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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新音乐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学堂乐歌作为启蒙标志发展起来的，20年代才真正进入专业音乐创作时期。新音乐传入南洋亦是从此时开始，它的流传有多种途径，其中一些艺术团体（如中华歌舞团、武汉合唱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赴南洋的巡演是最主要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本文旨在通过史实、史料的梳理，对当时艺术团体赴南洋巡演的情况及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总结中国近代新音乐在南洋华侨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新音乐 南洋巡演 中华歌舞团 武汉合唱团 中国歌舞剧艺社
“新音乐”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学堂乐歌时期的音乐家曾志忞提出的，指的是晚清以来，在西方音乐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形式。中国的新音乐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学堂乐歌作为启蒙标志发展起来的，20年代才真正进入专业音乐创作时期。把中国新音乐最早带到南洋的艺术团体是二十年代黎锦晖创建的中华歌舞团；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此时建立了许多音乐社团，为了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一些合唱团体纷纷奔赴南洋，借助音乐的力量联合侨胞共同抗日，其中武汉合唱团最具代表性；而中国歌舞剧艺社，则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该社曾在香港及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 扩大了新舞蹈和解放区的歌舞艺术在侨胞中的影响。本文旨在对中华歌舞团、武汉合唱团和中国歌舞剧艺社这三大艺术团体在20世纪上半叶赴南洋的演出情况及演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总结中国近代新音乐在南洋华侨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赴南洋巡演的主要艺术团体
近代，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国内纷纷成立了许多新音乐社团，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一些歌舞团体赴南洋巡演，把中國的新音乐带到南洋，在南洋产生的影响甚巨。主要的艺术团体有中华歌舞团、武汉合唱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
（一）中华歌舞团
中华歌舞团是第一个赴南洋巡演的艺术团体，它是由黎锦晖于1927年创建的，是明月歌剧社（简称明月社）的前身。组建时主要团员有黎明晖、王人艺、王人美、黎莉莉（钱蓁蓁）、徐来、薛玲仙、黎锦光等人。1929年更名为“明月歌剧社”，此时增添了聂耳、白虹、周旋、杨枝露、黎明健、于立群等团员。
该团于1928年5月由黎锦晖率领三十多位团员赴南洋巡演。巡演历时十个月， 先后到达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等近二十个城市。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虽然演出叫好又叫座，但是黎锦晖不善财务经营，很快就让歌舞团陷入困境。加之管理不善，演员毫无约束，纷纷擅自脱离团队，独立谋生。1929年初，轰动一时的中华歌舞团，不得不在雅加达就地解散。
1930年，39岁的黎锦晖走出中华歌舞团解散的阴影，趁着不惑之年，再度扬帆起航，重新组建了明月社。1936年4月5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是明月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的演出广告，在广告下边有两行小字，写的是：“该社在本院表演后，不再在沪登台”。显而易见，这是明月社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演出。风光无限的明月社仅仅5年多的时间，就面临了倒闭的命运。黎锦晖不计回报的培养人才，导致他最终不得不将明月社转让于他人。
（二）武汉合唱团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武汉也危在旦夕，是年，武汉合唱团正式成立，由夏之秋担任团长。为了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团长夏之秋和团员们商议，决定赴南洋巡演，此建议得到董必武的全力支持。1938年9月，由夏之秋担任团长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动身离开了武汉，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州、澳门、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海港和渔村。团员中，有工程师、银行职员、音乐教师、青年学生，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集合在抗战的旗帜下。合唱团在南洋的演出以歌咏为主，节目有《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旗正飘飘》《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其中一些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打桩歌》《苦力歌》等，都在南洋侨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合唱团借助音乐的力量激起侨胞对日寇的愤慨，他们纷纷捐资捐物支援抗战。
武汉合唱团的演出强烈震撼了东南亚华侨社会，该团在480天内获得了1150万元，全部支援了抗战和救灾，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对新马两国的戏剧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当地音乐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该团团员郑子秋、李豪等人在演出结束后还继续留在当地从事音乐活动，为当地的戏剧音乐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歌舞剧艺社
中国歌舞剧艺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1946年在香港成立。梁伦、陈韫仪等负责组建其中的舞蹈组，并担任主要编导和演员。该社曾在香港及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节目中有舞蹈《渔光曲》《希特勒还在人间》；独幕舞剧《五里亭》《天快亮了》，以及大歌舞《中国人民悲欢曲》等。这些演出活动扩大了新舞蹈和解放区的歌舞艺术在侨胞中的影响。该社还在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地举办舞蹈和歌咏训练班，在香港与香港新音乐学院合办了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传播了中国革命的新文化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
二、南洋巡演的代表性作品
上述三大艺术团体赴南洋巡演时演出的作品体裁多样化，包括歌曲、合唱、歌舞、话剧、舞剧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按照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爱国主义题材、爱情题材和儿童题材三类。
（一）爱国主义题材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之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的革命战争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华侨同胞的爱国热情，因此爱国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在南洋巡演中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代表性的作品有《总理纪念歌》《歌八百壮士》《长城谣》等。
1.《总理纪念歌》 《总理纪念歌》是1926年黎锦晖为悼念孙中山的逝世和丰功伟绩而创作的。
中华歌舞团南洋巡演的首场演出在香港大剧场。沉甸甸的大幕缓缓拉开，黎明晖、徐来、王人美等十余位女演员，身着雪白短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词、黎锦晖曲的《总理纪念歌》：“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真理须推求，一世的辛劳，半生的奔走，为国家牺牲奋斗，总理精神永垂不朽。”刚刚唱出“我们总理”四个字，竟像有人指挥一样，全场华侨观众肃然起立，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和怀念。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跟着站起来，全场气氛庄严肃穆。在演唱这支歌的3分钟内，观众们始终保持肃立，全场鸦雀无声。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原定演出5天，应要求又加演3天。后中华歌舞团到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巡演，这些地方大多是英、法、荷兰的殖民地，每次演出第一专场皆唱《总理纪念歌》，侨胞们大受感动，所到之处受到爱国华侨的狂热欢迎。
2.《歌八百壮士》
这是一首雄浑有力、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不规则的三段体结构，旋律流畅明快、全曲富于节奏性，这可能和曲作者是一位小号演奏家不无关系。
《歌八百壮士》这首抗日歌曲是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为背景创作的。1937年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合唱团的排练场，请夏之秋谱曲。夏之秋看了歌词，歌词中喊出了“中国不会亡”，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歌词表达的意思鲜明尖锐，感情充沛，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他对桂涛声说：“这歌词太好了，我会很快谱出来的。”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了一些调整，谱写成曲，于是一股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事后，他回忆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中国不会亡，中国必胜。”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之秋钢琴伴奏，“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全国。南洋巡演前，此曲被改編成合唱，在南洋演出时受到华侨同胞的热烈赞赏。
（二）爱情题材
在南洋演出的以爱情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主要是黎锦晖在这一期间创作的时代曲，代表性的有《毛毛雨》《桃花江》《落花流水》《爱的花》等。
1.《毛毛雨》
《毛毛雨》是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第一首时代曲，通常也把它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虽然乐曲格调并非高雅，但结构短小精悍，曲调优美流畅，歌词朴素通俗，流露着真情实感，易于传唱，受到大众的喜爱。《毛毛雨》的创作和黎锦晖其他时代曲一样，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运用民间小调作为创作基础，再加上歌词朗朗上口，全曲音域跨度不大（只有九度），具有浓郁的民间小调特色，这也是《毛毛雨》广为流传的原因。
2.《桃花江》
南洋之旅让中华歌舞团分崩离析，却给黎锦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由于经费困难，黎锦晖滞留在新加坡，没办法回国。这时，上海的一些公司找他谱写100首家庭爱情歌曲。为了攒足路费，他接下了这个任务。
黎锦晖和第二任妻子徐来到海边散步，迷人的大海勾起了黎锦晖的思乡情怀。他想起了风景如画的桃花江，落英缤纷，美女如织，他对着徐来轻声哼唱，每哼唱一句，他就用笔记下来。一首《桃花江》就这样诞生了。
1928年他与中华歌舞团赴马来西亚演出，《桃花江》的上演赢得了侨胞的满堂喝彩，新加坡唱片公司将此歌灌成唱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用歌名作商标，特制了一种桃花江香烟，《桃花江》的名声遂红遍中华和南洋。
（三）儿童题材
除了演出爱国题材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外，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巡演期间还演出了黎锦晖早期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
黎锦晖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认为“学习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可以养成儿童优良的习性，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
《葡萄仙子》是黎锦晖1922年创作的儿童歌舞剧。这部歌舞剧表现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宣扬要建设一个爱护动植物、保护大自然的和谐世界。这部歌舞剧获得了孙中山的赏识。在他的安排之下，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该唱片并推荐到1925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参展，获得文化类银奖。
全剧音乐包括自创歌曲4首，选用外来歌曲填词的2首，采用中国民间曲调填词的5首，风格多样，中西兼有。
三、结语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些艺术团体赴南洋巡演，新音乐在华侨同胞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每一个阶段新音乐对南洋华人的影响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初主要是以新音乐基础理论知识的认知为主，包括对简谱、五线谱、和声等理论的认识；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群众性歌咏和黎氏的儿童歌舞音乐对其影响较大；3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无论是学院派的音乐家还是左翼音乐家，都积极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以音乐作为武器，抒发胸中的抗日情怀，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也被一些艺术团体带到南洋，感染了无数华侨同胞，他们和祖国人民同仇抵抗，抵御日寇；40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的新音乐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这一阶段的新音乐创作和以往所不同的是体裁更多样化。除了以往创作的学校歌曲、群众歌曲、合唱外，此时歌剧、舞剧的出现也大大丰富了新音乐的体裁，这些表演形式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如此多元化风格的新音乐作品在南洋华侨同胞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音乐创作在借鉴西洋作曲技法的同时都融入了中国本民族的音乐元素，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成为广大侨胞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次，内容题材较丰富，除了偏重与当时时政相联系的爱国题材外，还包括爱情题材和儿童题材等，因此扩大了受众群体；第三，体裁的多样性也大大满足了华侨同胞的精神需求。总之，中国的新音乐在近代传入南洋后，也成为了南洋华人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绽放着它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3]王静怡.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音乐在南洋四国的传播特点[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4]宁静.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03）.
关键词：新音乐 南洋巡演 中华歌舞团 武汉合唱团 中国歌舞剧艺社
“新音乐”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学堂乐歌时期的音乐家曾志忞提出的，指的是晚清以来，在西方音乐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形式。中国的新音乐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学堂乐歌作为启蒙标志发展起来的，20年代才真正进入专业音乐创作时期。把中国新音乐最早带到南洋的艺术团体是二十年代黎锦晖创建的中华歌舞团；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此时建立了许多音乐社团，为了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一些合唱团体纷纷奔赴南洋，借助音乐的力量联合侨胞共同抗日，其中武汉合唱团最具代表性；而中国歌舞剧艺社，则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该社曾在香港及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 扩大了新舞蹈和解放区的歌舞艺术在侨胞中的影响。本文旨在对中华歌舞团、武汉合唱团和中国歌舞剧艺社这三大艺术团体在20世纪上半叶赴南洋的演出情况及演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总结中国近代新音乐在南洋华侨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赴南洋巡演的主要艺术团体
近代，在西方音乐文化影响下，国内纷纷成立了许多新音乐社团，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一些歌舞团体赴南洋巡演，把中國的新音乐带到南洋，在南洋产生的影响甚巨。主要的艺术团体有中华歌舞团、武汉合唱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
（一）中华歌舞团
中华歌舞团是第一个赴南洋巡演的艺术团体，它是由黎锦晖于1927年创建的，是明月歌剧社（简称明月社）的前身。组建时主要团员有黎明晖、王人艺、王人美、黎莉莉（钱蓁蓁）、徐来、薛玲仙、黎锦光等人。1929年更名为“明月歌剧社”，此时增添了聂耳、白虹、周旋、杨枝露、黎明健、于立群等团员。
该团于1928年5月由黎锦晖率领三十多位团员赴南洋巡演。巡演历时十个月， 先后到达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等近二十个城市。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虽然演出叫好又叫座，但是黎锦晖不善财务经营，很快就让歌舞团陷入困境。加之管理不善，演员毫无约束，纷纷擅自脱离团队，独立谋生。1929年初，轰动一时的中华歌舞团，不得不在雅加达就地解散。
1930年，39岁的黎锦晖走出中华歌舞团解散的阴影，趁着不惑之年，再度扬帆起航，重新组建了明月社。1936年4月5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是明月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的演出广告，在广告下边有两行小字，写的是：“该社在本院表演后，不再在沪登台”。显而易见，这是明月社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演出。风光无限的明月社仅仅5年多的时间，就面临了倒闭的命运。黎锦晖不计回报的培养人才，导致他最终不得不将明月社转让于他人。
（二）武汉合唱团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武汉也危在旦夕，是年，武汉合唱团正式成立，由夏之秋担任团长。为了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团长夏之秋和团员们商议，决定赴南洋巡演，此建议得到董必武的全力支持。1938年9月，由夏之秋担任团长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动身离开了武汉，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州、澳门、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海港和渔村。团员中，有工程师、银行职员、音乐教师、青年学生，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集合在抗战的旗帜下。合唱团在南洋的演出以歌咏为主，节目有《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旗正飘飘》《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其中一些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打桩歌》《苦力歌》等，都在南洋侨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合唱团借助音乐的力量激起侨胞对日寇的愤慨，他们纷纷捐资捐物支援抗战。
武汉合唱团的演出强烈震撼了东南亚华侨社会，该团在480天内获得了1150万元，全部支援了抗战和救灾，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对新马两国的戏剧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当地音乐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该团团员郑子秋、李豪等人在演出结束后还继续留在当地从事音乐活动，为当地的戏剧音乐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歌舞剧艺社
中国歌舞剧艺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1946年在香港成立。梁伦、陈韫仪等负责组建其中的舞蹈组，并担任主要编导和演员。该社曾在香港及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节目中有舞蹈《渔光曲》《希特勒还在人间》；独幕舞剧《五里亭》《天快亮了》，以及大歌舞《中国人民悲欢曲》等。这些演出活动扩大了新舞蹈和解放区的歌舞艺术在侨胞中的影响。该社还在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地举办舞蹈和歌咏训练班，在香港与香港新音乐学院合办了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传播了中国革命的新文化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
二、南洋巡演的代表性作品
上述三大艺术团体赴南洋巡演时演出的作品体裁多样化，包括歌曲、合唱、歌舞、话剧、舞剧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按照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爱国主义题材、爱情题材和儿童题材三类。
（一）爱国主义题材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之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的革命战争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华侨同胞的爱国热情，因此爱国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在南洋巡演中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代表性的作品有《总理纪念歌》《歌八百壮士》《长城谣》等。
1.《总理纪念歌》 《总理纪念歌》是1926年黎锦晖为悼念孙中山的逝世和丰功伟绩而创作的。
中华歌舞团南洋巡演的首场演出在香港大剧场。沉甸甸的大幕缓缓拉开，黎明晖、徐来、王人美等十余位女演员，身着雪白短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词、黎锦晖曲的《总理纪念歌》：“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真理须推求，一世的辛劳，半生的奔走，为国家牺牲奋斗，总理精神永垂不朽。”刚刚唱出“我们总理”四个字，竟像有人指挥一样，全场华侨观众肃然起立，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和怀念。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跟着站起来，全场气氛庄严肃穆。在演唱这支歌的3分钟内，观众们始终保持肃立，全场鸦雀无声。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原定演出5天，应要求又加演3天。后中华歌舞团到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巡演，这些地方大多是英、法、荷兰的殖民地，每次演出第一专场皆唱《总理纪念歌》，侨胞们大受感动，所到之处受到爱国华侨的狂热欢迎。
2.《歌八百壮士》
这是一首雄浑有力、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不规则的三段体结构，旋律流畅明快、全曲富于节奏性，这可能和曲作者是一位小号演奏家不无关系。
《歌八百壮士》这首抗日歌曲是以八·一三淞沪会战为背景创作的。1937年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合唱团的排练场，请夏之秋谱曲。夏之秋看了歌词，歌词中喊出了“中国不会亡”，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歌词表达的意思鲜明尖锐，感情充沛，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他对桂涛声说：“这歌词太好了，我会很快谱出来的。”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了一些调整，谱写成曲，于是一股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事后，他回忆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中国不会亡，中国必胜。”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之秋钢琴伴奏，“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全国。南洋巡演前，此曲被改編成合唱，在南洋演出时受到华侨同胞的热烈赞赏。
（二）爱情题材
在南洋演出的以爱情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主要是黎锦晖在这一期间创作的时代曲，代表性的有《毛毛雨》《桃花江》《落花流水》《爱的花》等。
1.《毛毛雨》
《毛毛雨》是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第一首时代曲，通常也把它看作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虽然乐曲格调并非高雅，但结构短小精悍，曲调优美流畅，歌词朴素通俗，流露着真情实感，易于传唱，受到大众的喜爱。《毛毛雨》的创作和黎锦晖其他时代曲一样，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运用民间小调作为创作基础，再加上歌词朗朗上口，全曲音域跨度不大（只有九度），具有浓郁的民间小调特色，这也是《毛毛雨》广为流传的原因。
2.《桃花江》
南洋之旅让中华歌舞团分崩离析，却给黎锦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由于经费困难，黎锦晖滞留在新加坡，没办法回国。这时，上海的一些公司找他谱写100首家庭爱情歌曲。为了攒足路费，他接下了这个任务。
黎锦晖和第二任妻子徐来到海边散步，迷人的大海勾起了黎锦晖的思乡情怀。他想起了风景如画的桃花江，落英缤纷，美女如织，他对着徐来轻声哼唱，每哼唱一句，他就用笔记下来。一首《桃花江》就这样诞生了。
1928年他与中华歌舞团赴马来西亚演出，《桃花江》的上演赢得了侨胞的满堂喝彩，新加坡唱片公司将此歌灌成唱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用歌名作商标，特制了一种桃花江香烟，《桃花江》的名声遂红遍中华和南洋。
（三）儿童题材
除了演出爱国题材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外，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巡演期间还演出了黎锦晖早期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
黎锦晖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认为“学习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可以养成儿童优良的习性，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
《葡萄仙子》是黎锦晖1922年创作的儿童歌舞剧。这部歌舞剧表现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宣扬要建设一个爱护动植物、保护大自然的和谐世界。这部歌舞剧获得了孙中山的赏识。在他的安排之下，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该唱片并推荐到1925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参展，获得文化类银奖。
全剧音乐包括自创歌曲4首，选用外来歌曲填词的2首，采用中国民间曲调填词的5首，风格多样，中西兼有。
三、结语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些艺术团体赴南洋巡演，新音乐在华侨同胞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每一个阶段新音乐对南洋华人的影响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初主要是以新音乐基础理论知识的认知为主，包括对简谱、五线谱、和声等理论的认识；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群众性歌咏和黎氏的儿童歌舞音乐对其影响较大；3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无论是学院派的音乐家还是左翼音乐家，都积极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以音乐作为武器，抒发胸中的抗日情怀，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也被一些艺术团体带到南洋，感染了无数华侨同胞，他们和祖国人民同仇抵抗，抵御日寇；40年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的新音乐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这一阶段的新音乐创作和以往所不同的是体裁更多样化。除了以往创作的学校歌曲、群众歌曲、合唱外，此时歌剧、舞剧的出现也大大丰富了新音乐的体裁，这些表演形式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如此多元化风格的新音乐作品在南洋华侨同胞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音乐创作在借鉴西洋作曲技法的同时都融入了中国本民族的音乐元素，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成为广大侨胞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次，内容题材较丰富，除了偏重与当时时政相联系的爱国题材外，还包括爱情题材和儿童题材等，因此扩大了受众群体；第三，体裁的多样性也大大满足了华侨同胞的精神需求。总之，中国的新音乐在近代传入南洋后，也成为了南洋华人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绽放着它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3]王静怡.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音乐在南洋四国的传播特点[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4]宁静.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