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哈尔滨的表妹夫妇来南方旅游，途经上海，正值我病在床上。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
　　三十年前，他们一家三口，包括她的兄、弟各一家三口，还有我的舅舅，曾在我家不期而遇。十口人就睡在我家的客厅，小孩睡沙发，大人睡地铺，住了一些日子。记得那时淘米都用大脸盆，盛菜用的是最大的盘子。我在上班，不知他们天天是怎么过来的，然而，他们还是玩遍了当时的大公园，尤其是位于西郊的上海动物园。那时，我妹妹的孩子还小，与他们南腔北调，倒也能够沟通，只是笑话连篇。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精力充沛。我的舅舅虽在某市教育局任职，但不知怎的，整天混在我们家里，与我们随便相处，谈不上主客之异。这回我却无力给予招待，时候不同了，我又抱病在身，连起码的一顿饭都没能招待。我的先生从来不肯招待家常便饭，只愿一本正经请人吃饭。所以，每每令我十分尴尬。
　　这种尴尬的心情不止一次。当亲朋好友来到，遇到飯点，我就尴尬。自己身体所限，不能尽兴招待客人，又不能以家常便饭代之，心中无法排除歉疚。
　　想想从前，那是完全不同了。几十年前，好婆健在。虽还是浩劫年代，家里冷不丁来了一位稀客，那是第一批得到政府邀请的海外科学家。M先生站在门口，说来看望陶老太太，他从上到下一派大陆打扮，穿着卡普龙丝袜和懒汉鞋；但他老老实实告知是从美国前来，把我和嫂子吓了一大跳。但好婆见他一点也不吃惊，像谈家常似的与他聊天，到了饭点，非要留饭。在那食物匮乏的年代，也不知怎的，好婆竟然像变戏法变出了一桌子的菜。原来M先生当年出国深造是拜好婆资助，而好婆家长乐路的住房当年也是M先生奔走找来的。虽然他先跑去扑了个空，但按照弄口看门人的指点，他还是摸到我们在淮海路的家。
　　无论贫富，好婆眼里都一视同仁。年幼时总记得过年时有阿头、阿梅、德林等以往在好婆家帮过工的人前来拜年，好婆总是准备好一桌子的菜肴招待他们，而她自己，却总是等大家吃完，躲在一边吃前日的剩饭剩菜。
　　说到我的父亲，每当搬家请来新的保姆，他只有一点要求，就是每天的饭要多煮一点，因为他经常会带学生或朋友回家吃饭。这是父亲起码的要求，也是他日常待客起码的习惯。
　　是的，每天中午随着大门的一声响，父亲归来总不会一个人。饭桌上温暖的笑语荡漾四围，并不在乎饭菜的好坏，而在乎那一种气氛。当然父亲在小院亲手栽种的蔬菜也每每会为饭桌添色。
　　至于父亲的朋友郑振铎先生更是了不得，据父亲告知，他最爱亲手烧菜招待朋友。有一回他烧完菜躺到躺椅上，高兴地看着朋友吃——原来他自己肠胃有恙。
　　唉，这就是前辈的为人。回想好婆，回想父亲，回想郑伯伯……那些待客的礼遇早已一去不复返。“一去不复返”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一代代的更替。好似读一本书，一页页翻，翻过去书就合上了。
　　但我的心不会合上，我牵挂往事，想念逝者。
　　（王世全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