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