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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成为高频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那么，为什么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要解决哪些问题？
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2015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了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在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会现在碰到这么多问题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驾马车”。
特别是20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的思维就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做“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它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在2009年的时候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马上增速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但是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回升的很少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下去了GDP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样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越来越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样对于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的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样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这些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在2015年看来，从朝野各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达成了共识，特别是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高层领导人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是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主要的因素是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的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的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的在消失，加上刚才说的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点是三个基本供给驱动因素中着重在第三个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那么，怎么能够改善供给？其实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呢？当时在普及宣传九五计划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不过后面慢慢人们就忘了，其实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年到2000年的五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改善供给、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的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块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叫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应该说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的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的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的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的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面对要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热词，这是好事。
供给、需求、价格乃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某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总供给可近似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与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决定。
隐含在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
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几个误区和偏颇：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
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是，通过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包括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由于传统要素增长红利和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1.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2.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的新跨越。3.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
（二）培育“双创”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结构转型期，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把“双创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要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放开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智民力。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整合创新资源。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三）培育信息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和增量巨大。二是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三是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
（四）培育服务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五）培育价值链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是突出的供应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六）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2015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了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在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会现在碰到这么多问题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驾马车”。
特别是20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的思维就是因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做“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它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在2009年的时候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下去马上增速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但是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回升的很少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下去了GDP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样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越来越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样对于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的办法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样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这些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在2015年看来，从朝野各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达成了共识，特别是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高层领导人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是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主要的因素是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的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的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的在消失，加上刚才说的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点是三个基本供给驱动因素中着重在第三个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那么，怎么能够改善供给？其实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呢？当时在普及宣传九五计划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不过后面慢慢人们就忘了，其实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年到2000年的五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改善供给、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的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块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叫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应该说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的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的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的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能够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用的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大量的给企业补贴来发展光伏产业、LED产业等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这样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面对要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热词，这是好事。
供给、需求、价格乃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某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总供给可近似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与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决定。
隐含在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
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几个误区和偏颇：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
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是，通过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包括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由于传统要素增长红利和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1.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2.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的新跨越。3.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
（二）培育“双创”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结构转型期，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把“双创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要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放开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智民力。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整合创新资源。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三）培育信息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和增量巨大。二是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三是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
（四）培育服务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五）培育价值链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是突出的供应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六）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