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驻美首任大使柴泽民老人说:“经过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却并不够。在不少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还是赛珍珠笔下那个老样子。所以我经常讲,要欢迎更多的美国人来中国旅游,多看看,多走走。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样,对中国的了解或许会更真切,更准确一些。”柴老的言谈话语中仍念念不忘当初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对外宣传,善于通过像埃德加·斯诺那样的外国记者之口来进行对红色根据地实况的扩大宣传。正是这种努力,引起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关注,揭露了反动派的腐朽没落,对于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他说:“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提升到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還需要悉心维护,因为在新形势下它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凡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不愿看到中美关系停滞发展。我们怀念斯诺,然而,进一步促进中美关系,需要结交更多像斯诺那样的朋友。”
　　斯诺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出版商的小康家庭。他从小勤奋好学,9岁时便习惯于利用课余打工,当过报童、铁路工人和印刷厂学徒工。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先后在《星报》和《太阳报》社担纲纪者,在22岁时又以海员身份游历南美和日本等世界许多地方。1928年斯诺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兼《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1933年他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在上海租界区通过美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结识了宋庆龄,由于共同的志趣和观点成为好友。他尊称宋庆龄为“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则称他为“最诚挚的朋友”。
　　斯诺在中国一呆就是13年。他采访过像孙科那样满身洒着香水,满嘴吹着牛皮的国民党大员,亲自闻到了那些发着国难财的脑满肠肥蛀虫们的恶臭;在绥远他采访过夺去几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目睹成群结队的老鼠啃噬着无人照管的伤兵肌肤的惨状;在这片流血的大地上,他历经的无数事实告诉他,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正在为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长驱直入的战机;苦难的中国人民急需世界的了解和国际的支援。当他看到腐朽的统治已被人们所唾弃,人们正在觉醒,起来革命,他听说中国的希望在陕北,在延安,于是萌生了只身西行的强烈欲望。1936年4月,斯诺为了实现去陕北苏区的心愿,带着一封中共北方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用隐形墨水写的致毛泽东的介绍信,专程赴上海求助于宋庆龄。当时还有一位决心参加红军为中国抗战效力的美国热血青年马海德,他也想寻找这块革命圣地。宋庆龄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冯雪峰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代表中央表示欢迎,并指示冯作具体安排,冯则指令党内秘密交通董健吾化装成“王牧师”护送两人,途径西安并取得东北军的掩护,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戏剧般地进入了陕北苏区。陕北方面对于斯诺一行也给予极大重视,专门派出得力干将刘鼎和邓发前来接应以防闪失。
　　在陕甘苏区中心安塞县白家坪前敌指挥部的窑洞里,一位留着茂密胡须、面庞瘦削的红军将领接见了斯诺和后来成为著民医学专家的马海德。他操着并不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恩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在这里,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接着周恩来亲自为斯诺安排了92天的旅程。可是对于斯诺来说,他非常急迫地想见到那位传奇式的、被蒋介石悬赏25万大洋捕捉的红军“匪首”毛泽东,周恩来微笑地答应了他的要求。3天后,斯诺便随身带上那封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还有一张周恩来为其准备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草图,兴冲冲地骑着马向保安进发。
　　后来改为志丹县的保安县,曾经是革命先烈刘志丹将军闹革命的地方。当时是陕北红军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注视着这块红色的土地。而今,一位美国记者被一个强大的诱惑力所吸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来这里寻找“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头号新闻”,尽管必须经历千难万险,但他决不放弃这个现代新闻史上无与伦比的大好采访良机。
　　马克·吐温曾经给记者下过一个定义:“记者是时代大船上立于桅杆之顶的瞭望者。”斯诺正是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的瞭望者,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中国的前程。他毫不迟疑地奋勇奔向这块红色土壤,去捕捉难能可贵的战机。确实,机遇总是为有备而来的人准备的。他在去陕北采访前,特地准备了80多个问题,毛泽东就是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同他进行了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包括许多讳莫如深的内容。这正应了中国《礼记·学记》中所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正因为斯诺“叩之以大”所以反响大鸣,说明他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这是衡量一个记者成功与否的基本功。
　　就这样,毛泽东同这个美国青年记者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斯诺也是他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美国人。这位比自己年长14岁的红军领袖竟是那么和蔼可亲,又是那么博学强识,以至每次同他接触和谈话,都像是在聆听一堂津津有味的课程,更像是在接受一次心灵的洗涤。你看他幽默的语调,生动的比喻,加上那惟妙惟肖的手势,真让你听得忘情,听得入迷,听得不想离开窑洞,尽管那橘黄色的灯光早已被熹微的晨光所代替,两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促膝长谈。在这里,毛泽东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衣领上系着两块红色领章,他抽着土纸卷的烟卷,套间的里屋可以瞥见摆设着同他妻子那张用两扇门板拼架而成的双人床。他目光如炬,举止从容,文韬武略,语锋犀利,以其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征服了眼前的采访者,使他们成为心灵互通的莫逆之交,一辈子都在相互牵挂之中。
　　斯诺钦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说:“毛泽东对中国大地和这块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农村,行程万里。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对此产生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有晚间工作的习惯,一到夜幕初垂他便劲道十足地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从政治经济到历史文化,再从三皇五帝到敌我双方,博引旁征,无所不知,兴致所至,眉飞色舞,有时竟还站立起来用手势加强语气,眼前呈现的是一个活脱脱的雄辩战略家。
　　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窑洞里的预言家”,他观察和分析事物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入木三分。他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以日本失败、中国胜利而告终。但是要争取这一前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奋起。而诸条件中全中国的大联合是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因素,我们争取国际援助,但即使没有外援,中国的抗战也将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还面对斯诺激情满怀地朗诵起他所写的著名诗篇《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通过10多天的单独采访,斯诺不仅充分了解了中共的战略方针、政策和策略,而且通过彻夜长谈,他得到了毛泽东从幼年到参加革命后的人生历程,从而掌握了这位伟人最为完整的自传体资料,这个巨大而意外的收获令斯诺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在保安逗留的40多天里,他亲眼看到了在这块播种着红色种子的土壤上,人们自由地、欢畅地过着平等而简朴的生活。那里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乞丐、盗匪,那里男女平等,教育免费,红军战士和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呵咳咳伊个呀嗨……”他也同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人们一样,每天兴高采烈,穿起灰色军装,骑着战马随西征军队走向陇东和宁夏去领略前线的风光,他用摄影镜头捕捉了这群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战士和百姓的生动画面,这是中国红军时期留下的唯一宝贵电影资料。
　　当斯诺过了这段使他终生难忘的“赤匪”生活,恋恋不舍地离开保安,秘密回到他的住地北平的第二天,他从美联社的电讯稿和朋友的来电来信上,获悉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消息,有的说“斯诺被中国的赤色分子处决了”;有的说“斯诺夫人海伦在新疆被土匪杀害”;有的又说“斯诺惨死甘肃”;还有的说“斯诺夫妇在大西北遇害”。盔甲厂13号的电话整天不绝于耳,国民党特务造谣滋事的恶作剧令斯诺夫妇怒发冲冠,忍无可忍,他们决定奋起反击,一边在由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用事实揭露特务们蓄意制造“神秘之死”的恶劣行径,一边加紧撰写西行报道。同年11月14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先声夺人,以长达10页的篇幅率先发表了斯诺的力作《毛泽东访问记》,并在醒目处刊登了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那张飒爽英姿的照片。这简直是爆炸性的头号新闻!石破天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斯诺的报道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信心和力量;他也向世界不明真相的人们传达了正确的信息。这当然会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非常头痛。于是,他们出动宪兵、特务、警察等大批鹰犬,什么“盖世太保”,什么“蓝衣社特务”和一切青红帮、地痞流氓都纷纷出笼,有的进行威胁,扬言要吊销斯诺的记者证;有的造谣中伤斯诺是“罗斯福的密使”,是“领取卢布的苏联间谍”。为了回击这些嚣张的反动气焰,斯诺再接再厉,连篇累牍地以通讯和特写的形式继续发表苏区的访问记。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头版专栏加以刊登,并聘请斯诺作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大美晚报》《新共和报》《亚洲》《亚美》和《太平洋事务》等报刊竞相登载30多篇。新创办的美国《生活》画报还创记录地一次刊登了斯诺在红色苏区摄制的75张照片。从照片上反映出的各种阳光灿烂、丰衣足食的镜头,足以揭穿反动派蓄意制造的欲将共产党妖魔化的诸如“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种种谎言。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斯诺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它的英文名字便叫《Red Star In China》。这本经典著作使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山沟走向世界”。翌年2月,中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为避免日寇和反动派的作难,原书书名改为带中性的《西行漫记》,而且一版再版,十分畅销。此书出版正好赶上如火如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岁月,它随着弥漫的硝烟而风靡世界各地。它陆续被翻译成德、法、俄、意、日、西、葡、蒙、荷和瑞典、印度、哈萨克以及塞尔维亚等文字,大大鼓舞了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们,使他们看到东方战场胜利的的曙光。中国本土的人民看了斯诺的报道,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不会亡!不信,你看西北的红军和共产党!”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呀!”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完这部著作后,曾先后于1942年、1944年和1945年3次接见斯诺,还亲自推销斯诺的书。斯诺在书中的观点还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对华政策。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红色苏区的描绘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那样的光彩夺目,他欣喜若狂地说:“中国在这最紧要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力量,找到了重振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斯诺夫人海伦说:“斯诺因此成了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确实,斯诺以他的神笔粉碎了“赤匪神话”,从而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尊敬。毛泽东称赞斯诺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当斯诺离开苏区时,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欢迎他以后再来。毛泽东还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到美国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还想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畅游一番哩!”
　　毛泽东的访美愿望虽然成了未了情结,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斯诺却仍然以各种报刊记者的身份多次来到中国采访,辛勤地在太平洋两岸传递信息。他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度访华时,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款待。特别是最后一次,欣逢国庆佳节,10月1日,斯诺作为嘉宾登上了天安門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领受了何等殊荣。10月8日,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一场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对话,让斯诺直接传递信息,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这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也是像当年为斯诺提供“自传”信息一样,没有告诉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透露给一个外国记者,这不能不说是缘分,是毛泽东对斯诺情有独钟。一国首领以自己独特的审视力对一个有备而来的记者寄以了无限的希望和信任,而斯诺则没有辜负这番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慧眼识英才,造就了一代名记,使斯诺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毛泽东同斯诺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他们的友谊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不忘老朋友”的。在斯诺因受到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移居瑞士时还经常得到中方的关心和照顾。在他生病期间,毛泽东命周恩来专门派遣了一个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疗小组前往日内瓦。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中南海进行历史性会晤的一周前,斯诺含笑在瑞士日内湖郊区的埃辛斯村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竭尽最后余力呼唤:“我热爱中国!”并留下遗嘱要把骨灰埋在中国。
　　而今,在碧波荡漾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那些青春勃发的莘莘学子常常三五成群,徘徊在斯诺的墓碑旁。这里长眠着一座“中美人民间的活桥梁”,他生长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因受到中国革命的感染而奔赴红色根据地,以追求自由同向往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付诸行动,敢冒风险,最后写出了轰动世界的作品,这就是他人生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