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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9日至12日，“成都铁路警察勾结窃贼案”被指定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11名警察被告都有一个相同的罪名：“徇私枉法罪”。贵阳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尽管之前关于该案“公开审理”的公告已经贴进法院的宣传栏，但来自全国各地20多家媒体的40余名记者和普通民众却被公开阻拦。
成都铁路局管辖下的这家基层法院的解释是：接上级命令，控制旁听人数，禁止除几家指定媒体外的记者入席旁听。并称，“这是一桩异地审判的大案，旁听证的发放权完全由成都铁路局控制。”
“内部学习”
2005年7月12日，四川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刘梦康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该案与地方公安机关没有直接关系，但涉案民警之多、影响之大，近年来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此案先后共计审查了42人，占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的1／3 以上，最终有11人被决定提起公诉。
开庭审判期间，除了贵阳铁路公安处的交警部门在法院门前实施“严禁通行一周”外，铁路刑警等部门更派出警员，在法院内外“维持秩序”，一条黑黄相间的警犬天天蹲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对一切过往者“犬视眈眈”。
旁听证成为此次庭审的唯一有效证件，但在95个旁听证中，成都、贵阳两地铁路公检法系统取得了84个旁听席，被告家属占据6席，其余5席流向社会——贵阳当地人大、政协的监督员和被指定的中央级“权威媒体”，连贵阳本地媒体都没能得到一张旁听证，以至于有人当场质问：“贵阳铁路运输法院的行为究竟是公开审判，还是‘内部学习’?”
在外界看来控制严密的旁听证，成为任务被派往铁路系统的各个单位。据了解，一些参加旁听的铁路民警，在开庭前甚至连大概案情都没有听说过，参加旁听的一名当地铁警私下表示：“上级说是来旁听、参加学习。按照惯例，我们单位排了一个轮流参加的名单，不能3天让一个人盯着听。”
原计划3天结束的庭审，最终加审一天。10月12日，法院一名负责人简洁地向在庭外苦候了多日的记者发布消息：我们一定会严格执法，等案子有了结果，一定告诉各家媒体。
一起被成都铁路警方表示为“自纠自查”、“壮士断腕”的内部大案，即便在公开审判后，外界仍然对具体案情无从知晓，即便是被邀请参加庭审的“权威媒体”，在庭审结束后的报道中也不免语焉不详。
“警偷勾结”案在公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自不待言。该案发生后，成都铁路局下辖的各级公安部门，都挂上了类似“知耻后勇，重树铁警形象”的巨幅标语。这一方面默认了大案对整个铁警系统形象的重创；另一方面则表达他们重新振作的决心。
“铁路民警比地方民警每月收入的差异在千元左右，这便是公务员和铁路职工的差别，我们只能算是穿着警服的铁路职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警说，“我们工作中的压力比地方公安一点不少，待遇上却差得多。”据了解，成都火车站警察的正常月薪不过2000元左右，但该派出所的个别警察家产却多达百万，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小偷们每月的“贡献”。
按这名铁警的说法，尽管“从优待警”提了多次，但铁路警察低收入的情况多年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事实上，类似的论调在案发后不断升级。一名涉案警察的妻子曾哭诉：“你们知道之前他得过多少优秀奖状吗?大大小小不下20本，既然他们是败类，是禽兽，那领导为什么还要发那些奖状呢?铁路警察也是人，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不黑不回家，换回来的是什么?”
一名铁警的话同样隐含着类似的意思：“火车站本来就够复杂的，除了案件以外，清理盲流、清理占道、打击假货、甚至连食品摊点的卫生，我们都要管。有时仅是处理住宿纠纷和长话话费纠纷，一天就足以让民警忙昏头。我们穿的是警服，于的活却包括公安、城管、防疫、工商的所有事，真的是‘万金油’。”
还有铁警说：“我们虽然是警察，却不能吃政府的饭，经费完全靠铁路企业拨。如果不节约一点，连多一台洗衣机的电费都没有。我敢说95％的职工都想转成地方民警，那样依托地方财政的关系力量，大家都要好过一点，而且辖区内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收入，福利可以好一点。”
放贼入室
提到中国治安，不能不提火车站。几乎在各大城市，这是公安局长最头疼的区域、小偷骗子最热爱的乐土，因为它所涉及的案件大都是过往旅客，旅客往往报案之后就离开了此地。作为中国八大特等客运站之一的成都火车站，平日客流量7万人次、春运高峰期每日客流量达9万人次，社会治安状况异常复杂，各种违法人员也会聚于此。
令人不解的是，就是成都火车站，就在警偷勾结最猖獗的两年里，四川省纠风办和成铁局的一次调查中，旅客满意率高达92．7％，这一数据甚至比案件被查以后的85％还要高。
成都车站派出所是成都铁路公安处的基层单位，负责火车站广场、售票大厅、候车大厅、站台等地界的治安，与地方公安部门只有业务上的协作而没有所属关系。这使火车站像划出的特区，处于“高度自治”状态。 开庭前，贵阳铁路运输法院政治部负责人说：“不会再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事后的情形印证了他的说法。“盖子捂得很紧，所有守候的记者都被安排在法院阅览室等待，最终仍然一无所获。”而作为贵阳本地的数家媒体在报道此案时也非常谨慎，一律只署“本报记者”。
据了解，2005年1月26日，铁道部公安局接到署名原理的旅客投诉信，反映1月10日其在成都火车站“三品”检查口处钱包被盗，向值勤警察报案、交涉的过程中，怀疑民警有警偷勾结现象。
在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的指示下，成都铁路公安局迅速从成都、重庆、贵阳、西昌铁路公安处抽调170余名警察成立“1·10”专案组，并很快查清旅客原理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室“三品”检查口被盗钱包一案真相。由此，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偷勾结”惊爆全国。
随着审理的结束，这起案件的一些情况逐步披露：
从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被告人原警务队队长李东升、接正锦、智勇；原警长宋宁、程辉、冯桃、彭勇、张保观；原警员崔少峰、金国玉、林维等人，共同或者分别与人共谋，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执勤期间，明知王平、赖俊成、欧建、吕林富等人系盗窃嫌犯，多次将其放入火车站候车厅盗窃旅客财物而不查处，并以“班费”、“烤火费”名义收取盗窃人员的现金，所得赃款由参与作案的警察私分。
时任警长的周华所在警组，放宜宾帮盗贼进候车厅，每放进一贼白班收200元、夜班收：100元；宜宾帮盗贼以 现金形式向周华交保护费。该警组分黑钱的地点就在报警点或候车厅公安值班室。其中李东升分得人民币2．4万余元，程辉分得人民币1．93万元，冯桃分得人民币1．2万元，接正锦分得人民币2万元，张保观分得人民币4．5万元，宋宁供认自己分得8000元。仅以胡某名义给民警办理的3个银行卡，盗贼就先后打入8万余元。
案发后，专案组找到各类钱包56个，各类银行卡28张，各种身份证明10多份。经调查，盗窃团伙首犯王平在1990年代初即在成都火车站行窃。其间，成都车站派出所曾将其列为“特情人员”使用，使王某逐渐在成都火车站站稳脚跟。其后，王采取给队长交“队费”，给执勤民警交“班费”、“烤火费”等形式拉拢腐蚀刑警队长和候车厅部分执勤民警，达到了他们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大肆盗窃旅客财物的目的。
尽管起诉书中涉及的名单甚多，但此次只有李东升、接正锦、智勇、宋宁、程辉、冯桃、彭勇、张保观、崔少峰、金国玉、林维11人受审。
而有关该案是被何人第一次揭了盖子；是行业自纠还是外部压力使然；涉案的盗贼如何审理等大众更为关注的问题，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声音。
决心与结果
2005年7月17日，原成都铁路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苟仲康，以成都铁路公安处党委书记、处长的新职务亮相“成都铁路公安局局长信访接待日”现场。成都铁路公安局局长马新建表示，原成都铁路公安处处长王家魁另有安排，马局长称：“这是公安局内部正常的工作调动。”
苟仲康表示，他上任后的工作重心是“重塑队伍形象”，其工作内容已制成标语在成都车站派出所公示。马新建表示，火车站的案件是成都铁路公安局自己发现后马上查处，主动纠正的，可以说是壮士断腕，是在以极大的勇气惩治内部腐败。他说，不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都坚决一查到底。
也就在5天前的7月12日，四川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刘梦康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成铁“1·10”案件中追究成铁公安局、成铁公安处和铁路派出所相关领导责任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刘梦康说：“不是说调走了就不追究责任了，要追究2000年以来的两届领导班子”，“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查定。”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成都铁路警方领导被“查定”的消息传出，而结合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情况，不由令许多关注此案的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耐心。
在案件被查处和报道后，成都火车站派出所除一名副所长外，所有领导全部被撤换，普通警察则被“大换血”，相当多的一线警察被交换岗位。新任所长张涛来自成都铁路公安处的法制科，除了不断有记者造访他，上级领导更是经常对他“嘘寒问暖”。
“压力的确很大，但是必须把工作干好，外面对我们派出所的许多猜测和评论都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我们里面还是好警察占多数。”张涛说，“过去的事情和违法犯罪的警察，法律自有公断，我不想多说什么，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期间。”
拥有100多名男女警察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现在已经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大案阴影笼罩下的成都铁路公安能否知耻后勇，给社会—个惊喜呢?成铁警方在案后一份公开的总结中表示：成都火车站派出所个别警察出现腐败问题；原因绝不简单，既有这些警察个人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更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为此，成都铁路公安局、处宣传部门配合铁道部公安局宣传处特别摄制了警示教育片《迟来的忏悔》，让每一名铁警观看。但是对于真实的案情，目前外界仍无从知晓。
对于铁路警察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以及监督问题，张涛表示：“我是研究法律工作的，我觉得铁路警察体制应该进一步正规化，一切都向国家的法治轨道靠拢，才有利于公正执法和接受监督。”
与铁警同为行业警察的长江水上警察也发生过类似事件，1990年代中期，长航警方在一次代号为“水网行动”中共抓获62名“水盗”，审查结果令人目瞪口呆，每个“水盗”都供述与乘警有勾结，双方分赃已从二八分成发展到后来的五五分成。
据了解，2002年中国对沿袭了40多年的长江港航公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长航公安被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而2004年12月31日长江客运轮船上又发生了窃贼与两名长江客运乘警勾结，盗窃旅客现金1．48万元进行分赃的事件。
一直由企业供给经费的长江水上警察端上“铁饭碗”后，有消息说将对铁路公安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至今没有下文。而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表明政府即将对有25年历史的森林警察系统进行改革。
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四大行业警察(铁路、民航、交通、森林)，其改革工作看来已箭在弦上。
尽管之前关于该案“公开审理”的公告已经贴进法院的宣传栏，但来自全国各地20多家媒体的40余名记者和普通民众却被公开阻拦。
成都铁路局管辖下的这家基层法院的解释是：接上级命令，控制旁听人数，禁止除几家指定媒体外的记者入席旁听。并称，“这是一桩异地审判的大案，旁听证的发放权完全由成都铁路局控制。”
“内部学习”
2005年7月12日，四川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刘梦康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该案与地方公安机关没有直接关系，但涉案民警之多、影响之大，近年来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此案先后共计审查了42人，占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的1／3 以上，最终有11人被决定提起公诉。
开庭审判期间，除了贵阳铁路公安处的交警部门在法院门前实施“严禁通行一周”外，铁路刑警等部门更派出警员，在法院内外“维持秩序”，一条黑黄相间的警犬天天蹲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对一切过往者“犬视眈眈”。
旁听证成为此次庭审的唯一有效证件，但在95个旁听证中，成都、贵阳两地铁路公检法系统取得了84个旁听席，被告家属占据6席，其余5席流向社会——贵阳当地人大、政协的监督员和被指定的中央级“权威媒体”，连贵阳本地媒体都没能得到一张旁听证，以至于有人当场质问：“贵阳铁路运输法院的行为究竟是公开审判，还是‘内部学习’?”
在外界看来控制严密的旁听证，成为任务被派往铁路系统的各个单位。据了解，一些参加旁听的铁路民警，在开庭前甚至连大概案情都没有听说过，参加旁听的一名当地铁警私下表示：“上级说是来旁听、参加学习。按照惯例，我们单位排了一个轮流参加的名单，不能3天让一个人盯着听。”
原计划3天结束的庭审，最终加审一天。10月12日，法院一名负责人简洁地向在庭外苦候了多日的记者发布消息：我们一定会严格执法，等案子有了结果，一定告诉各家媒体。
一起被成都铁路警方表示为“自纠自查”、“壮士断腕”的内部大案，即便在公开审判后，外界仍然对具体案情无从知晓，即便是被邀请参加庭审的“权威媒体”，在庭审结束后的报道中也不免语焉不详。
“警偷勾结”案在公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自不待言。该案发生后，成都铁路局下辖的各级公安部门，都挂上了类似“知耻后勇，重树铁警形象”的巨幅标语。这一方面默认了大案对整个铁警系统形象的重创；另一方面则表达他们重新振作的决心。
“铁路民警比地方民警每月收入的差异在千元左右，这便是公务员和铁路职工的差别，我们只能算是穿着警服的铁路职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警说，“我们工作中的压力比地方公安一点不少，待遇上却差得多。”据了解，成都火车站警察的正常月薪不过2000元左右，但该派出所的个别警察家产却多达百万，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小偷们每月的“贡献”。
按这名铁警的说法，尽管“从优待警”提了多次，但铁路警察低收入的情况多年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事实上，类似的论调在案发后不断升级。一名涉案警察的妻子曾哭诉：“你们知道之前他得过多少优秀奖状吗?大大小小不下20本，既然他们是败类，是禽兽，那领导为什么还要发那些奖状呢?铁路警察也是人，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不黑不回家，换回来的是什么?”
一名铁警的话同样隐含着类似的意思：“火车站本来就够复杂的，除了案件以外，清理盲流、清理占道、打击假货、甚至连食品摊点的卫生，我们都要管。有时仅是处理住宿纠纷和长话话费纠纷，一天就足以让民警忙昏头。我们穿的是警服，于的活却包括公安、城管、防疫、工商的所有事，真的是‘万金油’。”
还有铁警说：“我们虽然是警察，却不能吃政府的饭，经费完全靠铁路企业拨。如果不节约一点，连多一台洗衣机的电费都没有。我敢说95％的职工都想转成地方民警，那样依托地方财政的关系力量，大家都要好过一点，而且辖区内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收入，福利可以好一点。”
放贼入室
提到中国治安，不能不提火车站。几乎在各大城市，这是公安局长最头疼的区域、小偷骗子最热爱的乐土，因为它所涉及的案件大都是过往旅客，旅客往往报案之后就离开了此地。作为中国八大特等客运站之一的成都火车站，平日客流量7万人次、春运高峰期每日客流量达9万人次，社会治安状况异常复杂，各种违法人员也会聚于此。
令人不解的是，就是成都火车站，就在警偷勾结最猖獗的两年里，四川省纠风办和成铁局的一次调查中，旅客满意率高达92．7％，这一数据甚至比案件被查以后的85％还要高。
成都车站派出所是成都铁路公安处的基层单位，负责火车站广场、售票大厅、候车大厅、站台等地界的治安，与地方公安部门只有业务上的协作而没有所属关系。这使火车站像划出的特区，处于“高度自治”状态。 开庭前，贵阳铁路运输法院政治部负责人说：“不会再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事后的情形印证了他的说法。“盖子捂得很紧，所有守候的记者都被安排在法院阅览室等待，最终仍然一无所获。”而作为贵阳本地的数家媒体在报道此案时也非常谨慎，一律只署“本报记者”。
据了解，2005年1月26日，铁道部公安局接到署名原理的旅客投诉信，反映1月10日其在成都火车站“三品”检查口处钱包被盗，向值勤警察报案、交涉的过程中，怀疑民警有警偷勾结现象。
在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的指示下，成都铁路公安局迅速从成都、重庆、贵阳、西昌铁路公安处抽调170余名警察成立“1·10”专案组，并很快查清旅客原理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室“三品”检查口被盗钱包一案真相。由此，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偷勾结”惊爆全国。
随着审理的结束，这起案件的一些情况逐步披露：
从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被告人原警务队队长李东升、接正锦、智勇；原警长宋宁、程辉、冯桃、彭勇、张保观；原警员崔少峰、金国玉、林维等人，共同或者分别与人共谋，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执勤期间，明知王平、赖俊成、欧建、吕林富等人系盗窃嫌犯，多次将其放入火车站候车厅盗窃旅客财物而不查处，并以“班费”、“烤火费”名义收取盗窃人员的现金，所得赃款由参与作案的警察私分。
时任警长的周华所在警组，放宜宾帮盗贼进候车厅，每放进一贼白班收200元、夜班收：100元；宜宾帮盗贼以 现金形式向周华交保护费。该警组分黑钱的地点就在报警点或候车厅公安值班室。其中李东升分得人民币2．4万余元，程辉分得人民币1．93万元，冯桃分得人民币1．2万元，接正锦分得人民币2万元，张保观分得人民币4．5万元，宋宁供认自己分得8000元。仅以胡某名义给民警办理的3个银行卡，盗贼就先后打入8万余元。
案发后，专案组找到各类钱包56个，各类银行卡28张，各种身份证明10多份。经调查，盗窃团伙首犯王平在1990年代初即在成都火车站行窃。其间，成都车站派出所曾将其列为“特情人员”使用，使王某逐渐在成都火车站站稳脚跟。其后，王采取给队长交“队费”，给执勤民警交“班费”、“烤火费”等形式拉拢腐蚀刑警队长和候车厅部分执勤民警，达到了他们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大肆盗窃旅客财物的目的。
尽管起诉书中涉及的名单甚多，但此次只有李东升、接正锦、智勇、宋宁、程辉、冯桃、彭勇、张保观、崔少峰、金国玉、林维11人受审。
而有关该案是被何人第一次揭了盖子；是行业自纠还是外部压力使然；涉案的盗贼如何审理等大众更为关注的问题，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声音。
决心与结果
2005年7月17日，原成都铁路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苟仲康，以成都铁路公安处党委书记、处长的新职务亮相“成都铁路公安局局长信访接待日”现场。成都铁路公安局局长马新建表示，原成都铁路公安处处长王家魁另有安排，马局长称：“这是公安局内部正常的工作调动。”
苟仲康表示，他上任后的工作重心是“重塑队伍形象”，其工作内容已制成标语在成都车站派出所公示。马新建表示，火车站的案件是成都铁路公安局自己发现后马上查处，主动纠正的，可以说是壮士断腕，是在以极大的勇气惩治内部腐败。他说，不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都坚决一查到底。
也就在5天前的7月12日，四川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刘梦康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成铁“1·10”案件中追究成铁公安局、成铁公安处和铁路派出所相关领导责任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刘梦康说：“不是说调走了就不追究责任了，要追究2000年以来的两届领导班子”，“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查定。”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成都铁路警方领导被“查定”的消息传出，而结合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情况，不由令许多关注此案的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耐心。
在案件被查处和报道后，成都火车站派出所除一名副所长外，所有领导全部被撤换，普通警察则被“大换血”，相当多的一线警察被交换岗位。新任所长张涛来自成都铁路公安处的法制科，除了不断有记者造访他，上级领导更是经常对他“嘘寒问暖”。
“压力的确很大，但是必须把工作干好，外面对我们派出所的许多猜测和评论都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我们里面还是好警察占多数。”张涛说，“过去的事情和违法犯罪的警察，法律自有公断，我不想多说什么，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期间。”
拥有100多名男女警察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现在已经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大案阴影笼罩下的成都铁路公安能否知耻后勇，给社会—个惊喜呢?成铁警方在案后一份公开的总结中表示：成都火车站派出所个别警察出现腐败问题；原因绝不简单，既有这些警察个人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更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为此，成都铁路公安局、处宣传部门配合铁道部公安局宣传处特别摄制了警示教育片《迟来的忏悔》，让每一名铁警观看。但是对于真实的案情，目前外界仍无从知晓。
对于铁路警察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以及监督问题，张涛表示：“我是研究法律工作的，我觉得铁路警察体制应该进一步正规化，一切都向国家的法治轨道靠拢，才有利于公正执法和接受监督。”
与铁警同为行业警察的长江水上警察也发生过类似事件，1990年代中期，长航警方在一次代号为“水网行动”中共抓获62名“水盗”，审查结果令人目瞪口呆，每个“水盗”都供述与乘警有勾结，双方分赃已从二八分成发展到后来的五五分成。
据了解，2002年中国对沿袭了40多年的长江港航公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长航公安被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而2004年12月31日长江客运轮船上又发生了窃贼与两名长江客运乘警勾结，盗窃旅客现金1．48万元进行分赃的事件。
一直由企业供给经费的长江水上警察端上“铁饭碗”后，有消息说将对铁路公安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至今没有下文。而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表明政府即将对有25年历史的森林警察系统进行改革。
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四大行业警察(铁路、民航、交通、森林)，其改革工作看来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