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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以“三自政策”——自卫、自助、自养为乡村建设纲领的宛西自治（1930-1943），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地方自治运动。一方面是官府控制力量减弱，兵灾匪祸接连不断，官、匪、豪强土霸三者狼狈为奸，民众铤而走险，土匪骤然增多；一方面是彭廷禹、别廷芳等"宛西"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与自发联合等，才是"宛西自治"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民国时期；宛西自治；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面对外侵内乱，危机四伏，社会动荡的惨痛局面，一批知识分子怀揣着积极倡导“乡建救国”的梦想，一时间全国各地自治之风盛行。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以“三自政策”——自卫、自助、自养为乡村建设纲领的宛西自治（1930—1943），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环境在少数地方精英支配与推动下所开展地方自治运动的产物，是近代南阳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宛西自治”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官府控制力量减弱，兵灾匪祸接连不断。 “宛西，地接陕、鄂边界，群山绵亘，土地磽薄，其间素为土匪出没之所，民元以后，内乱迭起，驻军就地扩军需饷，强征勒逼，庐舍为嘘，于是地方秩序逐渐破坏，后遭瘟疫，民不聊生，豪强者振臂一呼，愚民群起盲从，而匪焰逐燃，……匪势既成，大族复挟匪以自重，政府无力剿除，聊籍收编以求苟安。如是官绅匪互相勾结利用，狼狈为奸，法纪荡然，人心思乱，……刁悍者铤而走险，甚至打家劫舍，奸掠烧杀，路断人稀，……其混乱情况，真是惨绝人寰。”[1]p（6）
从上述记载可知，第一，“宛西”天然的“地利”是滋生地方割据势力的“温床”。“宛西”，临近陕、鄂两省边界，山多地少，土地不肥沃，距离河南省会开封较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先就处于官府统治力量薄弱之地，这无疑为后来的“宛西自治”提供得天独厚的“地利”；第二，民国元年（1912年），内战不断，更加削弱了官府对宛西统治力量。如此，一方面官府无力剿除“宛西”日益猖獗的匪患，导致当地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同时另一方面，这就为后来别廷芳为首的宛西地主乡绅势力的兴起与大力推行“宛西自治”提供了“天时”。第三，天灾人祸，兵灾匪祸接连不断，官、匪、豪强土霸三者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民心大变，铤而走险，土匪骤然增多。一方面，民国初建之时，中央权利衰落，军阀混战，河南因处中原要地而为各方势力激烈争夺之地，地处僻塞的“宛西”也无一幸免；另一方面，有些百姓铤而走险，被逼为“土匪”，社会风气日下，这就更加剧了“宛西”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彭廷禹、别廷芳等“宛西”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与自发联合。（1）“宛西自治”的导师——彭廷禹。彭廷禹（1813—
1933），又名锡田，镇平县七里庄人。1929年秋，彭廷禹在辉县百泉创立河南村治学院，积极倡导传播其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的理念。1930年，彭廷禹受镇平绅民之前重返家乡镇平，开始推行他的乡村建设纲领——“三自主义”，走在个河南其他地方自治的前列。
（2）“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别廷芳，（1883—1940），字香斋，出生于内乡县丹水镇（今属西峡县阳城乡）张堂村一个小士绅家庭，“时值辛亥革命之后，人心不靖，内乡土匪蜂起，四处剽掠，公戚忧之。乃就其本村，为小范围之组织，剿击防堵，匪不敢犯。清末民初，地方不安，时代造枭雄，在当时官府控制力量减弱，官府对百姓的生命财政无力保证，兵灾匪祸接连不断等特殊环境下，别廷芳从二十七岁从乡民当上防匪盗的老虎寨的债主后开始发迹。数年间，消除异己，大肆扩张，对土匪实行剿灭收抚并用的政策，当地土匪闻风丧胆，扬名阳城丹水一带，接着历任内乡县民团司令。
（3）形势所迫，四县积极联合推行“宛西自治”。“民国十八年八月，“过去一乡联合，可制一乡之匪，一县联合，可除一县之匪。现在匪结合动辄成千累万，绝非一县之力所能清剿，且官府既不能保民，军队多不剿匪，非自己团结起来剿匪，绝无侥幸之理。弟有意与兄同香斋联合一起剿匪，并亦办理地方自治事宜，自如赞同，即请约香斋兄定期开会商议……”[3]p（7），上述是民国十八年（1928年），彭廷禹给好友淅川县民团司令陈舜德信件的内容，可以看出联合团结是剿匪的形势所迫，在与匪盗的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步表达了预定具体时间商议地方联合自治的急切意愿。
不久，内乡县别廷芳、刘顾三、王德岁，镇平县彭廷禹，淅川县陈舜德，邓县宁洗古、雷云亭等宛西四县的权势人物汇聚一堂商议宛西四县自治事宜，决定使用“宛西自治”称呼，成立宛西民团指挥部，公推别廷芳为总指挥，陈舜德副总指挥，订立“十条公约”及“五不”办法，通过了告民众书，决定在内向县马山口镇联办培养自治骨干力量学校等。随后，各县均成立自治机构，拟出“自治大纲及实施办法”例如内乡县地自治大概内容为“（1）治河改地；（2）水陆交通之设施；（3）林业、工业、农业；（4）公共设施；（5）经济组织；（6）农村保卫；（7）乡村教育。
参考文献：
[1][3] 陈舜德. 闲话宛西集[M]. 台湾：唯勤出版社， 1979年
关键词：民国时期；宛西自治；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面对外侵内乱，危机四伏，社会动荡的惨痛局面，一批知识分子怀揣着积极倡导“乡建救国”的梦想，一时间全国各地自治之风盛行。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以“三自政策”——自卫、自助、自养为乡村建设纲领的宛西自治（1930—1943），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环境在少数地方精英支配与推动下所开展地方自治运动的产物，是近代南阳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宛西自治”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官府控制力量减弱，兵灾匪祸接连不断。 “宛西，地接陕、鄂边界，群山绵亘，土地磽薄，其间素为土匪出没之所，民元以后，内乱迭起，驻军就地扩军需饷，强征勒逼，庐舍为嘘，于是地方秩序逐渐破坏，后遭瘟疫，民不聊生，豪强者振臂一呼，愚民群起盲从，而匪焰逐燃，……匪势既成，大族复挟匪以自重，政府无力剿除，聊籍收编以求苟安。如是官绅匪互相勾结利用，狼狈为奸，法纪荡然，人心思乱，……刁悍者铤而走险，甚至打家劫舍，奸掠烧杀，路断人稀，……其混乱情况，真是惨绝人寰。”[1]p（6）
从上述记载可知，第一，“宛西”天然的“地利”是滋生地方割据势力的“温床”。“宛西”，临近陕、鄂两省边界，山多地少，土地不肥沃，距离河南省会开封较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先就处于官府统治力量薄弱之地，这无疑为后来的“宛西自治”提供得天独厚的“地利”；第二，民国元年（1912年），内战不断，更加削弱了官府对宛西统治力量。如此，一方面官府无力剿除“宛西”日益猖獗的匪患，导致当地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同时另一方面，这就为后来别廷芳为首的宛西地主乡绅势力的兴起与大力推行“宛西自治”提供了“天时”。第三，天灾人祸，兵灾匪祸接连不断，官、匪、豪强土霸三者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民心大变，铤而走险，土匪骤然增多。一方面，民国初建之时，中央权利衰落，军阀混战，河南因处中原要地而为各方势力激烈争夺之地，地处僻塞的“宛西”也无一幸免；另一方面，有些百姓铤而走险，被逼为“土匪”，社会风气日下，这就更加剧了“宛西”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彭廷禹、别廷芳等“宛西”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与自发联合。（1）“宛西自治”的导师——彭廷禹。彭廷禹（1813—
1933），又名锡田，镇平县七里庄人。1929年秋，彭廷禹在辉县百泉创立河南村治学院，积极倡导传播其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的理念。1930年，彭廷禹受镇平绅民之前重返家乡镇平，开始推行他的乡村建设纲领——“三自主义”，走在个河南其他地方自治的前列。
（2）“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别廷芳，（1883—1940），字香斋，出生于内乡县丹水镇（今属西峡县阳城乡）张堂村一个小士绅家庭，“时值辛亥革命之后，人心不靖，内乡土匪蜂起，四处剽掠，公戚忧之。乃就其本村，为小范围之组织，剿击防堵，匪不敢犯。清末民初，地方不安，时代造枭雄，在当时官府控制力量减弱，官府对百姓的生命财政无力保证，兵灾匪祸接连不断等特殊环境下，别廷芳从二十七岁从乡民当上防匪盗的老虎寨的债主后开始发迹。数年间，消除异己，大肆扩张，对土匪实行剿灭收抚并用的政策，当地土匪闻风丧胆，扬名阳城丹水一带，接着历任内乡县民团司令。
（3）形势所迫，四县积极联合推行“宛西自治”。“民国十八年八月，“过去一乡联合，可制一乡之匪，一县联合，可除一县之匪。现在匪结合动辄成千累万，绝非一县之力所能清剿，且官府既不能保民，军队多不剿匪，非自己团结起来剿匪，绝无侥幸之理。弟有意与兄同香斋联合一起剿匪，并亦办理地方自治事宜，自如赞同，即请约香斋兄定期开会商议……”[3]p（7），上述是民国十八年（1928年），彭廷禹给好友淅川县民团司令陈舜德信件的内容，可以看出联合团结是剿匪的形势所迫，在与匪盗的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步表达了预定具体时间商议地方联合自治的急切意愿。
不久，内乡县别廷芳、刘顾三、王德岁，镇平县彭廷禹，淅川县陈舜德，邓县宁洗古、雷云亭等宛西四县的权势人物汇聚一堂商议宛西四县自治事宜，决定使用“宛西自治”称呼，成立宛西民团指挥部，公推别廷芳为总指挥，陈舜德副总指挥，订立“十条公约”及“五不”办法，通过了告民众书，决定在内向县马山口镇联办培养自治骨干力量学校等。随后，各县均成立自治机构，拟出“自治大纲及实施办法”例如内乡县地自治大概内容为“（1）治河改地；（2）水陆交通之设施；（3）林业、工业、农业；（4）公共设施；（5）经济组织；（6）农村保卫；（7）乡村教育。
参考文献：
[1][3] 陈舜德. 闲话宛西集[M]. 台湾：唯勤出版社，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