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则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新闻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关注。这所著名学府要举行持续150天的150周年校庆活动，声称“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有评论称反思或者自我批判精神为大学的精髓所在，说中国大学有必要重建反思能力，还有评论进而指称整个中国教育都缺乏反思能力。至少远程教育领域看来也是如此，各方面似乎都更热衷于“把成绩讲足”，反思或者自我批判往往“阙如”。尤其是对政府部门决策及措施的成败得失更是“欲说还休”，“把问题谈透”的努力显得很有些“不合时宜”。都说没有真正的反思，教育改革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这种“失语”状态恐怕不是好兆头。
　　 本刊卷首曾谈及莫尔关于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远程教育的观点，说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通过历史研究，能更好认识远程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些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经验教训——比如国家、机构或者部门的决策对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哪些决策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这里强调对于政府部门相关决策及措施的反思，一是我国远程教育这些年取得巨大发展，政府部门作为无可置疑的最大“推手”功不可没，但对于存在的问题同样负有责任，许多关键问题要想解决还得靠政府行为；二是政府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主导”，深入讨论远程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即使只从学术层面考虑也是很有价值的课题。
　　 《教育规划纲要》是在谈到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时，强调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政府在终身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个全球性的课题，各国基于不同国情自然有不同的政策选择。研究表明，终身学习对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国政府在终身学习的组织、管理及资金投入等方面扮演的角色在进行深层次的转变。有学者还指出，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不是在现行学校教育制度顶部“加上”成人和继续教育，而是国家在整个教育制度发展途径上的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调整。看来，政府在终身学习中扮演的角色，至少不能简单移植在传统学校教育中的角色。我国政府部门恐怕还没做好准备，还得有个充满冲突甚至伴随着痛苦的探索过程。
　　 事实上，政府在传统学校教育中的角色也正发生变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正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政府要向学校放权，包括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在远程教育领域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中央要向地方放权，对于越来越以“跨地域”直至“跨国境”为特征的远程教育会有什么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都有些敏感，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以“欲说还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