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老头易厚庆，脾气不小。
　　2014年4月11日，在武汉市黄陂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他飞起一脚，把一块高2.4米、宽0.8米的木牌子蹬出一个大窟窿。牌子上写着：黄陂区泥塑协会。
　　这是他亲自发起成立的协会，作为黄陂泥塑最负盛名的老艺人之一，成立协会弘扬手艺，是他晚年的心愿。后来随着一些老干部和商人的卷入，事情开始一波三折。
　　一群老头子，一个民间组织的筹备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人们熟悉的政治戏码，在其中上演。
　　原本就缺乏“自组织”能力的民间组织，因权力、资本的介入，一切都变了。

开 端

　　2013年10月初，易厚庆、梅继先、彭发生、王水金、彭贵洲等一批黄陂泥塑老艺人，商量着成立一个黄陂泥塑协会。
　　易厚新知道了此事，打电话给易厚庆，说自己退休之后没事干，能不能也参与进来，安排个位置，找点事情做做。易厚新是易厚庆的堂兄，今年75岁，是黄陂交通局原局长，退休多年。
　　易厚庆说，当时他的意见是手艺人自己张罗，不要退休干部参与。不过其他人认为可以考虑，因为易厚新做过政府部门领导，在黄陂区“人面很广”，可以帮助沟通关系，还可以从政府争取资金。
　　最终促使老干部得以进入协会筹备组的另一个现实因素是，黄陂泥塑是农民艺术，老艺人们都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普遍很低，“最有文化”的彭发生，还差一年才初中毕业。这些人一不熟悉民间组织登记程序，二不能捉刀写材料。
　　于是易厚庆同意了，建议给易厚新一个秘书长的位置。
　　黄陂泥塑在2012年5月至9月分别被命名为武汉市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易厚庆、彭发生威望最高，是首批两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发生现在与世无争，在易厚庆看来，协会由自己发起，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会长。对此，其他艺人也没有意见。
　　“但易厚新加入之后，就到处去找会长。”易厚庆说。
　　先找了区政协的凌智应，他原来当过财政局长，在财政系统人脉熟络。不过凌智应不答应，他说自己身体不好，“半边脑壳发麻”，不想担当重任。“我是财政局的人，反而不好开口去要钱。”
　　易厚新又去找区政协的肖金双，那是他的亲家，但肖金双已经在另外一个协会当着会长，无法再任。
　　最后找到李书俊。他原来是区文化局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当泥塑协会会长也算是“经验对口”，李书俊答应了下来。对此，易厚庆、彭发生和其他老艺人都没有意见，尽管他们都不认识李书俊，也从未见过他的面。
　　李书俊认真地张罗协会的筹备事项，今年农历正月初八，还汇报到了区领导处。区领导批了一行字，意思是给一个名叫王启新的老板也在协会里安排一个领导职务。李书俊贯彻领导的指示，把王启新安排在执行会长的位置，易厚庆往后推一位，排名第三。这引发了易厚庆和老艺人们的不满。
　　矛盾从这里开始。

资本介入

　　王启新是一名企业家，黄陂区云雾山风景区的老板，云雾山风景区，紧挨着黄陂泥塑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泡桐社区。老艺人梅继先说，在黄陂做泥塑的老艺人们，都对王启新有意见。
　　“王启新根本不会做泥巴人。”彭发生说，但他却是黄陂泥塑的“高级工艺师”，莫名其妙。如果泥塑协会的会长和执行会长都不会做泥塑，如何能把泥塑手艺弘扬光大？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王启新有很好的生意头脑。
　　2009年，区里出台规划，要把泥塑打造成年销售10亿元左右的产业，2009年设立了100万元的财政扶持基金，泥塑艺术有了政策支持。
　　梅继先介绍，2011年王启新开始运作，把易厚庆、彭发生等代表人物请到他那里去，现场制作人像，供中央电视台拍摄宣传。彭发生说，他自己没有泥塑产品，就从别的工厂拉了一大批过去，摆出来显示自己“有实力”，以便争取扶持资金。
　　“那时候他的意思是，他来拿扶持资金，把我们收纳到他的旗下，养着我们。”易厚庆说，“后来他拿到了钱，我们这些传承人却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们感觉自己被当成工具给耍了。”
　　易厚庆、彭发生、梅继先推算，王启新拿到的扶持资金至少有两笔，一笔来自武汉市，一笔来自江汉区对黄陂区的对口帮扶资金，至少几百万，不过具体数目没有得到权威渠道证实。
　　而他们这些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却至今只得到一张证书。当时许诺每年划拨的生活补助，但到现在谁也没见到。
　　梅继先当时没有去参加现场泥塑表演，他说之前王启新伤了他的心。“他办泥塑厂要找技术员，泡桐有很多，但他说泡桐的一个都不要。”黄陂泥塑起源于泡桐，至今也是繁盛于泡桐，易厚庆、彭发生、梅继先等传承人都是泡桐人。“他这么一说，我就感觉他很不尊重我们这些手艺人。”
　　彭发生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启新就把量产泥塑娃娃所需的塑料模具申请了专利，这是很古怪的事情，模具大家都在用，说不清楚是谁发明的，至少一定不是王启新，怎么就变成了他的专利？
　　更让老艺人们不满的是，王启新后来把自己吹捧为“黄陂泥塑唯一真正的祖传传人”。由于泥塑作品难以保存，目前遗留下来最古老的黄陂泥塑作品是汉阳归元寺里的500罗汉，根据记载，那是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泡桐三父子制作的，但没有载明作者姓氏。梅继先说，王启新毫无根据就说他们姓王，并说“北有泥人张，南有泥人王”，黄陂泥塑成了他家祖传技艺。
　　易厚庆说，这么搞下去，整个泥塑产业都被他垄断了。
　　拿到扶持资金后，王启新在云雾山上建了一个黄陂泥塑民间艺术馆，成为景区的一部分，在其中开辟工作室，让老艺人们去常驻创作。大家都拒绝参加，易厚庆说，那是想利用我们的名头给景区吸引客人，梅继先说，一是在深山之中很不方便，二是去了还要受他管辖。 　　易厚庆等老艺人们的一大心愿，是把泡桐社区那个已经破败不堪的泥塑作品展示馆重新修好。当初王启新拿到一大笔资金，不管这个公共的展示馆，而是在自己景区修建新馆，就让他们很窝火。
　　今后修葺展示馆的资金，他们寄托于成立协会之后得到的政府扶持资金，因此最核心的担忧在于，如果王启新在协会占据领导岗位，他有新建的艺术馆作为载体，往后的扶持资金很可能又顺理成章地全部落到他的手中，公共展示馆还是无人理会。
　　展示馆在泡桐大道上，如今租给木匠老戴做仓库。建筑古典、拙朴，但年久失修，屋顶一颗大榕树，根系已经插入墙体，随时可能崩裂。老戴说，如果不是我在这里守着，早就倒掉了。
　　易厚庆望着老展示馆，唏嘘不已。

艺人们的“阻击战”

　　泥塑协会开了四五次筹备会，王启新始终没有露面。对于为什么区领导非要指定王启新做协会领导，大家说不出具体缘由，但又心照不宣。
　　“区领导也没有说要给王启新安排什么具体职位，做副会长可以，排在老艺人们后面就行，副会长一大堆嘛。”易厚庆希望通过让王启新做排位靠后的副会长来稀释他的话语权。
　　他和梅继先都强烈反对王启新当执行会长，梅继先说，如果坚持这样安排，“我要去起诉他们”。易厚庆认为，这是老干部和商人对民间协会的侵占。
　　后来王启新被调整到第三位，成为常务副会长，易厚庆当执行会长。易厚庆认为王启新的职位还是太高，而且王启新由会长李书俊引入，他依旧担心将来协会经济会被合谋把控。他觉得唯一的希望是把会长的位置拿回来，自己作为老艺人当协会一把手，这个担忧才能消除。
　　于是这场争端表面化成了会长位置的争夺战。
　　但在此时，人事安排已经报给民政部门批复，黄陂区民政局负责民间组织登记的方浪平科长说，如果有意见，应该尽早提出，现在法定程序已经走完，再回头重新审批没这个规矩。
　　吊诡之处在于，民政局的批复文件，老艺人们都没有见到，搞不清楚王启新到底排在第几位。人事问题无法厘清，原定于4月10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也泡了汤，要出席的领导都请好了，结果临时通知取消。
　　易厚庆4月11日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找易厚新，发现协会的木质牌子已经做好。易厚庆要求易厚新把批文拿给自己看看，易厚新说没带来。他家就在附近，易厚庆要求一起回家去看，易厚新不同意。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事情到了这一步，有点儿不可收拾了。
　　梅继先不太赞成易厚庆的冲动之举，但他对易厚新说，你们把批文捂住，连通知一声都没有，是问题的根源。“易厚庆要求看文件，又不给，自作主张，没把传承人放在眼里。”
　　老艺人们认为，由于退休官员的加入，使得协会还没有正式挂牌已经充满了官僚气。梅继先说，比如李书俊，作为会长到现在还没有跟艺人们好好商量过一次，开会就是说几句空话就算了。矛盾产生之后，沟通依然缺乏，使得分歧越来越大，一方接近政府，一方毫无人脉，信息上也十分不对称。
　　“你是什么媒体的记者？单位在哪里？姓名怎么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有记者证吗？记者证是哪里发的？”4月13日上午，当《南风窗》记者要求采访易厚新的时候，已经75岁的他思维凌厉，连珠炮一样地发问。
　　确认记者身份之后，易厚新表示，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不想跟你说，有问题你让易厚庆本人直接找我们会长”。“我只能告诉你，易厚庆是因为个人成见在闹事，人事问题是经过区委组织部认可的，都是按照合法程序办理。”
　　民间组织的人事问题，为何需要区委组织部安排？易厚庆很不理解。“让我找李书俊，我怎么找？我又不认识他。”
　　《南风窗》记者随后拨打李书俊会长的电话，但提示号码已经过期，这一号码是3月份刚刚登记在筹备组常用电话名录里的。

另起炉灶

　　4月13日当天，协会副会长黄金波打电话给梅继先，说易厚新知道有媒体采访，感觉没什么意思，他和李书俊都准备放弃，不搞了。
　　方浪平告诉《南风窗》记者，最初的协会发起人确实是易厚庆，后来不知怎么法人就变更了。“我看易厚庆可以不必纠结这个事情，如果双方没法搞到一起，那可以重新申请成立另一个泥塑协会，只要名称不同，符合法定要求，民政部门也是可以批准的。”
　　“他们不参加正好，我们自己搞，一个退休干部都不要。”易厚庆准备联合老艺人们另起炉灶，4月14日当天，他前往泡桐社区，了解老艺人们的意见。
　　发起人之一的王水金毫无顾虑，头发花白的他神情激越，瞪大眼睛说：“我一早就说过不要让这些老干部掺和进来，没了他们我们活不下去？我还不是照样做我的泥塑？文化、艺术、政治那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老想着依赖退休干部？”
　　易厚庆对王水金的态度很满意，他认为最艰难的是做彭发生的工作。黄陂泥塑目前只有两个省级的非遗传承人，易厚庆和彭发生，两人都是从1972年开始做泥塑，资格最老，互相不服气。有媒体报道的时候把在当代重新激活黄陂泥塑的功臣写成彭发生，易厚庆其次，老易就很不高兴，彭易二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说过话。
　　梅继先对此很了解，他说，两个人都是手艺高超，但彭发生名声更大，能赚钱，易厚庆则没赚到什么钱。
　　70年代末，彭发生卖一个小小的泥塑翻成的石膏娃娃，就是1块钱，一天能卖10个，当时农村一天的工分只有两毛八。后来转而卖泥塑模具，一个卖100元，也是生意红火。到后来教徒弟，收入更多。最后觉得教徒弟效率太低，干脆把技术用文字描述下来，印出来卖，一个字就能卖1块钱。于是，彭发生在70年代末就有二三十万身家，公认的远近首富，那时的钱面额小，一大堆没地方放，把竹床的竹子打穿了往里塞，每根竹子都塞得满满的。“第一个建洋楼，一建就是两栋。那时候因为没有工匠懂得洋楼技术，建出来还是歪的。”梅继先说完哈哈大笑。
　　彭发生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守住，有钱了很多人来找他打牌，3 年时间全败光了。农民致富也像农民革命一样，来势凶猛，去势迅捷，现在自己靠帮寺庙做菩萨过日子，还种着十几亩田。
　　出乎意料的是，彭发生表态坚定支持易厚庆当会长，理由是两人齐名，但自己曾名利双收，而易厚庆则所获寥寥。
　　不过彭发生和梅继先依然心里没底，埋怨易厚庆太犟，搅黄了事情。在接近权力与远离权力之间，他们还是拿捏不定。出身农民，一切要靠自己的时候，感觉忐忑。相比易厚庆，他们对李书俊和易厚新更理解一点。“人家也是骑虎难下，领导批了字，李书俊能不执行吗？易厚新找来李书俊，你又说不要他做会长，那易厚新面子往哪放？”
　　他们对达致一个两方都可接受的妥协方案依然心存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