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无疑是软件业发展的不二之路。但现实情况是，近7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软件政策的制定，还是地方对发展软件业的定位，始终处于摇摆与振动中。这使中国软件业，特别是中小软件企业的创新举步维艰。
　　
　　软件业的内患与外困
　　作为国家确定优先发展的战略性先导产业，2006年软件业完成销售收入逾4000亿元，但这里究竟有多少自己的东西？
　　从产业格局看，全球90%以上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软件及网络浏览器等基础软件和大部分通用套装软件、高端软件产品被美国所垄断，绝大部分产品标准的控制权也掌握在美国手中。
　　中国软件产品仍处于低端加工装配阶段，利润空间狭小，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7%，远远低于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5%的利润水平。
　　同时，软件企业过小过散问题突出。到2005年年底，中国认定的软件企业超过12000家，仅中关村就有20多万软件从业人员。但这些软件企业软件开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各自为战，互相竞争，在国际舞台上缺乏整体品牌和形象。企业过小、过散还导致我国软件企业短期行为严重，抗风险能力差。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久前北京市社科院中关村研究中心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06中关村发展蓝皮书》披露，由于融资困难和大企业拖欠货款，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关村中小软件企业不能按时发工资。
　　据一家为中石油、中石化提供石油加工设备的小软件企业反映，接到订单，公司只能取得20%到30%的项目款，设备送上油田可以取得40%到50%的项目款，此后，要等油田所有设备到位，调试完成后，才能取得剩下的款项，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流动。
　　事实上，中国软件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7%的尴尬现状，还直接引发了“中国软件企业依赖退税生存”的说法。
　　那么软件业的外部环境又如何呢？2000年后，各地展开了一场大建软件园的风潮，并形成一股“国家十大重点软件园”的争夺战，广州、深圳、大连、江苏等城市均加入了竞赛，其目的是把软件园作为城市高科技发展的杠杆指标。
　　但是与此相悖的是，在这些国家重力打造的“重点软件园”中诞生的上规模的软件企业至今屈指可数。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发展软件产业，忽略了软件产业发展，对土地、空间、能源要素非常不敏感，政府为企业“盖房子”不能解决软件企业的根本问题，但是各地政策就是喜欢“盖房子”。
　　各地政府在发展软件产业时发生了“引导性”的错误。因为与大建软件园的狂热相比，中国发展软件产业的真实要素环节却处于缺失状态。
　　首先是人才缺失。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相应大学及研究机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软件业需要的人才结构。
　　可以说，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原因之一是大学教育水平不同。Google中国区负责人说：“美国排名第一的高校教学质量可能是排名第50的5倍，但在中国却相差好多倍。”因此，尽管中国每年毕业许多高水平工程师，但程序员的平均水平却不如美国，特别是面临较困难的设计时要求具备创新意识。
　　其次是不成熟的需求市场给软件产业造成伤害。比如，金证科技的证券类软件面临不少政府或国企背景下的券商客户，这些客户中不少对系统维护与接受付费服务的意识长年没有提高，从而使原本由政府采购和企业信息化给软件业带来的巨大机会，从“动力”变成了“阻力”。
　　
　　软件扶持政策摇摆不定
　　深圳市茁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数字电视嵌入式软件研发。2005年，创办多年的茁壮网络终于搭上了中国发展数字电视的顺风车，摆脱了亏损。
　　但是，就在这个公司首现盈利的年底，国家财政部一纸通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使茁壮网络面临新的财务困境。
　　《通知》第十一条“关于计算机软件产品征收增值税有关问题”规定：“嵌入式软件不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即通常所说的‘十八号文’）规定的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软件产品”。也就是说，嵌入式软件从此将从享受“18号文”规定的3%增值税的“特权阶层”，回落到17%法定利率增值税的“平民阶层”。
　　这让原本已经长期疲弱的中国软件业再次陷入一个悖论：以软件产值及出口值长期处于全国首位的深圳为例，虽然2006年深圳市软件产业总收入达到750亿元，同比增长34%，占全市GDP的贡献超过11%，软件出口约29亿美元，出口值居全国首位，但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作为全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与出口基地的深圳，其软件产值当中，有超过60%部分为硬件产品配套的嵌入式软件。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通知》背离了中国软件业的实情，消解了“18号文”的意义。徐国胜认为，“18号文”与国家税收政策存在的悖论给企业带来了困惑，一年多以来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17%增值税对一个软件企业意味着什么？”一些中小软件企业人士表示，“如果说50%毛利的企业，17%的增值税意味着每销售100块钱，要交8.5元的增值税，这对高科技企业是不合理的。
　　“软件不是实体，是知识产品，投入主要在人、在研发。”他们认为，如果嵌入式软件按照一般机械产品的17%标准增收增值税，“就等于将知识和人的投入视同为与钢和铁等硬件采购等值的投入”。
　　的确，中国2000年以“18号文”的形式给软件企业开了个特权的口子，国家重视程度是足够的，但是政策部门间的协调难题让好的政策变得大家没办法去享用，从而成为影响产业的系统性问题。
　　
　　软件业出路何在
　　外资软件公司大力渗透中国，不再简单地使用产品、技术和市场手段，而利用资本优势全方位渗透的趋势开始突显。
　　所以今年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的用友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在递交的个人提案中特别强调，要谨防国际寡头企业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控股或收购的方式吞灭中国软件业的“龙头企业”。
　　但是，就中国软件产业的现状来说，的确不容国人乐观，不管是抄袭而来的麒麟，还是依然被国人奉为经典的金山红旗，我们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现实：面对国外软件强人的强势进攻、占领和打压，我们的国产软件还能撑多久？尤其是当我们的软件行业重点转向所谓的“外包”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国芯”的支柱型软件产品和品牌？
　　所以，虽然中国软件市场发展迅速是不争的事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拼搏，软件产业已有了一定的家底，但大多企业技术储备及基金积累还很匮乏，国内软件企业始终没有脱离高风险、低回报，高投入、低产出的经营模式，无法跟上世界软件技术发展的潮流。中国软件业的规模化还远没有形成，大都停留在“求生存”的境遇之中，还没有到“求发展”的阶段。
　　笔者认为，中国软件企业需要找寻新的产业拉动力。根本的出路，第一，依靠内需市场的拉动，软件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首先满足国内信息化的需求，在中国的市场站住脚。第二，要走出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能力走出去。国内的软件企业既要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同时也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因为软件是国际性的产业，其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每一两年就有新的技术更新换代。不走国际化的道路，不可能发展，不开拓国际市场，产业增长就会受到抑制。
　　有数据表明，在未来5-10年内，中国政府IT采购将达1500-2000亿元之巨。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五年仍有增长空间，国内软件市场空间会很大。即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采购市场依然受《政府采购协议》约束，此领域市场并未完全放开。这将是中国软件业发展极重要的一块市场。
　　从中国软件产业状况看，操作系统层面基本被微软等国外企业垄断，国产软件在这个领域缺乏竞争力，但随着以Linux为代表的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发展，为发展基础软件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支撑。
　　中国的软件供应商一定要提供能够体现客户价值的、不可替代的软件。换句话说，就是提供能为客户赚钱的软件，只有帮客户实现其核心价值的软件，才能真正得到认可，现在大多数软件企业还做不到这点。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要苦练内功，在不断寻求新道路的同时提高自身的能力。
　　事实上，事情都是两面的，现在出现利润率走低的情况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而困难出现的时候恰恰也意味着转机，这给中国软件行业提了个醒：是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长期以来，国内管理软件厂商的强项在渠道把控能力上，而国外企业在于核心产品优势。当越来越多的国外公司利用成熟的产品加上资本武器收编国内中小规模管理软件厂商获得渠道能力后，势必对中国主流管理软件厂商造成威胁。
　　资金的干涸状态，已经使很多国内软件公司绷不住劲了。而外资砝码则不断加大，这更加令中国软件企业到了难以抗拒诱惑的地步。
　　在利用外资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如何坚持不丧失创新能力，坚持不要丧失自主权，这也许是中国软件企业更要思考的命题。
　　最后要指出的是，尽管软件行业已经很大并很成熟，不过仍有许多细分和开发不足的市场供中国公司去关注。通过并购以及有目标地发展，中国公司能够去发现和占领那些相对未被瓜分的市场。投资将是巨大的，不过回报亦然。
　　“在过去十年中国软件发展中，为了保护国产软件企业发展，我们在声势和政策上，习惯了偏向国产软件，鼓励采购国产软件的心理，打倒微软‘霸权’。”一位民营软件企业家表示，“而到今天我们需要把心态改成如何和微软合作，同时保护自己的WPS产品不灭亡。”
　　言外之意，下一个十年，国产软件发展更要靠自身实力以创新求发展，而不是过分依赖政策的扶持。这也是中国软件业的最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