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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民族概念的梳理、民族新闻的名实分离的辨析、现有民族新闻概念评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民族新闻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是关涉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问题的最新变动的文化传播活动，其实质是交流、交往、互动和分享。本文在此基调下对民族新闻传播的困境进行了探析：传受主体性困境；传媒现代性困境；跨文化传播困境；语言困境。
关键词：困境 主体性 现代性 跨文化 语言
民族新闻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是关涉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问题的最新变动的文化传播活动，其实质是交流、交往、互动和分享。“关于”从词源上来讲是介词，有助于引进某种行为的关系者。“关于”一词背后有不同主体间关系建构的意义。“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一定是某种“关系范畴”下相关主体关注的少数民族信息。民族新闻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进行边疆治理的中介、途径或渠道。关系是基础，交流、交往、互动是本质。本文的民族新闻传播困境是在此定义的框架下进行。
一、传受主体性困境
现有的民族新闻传播实践对民族传播主体存在忽视与轻视，漠视民族文化传播语境，对民族受众群体需求缺乏足够的关注，民族主体的形象模糊并呈现为他者形象。
（一）内在认识缺乏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
现有的民族新闻定义大多是主—客的思维模式，少数民族被对象化，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主体性被人为忽略。民族新闻传播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我出发，将少数民族当作目标、对象、客体。同时，少数民族主体积极性不足，缺乏文化自觉、自新或过度自觉，均构成了民族新闻传播的主体性困境。主体民族无法超越自身的界限而深入到他者的世界；国家主流话语势头盖过民族话语；国家政策规定的一体化忽略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国家意义上的宣传报道模式与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张力。
按照主—客模式来思考和定义民族新闻，必然导致传播过程的“单一主体论”“自我中心论”，认为传播过程就是主体作用于他者的活动过程。有人认为，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就是传播主体向作为传播对象的他者传达信息以期达到某种影响。“大众传播就是一种媒介指向性交流……我与他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而只表现出信息流向的单向扩散和大范围传播的特征，甚至认为传播是征服他者、权力赖以行驶的机制。”①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 ，我们应当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性、自发性、自为性、亲身参与性。一个没有少数民族主体参与和作为主体的民族新闻传播，势必会造成民族交往、交流的障碍，也有碍于民族团结、发展、稳定和和谐。
（二）民族新闻实践缺乏受众参与、反馈机制
以西藏为例，笔者于今年假期去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塔巴林村进行主题为“山南地区扎囊县农村媒介使用、传播网络及文化发展”的田野调查，发现西藏农村根本不存在新闻传播的反馈机制，也较少关注受众的需求，新闻传播几乎是一种单向度的信息输送。
一方面，村民的日常生活、藏传佛教信仰系统和思维习惯对于现代传播的影响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抵制；另一方面，目前的传播内容中对地方性知识重视不够，政府和媒体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受众反馈机制，“媒体信息供给与受众信息需求不能适销对路，进而导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媒体之间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甚至出现像过去工农业生产中的剪刀差那样的信息传播级差，”②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意识缺乏，最终导致了一种缺少受众反馈的民族新闻传播模式。
（三）民族新闻传播主体人才匮乏，有被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
民族新闻传播主体在整体素质、专业素养、人才数量、人才教育等方面均存在短板。新闻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培养和奖惩机制不完善，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的思维，新闻援助政策机械、见效小，地方媒体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少数民族新闻队伍的总体实力还比较薄弱，尤其是长期生活在信息较为闭塞的民族地区基层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受客观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思维、视野，也相应单一偏狭一些。”③民族地区党媒的式微，带来了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危机，传播主体出现被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
二、传媒现代性困境
传播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媒介环境学认为，印刷术带来了文化普及、宗教改革、科学转型、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民主，而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是导致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产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印刷术的发明间接促成了民族的产生，也是促进了社会现代的关键因素。
王昱认为，“民族主义与媒体往往处于一种相互触发的关系中。媒体既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又会刺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④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的发展，以及其一贯的国家话语主导的宣传色彩，传播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一）传媒现代性程度低
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的语境之一是现代化，传媒的根本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
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起步晚，发展迟缓，近年来随着新闻改革的进行和市场化、大众化趋势的加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日渐式微。媒体的信息功能和危机预警功能缺位，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舆论监督权无法实现，使得民族地区应对风险社会时捉襟见肘，降低了社会机体的风险抗御能力。不断的猜疑累积必然引发溃坝效应，长期下来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是传媒不充分现代性的结果。
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传媒为现代性提供符号和表征。“在当今世界，传播系统在重组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以及日常生活模式中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与日常生活模式之和正体现了所谓的现代性。”⑤在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传媒本身作为上述三者的构成，还是作为信息提供者，话语、形象框架的解释者，均是不充分的。
（二）主导范式引发激烈矛盾
科林·斯巴克斯提出了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强调的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新闻传播有着鲜明的主导范式的迹象。然而，这种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路径，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对立。”⑥ 科林巴斯在论述经典传播学失败时用的是现代性消逝，作为主体的民众参与不足，简单的现代性移植带来水土不服。因此，重视民族新闻实践中民众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自发性，对其进行赋权，疏通少数民族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相信他们能够在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超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至关重要。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平等参与性是关系到社会现代化与民族新闻传播有效性的关键。
（三）民族新闻传播的传统性
目前，民族新闻的传播拖着传统的影子。历史上，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出于中央政府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和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⑦时至今日，有的民族地区的媒介仍然停留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舆论控制，言论的等级传播，媒介权力的垄断与世袭，教化式传播”⑧的层面，如此，社会在国家的掩盖下被弱化，社会的自主监测、调节能力、抗风险以及自净能力大大衰退。
传媒现代性困境还表现在新旧报道及传统文化传播中。以西藏卫视为例，新旧对比故事几十年如一日，显得过于俗套，表述过于直白露骨，宣传动机过于明显，一直以来的宣传口径是：历史上传统的西藏是黑暗、腐朽、罪恶的，新时期现代的西藏是光明、美好、幸福、进步的，这种光明与黑暗的二分法使历史的延续性出现逆转和断裂。
三、跨文化传播困境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异质的文化共同体，各少数民族作为相对同质的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体下的多元文化。民族新闻传播的语境是文化差异、多元文化、异质性、多样性，所以，民族新闻传播实质是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周建新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首先是民族的多元，其本质是文化的多元，或文化的差异性；一体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⑨而各民族文化互动的过程，即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其实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交往、交融，进而建构多元一体、多声一向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民族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标。
（一）宣传本位新闻观与表现为分裂话语的民族中心主义
按照杨保军的说法，新闻观念系统分为专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首先公开宣称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新闻媒体不能和党闹独立性，必须绝对坚持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新闻工作者不是单纯的新闻专业工作者，而首先是党的宣传员。”⑩目前的民族新闻表现为明显的宣传本位。民族宣传中充斥着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价值观的统摄，缺乏多元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选择性忽略，宗教文化传播存在敏感性，报道模式固化，观念和思维僵化，传播结构失衡，信息与宣传的矛盾突出，新闻与宣传高度重叠。可以发现，民族新闻实践中，存在着江湖和庙堂两个舆论场的争夺和对话，庙堂这个舆论场域主要以上述的宣传本位为特征，而江湖的舆论场域表现为多元、抵制和反叛，两个舆论场的对话交流成为跨文化的实践。
毋庸置疑，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努力表现在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上，这已成为了民族新闻的常规议题和一贯主题。民族主义表现为爱国主义与分裂主义间的博弈，与此相关的是反分裂宣传。反分裂的宣传是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异质性力量存在，这种分裂话语、爱国主义话语与民族话语、民族主义话语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虽然二者是互为语境的，但二者的宣传是天使化和妖魔化的二元对立。
（二）传播的一体与多元的矛盾
市场化与现代化方面，存在着国家制度规则的一体化与民族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与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着少数民族民众的公民身份、公民权与民族身份、自决权之间的区别；在心理与认同层面，则存在着少数民族主体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治认同、国民意识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民族意识之间的张力；从多元一体格局来看，有一个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与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从民族新闻的特性来看，存在着新闻的事业属性、党性与民族性的博弈；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文化、亚群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
民族新闻传播面临着以上诸多一体与多元之间的矛盾，作为信息控制和治理需要的民族宣传，对作为信息提供者和风险预警者的民族新闻形成了覆盖和借用，民族团结的话语统摄于国家话语之下，多见一体，少见多元。
在这种一体与多元的矛盾冲突中，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骤增带来了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适应问题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关系与矛盾，尤其是那些对于外在环境变化缺乏快速应对机制的文化观念体系，更应着力关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新闻正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和跨越。
以宗教报道过敏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形态。二者的适应面临着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诸多差异。我国的宗教传播，包括宗教日常报道与宗教危机报道，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在民族地区，宗教常常与民族问题相钩连，对宗教问题的过敏和回避、忽视的态度，易引发一定的民族问题，无助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四、语言困境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且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差异往往体现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中，其中以语言符号的行为差异最为常见。语言是社会性的，划定着个体的文化边界，标示着人的文化身份，洪堡特曾论证道：“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而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 （一）语言差异带来理解交流的问题
一方面，民族地区的新闻实践的主体语言是汉语，而接收者的日常生活语言是少数民族语言，这便涉及语言差异阻碍理解交流的问题。笔者于今年假期去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塔巴林村进行主题为“山南地区扎囊县农村媒介使用、传播网络及文化发展”的田野调查，从中发现，村民普遍对新闻类节目、农业频道的节目感兴趣，一般是藏语节目。据村委会副主任次仁杰布介绍，该村识字的人约占40%，即便有些人会讲汉语，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也首选藏语。有村民反映，藏历新年晚会上的小品节目用汉语来演，许多人听不懂，需要家里上学的小孩翻译。
语言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人们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使得人们主动区分自我与他者，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信息选择。不得不说，民族地区巨大的信息沟差异，很大部分源自语言的隔阂导致的主动屏蔽。
（二）民文媒体与汉文信息不对称
虽然民族地区倡导双语或多语传播，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目前的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采编队伍力量较弱，传媒人才匮乏，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受众在萎缩。由于国家对普通话的强调，民族语言教学的效果也制约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受众的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与汉文媒体存在着诸多的差距，受重视程度差异大，信息量差异大，信息的准确性差异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新闻传播面临着信息断裂和失衡的困境。
以《西藏日报》为例，藏文版一般是汉文版的翻译。“由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稀缺，少数民族文本传播大量译制汉语文本符号编码，致使民族特色越来越淡甚至缺失。”车英认为，“语言文字之互换即转译的二度编码，造成信息在媒介文本的二度符号化传播中的失落、畸变、增殖、转换、误读”，语言的转译即理解的准确性是民族新闻传播实现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语言偏见
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人们是通过语言来理解事物，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生产并交流意义。语言可以以一种更为迷惑性、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来反映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语言偏见借助话语权实现，日复一日成为话语规则的潜在结构。在福柯看来，话语构造了话题，它界定并生产了我们知识的各种对象，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
民族新闻的文本生产中处处隐藏着话语偏见。以援藏报道为例，在中国西藏新闻网这个“援藏20年”的专题下，相关文章皆是以援助省份为主体、西藏自治区和西藏民众为客体的一个话语地位设置。在“援藏人物”的部分，对每个援藏人物的报道几乎千篇一律，相似的写作方式，援藏人物一律充满意味和深情的表白，跟政府的宣传政策非常咬合。
结语
我们从民族新闻定义的困境引申出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困境：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与市场力量的牵制淹没了真实主体，使主导范式下的传媒现代性效用捉襟见肘，民族新闻传播面临着多重语境和限制。而语言形式的差异以及话语权的隐匿性，又导致了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霸权和权力支配体系的形成。由于可见，对民族新闻的宣传本位的观念认识和对民族新闻传播观的认识困境不容忽视。而如何实现困境突围，则需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宗教文化变迁与适应研究”（项目编号：10JJD86006）“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编号：10YJAZH1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②南长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1）.
③益西拉姆.关于“民族新闻”现状的思考[J].新闻战线，1994年11期.
④王昱.政治传播·媒体管理·民族主义——略论当代欧洲一体化中关于媒体的几个焦点问题[J].国际新闻界，2001（4）.
⑤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 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⑦黄辉. 如何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J].中国网络文学联盟，2006.
⑧单波. 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10） .
⑨李振宏 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
⑩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1（3）.
孙林. 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解决方式[J].中国藏学，1999（4） .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南长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1）.
Foucault，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A.M. Sheridan Smith）.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2.
作者简介：王阳，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
编辑：赵娜
关键词：困境 主体性 现代性 跨文化 语言
民族新闻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是关涉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问题的最新变动的文化传播活动，其实质是交流、交往、互动和分享。“关于”从词源上来讲是介词，有助于引进某种行为的关系者。“关于”一词背后有不同主体间关系建构的意义。“关于少数民族的事实信息”一定是某种“关系范畴”下相关主体关注的少数民族信息。民族新闻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进行边疆治理的中介、途径或渠道。关系是基础，交流、交往、互动是本质。本文的民族新闻传播困境是在此定义的框架下进行。
一、传受主体性困境
现有的民族新闻传播实践对民族传播主体存在忽视与轻视，漠视民族文化传播语境，对民族受众群体需求缺乏足够的关注，民族主体的形象模糊并呈现为他者形象。
（一）内在认识缺乏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
现有的民族新闻定义大多是主—客的思维模式，少数民族被对象化，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主体性被人为忽略。民族新闻传播从主体民族汉族的自我出发，将少数民族当作目标、对象、客体。同时，少数民族主体积极性不足，缺乏文化自觉、自新或过度自觉，均构成了民族新闻传播的主体性困境。主体民族无法超越自身的界限而深入到他者的世界；国家主流话语势头盖过民族话语；国家政策规定的一体化忽略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国家意义上的宣传报道模式与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张力。
按照主—客模式来思考和定义民族新闻，必然导致传播过程的“单一主体论”“自我中心论”，认为传播过程就是主体作用于他者的活动过程。有人认为，民族新闻传播活动，就是传播主体向作为传播对象的他者传达信息以期达到某种影响。“大众传播就是一种媒介指向性交流……我与他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而只表现出信息流向的单向扩散和大范围传播的特征，甚至认为传播是征服他者、权力赖以行驶的机制。”①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 ，我们应当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性、自发性、自为性、亲身参与性。一个没有少数民族主体参与和作为主体的民族新闻传播，势必会造成民族交往、交流的障碍，也有碍于民族团结、发展、稳定和和谐。
（二）民族新闻实践缺乏受众参与、反馈机制
以西藏为例，笔者于今年假期去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塔巴林村进行主题为“山南地区扎囊县农村媒介使用、传播网络及文化发展”的田野调查，发现西藏农村根本不存在新闻传播的反馈机制，也较少关注受众的需求，新闻传播几乎是一种单向度的信息输送。
一方面，村民的日常生活、藏传佛教信仰系统和思维习惯对于现代传播的影响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抵制；另一方面，目前的传播内容中对地方性知识重视不够，政府和媒体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受众反馈机制，“媒体信息供给与受众信息需求不能适销对路，进而导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媒体之间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甚至出现像过去工农业生产中的剪刀差那样的信息传播级差，”②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意识缺乏，最终导致了一种缺少受众反馈的民族新闻传播模式。
（三）民族新闻传播主体人才匮乏，有被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
民族新闻传播主体在整体素质、专业素养、人才数量、人才教育等方面均存在短板。新闻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培养和奖惩机制不完善，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的思维，新闻援助政策机械、见效小，地方媒体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少数民族新闻队伍的总体实力还比较薄弱，尤其是长期生活在信息较为闭塞的民族地区基层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受客观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思维、视野，也相应单一偏狭一些。”③民族地区党媒的式微，带来了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危机，传播主体出现被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
二、传媒现代性困境
传播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媒介环境学认为，印刷术带来了文化普及、宗教改革、科学转型、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民主，而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是导致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产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印刷术的发明间接促成了民族的产生，也是促进了社会现代的关键因素。
王昱认为，“民族主义与媒体往往处于一种相互触发的关系中。媒体既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又会刺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④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的发展，以及其一贯的国家话语主导的宣传色彩，传播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一）传媒现代性程度低
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的语境之一是现代化，传媒的根本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
民族地区的大众传媒起步晚，发展迟缓，近年来随着新闻改革的进行和市场化、大众化趋势的加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日渐式微。媒体的信息功能和危机预警功能缺位，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舆论监督权无法实现，使得民族地区应对风险社会时捉襟见肘，降低了社会机体的风险抗御能力。不断的猜疑累积必然引发溃坝效应，长期下来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是传媒不充分现代性的结果。
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传媒为现代性提供符号和表征。“在当今世界，传播系统在重组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以及日常生活模式中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与日常生活模式之和正体现了所谓的现代性。”⑤在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传媒本身作为上述三者的构成，还是作为信息提供者，话语、形象框架的解释者，均是不充分的。
（二）主导范式引发激烈矛盾
科林·斯巴克斯提出了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强调的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新闻传播有着鲜明的主导范式的迹象。然而，这种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路径，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对立。”⑥ 科林巴斯在论述经典传播学失败时用的是现代性消逝，作为主体的民众参与不足，简单的现代性移植带来水土不服。因此，重视民族新闻实践中民众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自发性，对其进行赋权，疏通少数民族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相信他们能够在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超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至关重要。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平等参与性是关系到社会现代化与民族新闻传播有效性的关键。
（三）民族新闻传播的传统性
目前，民族新闻的传播拖着传统的影子。历史上，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出于中央政府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和边疆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⑦时至今日，有的民族地区的媒介仍然停留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舆论控制，言论的等级传播，媒介权力的垄断与世袭，教化式传播”⑧的层面，如此，社会在国家的掩盖下被弱化，社会的自主监测、调节能力、抗风险以及自净能力大大衰退。
传媒现代性困境还表现在新旧报道及传统文化传播中。以西藏卫视为例，新旧对比故事几十年如一日，显得过于俗套，表述过于直白露骨，宣传动机过于明显，一直以来的宣传口径是：历史上传统的西藏是黑暗、腐朽、罪恶的，新时期现代的西藏是光明、美好、幸福、进步的，这种光明与黑暗的二分法使历史的延续性出现逆转和断裂。
三、跨文化传播困境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异质的文化共同体，各少数民族作为相对同质的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体下的多元文化。民族新闻传播的语境是文化差异、多元文化、异质性、多样性，所以，民族新闻传播实质是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周建新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首先是民族的多元，其本质是文化的多元，或文化的差异性；一体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⑨而各民族文化互动的过程，即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其实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交往、交融，进而建构多元一体、多声一向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民族新闻跨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标。
（一）宣传本位新闻观与表现为分裂话语的民族中心主义
按照杨保军的说法，新闻观念系统分为专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首先公开宣称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新闻媒体不能和党闹独立性，必须绝对坚持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新闻工作者不是单纯的新闻专业工作者，而首先是党的宣传员。”⑩目前的民族新闻表现为明显的宣传本位。民族宣传中充斥着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价值观的统摄，缺乏多元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选择性忽略，宗教文化传播存在敏感性，报道模式固化，观念和思维僵化，传播结构失衡，信息与宣传的矛盾突出，新闻与宣传高度重叠。可以发现，民族新闻实践中，存在着江湖和庙堂两个舆论场的争夺和对话，庙堂这个舆论场域主要以上述的宣传本位为特征，而江湖的舆论场域表现为多元、抵制和反叛，两个舆论场的对话交流成为跨文化的实践。
毋庸置疑，民族—国家的建构的努力表现在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上，这已成为了民族新闻的常规议题和一贯主题。民族主义表现为爱国主义与分裂主义间的博弈，与此相关的是反分裂宣传。反分裂的宣传是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异质性力量存在，这种分裂话语、爱国主义话语与民族话语、民族主义话语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虽然二者是互为语境的，但二者的宣传是天使化和妖魔化的二元对立。
（二）传播的一体与多元的矛盾
市场化与现代化方面，存在着国家制度规则的一体化与民族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与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着少数民族民众的公民身份、公民权与民族身份、自决权之间的区别；在心理与认同层面，则存在着少数民族主体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治认同、国民意识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民族意识之间的张力；从多元一体格局来看，有一个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与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从民族新闻的特性来看，存在着新闻的事业属性、党性与民族性的博弈；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边缘文化、亚群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
民族新闻传播面临着以上诸多一体与多元之间的矛盾，作为信息控制和治理需要的民族宣传，对作为信息提供者和风险预警者的民族新闻形成了覆盖和借用，民族团结的话语统摄于国家话语之下，多见一体，少见多元。
在这种一体与多元的矛盾冲突中，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骤增带来了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适应问题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关系与矛盾，尤其是那些对于外在环境变化缺乏快速应对机制的文化观念体系，更应着力关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新闻正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和跨越。
以宗教报道过敏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形态。二者的适应面临着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诸多差异。我国的宗教传播，包括宗教日常报道与宗教危机报道，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在民族地区，宗教常常与民族问题相钩连，对宗教问题的过敏和回避、忽视的态度，易引发一定的民族问题，无助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四、语言困境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且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差异往往体现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中，其中以语言符号的行为差异最为常见。语言是社会性的，划定着个体的文化边界，标示着人的文化身份，洪堡特曾论证道：“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而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 （一）语言差异带来理解交流的问题
一方面，民族地区的新闻实践的主体语言是汉语，而接收者的日常生活语言是少数民族语言，这便涉及语言差异阻碍理解交流的问题。笔者于今年假期去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塔巴林村进行主题为“山南地区扎囊县农村媒介使用、传播网络及文化发展”的田野调查，从中发现，村民普遍对新闻类节目、农业频道的节目感兴趣，一般是藏语节目。据村委会副主任次仁杰布介绍，该村识字的人约占40%，即便有些人会讲汉语，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也首选藏语。有村民反映，藏历新年晚会上的小品节目用汉语来演，许多人听不懂，需要家里上学的小孩翻译。
语言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人们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使得人们主动区分自我与他者，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信息选择。不得不说，民族地区巨大的信息沟差异，很大部分源自语言的隔阂导致的主动屏蔽。
（二）民文媒体与汉文信息不对称
虽然民族地区倡导双语或多语传播，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目前的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采编队伍力量较弱，传媒人才匮乏，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受众在萎缩。由于国家对普通话的强调，民族语言教学的效果也制约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受众的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与汉文媒体存在着诸多的差距，受重视程度差异大，信息量差异大，信息的准确性差异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的新闻传播面临着信息断裂和失衡的困境。
以《西藏日报》为例，藏文版一般是汉文版的翻译。“由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稀缺，少数民族文本传播大量译制汉语文本符号编码，致使民族特色越来越淡甚至缺失。”车英认为，“语言文字之互换即转译的二度编码，造成信息在媒介文本的二度符号化传播中的失落、畸变、增殖、转换、误读”，语言的转译即理解的准确性是民族新闻传播实现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语言偏见
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人们是通过语言来理解事物，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生产并交流意义。语言可以以一种更为迷惑性、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来反映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语言偏见借助话语权实现，日复一日成为话语规则的潜在结构。在福柯看来，话语构造了话题，它界定并生产了我们知识的各种对象，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
民族新闻的文本生产中处处隐藏着话语偏见。以援藏报道为例，在中国西藏新闻网这个“援藏20年”的专题下，相关文章皆是以援助省份为主体、西藏自治区和西藏民众为客体的一个话语地位设置。在“援藏人物”的部分，对每个援藏人物的报道几乎千篇一律，相似的写作方式，援藏人物一律充满意味和深情的表白，跟政府的宣传政策非常咬合。
结语
我们从民族新闻定义的困境引申出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困境：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与市场力量的牵制淹没了真实主体，使主导范式下的传媒现代性效用捉襟见肘，民族新闻传播面临着多重语境和限制。而语言形式的差异以及话语权的隐匿性，又导致了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霸权和权力支配体系的形成。由于可见，对民族新闻的宣传本位的观念认识和对民族新闻传播观的认识困境不容忽视。而如何实现困境突围，则需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宗教文化变迁与适应研究”（项目编号：10JJD86006）“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编号：10YJAZH1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②南长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1）.
③益西拉姆.关于“民族新闻”现状的思考[J].新闻战线，1994年11期.
④王昱.政治传播·媒体管理·民族主义——略论当代欧洲一体化中关于媒体的几个焦点问题[J].国际新闻界，2001（4）.
⑤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 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⑦黄辉. 如何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J].中国网络文学联盟，2006.
⑧单波. 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10） .
⑨李振宏 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
⑩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1（3）.
孙林. 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解决方式[J].中国藏学，1999（4） .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南长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1）.
Foucault，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A.M. Sheridan Smith）.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2.
作者简介：王阳，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
编辑：赵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