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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往往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面貌各异。一部美国新闻史在不同的叙述主体的阐述中出现多个版本。如何拨开历史的迷雾，近乎客观地还原本体并认识造成差异的原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新闻史》《探索新闻》两部叙述风格迥异的著作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叙述，剖析诸多差异产生的原因，试图更加立体多元地理解一段逝去的历史。
关键词：解释性研究；社会学角度；自由民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066-02
一、引 言
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传播媒介解释史》是美国新闻史解释性研究的代表著作。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舒德森的《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则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变迁史，其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1]。
这两本美国新闻史书研究对象皆为美国新闻史，然无论是框架结构、论述重点都大相径庭但一直以来并行不悖，还被奉为“圭臬”。笔者选择二者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来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讨论的是不同立场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可能性，他们各自达到的境地和限度，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
美国新闻史上的便士报是在1830年代兴起的，在那段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经历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农业经济向商品化阶段迈进的历史性变化[2]。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份便士报《纽约太阳报》。
二、埃默里和舒德森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
1. 叙述方式的不同
埃默里在讲述完便士报出现之前政党报的样态之后，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紧接其后。书中介绍了本杰明·戴创办这份报纸的详细经过以及《纽约太阳报》获得成功的原因，报道风格等。在此书中它与《纽约论坛报》《纽约前锋报》一样是处于同等地位的。他们都是美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环节出现的。
舒德森则没有对《纽约太阳报》的描写可谓惜墨如金。在介绍便士报革命时，他按照逻辑的顺序首先介绍便士报革命，然后介绍其原因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并用班乃特的《纽约前锋报》作为例证，介绍了便士报的社会定位，最后得出结论。他不是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罗列、解释，所以《纽约太阳报》在他笔下只是作为论证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的例证材料。也就是说《纽约太阳报》不是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的叙述主体，只是证明观点的史料。
2.运用史料的不同
埃默里对《纽约太阳报》首先是介绍创办人本杰明·戴本人的经历和他创办《纽约太阳报》的原因。“穷途末路之际，戴决定办一张报纸来挽救自己每况愈下的零星印刷生意。[3]”然后详细介绍《纽约太阳报》的内容、版面特色。“该报有四版。每版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2/3，头版分3栏，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报道内容主要是当地发生的事情及暴力新闻，取材大多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读起来饶有趣味。[3]”关于《纽约太阳报》的特色，又引用了当时刊登的“人情味”新闻作品来佐证。所有这些都是力图把1830年代的《纽约太阳报》的全貌展示在读者面前，通过对它各个方面的描述让读者对它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认识。
舒德森则不是对《纽约太阳报》做全景式的概述，而是将其分割，逐渐呈现它的面貌。比如在说到便士报的经营之道是以大发行量吸引广告时，举了“拜荣在1834年至1835年冬天迁居纽约，便是在《纽约太阳报》的求才专栏里找到商业征信所的工作”。这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当时的《纽约太阳报》设有求才专栏，而且有很强的社会实际意义。又如在书中便士报革命原因的科技论点时说“是便士报将蒸汽印刷机引进美国报界，而不是因为有了蒸汽印刷机才有了便士报”。“《纽约太阳报》以手工操作的平台印刷印制它的创刊号，一小时才印两百份……到了1835年，当《太阳报》成为全美第一家买进蒸汽印刷机的报纸后，它的报份已增至近两万份”。这又从技术方面按暗示了当时《太阳报》的进步。我们从“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便士报”这一章中可以找到不少对《纽约太阳报》从各个不同角度描述的只言片语，我们只有把他们拼起来时才会得出对它一个立体的认识。不仅有办报理念、经营形式还有技术方面的情况。虽然他们在文中是零散的，但是又不是毫无关联的。
这种叙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纽约太阳报》的解读更加深刻，无形中会受到它例证所论述的观点的影响，不再满足于粗浅地了解这份报纸的创办年月、创办人、内容特色等细节，而力图在此基础上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是什么使他成为这个样子，还有他在以后的历史中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我们还可能会触类旁通的想到其他的便士报，这样我们把握的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份《纽约太阳报》而是诸如此类的许多便士报。
从对微观的《纽约太阳报》论述的差异中，可以想象对于美国新闻史宏观上的把握两者会有多大的差异。找到这些差异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差异产生的原因更具意义。
三、造成《纽约太阳报》不同解读的原因
1.切入视角的不同
所谓视角，就是观察或思考某种事物的方式。埃默里侧重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解释，可以说是以媒介为中心，探讨它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其它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此书首先要以尽可能多的史料勾勒出大众传播媒介总体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的基本样态，然后以媒介为中心考察外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
舒德森则侧重于社会学角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和视野来研究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史。与传统美国新闻史对新闻学的社会背景只做浮光掠影的介绍不同，“本书却将主力放在探讨现代报业的机制，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之间的互动关系”[4]。此书并不是把媒介作为中心，而是在整个社会中梳理新闻客观理念的形成过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这样说到“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其他的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5]。依此道理，如果我们把美国新闻史放于整个美国历史中，则它在横向方面必与其他因素有若干联带关系。一种行业的专业史是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分不开的，如果仅限于自己的行业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在行业内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部研究自身的发展就显得有些画地为牢，似乎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米尔斯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显然是据称的事实的编撰者，他们尽量不去解释这些事实；他们往往颇为顺利地埋首于历史的某一片段，并似乎不愿将这一片段置于更广泛的事件序列之中[6]。
2.学术背景和目的不同
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揭示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7]”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的。对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来说，第一个因素研究对象就是美国新闻史，就是我们要了解的新闻史本身；第二个因素就是研究主体，也就是从事研究解释的人，也就是舒德森和埃默里；第三个因素研究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往往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因素。这种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很微妙的作用导致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不稳定性，从而也就是相同的研究有了差异性。
舒德森在书中序言说到，“本书缘起于我与David Riesman五年前的一次对谈在那次谈话中，我表示了对探寻现代价值观社会史的兴趣。假如说，观念有其形成史，而知识有其社会学基础，‘观念’也不应例外。从泛泛的问题到锁定研究新闻客观理念的形成，是一条漫长的路”[4]。这是作者自己说到的写作缘起，为了探寻一种现代价值观——新闻客观理念形成的社会史。所以他是从便士报的革命开始的探索之路，这是新闻客观理念的源头，而并非像《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一样从报纸的雏形开始梳理。
此外，舒德森还提到“本书脱胎于我在哈佛大学社会系的博士论文，主题在研究美国法律与美国新闻学客观理念形成史，有关法律部分并未收在此书中。但是两种行业对照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如没有我的博士论文做基础，将使本书的讨论十分薄弱”[4]。所以此书不是像一般的新闻史书那样泛泛地介绍美国新闻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以往的历史事件、人物，而是在于向专业人士揭示一种新闻专业理念的生成发展过程，这是用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学眼光来研究新闻史。
而埃默里推出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是作为新闻史的教科书，并且是很多新闻系的学生共用的新闻史教材，影响重大。他作为教科书和舒德森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脱胎的个人学术专著《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肯定有很多不同。教科书是用于学生的入门性的引导资料，所以多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内容也比较易懂、浅显。而个人学术专著是自己的学术水平的体现，大多有新颖创新的精神在里面。
罗素在《论历史》中说道“它（历史）能扩大人们的想象，并且提示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头脑所不会呈现的种种行为和感情的可能性”[8]。舒德森和埃默里对美国新闻史给予人们不同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尝试从不同视域去认识同一件事物。
参考文献：
[1] 陈昌凤.从哈德森到舒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M].新闻春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2] 丁则民，黄仁伟，王旭.美国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美）埃默里等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美）舒德森.何颖怡译.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香港：远流出版公司，2001.
[5]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6] （美）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
[8] （英）罗素.论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东方绪]
关键词：解释性研究；社会学角度；自由民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066-02
一、引 言
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传播媒介解释史》是美国新闻史解释性研究的代表著作。从他开始，解释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国新闻史。该书用解释的方式，按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舒德森的《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则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变迁史，其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来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1]。
这两本美国新闻史书研究对象皆为美国新闻史，然无论是框架结构、论述重点都大相径庭但一直以来并行不悖，还被奉为“圭臬”。笔者选择二者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来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讨论的是不同立场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可能性，他们各自达到的境地和限度，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
美国新闻史上的便士报是在1830年代兴起的，在那段时期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经历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农业经济向商品化阶段迈进的历史性变化[2]。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份便士报《纽约太阳报》。
二、埃默里和舒德森对《纽约太阳报》的不同解读
1. 叙述方式的不同
埃默里在讲述完便士报出现之前政党报的样态之后，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紧接其后。书中介绍了本杰明·戴创办这份报纸的详细经过以及《纽约太阳报》获得成功的原因，报道风格等。在此书中它与《纽约论坛报》《纽约前锋报》一样是处于同等地位的。他们都是美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环节出现的。
舒德森则没有对《纽约太阳报》的描写可谓惜墨如金。在介绍便士报革命时，他按照逻辑的顺序首先介绍便士报革命，然后介绍其原因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并用班乃特的《纽约前锋报》作为例证，介绍了便士报的社会定位，最后得出结论。他不是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罗列、解释，所以《纽约太阳报》在他笔下只是作为论证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的例证材料。也就是说《纽约太阳报》不是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的叙述主体，只是证明观点的史料。
2.运用史料的不同
埃默里对《纽约太阳报》首先是介绍创办人本杰明·戴本人的经历和他创办《纽约太阳报》的原因。“穷途末路之际，戴决定办一张报纸来挽救自己每况愈下的零星印刷生意。[3]”然后详细介绍《纽约太阳报》的内容、版面特色。“该报有四版。每版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2/3，头版分3栏，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报道内容主要是当地发生的事情及暴力新闻，取材大多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读起来饶有趣味。[3]”关于《纽约太阳报》的特色，又引用了当时刊登的“人情味”新闻作品来佐证。所有这些都是力图把1830年代的《纽约太阳报》的全貌展示在读者面前，通过对它各个方面的描述让读者对它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认识。
舒德森则不是对《纽约太阳报》做全景式的概述，而是将其分割，逐渐呈现它的面貌。比如在说到便士报的经营之道是以大发行量吸引广告时，举了“拜荣在1834年至1835年冬天迁居纽约，便是在《纽约太阳报》的求才专栏里找到商业征信所的工作”。这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当时的《纽约太阳报》设有求才专栏，而且有很强的社会实际意义。又如在书中便士报革命原因的科技论点时说“是便士报将蒸汽印刷机引进美国报界，而不是因为有了蒸汽印刷机才有了便士报”。“《纽约太阳报》以手工操作的平台印刷印制它的创刊号，一小时才印两百份……到了1835年，当《太阳报》成为全美第一家买进蒸汽印刷机的报纸后，它的报份已增至近两万份”。这又从技术方面按暗示了当时《太阳报》的进步。我们从“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便士报”这一章中可以找到不少对《纽约太阳报》从各个不同角度描述的只言片语，我们只有把他们拼起来时才会得出对它一个立体的认识。不仅有办报理念、经营形式还有技术方面的情况。虽然他们在文中是零散的，但是又不是毫无关联的。
这种叙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纽约太阳报》的解读更加深刻，无形中会受到它例证所论述的观点的影响，不再满足于粗浅地了解这份报纸的创办年月、创办人、内容特色等细节，而力图在此基础上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是什么使他成为这个样子，还有他在以后的历史中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我们还可能会触类旁通的想到其他的便士报，这样我们把握的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份《纽约太阳报》而是诸如此类的许多便士报。
从对微观的《纽约太阳报》论述的差异中，可以想象对于美国新闻史宏观上的把握两者会有多大的差异。找到这些差异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差异产生的原因更具意义。
三、造成《纽约太阳报》不同解读的原因
1.切入视角的不同
所谓视角，就是观察或思考某种事物的方式。埃默里侧重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解释，可以说是以媒介为中心，探讨它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其它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此书首先要以尽可能多的史料勾勒出大众传播媒介总体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的基本样态，然后以媒介为中心考察外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
舒德森则侧重于社会学角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和视野来研究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史。与传统美国新闻史对新闻学的社会背景只做浮光掠影的介绍不同，“本书却将主力放在探讨现代报业的机制，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之间的互动关系”[4]。此书并不是把媒介作为中心，而是在整个社会中梳理新闻客观理念的形成过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这样说到“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其他的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5]。依此道理，如果我们把美国新闻史放于整个美国历史中，则它在横向方面必与其他因素有若干联带关系。一种行业的专业史是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分不开的，如果仅限于自己的行业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在行业内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部研究自身的发展就显得有些画地为牢，似乎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米尔斯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显然是据称的事实的编撰者，他们尽量不去解释这些事实；他们往往颇为顺利地埋首于历史的某一片段，并似乎不愿将这一片段置于更广泛的事件序列之中[6]。
2.学术背景和目的不同
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揭示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7]”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的。对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来说，第一个因素研究对象就是美国新闻史，就是我们要了解的新闻史本身；第二个因素就是研究主体，也就是从事研究解释的人，也就是舒德森和埃默里；第三个因素研究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往往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因素。这种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很微妙的作用导致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不稳定性，从而也就是相同的研究有了差异性。
舒德森在书中序言说到，“本书缘起于我与David Riesman五年前的一次对谈在那次谈话中，我表示了对探寻现代价值观社会史的兴趣。假如说，观念有其形成史，而知识有其社会学基础，‘观念’也不应例外。从泛泛的问题到锁定研究新闻客观理念的形成，是一条漫长的路”[4]。这是作者自己说到的写作缘起，为了探寻一种现代价值观——新闻客观理念形成的社会史。所以他是从便士报的革命开始的探索之路，这是新闻客观理念的源头，而并非像《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一样从报纸的雏形开始梳理。
此外，舒德森还提到“本书脱胎于我在哈佛大学社会系的博士论文，主题在研究美国法律与美国新闻学客观理念形成史，有关法律部分并未收在此书中。但是两种行业对照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如没有我的博士论文做基础，将使本书的讨论十分薄弱”[4]。所以此书不是像一般的新闻史书那样泛泛地介绍美国新闻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以往的历史事件、人物，而是在于向专业人士揭示一种新闻专业理念的生成发展过程，这是用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学眼光来研究新闻史。
而埃默里推出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是作为新闻史的教科书，并且是很多新闻系的学生共用的新闻史教材，影响重大。他作为教科书和舒德森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脱胎的个人学术专著《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肯定有很多不同。教科书是用于学生的入门性的引导资料，所以多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内容也比较易懂、浅显。而个人学术专著是自己的学术水平的体现，大多有新颖创新的精神在里面。
罗素在《论历史》中说道“它（历史）能扩大人们的想象，并且提示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头脑所不会呈现的种种行为和感情的可能性”[8]。舒德森和埃默里对美国新闻史给予人们不同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尝试从不同视域去认识同一件事物。
参考文献：
[1] 陈昌凤.从哈德森到舒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M].新闻春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2] 丁则民，黄仁伟，王旭.美国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美）埃默里等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美）舒德森.何颖怡译.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香港：远流出版公司，2001.
[5]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6] （美）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
[8] （英）罗素.论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