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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火燎原
新丰是典型的“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的广东北部山区，山区是封闭的，劳动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日子，历史上的新丰反抗官府和地主恶霸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38年日寇侵华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而新丰这个山区，在日军登陆惠州不久可能窜犯河源直趋粤北的形势下，顿时成了抗日前沿。当时广东人民抗日先锋队也把目光盯住了河源、新丰一带，而广东抗先队的骨干力量正是共产党人。这就造就了新丰成为抗日前线，新丰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的局面。新丰理所当然地为抗先队所关注。抗先队的骨干力量在大力发展抗先队组织的同时，也发展一些优秀青年入党。
赵准生出生于传统农家，与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封闭、贫穷而观念保守。但赵准生的家与马头镇隔河相望，而马头镇是当时新丰县除县城外的第二大镇，是新丰、河源、连平等地的交集点，设有码头，有机帆船通往东江，有相当活跃的集市贸易活动。赵准生的父亲农忙种地，农闲时在马头圩打银器首饰，后期打银器首饰逐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使这样的亦工亦农，家庭仍然是贫困的，赵准生的父亲一直负债。但是尽管负债，赵准生的父亲却坚定要送他去读书，这是传统农民的一种期待，节衣缩食，哪怕用几代人或全宗族的力量也要送孩子读书，因为只有通过读书入仕升官，才能光宗耀祖。
赵准生带着家庭、族人的期望走进了读书的行列，他的天资和农家孩子的刻苦决定了他在读书的队伍中是优秀的。但他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一方面民族危机在加深：一方面传统势力受到外来的新事物的冲击，新旧矛盾尖锐而突出。新丰距离广州较近，虽然是封闭的山区，但毕竟新的社会风气渐渐地渗透进来。因而他从读《三国》、《水浒》等传统小说到读《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呐喊》、《彷徨》等反映新思想的书籍，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赵准生逐步探求改善人民生活，思索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态的出路。
首先是反传统势力。读初中时就积极参与“打神”行动，即对大小神庙进行扫荡。到1932年又以反潮流的勇气，反“建醮”活动。这是军屯村的一次传统活动，酬神演戏七日连宵耗费巨大，而神棍赌徒混迹其中，搜刮民众扰乱治安。要反对这么一场具有群众基础而又传统悠久的迷信活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赵准生的父亲就是“建醮”活动的骨干，但那时的赵准生书生意气十足冲劲十足，同几个军屯村的青年一起，公开携猪肉穿过醮寮，以破坏活动的斋戒，油印《醒迷丹》等宣传品，他撰写了小品文《迷信城》，以影射建醮活动乌烟瘴气，还在戏会上发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演讲，怒骂“缘道”是神棍，宣称“如有神明，先监察我”。这一次意气风发的反对引起不小的震动，以后的建醮活动缩小以至慢慢废除了。
其二是废止“学租”。学租具有千百年历史传统，它维系着宗族中对学有成就的人的一种普遍责任，即每一个宗族成员都要为本族子弟读书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应该说有它的进步意义和价值，但进入现代社会普遍办现代学校的情形下，就显得不合时宜也不尽合理。赵准生初中毕业在当时是很高的学历，照惯例可以与本姓秀才和高等小学毕业生分享“学租”，但他倡议大家都不要“学租”，而把这份钱拿去办本姓学校，不但废除了学租制度，又开创了乡村现代办学事业。
其三是拒辞官位。他不但读了十四年半的书，而且又在“自治训练所”进行过专门培训，其才华学识得到了当地认同，因而省民政厅任命他为第二区(马头区)区长，但他觉得自己干不了，极力辞退，后改任副区长。23岁的赵准生骤然开始独挡一面，现实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实际工作的琐碎与无奈，自身从学校到社会的适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他不得不全力以赴，不断地深入社会、体察民情，重新认识自我。然而在任职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违背三民主义和部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残害百姓，使之对自已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和失望。因不耻于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1934年他毅然辞去第二区副区长和国民党新丰县党部候补监察委员、第二区区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务，与国民党断绝组织关系而去做军屯小学校长、河源日报社校对、马头区校教师等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战工作中，大力宣传抗日主张。赵准生耳闻目睹，深深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才是真心实意抗日、救国救民的。1938年夏，赵准生在马头区校任教时，共产党员周振国(周冷)奉命来新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以新丰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政训员的身份，在新丰各区、乡训练壮丁，宣传抗日。赵准生、郑选民、龙景山、郑大东等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参加了在马头举办的壮丁训练班。周振国发现赵准生等人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倾向共产党，便介绍他们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和一些进步书刊，讲述抗日战争形势和发展前途，兵民是胜利之本，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并联系攻防实地演习，进行实弹射击比赛。训练班充满了热烈的气氛，赵准生大开眼界，精神振奋，第一次读到渴望已久的毛泽东理论书籍，第一次得到这样生动、新颖的演习，接受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共产主义教育。是年秋冬，他应邀到锡场区署当区员(当时锡场区属新丰县管辖)。1939年1月，周振国调离新丰时，把赵准生等一批进步青年的情况介绍给当时驻河源县开展抗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光中(化名欧敏，原广州市广雅中学学生领袖)。李光中按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的指示，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到新丰县锡场区宣传抗日，开展建党工作。他一到锡场，首先就找到在锡场区署当区员的赵准生。在李光中的宣传发动下，赵准生与锡场区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新丰锡场分队”，赵准生任队长。
李光中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抗先队员中物色、培养党员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考察，李光中发现赵准生在当地青年中颇有威望，在政治思想方面进步最快，表现最好，认为赵准生参党条件已经具备，经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同意，便以介绍人兼监誓人的身份，吸收赵准生入党，宣誓仪式在锡场圩外的岐岗一个竹林里秘密举行。赵准生举着拳头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努力工作，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赵准生成为中共新丰县党组织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种子在新丰土地上开始萌芽。
赵准生入党后，满怀革命激情，把终生奋斗目标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赵准生参与组建新丰抗日先锋队、中共新丰党小组、党支部、中心支部、县工委、新丰人民抗日游击队、红色人民政权和新丰县人民政府，并先后发展了郑选民、龙景山、郑大东、梁泗源等人入党，这些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了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重要领 导人，成为新丰夜空中闪闪的红星。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赵准生不怕牺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东江纵队党委和纵队领导黄松坚、梁威林、尹林平、王作尧、郑群等亲临指导下，赵准生与新丰其它党政军领导人一起，通过各种活动，逐步壮大党的组织，使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人民部队从建队时的70多人发展成由龙景山为团长、郑大东为副团长的东二支二团和由梁泗源为团长的北一支一团，先后取得了“新河边区八战八捷”、“新英翁佛边区十战十捷”、“五擒国民党新丰县令”、“活捉国民党军少将2名”、“三次解放新丰县城”等130多场战斗和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等伟大胜利，谱写了新丰党史、军史上的绚丽篇章。
二、星光灿烂
赵准生在新丰县城读书集体加入国民党时，曾有位姓刘的教师对他说，“有出息的人都参加共产党”，使他对共产党有种好奇而神秘的向往。他的愿望在1939年2月终于实现，他不但参与组织了锡场和马头抗先队，他的正直朴实以及在当地作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为他成为新丰党组织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长，第一个支部书记、第一个中心支部书记和一度担任党的工委组织部长、代理工委书记创造了条件。在白色恐怖中，赵准生作为中共新丰党组织的领导人，这其中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艰辛，是可以想像的。
1943年赵准生遭遇了茶峻山事件，因谢国璟叛变而被捕，又因为是“共党嫌疑”而未断然处决，所以就有了监狱的磨难与考验。
他先是因韶关下达要捉拿“宋准生”而他是赵准生，所以暂且在警察所拘留，结果是在闷热而臭烘烘中喂了七天的蚊子。到了正式的新丰看守所就戴上了沉重脚镣，把正常的走路、睡觉都搅乱了，因为你必须学习一套与这铁家伙相适应的方式，如怎样脱裤子穿裤子，想正常也正常不了。最难捱的还是饥饿，说是每天发半斤米，但实际经常被克扣，加上米中又掺了沙。饥饿加上重刑整天不放风，可以想像那日子多么难捱，患病死亡就成了家常便饭。此后，他被解往韶关基庐监狱。
在基庐监狱，他和广州儿童剧团团长谈星及团的骨干周英、吴海风等关押一起，他见到了基庐极其狰狞的面孔。被抓来的游击队员，有的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全都被残杀了。不屈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张清，严刑拷打后仍高唱革命歌曲，和难友一起逃了出去，不幸又被抓了回来，他实际上是被虐杀的，在临死之际仍用微弱的声音唱歌，直至最后一口气。
所有这一切，反而将他磨练得更坚强。在狱中，面对敌人审讯，他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不低头，不背叛，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到1945年1月，日军进攻粤北，国民党的第十二集团军向南雄撤退，随之又撤往江西，赵准生等一干犯人也迁往南雄由县政府看守，敌人曾计划把邓慈(邓重行)、谈星和他杀害，由于有人反对而未能实施，算是幸运地死里逃生。因看守放松，他和邓慈、谈星经过周密计划，越狱成功，有惊无险地走了出来。
他脱离险境到了新丰，首先想到的是找党组织，当时新丰县党组织负责人梁泗源听取了他狱中情况及越狱的汇报，交给他组织锄奸团的任务。回到家，父亲妻子兴奋之余希望他“今后哪里也不要去了”“在家里待着带孩子好了!”但他不能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随即进行串连发动组织了20多人的锄奸团，到6月初，郑大东同志从东江纵队回新丰与他和梁泗源在马头福水村组建了新丰人民抗日游击队，锄奸团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游击队，从此他跟随部队做民运及统战工作。
东纵北撤后，他奉命到香港工作，这期间他家人受尽艰辛和磨难，全靠妻子拉扯着三个孩子和照顾严重患病的父亲以及双目失明的母亲，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国军来了，他们作为共军家属要躲避，全家人只好拖着幼儿和病弱老人在山坳里待了一夜。因为缺人照顾，唯一的男孩掉在池塘淹死了，他父亲经不住打击一病不起，母亲随之逝世，他的妻子不但要忍受失子的巨大打击，还要挺住办理老人的丧葬，身心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1948年初赵准生回到新丰，连续失去三个亲人的打击固然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参加土改工作和群众工作，瓦解敌人。随着革命高潮的来到，他任过新连河边区第一区区长和第五区区长，解放后又任新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新丰县委委员，兼任县法院院长、县税务局长、县人民银行行长、县贸易公司经理和县经济委员会主任，汕头地区粮食局科长等职。
建国后，赵准生遭遇了一系列错误的不公正待遇。他受到了一些错误的处分，被审查，被撤消副县长职务，成了“控制使用”的干部，长期得不到提职提级。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对他的斗争更是逐步升级，他忍受着心灵的折磨。他这代人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可说是舍生忘死历经磨难，新中国建立了，他们这些为新中国的建立不懈奋斗的人，竟落得比当年坐监更难堪的境地，这是一种多么深层的无奈!
赵准生是个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起，他便把自己的信念锁定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上，坚毅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宗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入党63年来，他经受了狂风暴雨的严峻考验，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建党初期的新丰党组织，在赵准生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断壮大。赵准生对新丰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新丰党组织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开拓者。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1943年，国民党的监狱没有压垮他的铮铮铁骨。1952年，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即使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游街，同样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赵准生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却始终斗志昂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质。
三、明星闪耀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赵准生几经波折，历尽坎坷。他曾受过多次不公正的待遇，但始终坚信真理、立场坚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他于1974年7月退休，1981年落实政策，得到平反，恢复享受离休处级干部待遇。
1975年赵准生终于回到了离别20多年的新丰定居，新丰是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这块土地多做一些事。县里建设石燕岩水库和化肥厂时，他主动去工地劳动，还到县府食堂帮厨，到山上管理果林，目的就是为新丰尽点自己的心意。
1980年，他被推选为县政协常委，分工做文史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共新丰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早期的新丰县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分布情况》、《对新丰人民武装斗争情况的回忆》等文章。
1989年他又成为新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成员，以80岁高龄为老区的划分走遍全县各镇数十个村庄，为落实材料，他写信给老战友老首长，不厌其烦地催促落实材料，使老区的划分评定准确切实。
赵准生晚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平时爱写日记、笔记，喜欢吟诗赋词。他从不以“老革命功臣”自居，以一颗博大的爱心处理自己与别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心胸开阔，心地善良，心平气和，爱使他的晚年充满了青年活力，也获得了幸福和快乐。
红旗飘展，星光闪烁，多情自在新丰江。2002年2月12日，赵准生因病在新丰逝世，享年92岁。2月15日，新丰县委、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悼念和送别革命先辈赵准生。
时间走过了100年，微波荡漾的新丰江仍然在月光中银光闪闪，在如血的夕阳中火样地热烈。云髻山上的枫叶又红了，红得像滚滚硝烟中的战旗，像庄严举手宣誓入党面对的党旗。云髻山上的枫叶为什么会特别地红，因为它们深切怀念100年前诞生在新丰江畔的新丰人民的优秀儿子赵准生。
新丰是典型的“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的广东北部山区，山区是封闭的，劳动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日子，历史上的新丰反抗官府和地主恶霸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38年日寇侵华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而新丰这个山区，在日军登陆惠州不久可能窜犯河源直趋粤北的形势下，顿时成了抗日前沿。当时广东人民抗日先锋队也把目光盯住了河源、新丰一带，而广东抗先队的骨干力量正是共产党人。这就造就了新丰成为抗日前线，新丰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的局面。新丰理所当然地为抗先队所关注。抗先队的骨干力量在大力发展抗先队组织的同时，也发展一些优秀青年入党。
赵准生出生于传统农家，与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封闭、贫穷而观念保守。但赵准生的家与马头镇隔河相望，而马头镇是当时新丰县除县城外的第二大镇，是新丰、河源、连平等地的交集点，设有码头，有机帆船通往东江，有相当活跃的集市贸易活动。赵准生的父亲农忙种地，农闲时在马头圩打银器首饰，后期打银器首饰逐步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使这样的亦工亦农，家庭仍然是贫困的，赵准生的父亲一直负债。但是尽管负债，赵准生的父亲却坚定要送他去读书，这是传统农民的一种期待，节衣缩食，哪怕用几代人或全宗族的力量也要送孩子读书，因为只有通过读书入仕升官，才能光宗耀祖。
赵准生带着家庭、族人的期望走进了读书的行列，他的天资和农家孩子的刻苦决定了他在读书的队伍中是优秀的。但他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一方面民族危机在加深：一方面传统势力受到外来的新事物的冲击，新旧矛盾尖锐而突出。新丰距离广州较近，虽然是封闭的山区，但毕竟新的社会风气渐渐地渗透进来。因而他从读《三国》、《水浒》等传统小说到读《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呐喊》、《彷徨》等反映新思想的书籍，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赵准生逐步探求改善人民生活，思索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态的出路。
首先是反传统势力。读初中时就积极参与“打神”行动，即对大小神庙进行扫荡。到1932年又以反潮流的勇气，反“建醮”活动。这是军屯村的一次传统活动，酬神演戏七日连宵耗费巨大，而神棍赌徒混迹其中，搜刮民众扰乱治安。要反对这么一场具有群众基础而又传统悠久的迷信活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赵准生的父亲就是“建醮”活动的骨干，但那时的赵准生书生意气十足冲劲十足，同几个军屯村的青年一起，公开携猪肉穿过醮寮，以破坏活动的斋戒，油印《醒迷丹》等宣传品，他撰写了小品文《迷信城》，以影射建醮活动乌烟瘴气，还在戏会上发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演讲，怒骂“缘道”是神棍，宣称“如有神明，先监察我”。这一次意气风发的反对引起不小的震动，以后的建醮活动缩小以至慢慢废除了。
其二是废止“学租”。学租具有千百年历史传统，它维系着宗族中对学有成就的人的一种普遍责任，即每一个宗族成员都要为本族子弟读书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应该说有它的进步意义和价值，但进入现代社会普遍办现代学校的情形下，就显得不合时宜也不尽合理。赵准生初中毕业在当时是很高的学历，照惯例可以与本姓秀才和高等小学毕业生分享“学租”，但他倡议大家都不要“学租”，而把这份钱拿去办本姓学校，不但废除了学租制度，又开创了乡村现代办学事业。
其三是拒辞官位。他不但读了十四年半的书，而且又在“自治训练所”进行过专门培训，其才华学识得到了当地认同，因而省民政厅任命他为第二区(马头区)区长，但他觉得自己干不了，极力辞退，后改任副区长。23岁的赵准生骤然开始独挡一面，现实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实际工作的琐碎与无奈，自身从学校到社会的适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他不得不全力以赴，不断地深入社会、体察民情，重新认识自我。然而在任职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违背三民主义和部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残害百姓，使之对自已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和失望。因不耻于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1934年他毅然辞去第二区副区长和国民党新丰县党部候补监察委员、第二区区党部执行委员等职务，与国民党断绝组织关系而去做军屯小学校长、河源日报社校对、马头区校教师等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战工作中，大力宣传抗日主张。赵准生耳闻目睹，深深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才是真心实意抗日、救国救民的。1938年夏，赵准生在马头区校任教时，共产党员周振国(周冷)奉命来新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以新丰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政训员的身份，在新丰各区、乡训练壮丁，宣传抗日。赵准生、郑选民、龙景山、郑大东等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参加了在马头举办的壮丁训练班。周振国发现赵准生等人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倾向共产党，便介绍他们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和一些进步书刊，讲述抗日战争形势和发展前途，兵民是胜利之本，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并联系攻防实地演习，进行实弹射击比赛。训练班充满了热烈的气氛，赵准生大开眼界，精神振奋，第一次读到渴望已久的毛泽东理论书籍，第一次得到这样生动、新颖的演习，接受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共产主义教育。是年秋冬，他应邀到锡场区署当区员(当时锡场区属新丰县管辖)。1939年1月，周振国调离新丰时，把赵准生等一批进步青年的情况介绍给当时驻河源县开展抗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光中(化名欧敏，原广州市广雅中学学生领袖)。李光中按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的指示，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到新丰县锡场区宣传抗日，开展建党工作。他一到锡场，首先就找到在锡场区署当区员的赵准生。在李光中的宣传发动下，赵准生与锡场区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新丰锡场分队”，赵准生任队长。
李光中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抗先队员中物色、培养党员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考察，李光中发现赵准生在当地青年中颇有威望，在政治思想方面进步最快，表现最好，认为赵准生参党条件已经具备，经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同意，便以介绍人兼监誓人的身份，吸收赵准生入党，宣誓仪式在锡场圩外的岐岗一个竹林里秘密举行。赵准生举着拳头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努力工作，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赵准生成为中共新丰县党组织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种子在新丰土地上开始萌芽。
赵准生入党后，满怀革命激情，把终生奋斗目标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赵准生参与组建新丰抗日先锋队、中共新丰党小组、党支部、中心支部、县工委、新丰人民抗日游击队、红色人民政权和新丰县人民政府，并先后发展了郑选民、龙景山、郑大东、梁泗源等人入党，这些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了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重要领 导人，成为新丰夜空中闪闪的红星。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赵准生不怕牺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东江纵队党委和纵队领导黄松坚、梁威林、尹林平、王作尧、郑群等亲临指导下，赵准生与新丰其它党政军领导人一起，通过各种活动，逐步壮大党的组织，使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人民部队从建队时的70多人发展成由龙景山为团长、郑大东为副团长的东二支二团和由梁泗源为团长的北一支一团，先后取得了“新河边区八战八捷”、“新英翁佛边区十战十捷”、“五擒国民党新丰县令”、“活捉国民党军少将2名”、“三次解放新丰县城”等130多场战斗和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等伟大胜利，谱写了新丰党史、军史上的绚丽篇章。
二、星光灿烂
赵准生在新丰县城读书集体加入国民党时，曾有位姓刘的教师对他说，“有出息的人都参加共产党”，使他对共产党有种好奇而神秘的向往。他的愿望在1939年2月终于实现，他不但参与组织了锡场和马头抗先队，他的正直朴实以及在当地作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为他成为新丰党组织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个党小组长，第一个支部书记、第一个中心支部书记和一度担任党的工委组织部长、代理工委书记创造了条件。在白色恐怖中，赵准生作为中共新丰党组织的领导人，这其中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艰辛，是可以想像的。
1943年赵准生遭遇了茶峻山事件，因谢国璟叛变而被捕，又因为是“共党嫌疑”而未断然处决，所以就有了监狱的磨难与考验。
他先是因韶关下达要捉拿“宋准生”而他是赵准生，所以暂且在警察所拘留，结果是在闷热而臭烘烘中喂了七天的蚊子。到了正式的新丰看守所就戴上了沉重脚镣，把正常的走路、睡觉都搅乱了，因为你必须学习一套与这铁家伙相适应的方式，如怎样脱裤子穿裤子，想正常也正常不了。最难捱的还是饥饿，说是每天发半斤米，但实际经常被克扣，加上米中又掺了沙。饥饿加上重刑整天不放风，可以想像那日子多么难捱，患病死亡就成了家常便饭。此后，他被解往韶关基庐监狱。
在基庐监狱，他和广州儿童剧团团长谈星及团的骨干周英、吴海风等关押一起，他见到了基庐极其狰狞的面孔。被抓来的游击队员，有的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全都被残杀了。不屈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张清，严刑拷打后仍高唱革命歌曲，和难友一起逃了出去，不幸又被抓了回来，他实际上是被虐杀的，在临死之际仍用微弱的声音唱歌，直至最后一口气。
所有这一切，反而将他磨练得更坚强。在狱中，面对敌人审讯，他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不低头，不背叛，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到1945年1月，日军进攻粤北，国民党的第十二集团军向南雄撤退，随之又撤往江西，赵准生等一干犯人也迁往南雄由县政府看守，敌人曾计划把邓慈(邓重行)、谈星和他杀害，由于有人反对而未能实施，算是幸运地死里逃生。因看守放松，他和邓慈、谈星经过周密计划，越狱成功，有惊无险地走了出来。
他脱离险境到了新丰，首先想到的是找党组织，当时新丰县党组织负责人梁泗源听取了他狱中情况及越狱的汇报，交给他组织锄奸团的任务。回到家，父亲妻子兴奋之余希望他“今后哪里也不要去了”“在家里待着带孩子好了!”但他不能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随即进行串连发动组织了20多人的锄奸团，到6月初，郑大东同志从东江纵队回新丰与他和梁泗源在马头福水村组建了新丰人民抗日游击队，锄奸团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游击队，从此他跟随部队做民运及统战工作。
东纵北撤后，他奉命到香港工作，这期间他家人受尽艰辛和磨难，全靠妻子拉扯着三个孩子和照顾严重患病的父亲以及双目失明的母亲，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国军来了，他们作为共军家属要躲避，全家人只好拖着幼儿和病弱老人在山坳里待了一夜。因为缺人照顾，唯一的男孩掉在池塘淹死了，他父亲经不住打击一病不起，母亲随之逝世，他的妻子不但要忍受失子的巨大打击，还要挺住办理老人的丧葬，身心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1948年初赵准生回到新丰，连续失去三个亲人的打击固然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参加土改工作和群众工作，瓦解敌人。随着革命高潮的来到，他任过新连河边区第一区区长和第五区区长，解放后又任新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共新丰县委委员，兼任县法院院长、县税务局长、县人民银行行长、县贸易公司经理和县经济委员会主任，汕头地区粮食局科长等职。
建国后，赵准生遭遇了一系列错误的不公正待遇。他受到了一些错误的处分，被审查，被撤消副县长职务，成了“控制使用”的干部，长期得不到提职提级。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对他的斗争更是逐步升级，他忍受着心灵的折磨。他这代人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可说是舍生忘死历经磨难，新中国建立了，他们这些为新中国的建立不懈奋斗的人，竟落得比当年坐监更难堪的境地，这是一种多么深层的无奈!
赵准生是个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起，他便把自己的信念锁定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上，坚毅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宗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入党63年来，他经受了狂风暴雨的严峻考验，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建党初期的新丰党组织，在赵准生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艰险，不断壮大。赵准生对新丰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新丰党组织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开拓者。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1943年，国民党的监狱没有压垮他的铮铮铁骨。1952年，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即使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游街，同样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赵准生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却始终斗志昂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质。
三、明星闪耀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赵准生几经波折，历尽坎坷。他曾受过多次不公正的待遇，但始终坚信真理、立场坚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他于1974年7月退休，1981年落实政策，得到平反，恢复享受离休处级干部待遇。
1975年赵准生终于回到了离别20多年的新丰定居，新丰是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这块土地多做一些事。县里建设石燕岩水库和化肥厂时，他主动去工地劳动，还到县府食堂帮厨，到山上管理果林，目的就是为新丰尽点自己的心意。
1980年，他被推选为县政协常委，分工做文史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共新丰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情况》、《早期的新丰县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分布情况》、《对新丰人民武装斗争情况的回忆》等文章。
1989年他又成为新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成员，以80岁高龄为老区的划分走遍全县各镇数十个村庄，为落实材料，他写信给老战友老首长，不厌其烦地催促落实材料，使老区的划分评定准确切实。
赵准生晚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平时爱写日记、笔记，喜欢吟诗赋词。他从不以“老革命功臣”自居，以一颗博大的爱心处理自己与别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心胸开阔，心地善良，心平气和，爱使他的晚年充满了青年活力，也获得了幸福和快乐。
红旗飘展，星光闪烁，多情自在新丰江。2002年2月12日，赵准生因病在新丰逝世，享年92岁。2月15日，新丰县委、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悼念和送别革命先辈赵准生。
时间走过了100年，微波荡漾的新丰江仍然在月光中银光闪闪，在如血的夕阳中火样地热烈。云髻山上的枫叶又红了，红得像滚滚硝烟中的战旗，像庄严举手宣誓入党面对的党旗。云髻山上的枫叶为什么会特别地红，因为它们深切怀念100年前诞生在新丰江畔的新丰人民的优秀儿子赵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