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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把握好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不仅仅要了解汉代之儒的创新，更要知道他对先秦儒学思想的继承，这是汉代儒学教学不可
忽视的一面。要较好地理解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的相因继承，不可不知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状态及董仲舒的思想渊源，而“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关键词】汉代儒学；继承；先秦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7-0198-01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主线非常清楚，儒家思想从产生到发展的演变过程。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几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成为汉代儒学的教学重点。但很多学生在学习汉代儒学这一课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困惑，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新儒学，是儒学吗？就连相当多的老师也说不清它继承了先秦儒学哪些思想？因此，要把握好“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不仅仅要了解汉代之儒的“新”，即创新，更要知道他的“旧”，即继承，这是汉代儒学教学不可忽视的一面。如何较好地理解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的相因继承，笔者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对于先秦之儒，由于教材叙述较为简单和零散，教师把重点放在了讲述“仁”、“礼”的具体内容上，甚至对重要内容的“礼”也常常忽视，学生所了解的先秦儒学仅仅是“仁”、“仁政”、“德治”等，对于先秦儒学的“常道”知之甚少。关于先秦儒学的教学，有必要突出先秦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这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的基础，也是理解汉代儒学的基础。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他们在政治观点或哲学观点方面，尽管有差别和对立，但都保留了孔学的基本精神。（1）宗师孔子，视其言行为最高准则；（2）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儒家依托五经为基本典籍，有明确的知识基础，凡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就是“儒”；（3）以礼为行为规范。礼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儒学里，“礼”的内涵极为丰富，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4）以仁为思想核心。礼属行，“隆礼”是儒学的表层结构，“贵仁”才是儒学的思想核心。（5）以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强调以知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所以，他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总之，儒家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道德修养，讲究伦常规范、社会秩序。
二、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状态
秦朝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汉初黄老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儒家状况如何，教材交代不多，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学生会有一种儒学由被禁止到突然崛起的感觉，这显然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
秦朝焚书并没有针对儒家，而是“百家”之书，并且所焚之书只是民间私人所藏的书籍，而由博士们掌管的《诗经》、《尚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秦代儒学并没有被中断，一直有研习和传授入儒学的儒者。但這种运用国家暴力对思想文化的干预，毕竟阻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西汉初年，诸子百家又复兴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即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这一禁令的废除，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的复苏。虽然汉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优势的是道家，但统治者也重视制礼作乐，规定朝仪，利用儒术来装饰门面。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有利于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形成，儒学逐步重新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和政治势力。这为它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的可能性。
三、董仲舒的思想渊源
董仲舒出生于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年）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专心，在青少年时期已博览先秦诸子，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传世的儒家经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研究。由于董仲舒学业专精，学识渊博，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公羊春秋》是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儒家经典六经之一，荀子认为，六经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圣人治人治世的原则和道理，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诗》言志；《礼》言行；《乐》言和；《春秋》阐发“百王之道”，只不过是通过对一些隐蔽行为的分析、记述和价值判断来体现的，它着力揭示的是历史的行动者在其行动轨迹中哪些符合百王之道，哪些背离百王之道。一切历史都可以归结为思想史，公羊春秋派认为，孔子依据鲁国历史所作的《春秋》虽然文字简略，却常常用一两字表示褒贬，有“大义”存乎其中。《公羊春秋》从《春秋》中将这些“大义”发掘出来加以阐明。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仍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并没有大的兴趣，董仲舒更多时候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在这期间，他结合社会现实，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各家学说思想，初步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儒学地位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内在条件。
四、《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董仲舒是通过三次对策来阐述他的儒学思想的，要了解董仲舒新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哪些精神？三次对策的内容不可不知。
第一策：汉武帝主要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在第一次对策中认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但同时没有忘记对君权的制约与限制，这个制约着就是神秘而无所不能的上帝（天），只要君主替天行“道”，顺应天意，神灵就会保护君主万世一系。“道”是什么，“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从第一策董仲舒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在武帝的命题范围内，阐发着他的儒学思想。（1）儒家经典《春秋》，是他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春秋》虽是一部编年史，但在字里行间都寓有褒善贬恶的主观价值取向，书中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他以五行相胜之义，推断《春秋》中记载的灾异是对那些事的回应，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强力的组合起来。（2）他顺着武帝的思路论证了君权的神赋性，但同时以“天道”、“天意”制约与限制君权。要求君主尊先王之道，行仁义礼乐。（3）通过回答“灾异之变”和“性命之情”要求统治阶级“积善累德”、重德远刑等，德是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这样社会风俗才会改良和进步。在第一次对策结束部分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两条建议：（1）兴教化，导民以仁；（2）真正实行古圣王之道，废除因袭秦朝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体系。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认为，禹舜垂拱无为，是因为前有尧“天下和洽”的基础；文王“日昃（斜）不暇食”，则因为有纣王“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的社会败坏。故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旗黄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在此，董仲舒的目的在于强调“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对武帝“非文无以辅德”命题的肯定。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此处明显体现了董仲舒对周代文德的颂美。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关于“士素不励”，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长吏不明”，他说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
从董仲舒第二策回答中可以发现，他所阐发的儒家精神有：（1）儒家积极有为，乐于进取的精神。（2）要求帝王重人文教化，以德为主，使民众百官都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和道德规范。（3）兴太学，学习儒家经典。（4）任贤任能，使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
在第三策中，武帝认为董仲舒前两次对策“文采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即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征”。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根本条件不变，道亦不变。如果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道完全应该损益变革。董仲舒之所以提出损益变革的思想，主要基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社会分配不公，而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一方面是统治政策使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社会的价值体系。所以董仲舒建议必须尽早进行政策调整，并且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在第三策的应对中，他再次把人事政治和天道运行结合起来，以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突出人的教化、培养的重要性。同时希望汉武帝参照历代圣贤成功的例子，对祖宗之法有所变革。特别是在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方面，他提出了一个明确划一的指导原则，即儒家伦理和儒家精神，认为其他各家思想与要重建的社会价值提都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董仲舒结语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当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益于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这说明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的思想学说由醇儒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但通过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我们会发现始终贯穿着对《春秋》及儒家圣贤思想正义性的强调，这种强调恰恰是对先秦儒学基本精神的继承。
作者简介：杨亚丽（1971.1-），女，汉族，安徽省宣城市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
忽视的一面。要较好地理解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的相因继承，不可不知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状态及董仲舒的思想渊源，而“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关键词】汉代儒学；继承；先秦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7-0198-01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主线非常清楚，儒家思想从产生到发展的演变过程。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几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成为汉代儒学的教学重点。但很多学生在学习汉代儒学这一课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困惑，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新儒学，是儒学吗？就连相当多的老师也说不清它继承了先秦儒学哪些思想？因此，要把握好“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不仅仅要了解汉代之儒的“新”，即创新，更要知道他的“旧”，即继承，这是汉代儒学教学不可忽视的一面。如何较好地理解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的相因继承，笔者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对于先秦之儒，由于教材叙述较为简单和零散，教师把重点放在了讲述“仁”、“礼”的具体内容上，甚至对重要内容的“礼”也常常忽视，学生所了解的先秦儒学仅仅是“仁”、“仁政”、“德治”等，对于先秦儒学的“常道”知之甚少。关于先秦儒学的教学，有必要突出先秦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这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的基础，也是理解汉代儒学的基础。
孔子而后，儒分为八，他们在政治观点或哲学观点方面，尽管有差别和对立，但都保留了孔学的基本精神。（1）宗师孔子，视其言行为最高准则；（2）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儒家依托五经为基本典籍，有明确的知识基础，凡是在五经中获得知识，并以五经的解释阐发为业就是“儒”；（3）以礼为行为规范。礼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儒学里，“礼”的内涵极为丰富，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4）以仁为思想核心。礼属行，“隆礼”是儒学的表层结构，“贵仁”才是儒学的思想核心。（5）以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强调以知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所以，他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总之，儒家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道德修养，讲究伦常规范、社会秩序。
二、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状态
秦朝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汉初黄老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儒家状况如何，教材交代不多，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学生会有一种儒学由被禁止到突然崛起的感觉，这显然割裂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
秦朝焚书并没有针对儒家，而是“百家”之书，并且所焚之书只是民间私人所藏的书籍，而由博士们掌管的《诗经》、《尚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秦代儒学并没有被中断，一直有研习和传授入儒学的儒者。但這种运用国家暴力对思想文化的干预，毕竟阻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西汉初年，诸子百家又复兴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即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这一禁令的废除，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的复苏。虽然汉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优势的是道家，但统治者也重视制礼作乐，规定朝仪，利用儒术来装饰门面。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有利于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形成，儒学逐步重新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和政治势力。这为它上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的可能性。
三、董仲舒的思想渊源
董仲舒出生于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年）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专心，在青少年时期已博览先秦诸子，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传世的儒家经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研究。由于董仲舒学业专精，学识渊博，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公羊春秋》是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儒家经典六经之一，荀子认为，六经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圣人治人治世的原则和道理，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诗》言志；《礼》言行；《乐》言和；《春秋》阐发“百王之道”，只不过是通过对一些隐蔽行为的分析、记述和价值判断来体现的，它着力揭示的是历史的行动者在其行动轨迹中哪些符合百王之道，哪些背离百王之道。一切历史都可以归结为思想史，公羊春秋派认为，孔子依据鲁国历史所作的《春秋》虽然文字简略，却常常用一两字表示褒贬，有“大义”存乎其中。《公羊春秋》从《春秋》中将这些“大义”发掘出来加以阐明。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仍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并没有大的兴趣，董仲舒更多时候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在这期间，他结合社会现实，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各家学说思想，初步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儒学地位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内在条件。
四、《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董仲舒是通过三次对策来阐述他的儒学思想的，要了解董仲舒新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哪些精神？三次对策的内容不可不知。
第一策：汉武帝主要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在第一次对策中认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但同时没有忘记对君权的制约与限制，这个制约着就是神秘而无所不能的上帝（天），只要君主替天行“道”，顺应天意，神灵就会保护君主万世一系。“道”是什么，“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从第一策董仲舒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在武帝的命题范围内，阐发着他的儒学思想。（1）儒家经典《春秋》，是他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春秋》虽是一部编年史，但在字里行间都寓有褒善贬恶的主观价值取向，书中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他以五行相胜之义，推断《春秋》中记载的灾异是对那些事的回应，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强力的组合起来。（2）他顺着武帝的思路论证了君权的神赋性，但同时以“天道”、“天意”制约与限制君权。要求君主尊先王之道，行仁义礼乐。（3）通过回答“灾异之变”和“性命之情”要求统治阶级“积善累德”、重德远刑等，德是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这样社会风俗才会改良和进步。在第一次对策结束部分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两条建议：（1）兴教化，导民以仁；（2）真正实行古圣王之道，废除因袭秦朝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体系。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认为，禹舜垂拱无为，是因为前有尧“天下和洽”的基础；文王“日昃（斜）不暇食”，则因为有纣王“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的社会败坏。故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旗黄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在此，董仲舒的目的在于强调“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对武帝“非文无以辅德”命题的肯定。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此处明显体现了董仲舒对周代文德的颂美。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关于“士素不励”，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长吏不明”，他说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
从董仲舒第二策回答中可以发现，他所阐发的儒家精神有：（1）儒家积极有为，乐于进取的精神。（2）要求帝王重人文教化，以德为主，使民众百官都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和道德规范。（3）兴太学，学习儒家经典。（4）任贤任能，使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
在第三策中，武帝认为董仲舒前两次对策“文采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即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征”。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根本条件不变，道亦不变。如果外在条件发生了变化，道完全应该损益变革。董仲舒之所以提出损益变革的思想，主要基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社会分配不公，而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一方面是统治政策使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社会的价值体系。所以董仲舒建议必须尽早进行政策调整，并且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在第三策的应对中，他再次把人事政治和天道运行结合起来，以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突出人的教化、培养的重要性。同时希望汉武帝参照历代圣贤成功的例子，对祖宗之法有所变革。特别是在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方面，他提出了一个明确划一的指导原则，即儒家伦理和儒家精神，认为其他各家思想与要重建的社会价值提都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董仲舒结语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当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益于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这说明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的思想学说由醇儒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但通过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我们会发现始终贯穿着对《春秋》及儒家圣贤思想正义性的强调，这种强调恰恰是对先秦儒学基本精神的继承。
作者简介：杨亚丽（1971.1-），女，汉族，安徽省宣城市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