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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全球外资流入和流出的大国，出于解决市场需求矛盾、增加战略资产的控制、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等因素的考虑，我国企业将在未来全面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于此相对应的是，企业层次的异质性、能力的多样化、发展战略多样化、国际经营环境的多变性等客观现实的存在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适应力，探讨从制度设计角度针对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地供给以帮助企业成功开展国际化经营将成为参与国际化经营活动相关主体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 企业国际化；制度；匹配；分析框架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传统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为我国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随之而产生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在保证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出口第一大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日趋蔓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日益巨大的资源、市场需求等现实约束条件迫使我们对传统的零和发展模式做出思考，时代要求我们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满足全球经济合作伙伴的发展要求，企业国际化必然成为这一战略天然载体。问题是，我国虽然在出口领域已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际化发展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低碳发展、大宗原材料市场的大幅震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加剧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制度供给来最大限度给予企业有效支持，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国际化”战略，成为我国各界必须认真面对并解决的战略课题。基于这一客观现实，本文试图从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的视角来构建相关系统分析框架，构建一套与企业国际化发展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分析框架，确保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
1、问题的提出
自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至2009年底的3315美元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70%的增速快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9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9254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2044亿美元，中国的外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和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见图1），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即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外资流入与流出的镜像，我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对外投资的第三个阶段，既FDI流入和流出都快速增加的阶段。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又显示出其他一些特点，首先，从2005年以来的中国外资工作实践来看，中国目前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国家，但是从全球层面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极端，表现为企业国际化市场份额小、企业国际化实力较弱、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缺乏竞争力；其次，中国整体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金，但是在总数的背后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表现为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综合发展水平，东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5000美金，中西部广大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低于2000美金，东部地区企业的企业国际化发展远远超前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在这种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和异质化的企业能力背景下，如何基于全面应对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为目的，着手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惯例、能够有效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支持体系将成为我国外资工作领域政府、企业等参与主体的迫切任务。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关制度匹配方面的研究，全球各国都在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报告认为，国家竞争力指数是反映一国宏观、微观综合国家竞争力的综合指标，并将它定义为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因素。报告将竞争力指数的构成分为三大类十二个子指标，三类分别是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在这三大类下又分为基本制度、基础设施、市场稳定性、教育、劳动力、金融市场、商品市场、技术能力、商务环境的成熟、创新等十二个子指标，通过这三类十二项指标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全面竞争力。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国家竞争力，并重点在某一方面进行相关制度、政策和因素的匹配，通过这些制度匹配来综合反映一国的国家竞争力（见图2）。
从上述研究的逻辑推理来看，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综合竞争力受到不同的制度、政策、要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一思想推广至企业国际化发展领域，就得出了一国企业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来匹配并不断推动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实践理论依据。因此，制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参数来全面影响一国的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综合竞争力，制度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环，已经为各国企业所接受并在经济决策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与此同时，制度也从来不是“中性”市场措施，他的出现从来都是一定客观情况下的产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目的。当制度设计涉及到企业国际化发展层面，就意味着要通过制度设计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与提升来支撑企业高效的企业国际化实践运作，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相关经济资源和利益在国内各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重新配置，并成为企业国际化在开展经营过程中的成本因素而发生作用，最终也不可避免的对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相关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就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Anderson（2004）对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国内竞争、公司战略、市场不完善、交易费用、心理距离、组织学习能力、企业网络、市场潜力、区位优势、管理决策、企业创立者或者企业家的国际化经验等诸多方面都是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实践。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也涉及到心理距离等制度层面的因素，但是有关系统的制度支持框架还没有提到，如何从系统制度框架层面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成为本文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关于制度如何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基于市场不完善、有限理性、信息分布不对称、资源的稀缺、外界环境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参与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方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稳定预期和增加预期收益的目的，当现存制度体系的供求基本平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体系不能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时，就会产生制度的动态演变。而制度动态演变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对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相关利益主体才会主动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制度保持稳定，这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制度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的动态调适来最终作用于企业微观运作最终为企业创造价值。
根据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绩效（SCP）的研究范式，企业的竞争优势被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状态，在这种行为因果反应函数关系解析下，企业战略更多的表现为相似，也很难从根本上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波特（Porter，1990）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是通过对竞争战略的应用来实现“低成本”、“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制度环境成为企业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所必须要综合考虑的重要条件，也丰富了战略应用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促使更多的人关注从企业外围制度环境来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全球经济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整合，并不断根据全球成本洼地来进行全球价值链的优化，企业国际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也在不断深入推进，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范围内基于主权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的制度互动，从而在国际环境层面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起步较晚，基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目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区位选择、发展战略、技术研发、产业竞争力、并购等领域，尚没有从规范性的角度研究宏、微观制度供给在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使得涉及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供给缺乏一个系统化的研究基础，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2、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相关属性分析
根据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动机、行为、目标等因素，我们将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如下几类属性，并根据这些属性维度来进行制度供给与匹配。
2.1资源属性维度。资源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往往发挥基础作用，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传统意义的资源属性已经被大大扩展，在扩展后的资源属性从而也在更大意义上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竞争优势，实际上企业可控制的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边界（E . Penrose， 1959）。首先，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管理等，其中土地已经扩展到石油、矿产、木材等广义的范畴，劳动力也细化为高技术、高智商的复杂劳动和基本的简单劳动，资本被赋予资金和资本运作、管理范畴，管理被扩展至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技术、信息等更加广义的领域，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全球在要素流动领域内的制度供给朝着自由化的方向推进，信息壁垒的降低更加使交易成本降低，传统的工业经济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的成长更加表现为多角化的网络经营形态，企业国际化发展也呈现出多阶段、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根据企业国际化不同的发展状态以及不同质、量的资源需求状况，客观需要差异化促进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来支撑企业国际化全球业务的拓展。
2.2能力属性维度。在资源获取既定条件下，资源是一个静态的点组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和组织绩效最终取决于对既有资源的整合效果，也就是对资源的整合运用能力。根据资源基础论的观点，企业能力是将一组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方法与技能，它是无形的并产生于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相互作用中，这种能力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的协调。从本质上讲，企业是一个能力系统的集合，企业实际拥有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边界，也决定了多角化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广度和深度；其次，积累、开发和运用能力来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决定了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同的市场绩效一方面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企业如何对一些难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战略资源的整合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最终构成企业持久竞争优势[5]。基于上述观点，企业国际化企业在具备相应的资源条件下，如何通过对资源的组织和应用、自身治理来实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就是一个企业的能力问题，这里的能力也扩展为广义的企业国际化家运营的能力，包括基础层面、技术层面、市场层面等方面的文化适应、研发创新、质量管理、品牌运营、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综合组织能力。
因此，要提升企业国际化全球竞争力首先要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进而找出造成不同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差异的本质原因，特别是针对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识别、培育、扩散与应用等关键环节的影响因素，最终从本质上了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演化过程。在理清上述思路的基础上，依据这些思路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最终保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有序、稳步推进。显然，在今天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竞争激烈、动态、开放的经营环境下，企业国际化经营意味着企业要面对不同环境、文化、制度的约束，同时要保持较强的标准化和差异化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能力，因此，必须有针对性的提供促进企业业务关联与效率提升的制度供给来提升基于企业自身的对国内外环境适应和运营等综合能力。
2.3战略属性维度。G. B. Richardson（1972）提出由于企业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因此企业实践活动转化为企业价值的动力，并不是只有通过市场治理或者层级治理提供的交易模式才能完成。巴尔尼（Barney， J.B.，1997）在分析了企业内生性资源对企业价值形成的约束条件下，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如何在既定资源前提下进行战略选择并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基于价值性、稀缺性、替代性、组织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基础上战略选择创造可持续性竞争力的VRIO（Valuable， Rare， Imitate， Organization ）分析框架，并提出企业资源基础最终决定企业战略选择和竞争优势。因此，在既定的资源和能力条件下，客观上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部署。根据不同企业国际化自身资源约束条件、综合能力的差异，我们采用希曼的分类法，初步分为国际战略、全球战略、多国战略、企业国际化战略四个阶段，并根据客观约束条件的变化而逐渐攀升。总体来看，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起步较晚，并且更多的表现为国有企业背景下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私营企业目前刚刚开始企业国际化经营，这些企业分别处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阶段，因此需要制度的分层供给来满足企业多样化的企业国际化经营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我国在未来将有大量的企业在各种条件下开展国际化经营，因此这也客观上需要，我国的相关制度供给有效地参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并从国家层面通过与世贸组织（WTO）等相关国际机构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建立保障本国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国际法律框架，以为我国企业国际化企业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环境。目前我国企业更加适应国内的制度环境并在缺乏对国际制度环境的理解的情况下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这就为企业的企业国际化经营增加了很多变数，因此，如何利用制度来促进战略形成、实施以及相关互动、作用机制方面对参与制度供给的相关主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制度与上述维度的作用机制。在民族国家还是基本的国际政治单元的前提下，发展本国产业、维护民族资本利益就是主权国家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制度包括广义的环境、政策、规范、文化认知等，是内生于一定的企业国际化实践发展的，当企业国际化在资源属性、能力属性、战略属性等方面呈现出一个组合后，制度供给的框架、种类也就相对明晰，并通过影响上述属性来最终实现对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在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母国的制度安排必将最终通过国际化企业之间的贸易、投资、国家利益、公司竞争力等渠道传递到其他东道国国家，并通过对企业资源、能力、战略属性的影响与相关东道国国家的制度进行互动，最终获得利益均衡的局面。
3、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的系统分析框架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国际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其特有的产业、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特点有针对性的从资源、能力、战略等属性维度进行制度供给，以保证企业和国家战略的实现。
3.1系统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初步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国际化资源、能力、战略三维的制度供给分析框架（如图1），是指综合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不同资源条件（X维度）、不同的组织协调能力（Y维度）、不同发展战略阶段（Z维度）背景下和制度供给匹配的系统分析框架，不同的维度组合最终和一套制度体系实现匹配，从而解决制度供给的嵌入性、匹配性、衔接性、协同性，最终实现既定的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
该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三层内容：
3.1.1企业国际化所需资源、企业国际化能力、企业国际化战略三个层面的制度供给共同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效果，在这三个层面的制度供给过程中，具备其中一种或两种制度供给都以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但是要取得比较好的经营绩效，必须从以上三个层面来同时实现制度供给。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确定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具备了具体明确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而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要素和能力要素提出具体的要求，最终完成高质量的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要素禀赋和经营能力条件具备之后客观上会使企业产生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制定的要求，单具备企业国际化资源要素占有和国际化经营能力而缺乏相应国际化战略的制定，那么企业国际化发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3.1.2企业国际化通过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能力、战略的制度供给的满足与有效实施必将会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与传统的研究成果和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相符。资源形成方面，我国与多个国家开展的境外经济合作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自然人流动、资源换贷款项目、政府间优惠信贷安排等相关制度安排为我国准备国际化和已经国际化的企业提供了土地、劳动力、金融等方面的制度支持；能力形成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初期就给予外资以宽领域的市场准入、财税优惠、促进关联、增加业务对接、提升效率的制度安排，以帮助我企业解决跟谁竞争、如何竞争、有效竞争的问题；战略层面，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我国目前正在加大诸如重建国际金融贸易秩序的参与力度，包括参加G20等各个层面的多边和双边谈判磋商，在金融、贸易规则、投资促进与保护、外汇管理制度、合格评定结果互认等领域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并不断加大中国因素的力量，这些将为我国各个层面企业深层介入国际化经营活动产生良好的制度支持。
3.1.3这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效果最终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企业资源禀赋、经营能力、战略目标，一方面这些基础是现有制度条件下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这些基础的动态发展又会产生参与企业国际化发展相关利益主体新的成本收益分布，在新的成本收入预期下催生出新的制度需求；通过对新形势下的制度需求的满足来进一步夯实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基础，最终通过基础的提升来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高效国际化发展，这个制度-发展的互动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并最终支持企业不断丰富的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
这一模型具有如下特点：1、它试图囊括一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支持要件，三个维度从不同的三个方面刻画了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因素，互补、全面，同时三个变量都有其各自的理论基础。2、它依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充要条件，既拥有必要地资源禀赋和经营能力是一个企业国际化有效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合适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既自身企业国际化发展意愿）是其充分条件，通过制度供给来满足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充要条件以及提供全方位的制度支持为相关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最大限度的满足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的需要。3、其自身来说又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企业开展高效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和经营能力以及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而这些条件又是在企业实践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生动背景下来实现，必然产生相关制度的变迁和升级，制度的供给有效地支持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实践中产生新的约束条件客观又要求制度实现变迁，最终制度供给和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产生动态的匹配和升级。
3.2系统分析框架的拓展分析
在各国政府努力实现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目标而进行最优制度供给的同时，有很多制度供给直接取决于母国特定的国内外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本国经济发展资源基础、特定技术背景、竞争环境、产业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国际化所奉行的全球战略和母国国家战略，同时还包括母国内嵌于国际制度环境因素，比如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国际多边制度环境等。因此，一国政府及相关制度供给主体应根据本国企业在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约束条件和国际制度环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一个时间点上的不同国家、企业、产业状况最终决定了相关的制度需求，通过对制度需求的满足来保证企业能够在可控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稳步发展并与国际相关利益主体实现共赢。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来分析，当企业国际化所需要素资源、企业能力、发展战略和相关制度环境不匹配的时候将会产生制度错位，主要表现如下：在本国范围内，当制度供给超前于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会产生制度过度供给，导致国家和政府资源的浪费；当制度供给滞后于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会产生制度供给不足，这种不足将导致企业在企业国际化能够经营过程中得不到有效地制度支持，从而增加企业运作成本并阻碍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现；当制度供给符合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既实现了制度恰好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得到了全方位的制度支持，政府和国家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这种状态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佳均衡状态。在国际范围内，母国的制度供给如果不能和东道国制度供给、多边制度供给兼容，那也将产生国际范围内的制度互斥，最终制度供给不能实现其作用目的，不能达到国际范围内的制度均衡。
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在一般意义下，上述第一种情况既制度过剩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从现实来看也不多，第三种情况即制度恰好匹配主要出现在企业国际化发展比较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他们这种状态也是经过历史和实践的积累形成的，然而第二种情况即制度供给不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并严重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实践的展开，我国目前处于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母企业国际化目标和东道国政府的目标的分歧，譬如企业国际化追求增加自己公司的全球竞争力，而东道国政府追求则试图促进本国企业、经济增长、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全方位发展等。一方面，近年来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出现了各种问题，譬如，我国经济全面发展与跨国公司控制的冲突、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和跨国公司技术遏制的冲突、我国要求跨国公司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冲突，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也产生了“非洲攫取资源论”、“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的声音。因此，从企业国际化经营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均衡的原则出发，迫切要求我们认真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现状以及制度需求，结合国外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供给与匹配，使我企业国际化在可预期和可控的框架下有序发展。
从目前的现状看，将本国经济发展实际置身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进行相关制度供给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内嵌模式，主要依据本国资源、企业能力、战略等客观实际结合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将本国经济内嵌于全球生产网络并通过在这些网络内的不断升级来提高本国经济和企业竞争力，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小国，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自主模式，主要以发展本国企业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将企业国际化作为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通过企业国际化的技术溢出、市场充分竞争来实现本国企业的竞争力，采取这种模式主要代表是韩国、台湾、日本等。3、市场模式，主要指制度供给主体只是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供给并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主体，将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提供基础的制度供给和治理，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香港、迪拜。从上述情况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基于我国资源禀赋、企业能力、企业国际化战略等因素的综合考，主要采用的是内嵌模式，最大限度的满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和资金、企业能力相对较差的特点，利用我国内庞大市场和出口平台的作用实现企业能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自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我国多年来经济实力的累积和企业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我国逐渐开始向第二种模式转变，旨在增加本国企业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经济控制力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目前正在逐渐展开，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很多制度供给缺口，这也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综上，采取何种制度供给内容、模式来支撑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决本国资源禀赋、企业能力、政府目标和能力、特定的国内外制度环境，并通过制度与产业、企业、国外利益主体的互动实现制度供给的不断匹配和升级。因此，必须结合母国自身实际情况以及东道国、国际相关环境来提供最优的制度供给，来实现母国特定时期的战略目标。
4、结论
本文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能力、战略进行了分析，固化了企业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的静态阶段，根据不同的静态阶段和相关制度匹配的原理构建了一个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供给分析框架。从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需要的能力、发展战略阶段以及相关环境约束出发来分析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次，根据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特征出发，相关制度供给主体提供与之匹配的制度供给来保证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能够有效匹配，并加深相关制度供给参与方的良性互动。下一步，还有待于对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品牌培育和运营、渠道拓展和管理、知识产权、信用提升方面的制度供给在宏观制度供给分析框架解决之后所要进行的更深入、具体研究，更加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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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 Matching
Based on a Three-dimens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DONGG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BEI JING 100081）
Abstract：china has become one big country of FDI inflow and outflow, this means our companies will operate globally passively or forwardly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out of the factors of company’s heterogeneity, control of strategic assets, improving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ur compani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globalizing process. So we must desig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effectively to help our companies to go out smoothly.
Key words：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matching；analytical framework
关键词： 企业国际化；制度；匹配；分析框架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传统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战略为我国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随之而产生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在保证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出口第一大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日趋蔓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日益巨大的资源、市场需求等现实约束条件迫使我们对传统的零和发展模式做出思考，时代要求我们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满足全球经济合作伙伴的发展要求，企业国际化必然成为这一战略天然载体。问题是，我国虽然在出口领域已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际化发展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低碳发展、大宗原材料市场的大幅震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加剧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制度供给来最大限度给予企业有效支持，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国际化”战略，成为我国各界必须认真面对并解决的战略课题。基于这一客观现实，本文试图从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的视角来构建相关系统分析框架，构建一套与企业国际化发展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分析框架，确保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
1、问题的提出
自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至2009年底的3315美元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70%的增速快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9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9254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2044亿美元，中国的外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和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见图1），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即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外资流入与流出的镜像，我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对外投资的第三个阶段，既FDI流入和流出都快速增加的阶段。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又显示出其他一些特点，首先，从2005年以来的中国外资工作实践来看，中国目前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国家，但是从全球层面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极端，表现为企业国际化市场份额小、企业国际化实力较弱、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缺乏竞争力；其次，中国整体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金，但是在总数的背后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表现为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综合发展水平，东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5000美金，中西部广大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低于2000美金，东部地区企业的企业国际化发展远远超前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在这种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和异质化的企业能力背景下，如何基于全面应对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为目的，着手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惯例、能够有效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支持体系将成为我国外资工作领域政府、企业等参与主体的迫切任务。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相关制度匹配方面的研究，全球各国都在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报告认为，国家竞争力指数是反映一国宏观、微观综合国家竞争力的综合指标，并将它定义为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因素。报告将竞争力指数的构成分为三大类十二个子指标，三类分别是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在这三大类下又分为基本制度、基础设施、市场稳定性、教育、劳动力、金融市场、商品市场、技术能力、商务环境的成熟、创新等十二个子指标，通过这三类十二项指标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全面竞争力。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国家竞争力，并重点在某一方面进行相关制度、政策和因素的匹配，通过这些制度匹配来综合反映一国的国家竞争力（见图2）。
从上述研究的逻辑推理来看，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综合竞争力受到不同的制度、政策、要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一思想推广至企业国际化发展领域，就得出了一国企业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来匹配并不断推动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实践理论依据。因此，制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参数来全面影响一国的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综合竞争力，制度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环，已经为各国企业所接受并在经济决策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与此同时，制度也从来不是“中性”市场措施，他的出现从来都是一定客观情况下的产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目的。当制度设计涉及到企业国际化发展层面，就意味着要通过制度设计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与提升来支撑企业高效的企业国际化实践运作，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相关经济资源和利益在国内各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重新配置，并成为企业国际化在开展经营过程中的成本因素而发生作用，最终也不可避免的对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相关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就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Anderson（2004）对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国内竞争、公司战略、市场不完善、交易费用、心理距离、组织学习能力、企业网络、市场潜力、区位优势、管理决策、企业创立者或者企业家的国际化经验等诸多方面都是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实践。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也涉及到心理距离等制度层面的因素，但是有关系统的制度支持框架还没有提到，如何从系统制度框架层面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成为本文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关于制度如何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基于市场不完善、有限理性、信息分布不对称、资源的稀缺、外界环境的变化等多种原因，参与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方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稳定预期和增加预期收益的目的，当现存制度体系的供求基本平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体系不能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时，就会产生制度的动态演变。而制度动态演变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对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相关利益主体才会主动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制度保持稳定，这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制度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的动态调适来最终作用于企业微观运作最终为企业创造价值。
根据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领域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绩效（SCP）的研究范式，企业的竞争优势被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状态，在这种行为因果反应函数关系解析下，企业战略更多的表现为相似，也很难从根本上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波特（Porter，1990）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是通过对竞争战略的应用来实现“低成本”、“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制度环境成为企业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所必须要综合考虑的重要条件，也丰富了战略应用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促使更多的人关注从企业外围制度环境来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全球经济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整合，并不断根据全球成本洼地来进行全球价值链的优化，企业国际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也在不断深入推进，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范围内基于主权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的制度互动，从而在国际环境层面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起步较晚，基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研究目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区位选择、发展战略、技术研发、产业竞争力、并购等领域，尚没有从规范性的角度研究宏、微观制度供给在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使得涉及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供给缺乏一个系统化的研究基础，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2、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相关属性分析
根据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动机、行为、目标等因素，我们将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如下几类属性，并根据这些属性维度来进行制度供给与匹配。
2.1资源属性维度。资源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往往发挥基础作用，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传统意义的资源属性已经被大大扩展，在扩展后的资源属性从而也在更大意义上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竞争优势，实际上企业可控制的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边界（E . Penrose， 1959）。首先，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管理等，其中土地已经扩展到石油、矿产、木材等广义的范畴，劳动力也细化为高技术、高智商的复杂劳动和基本的简单劳动，资本被赋予资金和资本运作、管理范畴，管理被扩展至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技术、信息等更加广义的领域，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全球在要素流动领域内的制度供给朝着自由化的方向推进，信息壁垒的降低更加使交易成本降低，传统的工业经济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的成长更加表现为多角化的网络经营形态，企业国际化发展也呈现出多阶段、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根据企业国际化不同的发展状态以及不同质、量的资源需求状况，客观需要差异化促进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来支撑企业国际化全球业务的拓展。
2.2能力属性维度。在资源获取既定条件下，资源是一个静态的点组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和组织绩效最终取决于对既有资源的整合效果，也就是对资源的整合运用能力。根据资源基础论的观点，企业能力是将一组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方法与技能，它是无形的并产生于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相互作用中，这种能力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资源之间的协调。从本质上讲，企业是一个能力系统的集合，企业实际拥有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边界，也决定了多角化战略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广度和深度；其次，积累、开发和运用能力来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决定了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同的市场绩效一方面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企业如何对一些难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战略资源的整合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最终构成企业持久竞争优势[5]。基于上述观点，企业国际化企业在具备相应的资源条件下，如何通过对资源的组织和应用、自身治理来实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就是一个企业的能力问题，这里的能力也扩展为广义的企业国际化家运营的能力，包括基础层面、技术层面、市场层面等方面的文化适应、研发创新、质量管理、品牌运营、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综合组织能力。
因此，要提升企业国际化全球竞争力首先要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进而找出造成不同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差异的本质原因，特别是针对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识别、培育、扩散与应用等关键环节的影响因素，最终从本质上了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演化过程。在理清上述思路的基础上，依据这些思路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最终保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有序、稳步推进。显然，在今天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竞争激烈、动态、开放的经营环境下，企业国际化经营意味着企业要面对不同环境、文化、制度的约束，同时要保持较强的标准化和差异化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能力，因此，必须有针对性的提供促进企业业务关联与效率提升的制度供给来提升基于企业自身的对国内外环境适应和运营等综合能力。
2.3战略属性维度。G. B. Richardson（1972）提出由于企业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因此企业实践活动转化为企业价值的动力，并不是只有通过市场治理或者层级治理提供的交易模式才能完成。巴尔尼（Barney， J.B.，1997）在分析了企业内生性资源对企业价值形成的约束条件下，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如何在既定资源前提下进行战略选择并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基于价值性、稀缺性、替代性、组织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基础上战略选择创造可持续性竞争力的VRIO（Valuable， Rare， Imitate， Organization ）分析框架，并提出企业资源基础最终决定企业战略选择和竞争优势。因此，在既定的资源和能力条件下，客观上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部署。根据不同企业国际化自身资源约束条件、综合能力的差异，我们采用希曼的分类法，初步分为国际战略、全球战略、多国战略、企业国际化战略四个阶段，并根据客观约束条件的变化而逐渐攀升。总体来看，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起步较晚，并且更多的表现为国有企业背景下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私营企业目前刚刚开始企业国际化经营，这些企业分别处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阶段，因此需要制度的分层供给来满足企业多样化的企业国际化经营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我国在未来将有大量的企业在各种条件下开展国际化经营，因此这也客观上需要，我国的相关制度供给有效地参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并从国家层面通过与世贸组织（WTO）等相关国际机构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建立保障本国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国际法律框架，以为我国企业国际化企业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环境。目前我国企业更加适应国内的制度环境并在缺乏对国际制度环境的理解的情况下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这就为企业的企业国际化经营增加了很多变数，因此，如何利用制度来促进战略形成、实施以及相关互动、作用机制方面对参与制度供给的相关主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制度与上述维度的作用机制。在民族国家还是基本的国际政治单元的前提下，发展本国产业、维护民族资本利益就是主权国家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制度包括广义的环境、政策、规范、文化认知等，是内生于一定的企业国际化实践发展的，当企业国际化在资源属性、能力属性、战略属性等方面呈现出一个组合后，制度供给的框架、种类也就相对明晰，并通过影响上述属性来最终实现对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在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母国的制度安排必将最终通过国际化企业之间的贸易、投资、国家利益、公司竞争力等渠道传递到其他东道国国家，并通过对企业资源、能力、战略属性的影响与相关东道国国家的制度进行互动，最终获得利益均衡的局面。
3、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的系统分析框架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国际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其特有的产业、技术、企业国际化经营特点有针对性的从资源、能力、战略等属性维度进行制度供给，以保证企业和国家战略的实现。
3.1系统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初步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国际化资源、能力、战略三维的制度供给分析框架（如图1），是指综合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不同资源条件（X维度）、不同的组织协调能力（Y维度）、不同发展战略阶段（Z维度）背景下和制度供给匹配的系统分析框架，不同的维度组合最终和一套制度体系实现匹配，从而解决制度供给的嵌入性、匹配性、衔接性、协同性，最终实现既定的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
该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三层内容：
3.1.1企业国际化所需资源、企业国际化能力、企业国际化战略三个层面的制度供给共同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效果，在这三个层面的制度供给过程中，具备其中一种或两种制度供给都以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但是要取得比较好的经营绩效，必须从以上三个层面来同时实现制度供给。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确定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具备了具体明确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而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要素和能力要素提出具体的要求，最终完成高质量的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要素禀赋和经营能力条件具备之后客观上会使企业产生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制定的要求，单具备企业国际化资源要素占有和国际化经营能力而缺乏相应国际化战略的制定，那么企业国际化发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其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3.1.2企业国际化通过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能力、战略的制度供给的满足与有效实施必将会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与传统的研究成果和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相符。资源形成方面，我国与多个国家开展的境外经济合作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自然人流动、资源换贷款项目、政府间优惠信贷安排等相关制度安排为我国准备国际化和已经国际化的企业提供了土地、劳动力、金融等方面的制度支持；能力形成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初期就给予外资以宽领域的市场准入、财税优惠、促进关联、增加业务对接、提升效率的制度安排，以帮助我企业解决跟谁竞争、如何竞争、有效竞争的问题；战略层面，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我国目前正在加大诸如重建国际金融贸易秩序的参与力度，包括参加G20等各个层面的多边和双边谈判磋商，在金融、贸易规则、投资促进与保护、外汇管理制度、合格评定结果互认等领域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并不断加大中国因素的力量，这些将为我国各个层面企业深层介入国际化经营活动产生良好的制度支持。
3.1.3这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效果最终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企业资源禀赋、经营能力、战略目标，一方面这些基础是现有制度条件下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这些基础的动态发展又会产生参与企业国际化发展相关利益主体新的成本收益分布，在新的成本收入预期下催生出新的制度需求；通过对新形势下的制度需求的满足来进一步夯实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基础，最终通过基础的提升来支持本国企业国际化高效国际化发展，这个制度-发展的互动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并最终支持企业不断丰富的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
这一模型具有如下特点：1、它试图囊括一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支持要件，三个维度从不同的三个方面刻画了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因素，互补、全面，同时三个变量都有其各自的理论基础。2、它依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充要条件，既拥有必要地资源禀赋和经营能力是一个企业国际化有效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合适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既自身企业国际化发展意愿）是其充分条件，通过制度供给来满足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充要条件以及提供全方位的制度支持为相关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最大限度的满足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的需要。3、其自身来说又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企业开展高效企业国际化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和经营能力以及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而这些条件又是在企业实践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生动背景下来实现，必然产生相关制度的变迁和升级，制度的供给有效地支持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实践中产生新的约束条件客观又要求制度实现变迁，最终制度供给和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产生动态的匹配和升级。
3.2系统分析框架的拓展分析
在各国政府努力实现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目标而进行最优制度供给的同时，有很多制度供给直接取决于母国特定的国内外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本国经济发展资源基础、特定技术背景、竞争环境、产业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国际化所奉行的全球战略和母国国家战略，同时还包括母国内嵌于国际制度环境因素，比如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国际多边制度环境等。因此，一国政府及相关制度供给主体应根据本国企业在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约束条件和国际制度环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一个时间点上的不同国家、企业、产业状况最终决定了相关的制度需求，通过对制度需求的满足来保证企业能够在可控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稳步发展并与国际相关利益主体实现共赢。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来分析，当企业国际化所需要素资源、企业能力、发展战略和相关制度环境不匹配的时候将会产生制度错位，主要表现如下：在本国范围内，当制度供给超前于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会产生制度过度供给，导致国家和政府资源的浪费；当制度供给滞后于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会产生制度供给不足，这种不足将导致企业在企业国际化能够经营过程中得不到有效地制度支持，从而增加企业运作成本并阻碍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现；当制度供给符合企业国际化能力、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时既实现了制度恰好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得到了全方位的制度支持，政府和国家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这种状态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佳均衡状态。在国际范围内，母国的制度供给如果不能和东道国制度供给、多边制度供给兼容，那也将产生国际范围内的制度互斥，最终制度供给不能实现其作用目的，不能达到国际范围内的制度均衡。
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在一般意义下，上述第一种情况既制度过剩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从现实来看也不多，第三种情况即制度恰好匹配主要出现在企业国际化发展比较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他们这种状态也是经过历史和实践的积累形成的，然而第二种情况即制度供给不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并严重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实践的展开，我国目前处于这种状态，主要表现为母企业国际化目标和东道国政府的目标的分歧，譬如企业国际化追求增加自己公司的全球竞争力，而东道国政府追求则试图促进本国企业、经济增长、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全方位发展等。一方面，近年来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出现了各种问题，譬如，我国经济全面发展与跨国公司控制的冲突、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和跨国公司技术遏制的冲突、我国要求跨国公司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冲突，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也产生了“非洲攫取资源论”、“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的声音。因此，从企业国际化经营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均衡的原则出发，迫切要求我们认真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现状以及制度需求，结合国外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供给与匹配，使我企业国际化在可预期和可控的框架下有序发展。
从目前的现状看，将本国经济发展实际置身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进行相关制度供给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内嵌模式，主要依据本国资源、企业能力、战略等客观实际结合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将本国经济内嵌于全球生产网络并通过在这些网络内的不断升级来提高本国经济和企业竞争力，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小国，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自主模式，主要以发展本国企业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将企业国际化作为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通过企业国际化的技术溢出、市场充分竞争来实现本国企业的竞争力，采取这种模式主要代表是韩国、台湾、日本等。3、市场模式，主要指制度供给主体只是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供给并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主体，将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提供基础的制度供给和治理，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香港、迪拜。从上述情况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基于我国资源禀赋、企业能力、企业国际化战略等因素的综合考，主要采用的是内嵌模式，最大限度的满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和资金、企业能力相对较差的特点，利用我国内庞大市场和出口平台的作用实现企业能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自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我国多年来经济实力的累积和企业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我国逐渐开始向第二种模式转变，旨在增加本国企业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经济控制力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目前正在逐渐展开，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很多制度供给缺口，这也是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综上，采取何种制度供给内容、模式来支撑本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决本国资源禀赋、企业能力、政府目标和能力、特定的国内外制度环境，并通过制度与产业、企业、国外利益主体的互动实现制度供给的不断匹配和升级。因此，必须结合母国自身实际情况以及东道国、国际相关环境来提供最优的制度供给，来实现母国特定时期的战略目标。
4、结论
本文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能力、战略进行了分析，固化了企业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的静态阶段，根据不同的静态阶段和相关制度匹配的原理构建了一个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供给分析框架。从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需要的能力、发展战略阶段以及相关环境约束出发来分析企业国际化发展与制度匹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次，根据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特征出发，相关制度供给主体提供与之匹配的制度供给来保证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能够有效匹配，并加深相关制度供给参与方的良性互动。下一步，还有待于对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品牌培育和运营、渠道拓展和管理、知识产权、信用提升方面的制度供给在宏观制度供给分析框架解决之后所要进行的更深入、具体研究，更加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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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 Matching
Based on a Three-dimens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DONGG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BEI JING 100081）
Abstract：china has become one big country of FDI inflow and outflow, this means our companies will operate globally passively or forwardly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out of the factors of company’s heterogeneity, control of strategic assets, improving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ur compani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globalizing process. So we must desig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effectively to help our companies to go out smoothly.
Key words：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matching；analytical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