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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广州荔湾区西村。
“我们摆的那个地摊，从这儿到那儿，很大，城管抓起来很方便。不像他们，一兜就走了。”周述恒下班回家时，看到天桥上那些摆地摊的，想起自己的当年，便手舞足蹈地对记者说。
周述恒的老家在四川达州，今年32岁的他，已有16年的打工史。2009年，他在网络上连载自传体小说《中国式民工》，引来50万的点击率。他自信满满地称，自己的小说涵盖了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周述恒说，他的写作初衷，正是源自为农民工兄弟呼吁的侠义心肠。一个不安分的农民工
周述恒到广州市工会工作已经有4个月了。妻子姚榕也在西村附近的好又多超市找到了工作。1岁多的女儿宝宝还留在福州由外婆带着。
“我觉得广州好大，比福州大了好多。”周述恒说。不过，比起广州，周述恒对福州还是有更深的感情，毕竟他在那里生活了15年。
16岁那年，周述恒随堂姐来到福州，开始了打工生涯。他待过的工厂最长的三、四年，最短的只有几天，还摆过地摊，蹬过三轮。如此跳来跳去，连他的父亲都看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要把福州能干的活儿做完才会安下心来?”
周述恒至今还记得，他找的第一份工作是用香蕉水擦掉桶上的字。香蕉水有毒，气味刺鼻，他干了一个多月，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堂姐有个叫英子的朋友介绍他去了一个塑料厂，干了没多久，又进了一家电子钟表厂。当时，福州这样的工厂很多，周述恒换了几家后，就在其中一家条件稍好的厂子稳定下来。
上完8小时的班，周述恒就和老乡一起去摆地摊。“一天能挣百八十块钱，有时甚至更多一些。”周述恒说，这样的收入对农民工来说， “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但是，这样的钱不是谁都能挣到的， “要大声地叫，三件一块三件一块那样子，死命地喊。”
这时的周述恒最怕的是城管。城管一来，东西全被没收，为此他还跟城管打过架，有时就搬到偏僻角落里继续卖。最后，被城管抓得干不下去了，他就去蹬三轮，没想到城管照样抓。城管说： “你们去偷去抢我们都不管，只要运营三轮我们就管。”
但对周述恒来说，被城管抓还算不上他在福州最黑暗的日子。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福州很多厂子都不招人，周述恒和堂姐先后失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煮菜都没有油，有时候还要去田里偷捡菜叶子吃。“你承受的不是饿肚子，你承受的是那种心理，甚至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种心理煎熬很痛苦。”
金融危机半年之后，周述恒终于进了一个镗钢厂。那时，他只有20岁的年龄是不足以背负那么沉重的钢材，但他必须去干，这样才能有饭吃。
可是，当时各个工厂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周述恒发现， “农民工是不能抱着自尊去工作的”，要忍受低工资，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欺负，如果稍有反抗，结果只是“滚蛋”一条路!
有时拿不到工钱，他们就去区劳动局反映，工作人员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所幸市劳动局遇到的那個大姐特别好，她很认真地给我们列了一个详细的指导方案。”受尽冷眼的周述恒对自己偶然得到过的温暖刻骨铭心。
周述恒说，他在福州生活了15年，感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界限，依然很严重地存在着，虽然这种区隔已难以表现在穿着或外貌上。
一次正值下班高峰，公共汽车上很挤。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母亲抱着小孩上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给她让座。周述恒给她让了座，她一句话没说就坐下来了，那种漠然的眼神，让周述恒很难受。因为是大热天，这位女子穿得很少，周述恒就一直盯着她看。最后，女子发了火，骂道： ”色狼，你干嘛啊?你神经病啊?”周述恒说： “小姐，我在等你说谢谢，我等了很久了。”
“农民工干的是体力活，体力用完了，吃完饭还会长出来。可是，尊严不是吃饭就能得到的，城里人的那种眼神有时真让人很难过。”周述恒感叹道。
写书是一种反抗
周述恒喜欢看武侠小说。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工资只有200元，但他也会挤出来一些钱买武侠小说。书店的太贵，他就在地摊上买，后来发现地摊的也太贵，就去垃圾场找，十几块钱就能买十几本甚至二十多本。
最初，周述恒想拍一部能真正反映他们生活的电视剧。 “农民工真的太苦了，有时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某天突然得病死掉。”但是，拍电视剧需要很多钱，而且靠他自己的力量也难以实现。于是，他决定写书，写自己的生活，写和他一样的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在他看来， “写书也是一种反抗”。
2008年3月，周述恒开始动笔。
很多关于农民工的书籍，用的都是委屈的语气，写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周述恒却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大侠的形象，情节基本源于他真实生活中记忆深刻的片段。大量的对话体贯穿小说全文，表述简练而直白。
让周述恒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已写了数万字，电脑坏了，写的东西一个字也没留下。“东西没啦，要重新去思考，那是很痛苦的。”周述恒气得把鼠标都砸坏了。从那以后，他对电脑一直深怀恐惧，每次写完一段文字，就赶紧发到网上，同时还要在QQ硬盘里保存一份。
福州的夏天酷热难耐，一台旧电扇“吱吱呀呀”地摇动着，送出的全是热风。用预制板隔开的侧房里，时而传来刚出生的女儿的哭闹声。“我很怕她吵，一哭起来我就没办法写。”周述恒说，他常常撵妻子带着宝宝出去玩，或者回娘家去。意志松懈之时，他就在电脑后面的墙上贴上醒目的字条： “今晚不准斗地主，也不准看美国片。”
那期间，周述恒白天上班，到处跑建材的业务，写小说只能利用休息和晚上的时间。
“我一开始在起点网首发，但很快就被淹没了，因为其他人更新得太快。后来发到烟雨红尘网。也不知道怎么就引起了关注。”
周述恒初中都没毕业，这样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他的写作技巧。但是，故事素材却很丰富。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他的小说在网站上的点击率持续上升。
2009年10月3日晚，周述恒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经过17个月的艰苦写作，他的小说《中国式民工》第一部终于完成，总共45万字。
“你发现没有，这本书其实是励志小说。”周述恒不无得意地说。
从网友的热捧，到平面媒体的关注，《中国式民工》影响力逐级扩散，最终让周述恒走进央视，与崔永元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在《小崔说事》录制现场，周述恒衣着斯文，面相白净，戴着半框眼镜。他描述着自己所在阶层的艰辛，评论、批判他所触及的现实。讲到激动之处，他语速急促，音调拔高，双臂挥动，进入亢奋的状态。
“能说话就好了，赶紧把真话说出来。我在央视我就说，只有这一次机会。”周述恒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在那些曾与周述恒一起组装石英钟、蹬三轮、摆地摊、推销油漆的同伴们看 来，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场景。但周述恒并未感觉他的生活有多大的变化， “我也就是一个写了本书的农民工而已。要说有区别，就是媒体采访多了一些。”在他看来， “农民工要改变他的不是什么名，真正能改变他的就是钱。”
这一点，周述恒的父亲倒是和儿子想到了一起，儿子写书、上电视，他都看，却不以为然， “这个有什么用7你能搞到多少钱?”
一份“体面”的工作
今年3月末，周述恒收到了从两千公里外寄来的已经付梓的作品——《中国式民工》第一部。他对样书的封面设计颇为满意：鲜红醒目的书名之下，是一位建筑民工手持长烟筒坐在脚手架上的暗影，他的身后，是如渔网般交错的用铁管撑起的支架。
按照与出版社达成的合作意向，周述恒需要参加书商不定期的活动，他不得不辞去了先前从事的建材业务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决定接受广州市工会向他伸来的橄榄枝，于是第一次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由于在建筑领域工作经验较多，周述恒刚到广州时，被分到市工会下面的建筑工会部门，工作任务是传达文件，跑跑工地，组织一些活动。
“和过去的打工日子相比，现在清闲多了。”坐不惯办公室的周述恒经常往工地跑，见到工人干活时就帮帮忙，休息时就聊聊天，工人们也乐意跟他讲真话。
他还利用周末走上广州街头，和环卫工人们聊天。一个环卫工人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工资现在才1300元左右，要是有1500元，睡着都会笑醒。”这些朴实的愿望，常常让周述恒觉得心里发酸。
在建筑工会工作的4个月，周述恒对建筑工地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 ‘小病拖一拖，大病扛一扛，实在不行上药房’。”他建议政府部门应采取“建筑单位出资、政府补贴、农民工自愿”的形式，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合作医疗。
在写作的过程中，周术恒养成了写博客的习惯。在博客里，他已经完成了三篇细致的调查报告：《城市清道夫——不得不说的环卫工生活》、《纪实小记——建筑工的平淡人生》、《建筑工地农民工纪实调查之二》。调查对象都是那些最普通的农民工，他们就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甚至想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生活，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运作一个小小的纪录片，需要一个两三个人的小团队和上万的资金，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说起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周述恒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困兽一般的焦虑感。“中国需要一帮人去真实地记录这些东西，保存这些资料。但是没人来做。”
广州市总工会为周述恒提供的住所位于西村工人体育场旁边的一座宿舍楼里。沿着黑乎乎的楼道上到二楼，穿过走廊，走到顶头，就是周述恒暂居广州的家。
周述恒回到家里，姚榕已经洗好了水果。房间虽小，但干净整洁。周述恒笑称，这是他督促的功劳。外间是周述恒的工作间，电脑、书桌和一点简单的家具。里间是卧室，一张低矮的双人床，一个小卫生间。只是煮饭不太方便，走廊不允许做饭，房间里油烟又太大，姚榕只好把电磁炉放在窗台上炒菜。
“家有贤妻!”周述恒爱开玩笑，笑声爽朗。“想当年，我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开玩笑、开玩笑!哈哈哈哈。”
宿舍楼的下面是一个游泳池，但周述恒没去玩过， “水很脏，人太多了。我们老家有一条河，河边长大的孩子都会游泳。那河水是流动的，非常干净。”
没想过一直在城市生活
“我一直想创业，这本书是意料之外的。我的理想是赚到钱，然后做个有良知、对员工好的企业家。”周述恒说。
刚学会打字时，周述恒就想办一个打工知音网。当时还是BBS， 他用PHOTOPAGE把基础网页都设计好了。但是，他办网站的技术还是太欠缺了，最终不了了之。后来，他也试着开过厂子，做代加工，也没有成功。折腾来折腾去，花了不少钱。
爱开玩笑的周述恒常把妻子叫“姚姐”，眼看妻子为自己不断失败着急，他就用成功人士的例子宽慰她： “姚姐，你看，凡是成功的人，背后的苦难啊眼泪啊，不是用我们的碗在装，是用我们的洗脸盆来装的。”
“我终于用我的青春论证了我的价值。”周述恒说，自己的付出没有白白流逝，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个例。很多农民工都在为自己一个小小的理想而奋斗着，但他们用青春所验证的大多是失败，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很多。
现在，周述恒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为《中国式民工》找到投资方，打造一部真实、感人的电视连续剧。“如果上天赋予我这个使命，我就需要带着使命去为我们这个群体尽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不呼吁，没人呼吁了。”
当然，对工会的这份工作，周述恒是很珍惜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可以直接为农民工兄弟服务的平台。但是，这份工作能做多久，周述恒并没有太多的把握。“千百种人有千百种命，但是大多数农民工，为城市化贡献几十年的青春之后，仍旧带着一身伤痕，回到家乡，并且死在自家那一亩三分的薄田里。”周述恒在自己的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工群体的最终归宿。
在周述恒回家的路上有一个漂亮的幼儿园——西村幼儿园，周述恒告诉记者，这是个私人幼儿园，很贵。 “我们想把宝宝接过来在这里念書，但念不起的。”
现在周述恒和妻子的收入还算比较稳定。“我一个月两千多，老婆一千多，节省一点，也能存两千多。一年两万多，其他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无论是在福州，还是在广州，买一套最普通的房子所需要的钱，对周述恒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况且，即使有了房子，就能获得归属感吗?
今年4月，周述恒回到家乡参加新书的签售活动，在四川文理学院演讲时，他说： “回到这边，我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在外面打工15年来，无论怎么样去努力，去创造，去拼搏，但都难以得到认同。我们在饱受有意无意的歧视状态下，我想，没有人可以找到这种归属感……”
在内心深处，周述恒一直希望回到农村， “你在城市目标太远。在农村，这个目标是谁都可能实现的，只要稍微努力几年就实现了。”周述恒所能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将来有一天，带着城市打拼积攒的资本回到乡村，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10月19日，周述恒在QQ上给记者留言，他已被调到广州市总工会环卫行业工联会上班了。
“我们摆的那个地摊，从这儿到那儿，很大，城管抓起来很方便。不像他们，一兜就走了。”周述恒下班回家时，看到天桥上那些摆地摊的，想起自己的当年，便手舞足蹈地对记者说。
周述恒的老家在四川达州，今年32岁的他，已有16年的打工史。2009年，他在网络上连载自传体小说《中国式民工》，引来50万的点击率。他自信满满地称，自己的小说涵盖了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周述恒说，他的写作初衷，正是源自为农民工兄弟呼吁的侠义心肠。一个不安分的农民工
周述恒到广州市工会工作已经有4个月了。妻子姚榕也在西村附近的好又多超市找到了工作。1岁多的女儿宝宝还留在福州由外婆带着。
“我觉得广州好大，比福州大了好多。”周述恒说。不过，比起广州，周述恒对福州还是有更深的感情，毕竟他在那里生活了15年。
16岁那年，周述恒随堂姐来到福州，开始了打工生涯。他待过的工厂最长的三、四年，最短的只有几天，还摆过地摊，蹬过三轮。如此跳来跳去，连他的父亲都看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要把福州能干的活儿做完才会安下心来?”
周述恒至今还记得，他找的第一份工作是用香蕉水擦掉桶上的字。香蕉水有毒，气味刺鼻，他干了一个多月，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堂姐有个叫英子的朋友介绍他去了一个塑料厂，干了没多久，又进了一家电子钟表厂。当时，福州这样的工厂很多，周述恒换了几家后，就在其中一家条件稍好的厂子稳定下来。
上完8小时的班，周述恒就和老乡一起去摆地摊。“一天能挣百八十块钱，有时甚至更多一些。”周述恒说，这样的收入对农民工来说， “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但是，这样的钱不是谁都能挣到的， “要大声地叫，三件一块三件一块那样子，死命地喊。”
这时的周述恒最怕的是城管。城管一来，东西全被没收，为此他还跟城管打过架，有时就搬到偏僻角落里继续卖。最后，被城管抓得干不下去了，他就去蹬三轮，没想到城管照样抓。城管说： “你们去偷去抢我们都不管，只要运营三轮我们就管。”
但对周述恒来说，被城管抓还算不上他在福州最黑暗的日子。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福州很多厂子都不招人，周述恒和堂姐先后失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煮菜都没有油，有时候还要去田里偷捡菜叶子吃。“你承受的不是饿肚子，你承受的是那种心理，甚至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种心理煎熬很痛苦。”
金融危机半年之后，周述恒终于进了一个镗钢厂。那时，他只有20岁的年龄是不足以背负那么沉重的钢材，但他必须去干，这样才能有饭吃。
可是，当时各个工厂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周述恒发现， “农民工是不能抱着自尊去工作的”，要忍受低工资，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欺负，如果稍有反抗，结果只是“滚蛋”一条路!
有时拿不到工钱，他们就去区劳动局反映，工作人员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所幸市劳动局遇到的那個大姐特别好，她很认真地给我们列了一个详细的指导方案。”受尽冷眼的周述恒对自己偶然得到过的温暖刻骨铭心。
周述恒说，他在福州生活了15年，感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界限，依然很严重地存在着，虽然这种区隔已难以表现在穿着或外貌上。
一次正值下班高峰，公共汽车上很挤。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母亲抱着小孩上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给她让座。周述恒给她让了座，她一句话没说就坐下来了，那种漠然的眼神，让周述恒很难受。因为是大热天，这位女子穿得很少，周述恒就一直盯着她看。最后，女子发了火，骂道： ”色狼，你干嘛啊?你神经病啊?”周述恒说： “小姐，我在等你说谢谢，我等了很久了。”
“农民工干的是体力活，体力用完了，吃完饭还会长出来。可是，尊严不是吃饭就能得到的，城里人的那种眼神有时真让人很难过。”周述恒感叹道。
写书是一种反抗
周述恒喜欢看武侠小说。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工资只有200元，但他也会挤出来一些钱买武侠小说。书店的太贵，他就在地摊上买，后来发现地摊的也太贵，就去垃圾场找，十几块钱就能买十几本甚至二十多本。
最初，周述恒想拍一部能真正反映他们生活的电视剧。 “农民工真的太苦了，有时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某天突然得病死掉。”但是，拍电视剧需要很多钱，而且靠他自己的力量也难以实现。于是，他决定写书，写自己的生活，写和他一样的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在他看来， “写书也是一种反抗”。
2008年3月，周述恒开始动笔。
很多关于农民工的书籍，用的都是委屈的语气，写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周述恒却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大侠的形象，情节基本源于他真实生活中记忆深刻的片段。大量的对话体贯穿小说全文，表述简练而直白。
让周述恒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已写了数万字，电脑坏了，写的东西一个字也没留下。“东西没啦，要重新去思考，那是很痛苦的。”周述恒气得把鼠标都砸坏了。从那以后，他对电脑一直深怀恐惧，每次写完一段文字，就赶紧发到网上，同时还要在QQ硬盘里保存一份。
福州的夏天酷热难耐，一台旧电扇“吱吱呀呀”地摇动着，送出的全是热风。用预制板隔开的侧房里，时而传来刚出生的女儿的哭闹声。“我很怕她吵，一哭起来我就没办法写。”周述恒说，他常常撵妻子带着宝宝出去玩，或者回娘家去。意志松懈之时，他就在电脑后面的墙上贴上醒目的字条： “今晚不准斗地主，也不准看美国片。”
那期间，周述恒白天上班，到处跑建材的业务，写小说只能利用休息和晚上的时间。
“我一开始在起点网首发，但很快就被淹没了，因为其他人更新得太快。后来发到烟雨红尘网。也不知道怎么就引起了关注。”
周述恒初中都没毕业，这样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他的写作技巧。但是，故事素材却很丰富。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他的小说在网站上的点击率持续上升。
2009年10月3日晚，周述恒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经过17个月的艰苦写作，他的小说《中国式民工》第一部终于完成，总共45万字。
“你发现没有，这本书其实是励志小说。”周述恒不无得意地说。
从网友的热捧，到平面媒体的关注，《中国式民工》影响力逐级扩散，最终让周述恒走进央视，与崔永元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在《小崔说事》录制现场，周述恒衣着斯文，面相白净，戴着半框眼镜。他描述着自己所在阶层的艰辛，评论、批判他所触及的现实。讲到激动之处，他语速急促，音调拔高，双臂挥动，进入亢奋的状态。
“能说话就好了，赶紧把真话说出来。我在央视我就说，只有这一次机会。”周述恒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在那些曾与周述恒一起组装石英钟、蹬三轮、摆地摊、推销油漆的同伴们看 来，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场景。但周述恒并未感觉他的生活有多大的变化， “我也就是一个写了本书的农民工而已。要说有区别，就是媒体采访多了一些。”在他看来， “农民工要改变他的不是什么名，真正能改变他的就是钱。”
这一点，周述恒的父亲倒是和儿子想到了一起，儿子写书、上电视，他都看，却不以为然， “这个有什么用7你能搞到多少钱?”
一份“体面”的工作
今年3月末，周述恒收到了从两千公里外寄来的已经付梓的作品——《中国式民工》第一部。他对样书的封面设计颇为满意：鲜红醒目的书名之下，是一位建筑民工手持长烟筒坐在脚手架上的暗影，他的身后，是如渔网般交错的用铁管撑起的支架。
按照与出版社达成的合作意向，周述恒需要参加书商不定期的活动，他不得不辞去了先前从事的建材业务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决定接受广州市工会向他伸来的橄榄枝，于是第一次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由于在建筑领域工作经验较多，周述恒刚到广州时，被分到市工会下面的建筑工会部门，工作任务是传达文件，跑跑工地，组织一些活动。
“和过去的打工日子相比，现在清闲多了。”坐不惯办公室的周述恒经常往工地跑，见到工人干活时就帮帮忙，休息时就聊聊天，工人们也乐意跟他讲真话。
他还利用周末走上广州街头，和环卫工人们聊天。一个环卫工人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工资现在才1300元左右，要是有1500元，睡着都会笑醒。”这些朴实的愿望，常常让周述恒觉得心里发酸。
在建筑工会工作的4个月，周述恒对建筑工地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 ‘小病拖一拖，大病扛一扛，实在不行上药房’。”他建议政府部门应采取“建筑单位出资、政府补贴、农民工自愿”的形式，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合作医疗。
在写作的过程中，周术恒养成了写博客的习惯。在博客里，他已经完成了三篇细致的调查报告：《城市清道夫——不得不说的环卫工生活》、《纪实小记——建筑工的平淡人生》、《建筑工地农民工纪实调查之二》。调查对象都是那些最普通的农民工，他们就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甚至想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生活，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运作一个小小的纪录片，需要一个两三个人的小团队和上万的资金，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说起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周述恒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困兽一般的焦虑感。“中国需要一帮人去真实地记录这些东西，保存这些资料。但是没人来做。”
广州市总工会为周述恒提供的住所位于西村工人体育场旁边的一座宿舍楼里。沿着黑乎乎的楼道上到二楼，穿过走廊，走到顶头，就是周述恒暂居广州的家。
周述恒回到家里，姚榕已经洗好了水果。房间虽小，但干净整洁。周述恒笑称，这是他督促的功劳。外间是周述恒的工作间，电脑、书桌和一点简单的家具。里间是卧室，一张低矮的双人床，一个小卫生间。只是煮饭不太方便，走廊不允许做饭，房间里油烟又太大，姚榕只好把电磁炉放在窗台上炒菜。
“家有贤妻!”周述恒爱开玩笑，笑声爽朗。“想当年，我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开玩笑、开玩笑!哈哈哈哈。”
宿舍楼的下面是一个游泳池，但周述恒没去玩过， “水很脏，人太多了。我们老家有一条河，河边长大的孩子都会游泳。那河水是流动的，非常干净。”
没想过一直在城市生活
“我一直想创业，这本书是意料之外的。我的理想是赚到钱，然后做个有良知、对员工好的企业家。”周述恒说。
刚学会打字时，周述恒就想办一个打工知音网。当时还是BBS， 他用PHOTOPAGE把基础网页都设计好了。但是，他办网站的技术还是太欠缺了，最终不了了之。后来，他也试着开过厂子，做代加工，也没有成功。折腾来折腾去，花了不少钱。
爱开玩笑的周述恒常把妻子叫“姚姐”，眼看妻子为自己不断失败着急，他就用成功人士的例子宽慰她： “姚姐，你看，凡是成功的人，背后的苦难啊眼泪啊，不是用我们的碗在装，是用我们的洗脸盆来装的。”
“我终于用我的青春论证了我的价值。”周述恒说，自己的付出没有白白流逝，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个例。很多农民工都在为自己一个小小的理想而奋斗着，但他们用青春所验证的大多是失败，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很多。
现在，周述恒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为《中国式民工》找到投资方，打造一部真实、感人的电视连续剧。“如果上天赋予我这个使命，我就需要带着使命去为我们这个群体尽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不呼吁，没人呼吁了。”
当然，对工会的这份工作，周述恒是很珍惜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可以直接为农民工兄弟服务的平台。但是，这份工作能做多久，周述恒并没有太多的把握。“千百种人有千百种命，但是大多数农民工，为城市化贡献几十年的青春之后，仍旧带着一身伤痕，回到家乡，并且死在自家那一亩三分的薄田里。”周述恒在自己的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工群体的最终归宿。
在周述恒回家的路上有一个漂亮的幼儿园——西村幼儿园，周述恒告诉记者，这是个私人幼儿园，很贵。 “我们想把宝宝接过来在这里念書，但念不起的。”
现在周述恒和妻子的收入还算比较稳定。“我一个月两千多，老婆一千多，节省一点，也能存两千多。一年两万多，其他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无论是在福州，还是在广州，买一套最普通的房子所需要的钱，对周述恒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况且，即使有了房子，就能获得归属感吗?
今年4月，周述恒回到家乡参加新书的签售活动，在四川文理学院演讲时，他说： “回到这边，我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在外面打工15年来，无论怎么样去努力，去创造，去拼搏，但都难以得到认同。我们在饱受有意无意的歧视状态下，我想，没有人可以找到这种归属感……”
在内心深处，周述恒一直希望回到农村， “你在城市目标太远。在农村，这个目标是谁都可能实现的，只要稍微努力几年就实现了。”周述恒所能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将来有一天，带着城市打拼积攒的资本回到乡村，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10月19日，周述恒在QQ上给记者留言，他已被调到广州市总工会环卫行业工联会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