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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多元的时代要求图书必须寻求在其他媒介呈现的机会。□后现代阅读极端反对陈词滥调,这种陈词滥调主要是指僵化权威语言的集合体。后现代推崇形式上的新意,哪怕这种新意毫无意义。□图书没什么神圣的,亦并非要文以载道,它只需要一种品质,就是能让大众觉得有用,让大众觉得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让大众有自己生产意义的空间。
作为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西方文化的疆域,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当下中国社会虽不具有西方后现代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日渐兴盛,这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文化也并非空穴来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后现代文化思想借势而入。毫无疑问,后现代文化思想将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带来社会文化的转型变革,传统图书出版作为文化商品,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一、多元媒介生态的挑战
后现代是一个图像的时代,图像取代了文字成为后现代的文化表征。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电视媒介风行世界,这也是后现代来临的必要媒介基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电视媒介给世界带来了全方位的视觉转向。图像不同于文字,打破了文字所具有的理性的、线性的叙事方式,用一种诉诸视觉和听觉的更直观的再现方式来表征世界。如果说文字时代的思维方式是按照逐行的线性逻辑展开,那么图像则打破了这种线性逻辑,被一种跳跃的、非理性的视看方式所取代。图像时代更加注重视觉感官的冲击而不是理性思维的深入,注重对表象的再现,而非表象之后的逻辑运作。互联网更是对这种图像偏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图像更加强调快感和表象,拒绝线性文字的束缚。这样,历史发展的理性逻辑内涵在图像的冲击下变得不再坚不可摧,同一性破碎了,变成了历史的碎片。此时的世界只是破碎图像的堆积和拼贴而不是有机的整合。在图像转向的大背景下,传统图书出版要充分重视后现代图书对图像要素的诉求。幾米的作品《听幾米唱歌》、《向左走、向右走》,还有《老照片》、朱德庸的漫画等等,这些图书都是彰显并且迎合了后现代的图像诉求。传统图书出版开始寻求与这种图像霸权的共生共荣。
后现代图像世界是符号化、景观化、表征化、虚拟化的世界,“符号胜过实物、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 。〔1〕160年代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概念宣告了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已经终结,景观成为了世界的主宰,景观取代了实在,世界被呈现为景观。网络诞生以来这种态势正在加剧。后现代媒介技术催生的超真实可以说是拟像运动的结果或者说是积累。传统图书出版需要适应这种媒介文化才能求得发展的空间。传统条件下的图书出版只要在内容上下工夫就可以了,内容说明一切,书籍的本质在书籍本身中得到反映。其他媒介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书籍媒介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今天的媒介文化中,如果图书出版不能够在其他媒介中呈现,就意味着它将面临着来自于市场的否定,因为图书作为一种商品,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都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商品要想在当代“社会的传媒化”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就必须研究如何呈现自己,不是自己呈现自己,而是在其他媒介中呈现自己。只要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唤起大众的兴趣,商品就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媒介多元的时代要求图书必须寻求在其他媒介呈现的机会。央视科教频道《子午书简》、《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中华读书报》、《新华书报》,网络中很多门户网站也有很多有关读书的栏目。传统图书只有寻求在这种多媒介条件下充分展示自身,才会赢得市场的青睐,因为在后现代文化中,真实的现实呈现已经让位于媒介化的虚拟呈现。
麦克卢汉认为“一种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今天的传统图书出版的中心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虽说不能被其他媒介完全取代,但是如果不能够和其他媒介和谐共生,那么命运将是不乐观的。在媒介多元的背景下各种媒介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系统,每一种媒介都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和延伸,“报纸的内容是文字表述,书籍的内容是言语,电影的内容是小说”。〔2〕5在后现代媒介多元的格局下,每一种媒介都是其他媒介的补充,传统图书出版作为一种媒介当然也不例外。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也带来了图书出版的畅销热潮。《大宅门》、《长恨歌》、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等等都成为了畅销书。网络小说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也掀起了小小的出版热潮。深处后现代中的传统图书出版要充分认识作为其他媒介延伸的重要性,并且要能够成功地将图像向文字转化或文字向图像转化,这样才能赚得更多的生存资本。传统图书出版业必须要转变观念,在新的媒介生态中要盯住“图像”的流变,并且善于作为“图像”的一种延伸和补充。
二、多向度的阅读
后现代阅读只能是浅阅读,当代世界是知识和资讯大爆炸时代,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置身于各种媒介之中难以自拔。人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方向,避免迷失于资讯的世界,只能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媒介成为了人们得以生存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认知和感悟不再是直接的而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够通过媒介来把握我们的生活,并且基于媒介作出判断和选择。现在的知识更新换代不断提速,人们只有在不断的浅阅读中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无暇对每种作品进行深析,速度对永恒的消解是这个时代的命运,那么速朽便成了这个时代的表征。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更是撼动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冲动,因为相对于数字阅读技术,传统图书的时效性明显不足。比如电子书、手机的阅读时效性就非常强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断扩大的存储量可以使电子书成为一个小型数字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图书出版不得不面对新技术带来的严峻挑战。浅阅读消解深阅读这似乎是难以逃脱的时代命运。在传统阅读中人们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但是到了后现代媒介社会这一切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太多的媒介形态包围着你,让人眼花缭乱,无法摆脱。在传统社会里,书籍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当下社会,书籍并非是不可替代的,电子书、电视、搜索引擎都能够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后现代文本是跳跃性的,它并不按照传统的逻辑结构来建构,也不试图去表达某种具有同一性特质的宏大理论,不是按照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各种信息碎片随心所欲的拼贴,拼贴是反逻辑的反原创的,信息碎片堆砌在一起,不是有机的融合,而是生硬的粘贴。由于后现代阅读并非按照传统的线性逻辑从头到尾的展开,所以“风吹到哪页就读那页”就成为了后现代资讯爆炸时代的图书设计风格。
后现代阅读极端反对陈词滥调,这种陈词滥调主要是指僵化权威语言的集合体。后现代推崇形式上的新意,哪怕这种新意毫无意义。当然陈词滥调不等于不包含真理性,后现代文化对待无所不包的真理表示怀疑,真理的同一性特征就决定了真理本身并不能够对高度分化复杂的社会做出某种可以确信的解释。美国著名后现代学者约翰·菲斯克认为陈词滥调并非仅仅是一些乏味、老套语言的集合,菲斯克分析为什么这些陈词滥调会被反复的使用。菲斯克认为陈词滥调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媒介物,是意识形态实践的赤裸裸表达。〔3〕126—128意识形态建构的是共识,是毫无个性的符号堆积,是不错但并无明显意义的生冷无情的符号。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反权威,而陈词滥调又是这种权威的通俗版本。年轻一代蔑视权威,对主流的东西感到腻烦,并且不因为主流中还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而加以接受。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受到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很大。大道理人们已经厌倦,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毫无创见的老生常谈。所以表现出对这种陈词滥调无端的轻蔑甚至是极端的拒斥。陈词滥调不再是不可怀疑的,只能是受到嘲讽的对象,这就是陈词滥调的后现代命运。《第一次亲密接触》、《蝴蝶的尖叫》、《大话西游》等等就是对传统价值、思维惯性和创作惯性的反叛,然而,在迅速流变的后现代时尚中,反陈词滥调,随时可能变为一种新的陈词滥调。
后现代阅读是反理性的阅读。后现代将理性逐下神坛,对畸形的、片面化的理性进行冲击和反动,试图从机器的宰制中将人类拯救。那么,怎样来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拯救人类的异化?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强劲的反理性力量,身体的感性诉求是人类最本真的,真正来源于人的,更少一些社会建构的诉求。身体备受后现代理论家推崇,成为了反工具理性的先锋。通过身体的抗争来拯救理性机器中的人。《天亮以后说分手》、《上海宝贝》等等书籍都体现了身体的战斗性,让身体成为捍卫人之所以为人的战斗堡垒。通过一种身体上的“狂喜”来对抗社会建构的自我,这种“狂喜”是通过丧失来实现的。所谓丧失就是对社会所建构的自我的丧失,这样才能够达到“狂喜”,因为社会建构的理性自我是规训的自我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有丧失这种社会自我,人才能够回归本真自我。〔3〕52—58后现代阅读追求这种丧失的狂喜,通过文本的阅读人们暂时逃离理性世界,通过对感官的调动人们感受到最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并非来自笛卡尔的“我思”,在后现代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对“我思”的抗拒。然而,自我丧失后的身体,随时可能陷入消费意识形态的非我状态,身体依然受困于自我的他域之中。
三、文本的游戏
浅表是后现代文本的表征,浅表是对说教说不。说教就是意识形态的显性版本,意识形态往往戴着一副真理的面孔,权威是他的表情。后现代就是对权威说不,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文本遭到大众唾弃的原因并非因为文本的空洞无物而是因为文本故作高深的姿态,大众甘心宁愿在文本的浅白中游弋,也不愿在高深文本中沉浸。大众在那些浅白的文本中寻找着一种感受,一种自己可以寻求的、自己可以生产的、不确定的感觉。大众并非对有些文本的浅表和无聊一无所知,并非面对同质文本的疯狂复制麻木不仁,在很多种情况下存心不去刻意追问意义,仅仅因为这种意义是被给定的,是别人赋予的。后现代大众宁愿在无意义中、在不确定性、在真理和意义的碎片中无目的地漫游,也不愿意接受那些无所不包的现代的宏大话语,不愿意在抽象的同一性面前膜拜。大拒绝、大不屑就是后现代文化中大众的文化策略,虽然这其中不乏对大众能动性的盲目乐观,但是这种文化策略还是体现了大众能动性的一面。按照德赛托的理论,大众是有着充分的能动性的。大众面对日益细密的、无所不在的宰制可以像游击队员那样与宰制的力量开展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在他的理论中大众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不再是那样悲观,大众可以自己生产意义,对意识形态强加的意义予以戏谑与轻蔑。《大话西游》、《水煮三国》这种类型的图书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然而,这种偷袭式的、游击式的、嬉戏式的小把戏,能否摆脱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难免让人心生疑窦。
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的核心气质,当今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以消费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一个存在物都是消费的主体,又是消费的客体,人和物就是在消费与被消费的扭结中互动,并且围绕着这种消费关系来开展心灵和物质的运动。图书出版也不例外,图书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一种符号。图书没什么神圣的,亦并非要文以载道,它只需要一种品质,就是能让大众觉得有用,让大众觉得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让大众有自己生产意义的空间。后现代文本被读者随意消费或者抛弃,当某个文本被认为有用或者与自身相关,读者才会对文本以一个消费者看上去至高无上的态度来购买,情况如果相反,消费者就会对文本蔑视直至抛弃。后现代大众虽然并不十分相信自己,但是对社会、对“他者”的怀疑却是真确的。所以也不可能对文本传达的意义全盘地信服与尊重,大众隐约地明白文本并不能够真正地带来些什么。这样,大众对文本的意义是什么也就不再继续追问。后现代文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尊重的地方,而之所以选择某种图书商品的依据可能就是该图书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快感,或者图书是否允许读者进行把玩、休憩乃至批评。大众需要的更多的是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机会,拒绝接受文本对大众高高在上的教诲,拒绝正确但并不能够给生活带来意义的话语。就这样,像《Q版语文》这类图书应运而生了。在《Q版语文》中,我们教材里沿用了多年的经典遭到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嘲讽。
被嘲笑是经典文本的后现代命运。在后现代语境中,太多的经典遭到无情的奚落或者说是亵渎。从《三国》、《水浒》到《西游》不是被“水煮”就是被“大话”。传统的不朽形象遭到无情的颠覆。在后现代对权威文本的解构中,孙悟空并非那样对唐僧无比的忠诚,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从中我们看到了神性向人性的复归;沙僧也并非十分憨厚,也成为好色之徒,经典中种种类型化的、剪影式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开始丰满起来。那么,在我国具体语境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戏仿”和“大话”的兴起呢?后现代性有时尚的后现代性和批判的后现代性之分。〔4〕在当下的文化姿态中,时尚的后现代性的发展是充分的或者可以说是过分的,而批判的后现代性发展却一片清冷。但是,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在时尚的后现代性中不能说就不包含批判的后现代性,时尚的后现代性面孔背后是否有批判的后现代性冲动?受众对权威经典的戏谑与嘲弄,按照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经典话语体现的主要是权力建构起来的知识话语。对权威的戏仿和颠覆恰恰表现了这种权威话语遭到了袪魅,非权威的话语为了争夺部分的能动与言说权力,采取了一种颠覆策略,利用了解构的工具,以假大空为解构对象。大众在解读这种文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无意识的喜悦感。“‘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因为‘大话文艺’的生产性就体现在它对经典的这种戏说、篡改和冒犯。”〔5〕254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只有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式的“大话”话语才可能更为有效地进入大众娱乐的话语流通。这样,后现代式“戏仿”和“大话”的风格,始终具有吸引眼球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
〔3〕参见: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参见宋一苇:《后现代在中国:时尚的?还是批判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3期。
〔5〕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
作为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西方文化的疆域,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当下中国社会虽不具有西方后现代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日渐兴盛,这是不争的事实。后现代文化也并非空穴来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后现代文化思想借势而入。毫无疑问,后现代文化思想将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带来社会文化的转型变革,传统图书出版作为文化商品,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一、多元媒介生态的挑战
后现代是一个图像的时代,图像取代了文字成为后现代的文化表征。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电视媒介风行世界,这也是后现代来临的必要媒介基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电视媒介给世界带来了全方位的视觉转向。图像不同于文字,打破了文字所具有的理性的、线性的叙事方式,用一种诉诸视觉和听觉的更直观的再现方式来表征世界。如果说文字时代的思维方式是按照逐行的线性逻辑展开,那么图像则打破了这种线性逻辑,被一种跳跃的、非理性的视看方式所取代。图像时代更加注重视觉感官的冲击而不是理性思维的深入,注重对表象的再现,而非表象之后的逻辑运作。互联网更是对这种图像偏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图像更加强调快感和表象,拒绝线性文字的束缚。这样,历史发展的理性逻辑内涵在图像的冲击下变得不再坚不可摧,同一性破碎了,变成了历史的碎片。此时的世界只是破碎图像的堆积和拼贴而不是有机的整合。在图像转向的大背景下,传统图书出版要充分重视后现代图书对图像要素的诉求。幾米的作品《听幾米唱歌》、《向左走、向右走》,还有《老照片》、朱德庸的漫画等等,这些图书都是彰显并且迎合了后现代的图像诉求。传统图书出版开始寻求与这种图像霸权的共生共荣。
后现代图像世界是符号化、景观化、表征化、虚拟化的世界,“符号胜过实物、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 。〔1〕160年代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概念宣告了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已经终结,景观成为了世界的主宰,景观取代了实在,世界被呈现为景观。网络诞生以来这种态势正在加剧。后现代媒介技术催生的超真实可以说是拟像运动的结果或者说是积累。传统图书出版需要适应这种媒介文化才能求得发展的空间。传统条件下的图书出版只要在内容上下工夫就可以了,内容说明一切,书籍的本质在书籍本身中得到反映。其他媒介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书籍媒介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今天的媒介文化中,如果图书出版不能够在其他媒介中呈现,就意味着它将面临着来自于市场的否定,因为图书作为一种商品,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都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商品要想在当代“社会的传媒化”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就必须研究如何呈现自己,不是自己呈现自己,而是在其他媒介中呈现自己。只要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唤起大众的兴趣,商品就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媒介多元的时代要求图书必须寻求在其他媒介呈现的机会。央视科教频道《子午书简》、《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中华读书报》、《新华书报》,网络中很多门户网站也有很多有关读书的栏目。传统图书只有寻求在这种多媒介条件下充分展示自身,才会赢得市场的青睐,因为在后现代文化中,真实的现实呈现已经让位于媒介化的虚拟呈现。
麦克卢汉认为“一种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今天的传统图书出版的中心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虽说不能被其他媒介完全取代,但是如果不能够和其他媒介和谐共生,那么命运将是不乐观的。在媒介多元的背景下各种媒介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系统,每一种媒介都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和延伸,“报纸的内容是文字表述,书籍的内容是言语,电影的内容是小说”。〔2〕5在后现代媒介多元的格局下,每一种媒介都是其他媒介的补充,传统图书出版作为一种媒介当然也不例外。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也带来了图书出版的畅销热潮。《大宅门》、《长恨歌》、于丹的《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等等都成为了畅销书。网络小说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也掀起了小小的出版热潮。深处后现代中的传统图书出版要充分认识作为其他媒介延伸的重要性,并且要能够成功地将图像向文字转化或文字向图像转化,这样才能赚得更多的生存资本。传统图书出版业必须要转变观念,在新的媒介生态中要盯住“图像”的流变,并且善于作为“图像”的一种延伸和补充。
二、多向度的阅读
后现代阅读只能是浅阅读,当代世界是知识和资讯大爆炸时代,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置身于各种媒介之中难以自拔。人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方向,避免迷失于资讯的世界,只能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媒介成为了人们得以生存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认知和感悟不再是直接的而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够通过媒介来把握我们的生活,并且基于媒介作出判断和选择。现在的知识更新换代不断提速,人们只有在不断的浅阅读中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无暇对每种作品进行深析,速度对永恒的消解是这个时代的命运,那么速朽便成了这个时代的表征。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更是撼动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冲动,因为相对于数字阅读技术,传统图书的时效性明显不足。比如电子书、手机的阅读时效性就非常强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断扩大的存储量可以使电子书成为一个小型数字图书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图书出版不得不面对新技术带来的严峻挑战。浅阅读消解深阅读这似乎是难以逃脱的时代命运。在传统阅读中人们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但是到了后现代媒介社会这一切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太多的媒介形态包围着你,让人眼花缭乱,无法摆脱。在传统社会里,书籍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当下社会,书籍并非是不可替代的,电子书、电视、搜索引擎都能够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后现代文本是跳跃性的,它并不按照传统的逻辑结构来建构,也不试图去表达某种具有同一性特质的宏大理论,不是按照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各种信息碎片随心所欲的拼贴,拼贴是反逻辑的反原创的,信息碎片堆砌在一起,不是有机的融合,而是生硬的粘贴。由于后现代阅读并非按照传统的线性逻辑从头到尾的展开,所以“风吹到哪页就读那页”就成为了后现代资讯爆炸时代的图书设计风格。
后现代阅读极端反对陈词滥调,这种陈词滥调主要是指僵化权威语言的集合体。后现代推崇形式上的新意,哪怕这种新意毫无意义。当然陈词滥调不等于不包含真理性,后现代文化对待无所不包的真理表示怀疑,真理的同一性特征就决定了真理本身并不能够对高度分化复杂的社会做出某种可以确信的解释。美国著名后现代学者约翰·菲斯克认为陈词滥调并非仅仅是一些乏味、老套语言的集合,菲斯克分析为什么这些陈词滥调会被反复的使用。菲斯克认为陈词滥调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媒介物,是意识形态实践的赤裸裸表达。〔3〕126—128意识形态建构的是共识,是毫无个性的符号堆积,是不错但并无明显意义的生冷无情的符号。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反权威,而陈词滥调又是这种权威的通俗版本。年轻一代蔑视权威,对主流的东西感到腻烦,并且不因为主流中还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而加以接受。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受到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很大。大道理人们已经厌倦,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毫无创见的老生常谈。所以表现出对这种陈词滥调无端的轻蔑甚至是极端的拒斥。陈词滥调不再是不可怀疑的,只能是受到嘲讽的对象,这就是陈词滥调的后现代命运。《第一次亲密接触》、《蝴蝶的尖叫》、《大话西游》等等就是对传统价值、思维惯性和创作惯性的反叛,然而,在迅速流变的后现代时尚中,反陈词滥调,随时可能变为一种新的陈词滥调。
后现代阅读是反理性的阅读。后现代将理性逐下神坛,对畸形的、片面化的理性进行冲击和反动,试图从机器的宰制中将人类拯救。那么,怎样来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拯救人类的异化?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强劲的反理性力量,身体的感性诉求是人类最本真的,真正来源于人的,更少一些社会建构的诉求。身体备受后现代理论家推崇,成为了反工具理性的先锋。通过身体的抗争来拯救理性机器中的人。《天亮以后说分手》、《上海宝贝》等等书籍都体现了身体的战斗性,让身体成为捍卫人之所以为人的战斗堡垒。通过一种身体上的“狂喜”来对抗社会建构的自我,这种“狂喜”是通过丧失来实现的。所谓丧失就是对社会所建构的自我的丧失,这样才能够达到“狂喜”,因为社会建构的理性自我是规训的自我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有丧失这种社会自我,人才能够回归本真自我。〔3〕52—58后现代阅读追求这种丧失的狂喜,通过文本的阅读人们暂时逃离理性世界,通过对感官的调动人们感受到最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并非来自笛卡尔的“我思”,在后现代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对“我思”的抗拒。然而,自我丧失后的身体,随时可能陷入消费意识形态的非我状态,身体依然受困于自我的他域之中。
三、文本的游戏
浅表是后现代文本的表征,浅表是对说教说不。说教就是意识形态的显性版本,意识形态往往戴着一副真理的面孔,权威是他的表情。后现代就是对权威说不,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文本遭到大众唾弃的原因并非因为文本的空洞无物而是因为文本故作高深的姿态,大众甘心宁愿在文本的浅白中游弋,也不愿在高深文本中沉浸。大众在那些浅白的文本中寻找着一种感受,一种自己可以寻求的、自己可以生产的、不确定的感觉。大众并非对有些文本的浅表和无聊一无所知,并非面对同质文本的疯狂复制麻木不仁,在很多种情况下存心不去刻意追问意义,仅仅因为这种意义是被给定的,是别人赋予的。后现代大众宁愿在无意义中、在不确定性、在真理和意义的碎片中无目的地漫游,也不愿意接受那些无所不包的现代的宏大话语,不愿意在抽象的同一性面前膜拜。大拒绝、大不屑就是后现代文化中大众的文化策略,虽然这其中不乏对大众能动性的盲目乐观,但是这种文化策略还是体现了大众能动性的一面。按照德赛托的理论,大众是有着充分的能动性的。大众面对日益细密的、无所不在的宰制可以像游击队员那样与宰制的力量开展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在他的理论中大众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不再是那样悲观,大众可以自己生产意义,对意识形态强加的意义予以戏谑与轻蔑。《大话西游》、《水煮三国》这种类型的图书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然而,这种偷袭式的、游击式的、嬉戏式的小把戏,能否摆脱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难免让人心生疑窦。
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的核心气质,当今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以消费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一个存在物都是消费的主体,又是消费的客体,人和物就是在消费与被消费的扭结中互动,并且围绕着这种消费关系来开展心灵和物质的运动。图书出版也不例外,图书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一种符号。图书没什么神圣的,亦并非要文以载道,它只需要一种品质,就是能让大众觉得有用,让大众觉得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让大众有自己生产意义的空间。后现代文本被读者随意消费或者抛弃,当某个文本被认为有用或者与自身相关,读者才会对文本以一个消费者看上去至高无上的态度来购买,情况如果相反,消费者就会对文本蔑视直至抛弃。后现代大众虽然并不十分相信自己,但是对社会、对“他者”的怀疑却是真确的。所以也不可能对文本传达的意义全盘地信服与尊重,大众隐约地明白文本并不能够真正地带来些什么。这样,大众对文本的意义是什么也就不再继续追问。后现代文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尊重的地方,而之所以选择某种图书商品的依据可能就是该图书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快感,或者图书是否允许读者进行把玩、休憩乃至批评。大众需要的更多的是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机会,拒绝接受文本对大众高高在上的教诲,拒绝正确但并不能够给生活带来意义的话语。就这样,像《Q版语文》这类图书应运而生了。在《Q版语文》中,我们教材里沿用了多年的经典遭到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嘲讽。
被嘲笑是经典文本的后现代命运。在后现代语境中,太多的经典遭到无情的奚落或者说是亵渎。从《三国》、《水浒》到《西游》不是被“水煮”就是被“大话”。传统的不朽形象遭到无情的颠覆。在后现代对权威文本的解构中,孙悟空并非那样对唐僧无比的忠诚,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从中我们看到了神性向人性的复归;沙僧也并非十分憨厚,也成为好色之徒,经典中种种类型化的、剪影式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开始丰满起来。那么,在我国具体语境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戏仿”和“大话”的兴起呢?后现代性有时尚的后现代性和批判的后现代性之分。〔4〕在当下的文化姿态中,时尚的后现代性的发展是充分的或者可以说是过分的,而批判的后现代性发展却一片清冷。但是,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在时尚的后现代性中不能说就不包含批判的后现代性,时尚的后现代性面孔背后是否有批判的后现代性冲动?受众对权威经典的戏谑与嘲弄,按照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经典话语体现的主要是权力建构起来的知识话语。对权威的戏仿和颠覆恰恰表现了这种权威话语遭到了袪魅,非权威的话语为了争夺部分的能动与言说权力,采取了一种颠覆策略,利用了解构的工具,以假大空为解构对象。大众在解读这种文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无意识的喜悦感。“‘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因为‘大话文艺’的生产性就体现在它对经典的这种戏说、篡改和冒犯。”〔5〕254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只有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式的“大话”话语才可能更为有效地进入大众娱乐的话语流通。这样,后现代式“戏仿”和“大话”的风格,始终具有吸引眼球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
〔3〕参见: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参见宋一苇:《后现代在中国:时尚的?还是批判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3期。
〔5〕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