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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群体性民事赔偿步履维艰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据卫生部统计，受害的患儿超过5万人，其中1万多婴幼儿住院接受治疗。截至10月8日，全国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住院治疗的婴幼儿还有10666名，其中较重症状患儿8名；累计已康复出院36144名。
这一事件已经被中国官方定性为“重大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置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违法制售有害乳制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被相继问责，企业负责人和不法奶农遭到刑事责任追究。按照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奶粉制造者或者销售者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9月22日，河南省镇平县的一位孙姓家长代理其一岁多的孩子向镇平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要求三鹿集团赔偿其孩子因食用“问题奶粉”致病后带来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15万元的一系列费用。这是“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全国首例消费者向奶粉企业提起民事赔偿的讼案。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河南的南阳和商丘，以及广东等地也相继出现了家长起诉的案例。但截至《财经》发稿，全国范围内尚未有法院受理此类案件。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有一些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律师团为患儿家庭提供法律咨询，并特别制作了《三鹿奶粉索赔指南》，建议患者家属尽可能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购买奶粉的发票或凭证，奶粉的外包装盒以及主治医生开的患病诊断证明等；律师们还建议，受害人可以向厂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
但是，律师们对诉讼的信心不足，他们更寄希望于政府来主导谈判。律师团成员李方平律师告诉《财经》记者，在公共侵权事件中，立案难很常见，法院往往出于“稳定”等因素拒绝受理当事人的赔偿诉讼。
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坦言，政治因素是立案难的原因。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吉林省高级法院就曾拒绝受理哈尔滨受害者状告吉林石化双苯厂的案件。
目前，河北、北京等地的志愿律师相继受到政府有关部门通知或建议，要求不予代理奶粉事件赔偿诉讼；9月27日，河南省司法部门的某些官员也通过面谈和电话方式，与该省部分参加了志愿律师团的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进行谈话，明确要求这部分律师退出志愿律师团。
对于政府的态度，志愿律师团成员、河南律师常伯阳表示，这不会影响他们继续对奶粉事件受害者进行法律援助的工作。但他承认，没有政府的支持，律师和患者家属势单力薄，索赔工作非常困难。
志愿律师团曾经要求消费者保护协会出面来支持诉讼或者共同协商谈判，但是该机构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
10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毒奶粉事件”的处置、奶业整顿和振兴等工作，但未涉及受害者民事赔偿问题。
政府的不关注以及司法对民事赔偿大门紧闭，受害者的权利目前无从得到保障。
尽管目前政府承诺免费给予治疗，但患儿家庭的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无从索赔。而根据律师团的调研，尚有不少在事件爆发前就住院、出院的患者的巨额医疗费用尚无处追讨。比如，河南南阳的边先生的孩子于2008年7月25日住院，至“十一”前出院时，总计花费了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岩把因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环境污染、证券诉讼等案件称之为大规模的侵权案件。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民事上的惩罚性赔偿几乎没有，事情的解决往往依靠政府主导，或者通过行政处罚来惩罚企业，但是忽视了对受害者的救济。
四年前爆发于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案，致12名婴儿死亡、189名婴儿严重营养不良。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大部分家庭没有到法院起诉，有些孩子死亡的家庭仅仅得到政府1万元的补助。而即便司法解决的，也在现实中遇到困境。阜阳张姓家长因孩子吃了奶粉死亡后，向法院起诉，法院仅判决6万元的赔偿款。而这6万元赔偿款，在张某向法院有关人士请客、送礼后，最终只拿到了3万元。■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据卫生部统计，受害的患儿超过5万人，其中1万多婴幼儿住院接受治疗。截至10月8日，全国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住院治疗的婴幼儿还有10666名，其中较重症状患儿8名；累计已康复出院36144名。
这一事件已经被中国官方定性为“重大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置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违法制售有害乳制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被相继问责，企业负责人和不法奶农遭到刑事责任追究。按照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奶粉制造者或者销售者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9月22日，河南省镇平县的一位孙姓家长代理其一岁多的孩子向镇平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要求三鹿集团赔偿其孩子因食用“问题奶粉”致病后带来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15万元的一系列费用。这是“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全国首例消费者向奶粉企业提起民事赔偿的讼案。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河南的南阳和商丘，以及广东等地也相继出现了家长起诉的案例。但截至《财经》发稿，全国范围内尚未有法院受理此类案件。
“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全国有一些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律师团为患儿家庭提供法律咨询，并特别制作了《三鹿奶粉索赔指南》，建议患者家属尽可能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购买奶粉的发票或凭证，奶粉的外包装盒以及主治医生开的患病诊断证明等；律师们还建议，受害人可以向厂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
但是，律师们对诉讼的信心不足，他们更寄希望于政府来主导谈判。律师团成员李方平律师告诉《财经》记者，在公共侵权事件中，立案难很常见，法院往往出于“稳定”等因素拒绝受理当事人的赔偿诉讼。
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坦言，政治因素是立案难的原因。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吉林省高级法院就曾拒绝受理哈尔滨受害者状告吉林石化双苯厂的案件。
目前，河北、北京等地的志愿律师相继受到政府有关部门通知或建议，要求不予代理奶粉事件赔偿诉讼；9月27日，河南省司法部门的某些官员也通过面谈和电话方式，与该省部分参加了志愿律师团的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进行谈话，明确要求这部分律师退出志愿律师团。
对于政府的态度，志愿律师团成员、河南律师常伯阳表示，这不会影响他们继续对奶粉事件受害者进行法律援助的工作。但他承认，没有政府的支持，律师和患者家属势单力薄，索赔工作非常困难。
志愿律师团曾经要求消费者保护协会出面来支持诉讼或者共同协商谈判，但是该机构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
10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毒奶粉事件”的处置、奶业整顿和振兴等工作，但未涉及受害者民事赔偿问题。
政府的不关注以及司法对民事赔偿大门紧闭，受害者的权利目前无从得到保障。
尽管目前政府承诺免费给予治疗，但患儿家庭的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无从索赔。而根据律师团的调研，尚有不少在事件爆发前就住院、出院的患者的巨额医疗费用尚无处追讨。比如，河南南阳的边先生的孩子于2008年7月25日住院，至“十一”前出院时，总计花费了3万多元的医疗费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岩把因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环境污染、证券诉讼等案件称之为大规模的侵权案件。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民事上的惩罚性赔偿几乎没有，事情的解决往往依靠政府主导，或者通过行政处罚来惩罚企业，但是忽视了对受害者的救济。
四年前爆发于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案，致12名婴儿死亡、189名婴儿严重营养不良。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大部分家庭没有到法院起诉，有些孩子死亡的家庭仅仅得到政府1万元的补助。而即便司法解决的，也在现实中遇到困境。阜阳张姓家长因孩子吃了奶粉死亡后，向法院起诉，法院仅判决6万元的赔偿款。而这6万元赔偿款，在张某向法院有关人士请客、送礼后，最终只拿到了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