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思想市场。其前提是承认思想的多元，并且给多元的思想以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2011年的12月14日，101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伦纳德·科斯出现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屏上，向这个他研究已久却始终未能踏足的新兴经济体表达期盼与祝福。
　　演讲中，科斯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这并非科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思想市场之重要，但大概是最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因为他不仅首次出现在中国媒体的年会，更在演讲中直言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缺乏健康的思想市场。
　　那么，什么是思想市场？
　　作家林达曾经在书中描述过参观美国某市“人权节”的场景：各类组织在广场拉起横幅，散发宣传品。他们之间的观点各不相干，甚至针锋相对。但在活动现场，他们比邻设摊，友好相处，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向过往行人兜售自己的观点上。“言论摊在这里就像小吃摊一样在争取人们的光顾”。在笔者看来，这大概就是最直观的小型“思想市场”模型，有序、开放、包容、充分交流、相互竞争又互不干涉。
　　科斯认为，如果政府试图管制思想市场，要么动机不良，要么根本无效，因而即使政府实现了预期的管制目标，也并不受人们欢迎。即使思想市场的管制者本身是知识分子（“思想生产者”），也于事无补。经济学匕的解释是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更容易自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应该受到管制。
　　而在《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一文中，他更是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在1644年的富于洞察力的演讲表达对言论管控和思想钳制的反感——“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
　　人们无法阻止某些官员认为，“思想市场”与经济发展毫无关系，必须予以严格限制，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甚至“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弱势群体”等一起成为了他们所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而一旦这样的官员掌管所谓“媒介宣传”，并且其权力不受制约，严苛的言论管制就成为必然。
　　自由的思想市场，其前提是承认思想的多元，并且给多元的思想以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如科斯在演讲中所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宽松的言论环境构筑起畅通的信息交流——这正是培育思想市场的土壤。失去言论自由，所谓的思想市场根本无从依附。而假如没有健康的思想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势必危机四伏，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撞上暗礁，船毁人亡。这正是科斯对中国未来的既充满期待又忧心忡忡的主因。
　　而在科斯之前，已经有经济学家将信息自由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经济学家叫做乔治·斯蒂格勒。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假设：无偏的旁观者必须充分知情（FullyInformed），每一个参与竞争的经济行为人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关于市场机会的知识。而斯蒂格勒发展了这—假设，认为为了让市场中的竞争充分，信息的分布必须对等，交流必须充分，否则市场竞争难以充分展开，由此，也就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在与他的中国学生王宁合著的新书《变革中国》中，科斯再次写道“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策者。”
　　最后，让我们回到前文提及的“人权节”广场。
　　拆摊、抓人、收缴传单，除了招致怨恨，并不能让这个“市场”更好。假如真的不喜欢那个叫做“宪政民主”的摊位，又或者觉得受够了煽情散漫的文风，那就请在它的隔壁再摆一个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