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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9年5月19日
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范晨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问：您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为什么选择美国史作为研究方向？
答：首先，非常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的采访。说实话，当初柳文全老师提出要进行采访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感觉这一动议非常有意义。前些年杂志社曾组织了这方面的专栏，刊登了十多位国内知名中青年学者的访谈，并编辑成书出版，反响非常好，我自己也认真拜读了，从中获益良多。但同时自己深感学识、能力太有限，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后来推辞不过，便勉强同意了，这也是自己第一次接受这样的采访，主要是想把这些年学习历史的点滴思考和体会，以及一些经验教训讲出来，请大家多加批评指教，这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
我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虽然是一所地方院校，但那时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汇聚了一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学术氛围也非常好，现在很怀念在那里读书的日子。当时的校长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程人乾先生。记得刚入学不久，就听说程先生是国内研究东欧史、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大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虽然对程先生十分景仰，但除了听过几场报告外，作为一名本科生很难有机会向先生请教问题。1988年本科毕业之时，便师从程人乾先生学习世界现代史。跟随程先生三年，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从做人到为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先生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终生。跟随程先生读书，最大的感受是先生不仅专业知识精深，学识渊博，而且理论水平极高，对问题的剖析鞭辟入里、高屋建瓴，令人折服。指导我们学习的还有王文庆先生和张谦让先生等，都是知名的世界近现代史专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限于各种条件，研究生同外界的学术交流很少，信息非常闭塞。程先生多次要我们争取各种机会走出娘子关，多参加学术活动，向学界前辈、同仁学习，了解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开阔学术视野。正是在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1990年秋我和一名师兄参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并由此结识了不少美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收获很大，初步确定了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研究生应该适当走出去，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动态，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尽管现在网络为大家获取各种学术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我觉得还是应适当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和会议，当面向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求教，并建立学术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而且对今后的学术发展也是大有助益的。
南开大学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也是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1991年9月，自己来到南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攻读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杨先生不仅是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而且也是中国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长期从事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其论著和学术思想影响了国内几代美国史学者。求学期间和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前辈张友伦先生、陆静生先生，以及当时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华庆昭先生等都给予我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和提携。正是在这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才真正走上学习和研究美国史的道路。
问：您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这一领域，为何选择这一研究领域？
答：选择这一领域主要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当时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对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围绕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展开。刚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杨先生叮嘱我一定要广泛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注意最新的研究动态。先生特别告诫我，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掌握好分寸;视野一定要开阔，不能写成战争史或军事史，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写，揭示出相关各方的政策互动;多收集各种材料，注意中外文资料的平衡，不能只看美国学者的论著和美国政府的档案文献，必须阅读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成果，避免资料使用上的偏颇;对于国内外的相关资料要保持审慎分析的态度，从中引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等等。由于自己能力和学识的有限，完成的论文距离杨先生的这些要求还相差甚远。后来经过修改，我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同时还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认为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现实政治考虑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使得中美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同时提出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双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立与隔阂。这些看法当时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被认为是当时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其后，我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这一领域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对战后半个多世纪美国东亚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遏制与军事干涉，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即是这一特征的体现，越南战争则标志着美国在东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第二阶段是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这一阶段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战略收缩;第三阶段是从里根政府到老布什时期，基本特征是随着亚太地区的崛起，美国政府决定重返亚太，试图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新秩序”;第四阶段为冷战后时期，当时主要论述的是克林顿政府为构筑“新太平洋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举措。除了阐释各个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涵外，该书还剖析了美国东亚政策变化的主要缘由，揭示了美国政策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性。这本书的重点虽然是论述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发展演变，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互动性，因为美国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应因东亚地区局势的变化。 近年在这一领域我出版了《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富布赖特早年曾担任美国阿肯色大学校长，1945年进入参议院，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参议员生涯。1959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直至1974年，成为迄今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不仅参与了许多美国重要对外政策的制定，同时也是美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家和评论家。他撰写的著作包括《权力的傲慢》《跛足巨人》和《帝国的代价》等，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影响深远。他的一些著作还被翻译成中文。他积极倡导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反对美国对外干涉，主张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并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中国问题和越南战争的国会听证会，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与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的转变，开启了美国各界重新认识中国的进程，对日后中美关系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写这本书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自己1999—2000年间曾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国家档案馆从事过一年的学术研究，是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位对当代美国政治和外交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一生的重要活动介绍给大家，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他;二是国内对于富布赖特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美国学界很早就对其外交思想展开了研究，出版了多部传记和研究著作，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等方面，尚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人对相关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这本书主要以美国《国会记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和会议记录，以及富布赖特本人所发表的演说、论著等为核心资料。除了对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活动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外，重点论述了其对越南战争和美国东亚政策的看法及主张，揭示了富布赖特反对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及所面临的困境。富布赖特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改变了以前对越南战争的态度，走上了反对越南战争的道路，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认识到促使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不可能赢得胜利。其二，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乃至民众心理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是诸多国内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只有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缓解。其三，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危及美国与盟国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同时还包含着与中国或苏联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大危险。
该书揭示了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和战争权力上的博弈。实际上，在反对约翰逊的越南政策问题上，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美国国会领导人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大多数国会议员虽然对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过大表示不满，但同时认为国会也并非制定对外政策的合适机构。不仅如此，国会的公开辩论和磋商导致的混乱不仅会导致美国政府对外交决策的举棋不定，而且势必会延长战争，从而使更多的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少议员对越战持反对或怀疑态度，但始终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的鸽派在国会中一直处于孤立地位。其次是党派政治的影响。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一直有着所谓“两党一致”的传统。富布赖特与约翰逊同属民主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在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方面必须有所克制。同时，他还必须考虑到阿肯色州大部分选民的政治倾向。与南部各州一样，阿肯色州的民众大都对越南战争持支持态度，赞成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手段以取得军事胜利，因而，他们一方面对富布赖特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正直”表示敬佩，但同时也对他坚持反对意见的做法感到不满。正因为如此，富布赖特一方面反对战争的升级，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出。显而易见，为了政治前途的需要，富布赖特在反对越南战争的道路上不得不谨慎行事。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在美国拥有一批像富布赖特这样负责任的、有良知的政治家，才使得美国决策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终究不敢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最近我在美國与东亚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美国、英国的三方面档案资料为基础，力图对20世纪50年代三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系统梳理，考察三方关系的互动，以此来揭示东亚冷战的复杂性。此前已经就这一时期的英美关系与东亚冷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发表了数篇文章。通过研究英国在朝鲜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英国非常希望能通过外交努力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缓和，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东亚政策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英联邦国家的态度等。另一方面，由于实力大不如以前，并将维护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
问：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您曾经写过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的确，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进行的一场最为严重的直接对抗，将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这一事件一直是各国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西方学术界，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实际上，我在读硕士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议就提交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与美苏关系的论文。当然，那时候限于自己的能力、水平以及资料等方面，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只是提出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经过数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我于2009年出版了《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利用相关各方的资料，力图从国际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个人觉得，只有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美国、苏联和古巴三方关系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对这一危机的根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说到底，这一危机不仅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对古巴奉行敌视、孤立和干涉政策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大都将重点放在美苏两国，而忽视了古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写这本书时，我对古巴在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较多关注，尽可能发掘使用古巴方面的资料。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也力争提出自己的看法。多年来，西方学界将美国领导人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应对视为危机管理的“典范”和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与“完美体现”，认为这次危机之所以和平解决，主要是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充分利用美国的“压倒性”战略优势和军事实力，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退却，从古巴撤走导弹。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美国军事力量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实际上，危机的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苏两国首脑对核战争有共同的恐惧心理，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体行动上双方基本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竭力避免冲突的升级，减少战争风险。在研究方法上，我力图使用国际关系学的危机管理和官僚决策等理论，特别是在论述美国和苏联高层决策过程中，尝试把历史学的叙述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 问：您最近发表的一些论文大多围绕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这一主题，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答：核武器是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这一课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冷战时期核危机的解决，可以为当今国际社会核问题的处理和应对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但国内史学界对此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我个人在这一领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并且大都以个案研究为主，旨在揭示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历史的探讨就核武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目前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核武器与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已结项，现正在对书稿进行修改、完善。
对于冷战的起源，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地缘对抗等方面，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探讨的成果并不多见，且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论述不够深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联手研制原子弹，由此确定了西方对核武器的垄断。虽然美国政府主要是出于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战争进程的双重需要对日本实施了核打击，但此举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美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其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对苏政策愈发强硬。而苏联一方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同时加紧核武器的研制。尽管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双方都表示赞成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但实际上双方立场迥异，且互不让步，最终导致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以失败告终。
核武器虽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从核武器角度而言，冷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所决定的。即使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纷争迭起，何况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冲突显然在所难免。战时美英两国将苏联排除在外、秘密研制核武器无疑为日后同盟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一武器不仅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外交和政治目标的一张“王牌”，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样，苏联领导人也将其视为对付美国和西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严格地保密，并在多个场合向苏联方面进行核讹诈，试图以此促其妥协让步，这不仅大大恶化了双方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从根本上讲，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双方长久以来缺乏必要信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核武器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对抗，而且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展开了激烈角逐，由此拉开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序幕，而这恰恰构成了冷战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美国不仅对苏联实施核外交，对于中国更是频频挥舞核大棒。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力图借助所享有的核优势，对中朝方面几次发出核威胁，幻想以此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和平。但朝鲜战争的结果证明，美国的核威慑不仅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局面，也没有能挽回美国的败局，对中朝的行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制约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原子弹是用来与苏联抗争的重要威慑力量;扩大战争将给美国在政治上造成严重后果;包括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美国的主要盟国强烈反对使用核武器。正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使用核武器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尽管美国国内不断有人叫嚣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但美国政府终究未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谓美国的“核威慑”导致了朝鲜停战，不过是美国决策者自欺欺人的一个“神话”而已，朝鲜战争的结果表明了美国核威慑的限度。
我近期做的另一个案研究，是关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问题。1958年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国际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是，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系统、深入地考察美国政策发展变化的成果却比较少。在这一个案研究中，基于翔实的美国政府档案资料，对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行政部门和军方）围绕核武器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决策与行动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影响美国决策的国内外因素。西方不少学者将这一个案作为美国核威慑成功的典型例子，认为美国的核威胁使得中国放弃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政策，这种观点显然过分夸大了美国核威胁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没有使用核武器，是美国决策者“自我慑止”的结果。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胁以及战争边缘政策遭到了美国國内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对，使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领导人从炮击金门到后来决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并让金门留在国民党手中，完全是基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而做出的决策，与美国的核威慑无关。不仅如此，正是中国政府奉行的灵活政策才使得美国政府走出了困境。同时，学界一般认为“灵活反应战略”是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的。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困境，使得美国政府内部对过分依赖核威慑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质疑，特别是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一战略过于僵硬，要求将发展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并重，灵活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情况，为此与美国军方展开了激烈交锋，这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问：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是不是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核武器在冷战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几经演变，从初创时的简单、僵硬逐步走向成熟，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和复杂化。但大体而言，每一届政府的核战略都是在核威慑战略这一框架下进行的调整，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工具和后盾，核武器始终是美国各种战略手段中“最具威慑力的最后手段”。美国的核战略无论是以何种名称和形态出现，都带有较强的进攻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核讹诈始终是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基本特征，核优势则是美国实力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的核威慑政策、核力量使用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以及核军备控制政策是其核战略的基本内容，四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缺一不可，同时，四者之间又相互制约。影响美国核战略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变化。说到底，核武器作为一种重要的威慑力量，是为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意图服务的，核政策的发展当然要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变化和国家安全的需求。其二，技术的变革。随着原子能科学的不断发展，核武器的研制越来越呈现加速趋势，核武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小型化、精确化，特别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得核武器从原来的纯威慑力量逐步成为可用于实战、满足不同形势需求的真正的武器。同時，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得核武器的通讯、指挥、控制系统变得更为复杂化。其三，苏联核战略的变化。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美国的核力量也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随着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的核战略也因此而不断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核政策也是对苏联政策和行动的一种反应，体现了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变化。核武器的最大作用在于威慑对手，随着对手战略力量的不断增强，美国的核战略必须相应地做出调整，从而能继续有效地起到威慑的效果。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苏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进入了一个相互威慑时期。在研究美国核战略变化的同时，也必须对冷战时期苏联的核战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同时，双方还就限制核军备竞赛进行了多次谈判。两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在核时代，一旦发生美苏全面战争，其后果不可想象，这不仅是美苏两国的自我毁灭，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在这一点上，美苏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识，这是双方展开对话的基础所在。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两国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用于国防建设，使双方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应当说，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竞赛使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也强烈反对核武器的扩散，和平运动不断高涨。因而，核军备控制成为必要，核军备控制和核裁军也成为美国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核武器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一种看法是核武器维持了世界和平。持这一观点的包括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等人，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消除了发动战争的欲望，因而维持了战后世界的稳定。在这派学者看来，核武器之所以能够维护战后“长久的和平”，就是因为核武器破坏力如此之大，使得任何发动核战争之举无疑是自取灭亡，认为如果没有核武器，那么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中东危机就很有可能升级和失控。因而少数学者甚至赞成核扩散，认为相互威慑是维护和平的基本因素。
另一观点则认为，核武器与战后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是遏止美苏两国铤而走险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行为方式和规则，但由此断言核威慑维持了战后的“长和平”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是，核武器并非维持和确保了战后的和平，反而造成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甚至将人类文明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通过对一些个案的初步研究，我个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在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将核武器作为实现外交和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使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且美国政府也陷入了内外反对的困境。美国的核威慑并没有给世人带来和平，只有彻底销毁核武器，建立一个无核世界，才能使人类永远摆脱核战争的阴影。
核武器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战略优势，维护国家安全，美苏双方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核军备竞赛给美苏两国不仅没有带来安全，反而使双方都面临着被对方毁灭的危险。由于核武器空前巨大的破坏力，使用核武器意味着两败俱伤，尽管美国曾多次制定各种各样的核作战计划，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东、加勒比海、印度支那等地区频频挥舞核大棒，对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但事实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内、国际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威胁使用核武器也成为一种“禁忌”。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是美国核威慑使然，也非美国的所谓“自我慑止”所致，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问：您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冷战史领域，您认为目前国内冷战史研究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
答：国内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虽然起步很晚，但发展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享誉海内外。可以说，在某些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可以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冷战史毫无疑问成为了国内史学界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内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个人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研究的不均衡性，表现在研究区域和选题的不均衡。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并且大都与中国相关，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苏关系等，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相对不足或甚少。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大都集中在战争、冲突、危机等传统议题方面，对于环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就影响了我们对冷战的复杂性的认识。因而，我们在研究视野和选题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加强对外国语言的掌握、多国资料的运用、知识结构的完善，等等。
二是需要加强理论的提升。冷战史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容非常丰富、复杂，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将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冷战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深化了冷战史的研究。 三是需要进一步发掘使用中国的档案资料，包括地方档案馆的资料。当然，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且大家也都开始关注，已经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例如，国内已有多位知名学者撰文呼吁要加强冷战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提高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并大力倡导从国际史和跨国史的视角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同时，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现在一些高校还开设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本科专业，并特别重视学生对小语种的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势必会对今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国内对包括冷战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也会愈益增强。
问：现在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这也引起了很多史学研究者的关注。您认为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史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首先，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极大地改善了世界史研究的条件，对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充分的档案文献资料，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数量众多的大型数据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可资利用的资料，很多学者称之为“史料革命”。图书、报纸、期刊、政府档案、日记等资料的数字化，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论是史料的数量还是种类，与以往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例如，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常用的“美国历史文档”系列数据库，收录了1639年至20世纪末超过4000万页的原始文献资料，包括美国早期印刷品、美国早期报纸以及美国国会文献等。“原始档案解密”系列数据库，收录了美国自独立战争至20世纪末1200多万页的珍贵档案资料，内容包括美国政治与社会、美国外交、奴隶制与南北战争、美国民权运动等。而盖尔公司开发的“盖尔学术资源”，收录了15世纪以来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會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图书馆所收藏的原始资料、报刊、手稿和书籍，达1.7亿页，内容以英国史和美国史为主，包括美国解密档案在线、珍稀原始典藏档案、18世纪作品在线、19世纪作品在线，以及英国政府档案在线等几十个系列。
大数据时代使得世界史学者获取研究资料的途径、方式更为便捷。以往，国内世界史文献资料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只有国家图书馆和极少数高校的图书馆收藏一些国外的缩微资料，而且很不全面、系统。研究者要想利用原始档案只能去国外的档案馆或图书馆抄录、复印。20年前，笔者就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肯尼迪、约翰逊和福特总统图书馆进行了一年的资料收集工作。当时确定的研究方向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从杜鲁门政府至尼克松政府时期。每天在档案馆都要查阅几盒子的档案，并且复制或抄录那些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所没有收录的、自己觉得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当时抄录和复印了近万页有关的原始资料，而如今大部分资料都可以在相关的数据库中很方便、快捷地查阅到。应当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库的引入，世界史原始资料匮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解决。
同时，数据库也是对纸质资料的重要补充。举例来说，由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受到美国档案解密制度以及篇幅等因素的制约，该系列中收录的不少文件在出版时没有完全解密，只能部分收录，或者根本没有收录，使得研究者对一些问题的了解很不全面。现在通过查阅“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或“数字国家安全档案”等数据库获得的有关信息就要丰富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资料的不足。另有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由于篇幅较大，有的多达上千页，不可能收录到该系列中，只能在相关数据库中查阅。因而，学者们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时，应尽可能将电子资源与纸质文献相互参照。
数据库收录的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使得研究者的选题更具多样性，对一些问题的探究也能更为深入。原来有些颇有学术价值的选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原始材料支撑，难以深入下去，使得研究者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随着相关资料的大量涌现，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就美国史而言，多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等方向。而如今随着资料的增加和获取资料的便利，很多学者转向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移民史、疾病史和环境史等领域，大大拓展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在深度方面，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原始文献资料数据库的引入，国内世界史学者已经可以在某些方面像美、英学者那样进行较为微观和精细的研究，特别是在古典文明、英国史、美国史和冷战史等领域，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应当说具有了相当的深度。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与国际史学界展开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加强。
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的使用。大数据的核心是对海量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以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国内世界史学者要想对一个问题阐释清楚尚有困难，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了。大数据时代使得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有学者已经尝试将大数据分析用于研究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但是，真正运用计量和比较方法取得的有价值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如何在世界史研究中更好地运用计量方法，仍然是学者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有可能导致世界史研究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国内世界史研究在古典文明、美国史、英国史以及日本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较大，研究队伍也具有一定规模。而从事德国史、法国史、俄国史，以及非洲史、拉美史等研究的学者人数相对较少，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论文以及出版的学术著作与前者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缺乏充分的资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来看，有关世界史的大型资料数据库的内容仍集中在美国史、英国史、西方古典文明等领域，数据库公司以及材料来源也大多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导致世界史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但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便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够较为全面地向前推进。 大数据对世界史研究造成的另一可能影响就是研究的“碎片化”问题。随着史料的爆炸性增长，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某些较为微观的问题上，这样更易于发掘和驾驭材料，并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但也有可能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使得研究者忽视或者缺乏对所探究问题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如何将个案和微观研究做得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小题大做”，无疑也是大数据时代给世界史研究带来的一大挑战。
史料固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只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大数据并没有而且也不会对传统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产生根本性变革，更不能改变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实际上，大数据时代对世界史研究者的学识、能力和素养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研究者对史料进行审慎地辨析、解读和阐释。大数据时代愈发需要世界史学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養，拓展研究视野，并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不在海量的史料中迷失方向，更好地驾驭史料，选取更有价值的课题，构建有意义的“宏大叙事”。
问：您刚才一直强调档案资料的重要性，您在档案收集方面有什么体会？
答：大数据时代的确给人们获得资料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仍需要学者们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原始文献资料。数字化的资料虽然已经是浩如烟海，但也仅仅是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文献的很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的选题越来越个案化、多元化，对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很显然，仅靠数字化的资料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原创研究，更需要以档案资料为基础。查阅档案的确比较枯燥，但同时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享受。只有亲自翻阅一页页的原始档案，你才更能体会历史的厚重和复杂，切身感受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每每有所发现，更是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记得当初刚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面对一大间屋子的档案目录，真不知从何处入手，后来还是请教了档案管理人员，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逐步了解了其分类和收藏情况。在档案馆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档案、复制和抄录档案。
前面说过，自己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相关的总统图书馆所复印和抄录的资料，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取，但我觉得当时花的功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因为在档案馆进行了一年的档案收集工作，使自己对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情况不仅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决策的复杂性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做档案研究必须下苦功夫，扎扎实实，没有捷径可走，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功。不过，对于刚踏入史学研究殿堂的研究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先从二手资料入手为好，最大限度地了解所要研究问题的学术史，然后再进行档案研究，这样就不会淹没其中，同时也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档案资料的价值所在，并将二手文献与档案资料进行有机地结合。
现在还记得当初来南开不久去杨先生家请教问题时，先生就送我一本厚厚的油印的《美国外交史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索引》，其中收录了从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中期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约3000多种，这是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为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之一。该索引并非正式出版物，但非常实用，分门别类，分为十几个专题，按图索骥，查阅起来很方便，为研究者了解国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甚至在今天，这本索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一些以前的期刊已经停刊，各种数据库或许根本没有收录;有些图书也由于年代久远，也没有收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
历史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并且对各种资料进行比对，去伪存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慎地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在研究美国史、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过程中，对于美国政府的档案文献、相关人物的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等所谓的第一手资料，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辨析。总之，掌握的资料越多，对问题的了解也就愈发全面、客观，就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问：您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什么看法？
答：对于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了解确实不多。通过与一些中学历史教师的接触，结合自身的体会，切实感到中学的历史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的功能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也是不可能替代的。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学历史教学，可以将其作为中学生的一门“通识课”，同时尽可能做到中外历史文化的兼顾，以便使学生对中外文明的发展演进都能有一个较为全面、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王湉湉】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立新教授的研究以思想性见长，开辟了国内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路径，近年来又倡导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在史学界非常活跃。相信他的学术道路和治学经验会对年轻学者有所启发。
在访谈中，王立新教授谈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与学术研究道路，重要观点及其研究过程，跨国史、国际史与全球史的发展趋势，当前中美关系问题，历史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等等，内容深刻，角度宏观，启示颇丰，敬请期待。
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范晨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问：您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为什么选择美国史作为研究方向？
答：首先，非常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的采访。说实话，当初柳文全老师提出要进行采访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感觉这一动议非常有意义。前些年杂志社曾组织了这方面的专栏，刊登了十多位国内知名中青年学者的访谈，并编辑成书出版，反响非常好，我自己也认真拜读了，从中获益良多。但同时自己深感学识、能力太有限，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后来推辞不过，便勉强同意了，这也是自己第一次接受这样的采访，主要是想把这些年学习历史的点滴思考和体会，以及一些经验教训讲出来，请大家多加批评指教，这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
我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虽然是一所地方院校，但那时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汇聚了一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学术氛围也非常好，现在很怀念在那里读书的日子。当时的校长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程人乾先生。记得刚入学不久，就听说程先生是国内研究东欧史、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大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虽然对程先生十分景仰，但除了听过几场报告外，作为一名本科生很难有机会向先生请教问题。1988年本科毕业之时，便师从程人乾先生学习世界现代史。跟随程先生三年，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从做人到为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先生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终生。跟随程先生读书，最大的感受是先生不仅专业知识精深，学识渊博，而且理论水平极高，对问题的剖析鞭辟入里、高屋建瓴，令人折服。指导我们学习的还有王文庆先生和张谦让先生等，都是知名的世界近现代史专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限于各种条件，研究生同外界的学术交流很少，信息非常闭塞。程先生多次要我们争取各种机会走出娘子关，多参加学术活动，向学界前辈、同仁学习，了解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开阔学术视野。正是在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1990年秋我和一名师兄参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并由此结识了不少美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收获很大，初步确定了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研究生应该适当走出去，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动态，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尽管现在网络为大家获取各种学术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我觉得还是应适当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和会议，当面向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求教，并建立学术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而且对今后的学术发展也是大有助益的。
南开大学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也是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1991年9月，自己来到南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攻读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杨先生不仅是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而且也是中国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长期从事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其论著和学术思想影响了国内几代美国史学者。求学期间和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前辈张友伦先生、陆静生先生，以及当时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华庆昭先生等都给予我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和提携。正是在这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才真正走上学习和研究美国史的道路。
问：您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这一领域，为何选择这一研究领域？
答：选择这一领域主要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加，当时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对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围绕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展开。刚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杨先生叮嘱我一定要广泛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注意最新的研究动态。先生特别告诫我，这一课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掌握好分寸;视野一定要开阔，不能写成战争史或军事史，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写，揭示出相关各方的政策互动;多收集各种材料，注意中外文资料的平衡，不能只看美国学者的论著和美国政府的档案文献，必须阅读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成果，避免资料使用上的偏颇;对于国内外的相关资料要保持审慎分析的态度，从中引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等等。由于自己能力和学识的有限，完成的论文距离杨先生的这些要求还相差甚远。后来经过修改，我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同时还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认为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现实政治考虑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使得中美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同时提出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直接导致了双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立与隔阂。这些看法当时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被认为是当时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其后，我在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这一领域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对战后半个多世纪美国东亚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杜鲁门政府到约翰逊政府，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遏制与军事干涉，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即是这一特征的体现，越南战争则标志着美国在东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第二阶段是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这一阶段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战略收缩;第三阶段是从里根政府到老布什时期，基本特征是随着亚太地区的崛起，美国政府决定重返亚太，试图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新秩序”;第四阶段为冷战后时期，当时主要论述的是克林顿政府为构筑“新太平洋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举措。除了阐释各个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涵外，该书还剖析了美国东亚政策变化的主要缘由，揭示了美国政策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性。这本书的重点虽然是论述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发展演变，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互动性，因为美国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应因东亚地区局势的变化。 近年在这一领域我出版了《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富布赖特早年曾担任美国阿肯色大学校长，1945年进入参议院，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参议员生涯。1959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直至1974年，成为迄今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不仅参与了许多美国重要对外政策的制定，同时也是美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家和评论家。他撰写的著作包括《权力的傲慢》《跛足巨人》和《帝国的代价》等，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影响深远。他的一些著作还被翻译成中文。他积极倡导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反对美国对外干涉，主张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并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中国问题和越南战争的国会听证会，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与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的转变，开启了美国各界重新认识中国的进程，对日后中美关系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写这本书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自己1999—2000年间曾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国家档案馆从事过一年的学术研究，是富布赖特国际交流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位对当代美国政治和外交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一生的重要活动介绍给大家，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他;二是国内对于富布赖特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美国学界很早就对其外交思想展开了研究，出版了多部传记和研究著作，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等方面，尚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人对相关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这本书主要以美国《国会记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和会议记录，以及富布赖特本人所发表的演说、论著等为核心资料。除了对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活动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外，重点论述了其对越南战争和美国东亚政策的看法及主张，揭示了富布赖特反对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及所面临的困境。富布赖特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改变了以前对越南战争的态度，走上了反对越南战争的道路，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认识到促使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不可能赢得胜利。其二，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乃至民众心理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是诸多国内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只有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缓解。其三，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危及美国与盟国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同时还包含着与中国或苏联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大危险。
该书揭示了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和战争权力上的博弈。实际上，在反对约翰逊的越南政策问题上，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美国国会领导人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大多数国会议员虽然对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过大表示不满，但同时认为国会也并非制定对外政策的合适机构。不仅如此，国会的公开辩论和磋商导致的混乱不仅会导致美国政府对外交决策的举棋不定，而且势必会延长战争，从而使更多的美国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少议员对越战持反对或怀疑态度，但始终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的鸽派在国会中一直处于孤立地位。其次是党派政治的影响。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一直有着所谓“两党一致”的传统。富布赖特与约翰逊同属民主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在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方面必须有所克制。同时，他还必须考虑到阿肯色州大部分选民的政治倾向。与南部各州一样，阿肯色州的民众大都对越南战争持支持态度，赞成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手段以取得军事胜利，因而，他们一方面对富布赖特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正直”表示敬佩，但同时也对他坚持反对意见的做法感到不满。正因为如此，富布赖特一方面反对战争的升级，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出。显而易见，为了政治前途的需要，富布赖特在反对越南战争的道路上不得不谨慎行事。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在美国拥有一批像富布赖特这样负责任的、有良知的政治家，才使得美国决策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终究不敢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最近我在美國与东亚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美国、英国的三方面档案资料为基础，力图对20世纪50年代三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系统梳理，考察三方关系的互动，以此来揭示东亚冷战的复杂性。此前已经就这一时期的英美关系与东亚冷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发表了数篇文章。通过研究英国在朝鲜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英国非常希望能通过外交努力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缓和，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东亚政策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英联邦国家的态度等。另一方面，由于实力大不如以前，并将维护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
问：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您曾经写过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的确，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进行的一场最为严重的直接对抗，将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这一事件一直是各国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西方学术界，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实际上，我在读硕士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议就提交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与美苏关系的论文。当然，那时候限于自己的能力、水平以及资料等方面，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只是提出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经过数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我于2009年出版了《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利用相关各方的资料，力图从国际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个人觉得，只有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美国、苏联和古巴三方关系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对这一危机的根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说到底，这一危机不仅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对古巴奉行敌视、孤立和干涉政策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大都将重点放在美苏两国，而忽视了古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写这本书时，我对古巴在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较多关注，尽可能发掘使用古巴方面的资料。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也力争提出自己的看法。多年来，西方学界将美国领导人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应对视为危机管理的“典范”和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与“完美体现”，认为这次危机之所以和平解决，主要是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充分利用美国的“压倒性”战略优势和军事实力，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退却，从古巴撤走导弹。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美国军事力量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实际上，危机的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苏两国首脑对核战争有共同的恐惧心理，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体行动上双方基本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竭力避免冲突的升级，减少战争风险。在研究方法上，我力图使用国际关系学的危机管理和官僚决策等理论，特别是在论述美国和苏联高层决策过程中，尝试把历史学的叙述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 问：您最近发表的一些论文大多围绕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这一主题，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答：核武器是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这一课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冷战时期核危机的解决，可以为当今国际社会核问题的处理和应对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但国内史学界对此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我个人在这一领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并且大都以个案研究为主，旨在揭示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历史的探讨就核武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目前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核武器与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已结项，现正在对书稿进行修改、完善。
对于冷战的起源，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地缘对抗等方面，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探讨的成果并不多见，且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论述不够深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联手研制原子弹，由此确定了西方对核武器的垄断。虽然美国政府主要是出于减少美军伤亡和加速战争进程的双重需要对日本实施了核打击，但此举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美国将原子弹视为实现其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对苏政策愈发强硬。而苏联一方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同时加紧核武器的研制。尽管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双方都表示赞成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但实际上双方立场迥异，且互不让步，最终导致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以失败告终。
核武器虽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从核武器角度而言，冷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所决定的。即使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纷争迭起，何况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冲突显然在所难免。战时美英两国将苏联排除在外、秘密研制核武器无疑为日后同盟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一武器不仅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外交和政治目标的一张“王牌”，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样，苏联领导人也将其视为对付美国和西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严格地保密，并在多个场合向苏联方面进行核讹诈，试图以此促其妥协让步，这不仅大大恶化了双方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从根本上讲，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双方长久以来缺乏必要信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核武器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对抗，而且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展开了激烈角逐，由此拉开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序幕，而这恰恰构成了冷战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美国不仅对苏联实施核外交，对于中国更是频频挥舞核大棒。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力图借助所享有的核优势，对中朝方面几次发出核威胁，幻想以此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和平。但朝鲜战争的结果证明，美国的核威慑不仅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局面，也没有能挽回美国的败局，对中朝的行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制约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原子弹是用来与苏联抗争的重要威慑力量;扩大战争将给美国在政治上造成严重后果;包括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美国的主要盟国强烈反对使用核武器。正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使用核武器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尽管美国国内不断有人叫嚣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但美国政府终究未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谓美国的“核威慑”导致了朝鲜停战，不过是美国决策者自欺欺人的一个“神话”而已，朝鲜战争的结果表明了美国核威慑的限度。
我近期做的另一个案研究，是关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问题。1958年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国际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是，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系统、深入地考察美国政策发展变化的成果却比较少。在这一个案研究中，基于翔实的美国政府档案资料，对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行政部门和军方）围绕核武器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决策与行动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影响美国决策的国内外因素。西方不少学者将这一个案作为美国核威慑成功的典型例子，认为美国的核威胁使得中国放弃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政策，这种观点显然过分夸大了美国核威胁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没有使用核武器，是美国决策者“自我慑止”的结果。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胁以及战争边缘政策遭到了美国國内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对，使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领导人从炮击金门到后来决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并让金门留在国民党手中，完全是基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而做出的决策，与美国的核威慑无关。不仅如此，正是中国政府奉行的灵活政策才使得美国政府走出了困境。同时，学界一般认为“灵活反应战略”是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的。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困境，使得美国政府内部对过分依赖核威慑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质疑，特别是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一战略过于僵硬，要求将发展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并重，灵活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情况，为此与美国军方展开了激烈交锋，这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问：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是不是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核武器在冷战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答：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几经演变，从初创时的简单、僵硬逐步走向成熟，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和复杂化。但大体而言，每一届政府的核战略都是在核威慑战略这一框架下进行的调整，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工具和后盾，核武器始终是美国各种战略手段中“最具威慑力的最后手段”。美国的核战略无论是以何种名称和形态出现，都带有较强的进攻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核讹诈始终是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基本特征，核优势则是美国实力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的核威慑政策、核力量使用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以及核军备控制政策是其核战略的基本内容，四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缺一不可，同时，四者之间又相互制约。影响美国核战略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变化。说到底，核武器作为一种重要的威慑力量，是为美国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意图服务的，核政策的发展当然要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变化和国家安全的需求。其二，技术的变革。随着原子能科学的不断发展，核武器的研制越来越呈现加速趋势，核武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小型化、精确化，特别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的发展，对美国核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得核武器从原来的纯威慑力量逐步成为可用于实战、满足不同形势需求的真正的武器。同時，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得核武器的通讯、指挥、控制系统变得更为复杂化。其三，苏联核战略的变化。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美国的核力量也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随着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的核战略也因此而不断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核政策也是对苏联政策和行动的一种反应，体现了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变化。核武器的最大作用在于威慑对手，随着对手战略力量的不断增强，美国的核战略必须相应地做出调整，从而能继续有效地起到威慑的效果。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苏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进入了一个相互威慑时期。在研究美国核战略变化的同时，也必须对冷战时期苏联的核战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同时，双方还就限制核军备竞赛进行了多次谈判。两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在核时代，一旦发生美苏全面战争，其后果不可想象，这不仅是美苏两国的自我毁灭，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在这一点上，美苏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识，这是双方展开对话的基础所在。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两国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用于国防建设，使双方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应当说，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竞赛使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也强烈反对核武器的扩散，和平运动不断高涨。因而，核军备控制成为必要，核军备控制和核裁军也成为美国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核武器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一种看法是核武器维持了世界和平。持这一观点的包括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等人，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消除了发动战争的欲望，因而维持了战后世界的稳定。在这派学者看来，核武器之所以能够维护战后“长久的和平”，就是因为核武器破坏力如此之大，使得任何发动核战争之举无疑是自取灭亡，认为如果没有核武器，那么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中东危机就很有可能升级和失控。因而少数学者甚至赞成核扩散，认为相互威慑是维护和平的基本因素。
另一观点则认为，核武器与战后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是遏止美苏两国铤而走险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行为方式和规则，但由此断言核威慑维持了战后的“长和平”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是，核武器并非维持和确保了战后的和平，反而造成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甚至将人类文明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通过对一些个案的初步研究，我个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在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将核武器作为实现外交和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使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且美国政府也陷入了内外反对的困境。美国的核威慑并没有给世人带来和平，只有彻底销毁核武器，建立一个无核世界，才能使人类永远摆脱核战争的阴影。
核武器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战略优势，维护国家安全，美苏双方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核军备竞赛给美苏两国不仅没有带来安全，反而使双方都面临着被对方毁灭的危险。由于核武器空前巨大的破坏力，使用核武器意味着两败俱伤，尽管美国曾多次制定各种各样的核作战计划，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东、加勒比海、印度支那等地区频频挥舞核大棒，对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但事实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内、国际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威胁使用核武器也成为一种“禁忌”。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是美国核威慑使然，也非美国的所谓“自我慑止”所致，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问：您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冷战史领域，您认为目前国内冷战史研究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
答：国内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虽然起步很晚，但发展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享誉海内外。可以说，在某些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可以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冷战史毫无疑问成为了国内史学界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内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个人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研究的不均衡性，表现在研究区域和选题的不均衡。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并且大都与中国相关，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苏关系等，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相对不足或甚少。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大都集中在战争、冲突、危机等传统议题方面，对于环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就影响了我们对冷战的复杂性的认识。因而，我们在研究视野和选题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包括加强对外国语言的掌握、多国资料的运用、知识结构的完善，等等。
二是需要加强理论的提升。冷战史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容非常丰富、复杂，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将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冷战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深化了冷战史的研究。 三是需要进一步发掘使用中国的档案资料，包括地方档案馆的资料。当然，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且大家也都开始关注，已经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例如，国内已有多位知名学者撰文呼吁要加强冷战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提高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并大力倡导从国际史和跨国史的视角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同时，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现在一些高校还开设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本科专业，并特别重视学生对小语种的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势必会对今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国内对包括冷战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也会愈益增强。
问：现在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这也引起了很多史学研究者的关注。您认为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史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首先，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极大地改善了世界史研究的条件，对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充分的档案文献资料，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数量众多的大型数据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可资利用的资料，很多学者称之为“史料革命”。图书、报纸、期刊、政府档案、日记等资料的数字化，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论是史料的数量还是种类，与以往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例如，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常用的“美国历史文档”系列数据库，收录了1639年至20世纪末超过4000万页的原始文献资料，包括美国早期印刷品、美国早期报纸以及美国国会文献等。“原始档案解密”系列数据库，收录了美国自独立战争至20世纪末1200多万页的珍贵档案资料，内容包括美国政治与社会、美国外交、奴隶制与南北战争、美国民权运动等。而盖尔公司开发的“盖尔学术资源”，收录了15世纪以来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會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图书馆所收藏的原始资料、报刊、手稿和书籍，达1.7亿页，内容以英国史和美国史为主，包括美国解密档案在线、珍稀原始典藏档案、18世纪作品在线、19世纪作品在线，以及英国政府档案在线等几十个系列。
大数据时代使得世界史学者获取研究资料的途径、方式更为便捷。以往，国内世界史文献资料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只有国家图书馆和极少数高校的图书馆收藏一些国外的缩微资料，而且很不全面、系统。研究者要想利用原始档案只能去国外的档案馆或图书馆抄录、复印。20年前，笔者就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肯尼迪、约翰逊和福特总统图书馆进行了一年的资料收集工作。当时确定的研究方向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从杜鲁门政府至尼克松政府时期。每天在档案馆都要查阅几盒子的档案，并且复制或抄录那些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所没有收录的、自己觉得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当时抄录和复印了近万页有关的原始资料，而如今大部分资料都可以在相关的数据库中很方便、快捷地查阅到。应当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库的引入，世界史原始资料匮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解决。
同时，数据库也是对纸质资料的重要补充。举例来说，由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受到美国档案解密制度以及篇幅等因素的制约，该系列中收录的不少文件在出版时没有完全解密，只能部分收录，或者根本没有收录，使得研究者对一些问题的了解很不全面。现在通过查阅“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或“数字国家安全档案”等数据库获得的有关信息就要丰富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资料的不足。另有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由于篇幅较大，有的多达上千页，不可能收录到该系列中，只能在相关数据库中查阅。因而，学者们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时，应尽可能将电子资源与纸质文献相互参照。
数据库收录的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使得研究者的选题更具多样性，对一些问题的探究也能更为深入。原来有些颇有学术价值的选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原始材料支撑，难以深入下去，使得研究者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随着相关资料的大量涌现，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就美国史而言，多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等方向。而如今随着资料的增加和获取资料的便利，很多学者转向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移民史、疾病史和环境史等领域，大大拓展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在深度方面，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原始文献资料数据库的引入，国内世界史学者已经可以在某些方面像美、英学者那样进行较为微观和精细的研究，特别是在古典文明、英国史、美国史和冷战史等领域，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应当说具有了相当的深度。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与国际史学界展开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加强。
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的使用。大数据的核心是对海量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以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国内世界史学者要想对一个问题阐释清楚尚有困难，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了。大数据时代使得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有学者已经尝试将大数据分析用于研究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但是，真正运用计量和比较方法取得的有价值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如何在世界史研究中更好地运用计量方法，仍然是学者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有可能导致世界史研究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国内世界史研究在古典文明、美国史、英国史以及日本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较大，研究队伍也具有一定规模。而从事德国史、法国史、俄国史，以及非洲史、拉美史等研究的学者人数相对较少，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论文以及出版的学术著作与前者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缺乏充分的资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来看，有关世界史的大型资料数据库的内容仍集中在美国史、英国史、西方古典文明等领域，数据库公司以及材料来源也大多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导致世界史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但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便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够较为全面地向前推进。 大数据对世界史研究造成的另一可能影响就是研究的“碎片化”问题。随着史料的爆炸性增长，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某些较为微观的问题上，这样更易于发掘和驾驭材料，并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但也有可能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使得研究者忽视或者缺乏对所探究问题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如何将个案和微观研究做得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小题大做”，无疑也是大数据时代给世界史研究带来的一大挑战。
史料固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只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大数据并没有而且也不会对传统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产生根本性变革，更不能改变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实际上，大数据时代对世界史研究者的学识、能力和素养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研究者对史料进行审慎地辨析、解读和阐释。大数据时代愈发需要世界史学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養，拓展研究视野，并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不在海量的史料中迷失方向，更好地驾驭史料，选取更有价值的课题，构建有意义的“宏大叙事”。
问：您刚才一直强调档案资料的重要性，您在档案收集方面有什么体会？
答：大数据时代的确给人们获得资料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仍需要学者们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原始文献资料。数字化的资料虽然已经是浩如烟海，但也仅仅是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文献的很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的选题越来越个案化、多元化，对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很显然，仅靠数字化的资料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原创研究，更需要以档案资料为基础。查阅档案的确比较枯燥，但同时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享受。只有亲自翻阅一页页的原始档案，你才更能体会历史的厚重和复杂，切身感受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每每有所发现，更是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记得当初刚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面对一大间屋子的档案目录，真不知从何处入手，后来还是请教了档案管理人员，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逐步了解了其分类和收藏情况。在档案馆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档案、复制和抄录档案。
前面说过，自己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相关的总统图书馆所复印和抄录的资料，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取，但我觉得当时花的功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因为在档案馆进行了一年的档案收集工作，使自己对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情况不仅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决策的复杂性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做档案研究必须下苦功夫，扎扎实实，没有捷径可走，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功。不过，对于刚踏入史学研究殿堂的研究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先从二手资料入手为好，最大限度地了解所要研究问题的学术史，然后再进行档案研究，这样就不会淹没其中，同时也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档案资料的价值所在，并将二手文献与档案资料进行有机地结合。
现在还记得当初来南开不久去杨先生家请教问题时，先生就送我一本厚厚的油印的《美国外交史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索引》，其中收录了从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中期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约3000多种，这是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为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之一。该索引并非正式出版物，但非常实用，分门别类，分为十几个专题，按图索骥，查阅起来很方便，为研究者了解国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甚至在今天，这本索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一些以前的期刊已经停刊，各种数据库或许根本没有收录;有些图书也由于年代久远，也没有收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
历史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并且对各种资料进行比对，去伪存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慎地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在研究美国史、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过程中，对于美国政府的档案文献、相关人物的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等所谓的第一手资料，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辨析。总之，掌握的资料越多，对问题的了解也就愈发全面、客观，就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问：您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什么看法？
答：对于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了解确实不多。通过与一些中学历史教师的接触，结合自身的体会，切实感到中学的历史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的功能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也是不可能替代的。应当进一步加强中学历史教学，可以将其作为中学生的一门“通识课”，同时尽可能做到中外历史文化的兼顾，以便使学生对中外文明的发展演进都能有一个较为全面、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下期预告：王立新教授访谈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立新教授的研究以思想性见长，开辟了国内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路径，近年来又倡导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在史学界非常活跃。相信他的学术道路和治学经验会对年轻学者有所启发。
在访谈中，王立新教授谈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与学术研究道路，重要观点及其研究过程，跨国史、国际史与全球史的发展趋势，当前中美关系问题，历史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等等，内容深刻，角度宏观，启示颇丰，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