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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2015年在美国逝世。祖籍合肥,是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她是民国时代重庆、昆明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集聪慧、秀美、才识于一身,也是陈寅恪、金岳霖、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士钊、卞之琳等人的同时代好友兼诗友。
她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的造诣很深,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在北大开班讲授,享誉一时。她的书法各体皆备,一笔娟秀端凝的小楷,结体沉熟,骨力深蕴,尤为世人所重,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在各种出版的昆曲图录里,她的名字是和俞振飞、梅兰芳这些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成长史
1914年,这一年的夏天格外漫长,闰五月二十日,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别墅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
接生娘娘高兴地喊:“生了,生了,太太,生了。”
她把孩子抱给筋疲力尽的产妇看,那个叫陆英的女子努力睁开被汗水泡肿了的眼,吃力地问:“是儿子么?”
接生娘娘道:“是位千金。”
陆英的眼瞬间黯淡下去,她深深地失望了。丈夫张冀牗也微微失望,不过,他很快便想开了。在合肥那些世家子弟里,张冀牗是极开明的人,他深受新风潮的影响,对待女儿和儿子远没有时人那么泾渭分明。他为这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充和。同她的三个姐姐一样,充和的名字里也有“两条腿”,张冀牗希望女儿们不要困守在闺房里,都能走得更高更远。不过那时候,他没想到,这个最小的女儿会走到地球另一边。
出生八个月后,充和被过继给了叔祖母识修。识修是李鸿章的四弟之女。她并不是有福的人,丈夫和孩子都悉数早亡。大悲大恸之后,她开始学佛。充和的到来,像一道阳光照亮了她寂寞的晚年。在充和身上,识修投注了全部精力,她严格地为充和挑选老师,花重金请了考古学家朱谟钦当她的塾师,还另请了一位前清举人专教她诗词歌赋。
从六岁到十六岁,充和每天都在书房待八个钟点,只有一个钟点的午餐时间,每隔十天,她才有半天能休息。
识修祖母一心一意想把她培养成名门淑女,而天资聪颖的她也没有让祖母失望,三岁诵诗,六岁能背整篇的《千字文》和《三字经》,未及十岁,便已会联诗对句。
在合肥张家的深宅大院里,充和静静地长大,没有同龄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耍,没有母亲的娇宠疼爱,她跟着庄严肃穆的祖母,养成了清冷的性情。
她成长的十年间正值一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整个中国都在急剧地变化,而她的世界却始终如一,一册古书,一支毛笔,遗世而独立。
下了课,她总喜欢待在藏书楼里,那儿很静,有数以千计的书卷,有一些因为太久无人翻阅而布满尘埃,纸张变得又脆又黄,手一碰就会开裂。她在那些故纸堆里翻到过《桃花扇》《紫钗记》,还有《牡丹亭》,她非常爱读这些作品,尤其是《牡丹亭》。
十三岁的她独自坐在藏书楼里,孤零零读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于断壁残垣”,偶尔转头看窗外,高高的院墙上有一道深黑的裂缝,她便觉得“我仿佛有许多不能告诉人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她全然懂得杜丽娘深闺的寂寥。
十六岁的那年,祖母过世了,父亲将她接了回来。
重回家人身边后,充和很快便发现,她远没有三个姐姐“摩登”,她不懂“科学”与“民主”,无法加入她们高谈阔论的圈子。姐弟几个一起踢球的时候,她不懂规则,只能做守门员。她的姐姐们都是西式教育下的民国小姐,而她却像晚清的闺秀,不喜嬉闹,不愿出头,静默地读书、习字、写文。
父亲是个昆曲迷,常请昆曲家来家中教女儿们拍曲,她才头一次晓得,原来她读过的那些戏文是可以唱的。在父亲的影响下,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
春暖花开的时候,她与长姊元和在张家的院落里,同演一出《惊梦》。她饰杜丽娘,而长姊是柳梦梅。当杜丽娘在台上徐徐甩开一抹水袖,柳梦梅一个折身,一个回眸,悠悠唱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合肥藏书楼里的《牡丹亭》仿佛活过来,在她面前徐徐展开一个绮丽的世界。她幼年时对昆曲萌生的一点兴趣至此蓬勃生发,从此,昆曲雅正的“水磨腔”悠悠地伴随了她一生。
十九岁那年,她去北平参加三姐兆和的婚礼。兆和嫁的男子名叫沈从文,她后来成了张家姐弟中与沈从文关系最好的。她很钦佩这个只有小学文凭却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姐夫,并亲切地叫他“沈二哥”。沈从文去世的时候,她写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被公认为对沈从文一生最好的概括。
兆和与沈从文成婚后,居住在西城达子营。那是一座北平最典型的四合院,站在院中仰头,可看到头顶四角的天,在多雨的江南,她从未见过这么澄澈高远的天,她决意留下来。
上大学后,她常和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一起参加一些曲友间的小型演出,纯属自娱自乐。“我喜欢昆曲音乐,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但她不喜欢登台演出,“在这方面,我和我的姊姊们不一样,他们喜欢登台演出,面对观众,而我却习惯不受人打扰,做自己的事”。
1937年,抗战爆发,她随三姐兆和一家流寓西南,当时沈从文入联大教书,帮她谋得了一份选编散曲的工作。战乱中条件艰难,充和寄居在姐姐家中。房间极小,她用木板架在四个煤油桶上充当书桌,一应的吃穿用都跟她在合肥和苏州时不能比。但她并不挑剔物质的匮乏,唯一挑剔的是笔墨纸砚,“我不爱金银珠宝,但纸和笔都要最好的”,也只是这一点上,还能看到她保留着的一点“大小姐式的娇气”。
她的昆曲唱得愈发精湛。当时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汪曾祺听过她的演唱,说:“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后来她到重庆,任职于国立礼乐馆,梁实秋赞她:“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合演一出《刺虎》,唱作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重庆,她的一曲《游园惊梦》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她应邀去张大千家聚会,一曲《思凡》让张大千大加赞赏,画了两幅小品为赠:一为仕女持扇立芭蕉下的背影,暗寓她演戏时之神态;一为水仙花,象征她演《思凡》时之身段。均题上款曰“充和大家”。
(转自岚枫的《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
张充和的这种遗世独立的个性,与叔祖母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由于与姐妹们接受了不同的教育,回到家里她发现自己与她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在这种冲击下,她并没有改变自己,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一生至爱——昆曲。到了北京后,她为了不沾姐夫沈从文的光,化名报考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由于没学过,零分。胡适力主破格录取她,传为佳话。后来因病退学,人人为她惋惜,她自己知道北京大学并不那么适合自己,所以无所谓。日军轰炸时,她还在防空洞里写小楷。可以说,她的一生,绝对忠于自己的个性和趣味,毫不犹疑。她有世家子弟的风骨,是一个彻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