未得到妥善整理。2015年12月，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傅增湘旧藏的《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这个手稿本由傅增湘题名，但抄录者却是叶启勋和他的家人。叶启勋在册中详细记录《说文解字》《宣和书谱》等18部他最宝贵的古籍的题跋，赠送给傅增湘。时间在1936年，那是傅增湘南游长沙后的第二年。
从笔者对叶启勋的有限了解来看，我以为叶启勋是研究湖南近现代藏书的一把钥匙。他珍藏的古籍，大部分来自叶德辉的观古堂、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袁芳瑛的卧雪庐和巴陵方功惠的旧藏，他从15岁（1914）开始收集古籍，直至1950年将图书上交。其藏书经过1927年叶德辉蒙难，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1938年文夕大火，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等历次战争和动乱，其聚其散，正可见如今湖南古文献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