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就“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高达87.4%的民众认为不能扶老人的原因是怕惹祸上身。在与学生探讨道德诚信问题的课堂上，同学们也就“扶不起的老人”事件提出了疑问：从道德上来说，为什么出现“不是你肇事，你为何扶人”的荒唐逻辑推论；从法律上来说，一件好事为什么变成了公堂上“扯不断，理还乱”的“葫芦案”
　　道德与风险的抉择：卫生部指南？
　　就道德层面来说，在老人摔倒时扶一把完全是正常人应有的反应。之所以说“应有”，乃是中国传统美德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承，没有任何理由足以阻止伸向老者的援助之手，但如今要考虑是假如我被误会，我的成本有多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选择成本最低答案是肯定的，从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并不错，但是假如人人都奉行这样的价值观，社会文明会倒退。扶老人”事件逐步升级到一个道德问题和诚信问题的高度，之所以变成“扶不起”，不仅仅是对扶起来后果的担忧，更是“陌生人社会”到来产生的信任危机。
　　对此我们的专家想出了很多办法和政策来挽救诚信，最能够保护诚信者本身利益的“扶老人”风险专项基金顺应民意的发起了。卫生部公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有了这个《指南》，便将这种潜意识硬生生地变成了有意识的行为，路上的好心人上去扶老人之前都要现场考虑有没有证人，有没有可以留下来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好心人而不是肇事者。所以，卫生部指南不可能解决道德上的焦虑，也无法规避被讹的风险。只要风险依旧，见“老”不扶的境况就不可能真正改善，哪怕我们知道的专业知识再多。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避谈风险只谈技术的卫生部指南，不可能改善见死不救的现实困境。
　　从科学的角度说，建立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的指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个互信互助的前提条件本身还待怀疑，扶老人不仅是有技术问题、法律问题，更是个社会道德问题。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这就需要执法者守护道德底线，别让常理推定淹没道德情理；需要公众守望社会公德，不再只是针对他人而抛开自己去做道德评判。只有这些成为常态，才能走出“道德两难”的困境，让道德不再为难，降低行善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破解“道德两难”的现实路径，也是描绘社会道德图景的基础工程。
　　道德不仅是一种倡导，更需要着眼于每一处细节的建设
　　从时代发展的特点来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化。达成共识，越来越需要人们提高从多角度开展对问题进行辨析的能力；从学生自身的特点来看，当今学生思维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对价值观念的认同都需要通过自身的自主辨析来达成，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要相应转换、与时俱进，只有建立在学生自主辨析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才是真实有效的。
　　挽救道德滑坡，更需要以务实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平民愤”“得民心”的事儿。只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去修复和维护道德，就能为破解“道德两难”提供更多现实支点，让“两难”变成受助者获益、道德受鼓舞的“两全”；在“扶老人困境”之下，只有从“人人跌倒”的彭宇案中挖掘出全面的启示，做出深刻的反省，才能派生出更多指向未来的积极力量，否则，跌倒的就不仅仅是案中人，倒霉的更是这个国家的道德，和这个国度里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
　　扶老人争议非常微妙地解构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乃至社会全体而言，崇尚道德、敬畏法律应当成为坚定的信条和行为准则，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道德和法律是公认的社会准则，道德的问题虽然不能靠法律来规范，但道德行为和道德建设的保护需要法律的利剑。扶老人问题当然不能单就道德论道德，需从法律的层面来保护道德的行为不受侵害，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免除做善事、行道德的顾虑。出于道德的目的扶起老人，虽然不能在法律层面获得奖励，但应当被免除掉被诬陷、被侵害的危险。换言之，诬陷者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法律也应当在保护公民免受诬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必须仰望星空——在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