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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和艺术上,我们有太长的时间习惯于到西方人那儿去找“普遍性”,甚至形成这样的可笑的学院化心态:搞西学的比搞中学的更加Academy,搞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比搞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气短。这种现象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演越烈。语言上的玩弄,什么新状态、新生态、新体验、晚生态……针对于此,便有了理论家们创造的“后新……”、“后后”、“新后……”之类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