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著名作家苏童呼吁年轻人静心阅读经典的报道，像这样的呼吁在报刊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呢？是要增进知识，提升修养呢？还是要锻炼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怎样的阅读可以算是有益的、有收获的阅读呢？
　　孤独的阅读是阅读者自己的事，独自阅读的人也许不必理会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与他人一起阅读——课堂上的阅读讨论或是在报刊上与他人交流阅读体会——那就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了。
　　怎么才算是有益的阅读？怎么才算读懂了一本书？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要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另一种是要联想当下的问题。只要求忠实原文会食古不化，只强调当下联想则有可能天马行空，各说各的，堕入彻底的相对主义。
　　美国文学理论家赫胥（E. D. Hirsch）在《释义学的三个维度》中提出了一种可以避免以上两种偏颇阅读的释义观，同时兼顾了学生们的“细读”和基于他们自己生活体验和问题意识的“释义”。细读文本，努力把握其本身的意义。这是一种阅读技能训练，但也体现了一种尊重作者的释义伦理，因此不能想怎么读就怎么读。
　　然而，细读不等于说后世的阅读不应该读出文本原来没有的意思。释义不能脱离文本，但不是不能超越文本。事实上，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一直在作某种超越文本原初意义界限的阅读。例如，中世纪读者读荷马或维吉尔，很清楚这两位是异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不可能与他们的读者交流与基督教有关的意义。但是，中世纪读者仍然可以从自己的基督教角度来阅读荷马和维吉尔，作出适合于基督教义的释义。
　　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释义，经常不是由于“意义”的分歧，而是对“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
　　这学期，在我的“反乌托邦文学”课上有一位学生对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作了有趣的阅读，所侧重的便是她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重要的东西”。《蝇王》中孩子们先是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理想社会，但暴力一直存在于这个群体中，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残杀和毁灭。这位学生认为，《蝇王》可以读作一个“失败的游戏”故事，有好的开始，但却不能有始有终。在现实世界里，所有那些以崇高的理想开始，而最后走向专制和奴役的政治都可以说是这一类的失败故事。
　　她所用的“游戏”概念来自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惠钦格（Johan Huizinga）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惠钦格提出，游戏作为一种文化的功能，不仅出现在动物或儿童的生活中，而且也广泛地出现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游戏先于文化出现，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早阶段就开始渗透在文化之中。
　　首先，游戏是一种自愿、自主与自由的活动。即便在动物与儿童的游戏中也有其自主性，儿童与动物之所以进行游戏不只是来自于他们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游戏（enjoy playing）。而对于成人来说，进行游戏也不是出于身体的必要或道德的义务，游戏从来都不是一项“任务”。《蝇王》中，孩子们先是自由参加，但后来被“首领”“组织起来”。他们有了首领，于是不得不随时听从他的指挥，也就失去了游戏的自由。
　　其次，游戏都有其绝对与特有的秩序。游戏创造了秩序，到后来它就是秩序。在不完美的世界与溷乱的生活中，游戏带来了一种暂时的、有限度的“完美”。游戏与秩序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连，只要我们稍稍偏离了“秩序”，都会“搞砸了整个游戏”（spoil the game）。《蝇王》中的孩子们先是定立了个人能发表意见，集体能共同行动的规则（类似于“法治”），但是，后来有孩子欺负别的孩子，恃强凌弱，不断藐视和践踏规则，游戏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位学生阅读《蝇王》，并不拘泥于作者的原意，而是借助《游戏的人》来提取书中对她“重要的东西”。但是，她只用了惠钦格所列举的游戏五特征中的两个，她对惠钦格《游戏的人》的阅读同样也不拘泥于作者的原意，而为理解《蝇王》特别提取出了她认为是“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文明不能没有某种游戏因素，又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总是要根据某些规则来进行游戏，而真正的文明总是公平的、有始有终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