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辛未保举经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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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清廷进行了一次由内外高级官员保举潜心经术之士的选拔.此次保举,除散见各处的材料外,最为全面和系统的记载应属梁锡玙所撰《辛未保举经学录》.乾隆十四年发布上谕后,内外大臣共保举49人,但乾隆帝对保举结果并不满意,经过两次核定删汰,最终取中4人,实际在朝任职则只有2人.本文对被举49人的籍贯、功名、任职、应选等情况进行考证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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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共征引超过七十位学者的上万条经说,尤以宋代《周礼》诠释成果为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书中引文的作者归属并非完全清晰和准确.以《订义》卷首《编类姓氏世次》为出发点,从史源学角度对引文的作者和出处进行核查,可以将相关问题粗略总结为自违其例、名实不符及别有本源三个类型.这便提醒我们,利用《订义》辑佚和研究宋代《周礼》学佚著时,要特别注意引文的复核工作.
鉴于南轩先生《论语解》通行本仍存在大量失校情况,本文补充朱熹、真德秀对南轩《论语解》的相关引用,从两个层次加以校勘:一是南轩《癸巳说》与通行本的比较,揭示其中改与不改两种情况;二是通行本与反映淳熙改本的五种材料的比较(“一本(作)”说、《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亦存在改与不改两种情况.由此得出一些初步看法:南轩《论语解》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而成,修改过程受到好友朱熹的深刻影响;通行本中的“一本(作)”基本属于改本;通行本与朱熹、真德秀的引文明显有别者,可折定为新旧改本之别;
唐末陈岳所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明代已佚.朱彝尊、马国翰以及近人江右瑜、张固也、黄觉弘等人都对其进行过辑佚工作.乾隆间,孔广栻曾辑得《春秋折衷论》一卷,然历代学者都没有利用这一成果,以致重复劳动.孔广栻辑本所据底本为杨昌霖初辑大典本《春秋会义》的录副本.辑佚的时间不早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孔广栻辑本是最早利用《春秋会义》对《春秋折衷论》进行辑佚的,且体例科学,可补今世辑本之阙讹.
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是清代后期重要的校勘学著作,在《史记》校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次校刊参酌众本,工作量较大,仅凭张文虎与唐仁寿二人之力,《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难免会存在一些讹误.用参校本之一的评林本《史记》与其中相关校勘记进行对比细读,可以发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存在因《史记评林》版本产生的讹误,因错校、漏校产生的讹误.
由于相关典籍的亡佚,以及对史料记载的不同理解,黄伯思所撰《古器说》《博古图说》《秘阁古器说》与《博古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议的话题,尚无定论.本文在厘清黄氏三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黄伯思生平履历,对其著作与《博古图》的关系进行了考述.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禅宗僧侣的往来交流频繁而密切,直接促成了宋元禅僧墨迹在今日日本的大量保存.针对这批数量巨大、藏所分散、类型特殊的珍贵文献,当代中日学人皆有力求全面的关注、搜集与整理成果,既揭示了墨迹资料之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为学界的参考、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文主要围绕《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一书中的宋代禅僧墨迹,辑录《全宋诗》失载的僧诗作品,并结合总集编纂的具体实践,就墨迹文献在与传世典籍的内容对比中所体现的校勘、考证价值,略做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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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多处校改《说文》篆形,颇为清人诟病.近一百余年,古文字资料大量涌现.依据与段氏改篆相合的古文字字形,学者往往转而赞同段改.但在利用出土文献校勘篆形的同时,却往往掉入轻改古书的陷阱.本文从“昏”“磨”两个典例出发,试谈《说文》篆形的校勘原则.
本文利用大量资料,分四部分对宋代著名诗僧道潜的籍贯、俗姓、字号、生卒年、所属佛教宗派法系及弟子、获罪编管兖州等生平事迹加以深入辨析考述,并分析阐述其获罪与当时新旧党争及苏轼相关,呈现出其生平与苏轼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的一些不同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