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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月2日这天，天气出奇的好，总让人想痛痛快快地做些什么。
三个10岁左右的男孩，在三平市钢铁厂道口星辰网吧前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网吧门口有一棵被霜打得不成样子的紫荆树，顶上那些狰狞地指向天空的干枯的树枝像老人没有水分的手。与此不太相称的是枯枝与树干交接的地方却旺盛地长出了茁壮的绿叶，像少年的头发生机勃勃。网吧前环城路上奔跑着的是能够把空气变得很糟的车子，以及人行道上乱穿衣服的男男女女。
很显然，三个男孩对眼前杂乱的景物不感兴趣。在他们身后网吧里传出来的声音对他们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上谁也掏不出一个子儿。终于，其中一位脸蛋出奇地圆的男孩忍不住了，对稍高一些脸上一直挂着比较严肃表情的男孩说，老大，我进去看一会儿。被称为老大的男孩说，看什么看，你又没有钱。另一个看上去表情一直有些紧张的男孩也说，老大，我想回家。老大没有吭声，而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头对正走进网吧的圆脸男孩说，老二，你真的叫他带钱了？原来圆脸的男孩叫老二，那么，另一位男孩自然是叫老三了。老二没有回答，他已经掀开网吧的门帘。脸上一直是紧张表情叫老三的男孩回答了老大的询问，我想愚头今天没有带钱。老大就把面前的紫荆树踢了一下说，拿不到钱我们就揍他。他放下了一直背在身上的书包，倒提着坐到网吧旁人行道的石阶上，老三犹豫了一下也如法炮制。
已经是5时30分了，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多了起来，这时大人们开始下班回家了。有几个大人也钻进了网吧。
这三个叫什么老大老二和老三的男孩是在校的小学生，他们的书包鼓突突的，表明了老师和学校是怎样地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在他们下课回家后还要布置很多的作业。而现在或许是因为债务的关系，他们在利用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等待那个叫愚头的人。
天气确实好，到了这个时光还非常亮堂。
老三首先发现了愚头，就着急地掀开网吧门帘叫老二。因过了一会儿看游戏的瘾而圆脸兴奋得通红的老二出来时，老大已拦住了同样背着书包的愚头。愚头是一位和三个男孩年龄相当的男孩，很显然，他对三个男孩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仅仅犹豫了一下就让三个男孩围在了中间。显然老二与愚头更熟悉一些，他看了老大一眼就上前揪住愚头的书包说，钱凑齐了没有？愚头先看了一眼比他足足高了一个头的老大，低下头说，没有，我爸爸不肯给。老二说，你骗鬼，不会向你奶奶要！愚头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上次那57块钱就是我奶奶给的，我不好再向她要。老大上前推了愚头一把说，那你说怎么办，还欠33块怎么办？老三也说，你这个人是癞皮狗。老二也推了愚头一下说，怎么办？你想耍我们兄弟几个！愚头有些害怕了，他往后退了一步，有些着急地说，等明天，明天是我的生日，爸爸一定会给我钱。老三说，你骗鬼，过生日大人除了买礼物和蛋糕，什么也没有，我爸爸就从来没有在生日给我钱。愚头说，不骗你们，你们不信，我可以请你们去吃生日蛋糕。老三说，臭狗屎蛋糕，谁要吃？
三个兄弟有些不知拿在他们看来又臭又赖的愚头怎么办。老大当然觉得更没面子，他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更严肃了。他决定揍一下这个不知厉害的东西。
这时候，号称是军师的老二对愚头说，愚头，你跟我们去一个地方谈一谈。
愚头看了看一脸阴沉的老大，有些害怕地说，我向天发誓，明天给你们钱，还请你们去吃生日蛋糕。愚头的请求自然没有得到批准，他只能有些沮丧而无奈地跟着走在前头带路的老二走。紧跟着的是和他差不多个头的老三，最后面压阵的是代愚头提书包，防止他跑掉的老大。
太阳从山城的西边落下，收敛了最后一丝余晖，而天色还是亮的。日子正一天天逼近夏天，白天也变得越来越长，给人一种感觉是夜晚还非常遥远的样子。而事实上这时候已是傍晚5时40分了。愚头不知道老大老二老三带他去哪里，他是一个老实的不爱说话的孩子，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因了父亲和母亲的离婚，他变得比以前更不爱讲话，也得到了父亲和奶奶更多的呵护，他的零花钱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他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对他做什么，大约不过是那个地方不好说话，找个偏僻的地方，他们商量以后向他多要一些钱。这也没什么，自己家并不缺钱，倒是自己怎么生出要钱的名目。这样，想到自己明天生日可以多要些钱的愚头甚至有些轻松起来。
一行四人大约沿著环城的新市北路走了10分钟，就拐上了横跨牙河的城东大桥。四个男孩脖子上的红领巾在晚风吹拂下显得非常醒目。大桥的护栏上悬挂着十几条消防皮带，大概是消防队放在这里晾晒的，这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老三上前去摇了几下，愚头也去摇了几下，消防皮带向下滑了一点，这让老三和愚头都吓了一跳。一直严肃的老大看他们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家都轻松了一些，甚至还议论了一下前不久在他们学校边上的一家商店着火时，就是这些眼下像烂肠子一般的皮管喷出像柱子一般的水。四个人笑到了一处，几乎都忘记了此行的目的。走得有些热了，四张少年的脸在红领巾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天真无邪。
他们过了城东大桥后沿着河另一边的环城路和紫山南路走了不到10分钟就穿过环城路，拐上了连接三平市啤酒厂后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路。现在，老大提着的书包已回到了愚头的肩上，他们沿着山路继续往山上走。大约是6时40分，四个男孩终于来到了三平市啤酒厂的后山，这个被许多人称为“情人谷”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啤酒厂硕大的发酵罐和啤酒厂一个个整齐的车间。山风吹来，有了微微的凉意，正是春夏即将交接的时候，这种风对于走了远路的人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四个男孩都站住了，放下书包。山的气息格外地清新，远处的景色像他们所读的小学课本上的文章描述的一样美丽。身上有些发热，但四个男孩谁也没想到把脖子上的红领巾解下来透透气。
坐了一会儿，是愚头先想起了来这里的目的，他先站起来，有些傻乎乎地问道，喂，你们叫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想回家了。
随即站起来的老大，霎时有些不好意思了，为了自己身为老大竟要让对方来提出问题。所以，老大的表情就显得有些激动，他把被风吹歪的红领巾拉正后，说，你说，我们叫你来这里做什么？ 也才醒悟过来的老二则有些恼羞成怒，从地上站起来就朝愚头的鼻梁打了一拳。
血从愚头鼻子喷出来的情景似乎让老三有些害怕，他帮腔道，对，你说给不给钱？
愚头捂住鼻子，手马上就被血染红了。这时候，他才认识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他理所当然地哭了，我不是说了今天没有钱，明天等我过生日再给你们吗？
明天？你这个人就是很赖。说什么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揍死你。老大说。
似乎是事先商量好的一般，老大和老二揪住愚头开始拳打脚踢，站在一边的老三找准机会也给了愚头几下。他们觉得非常痛快。愚头自然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事情的转机来得太快了，他似乎是和他们一起来郊游的，地位平等有说有笑，转眼间自己却成了被打的角色。百忙之中，愚头还听到老三的骂声，谁吃你的臭蛋糕！
谁也没看到老大的手上怎么就多了一把刀，刀很快就扎进了愚头的胸膛。
挨刀的愚头自然是非常吃惊的，似乎是来不及感受到疼痛就倒在了地上，因而他倒地的样子有些夸张，像电影里的英雄中弹倒地时的慢动作。愚头的这个样子让老二非常生气，他凭什么像牺牲的英雄？他是什么东西？是一条癞皮狗！
愚头痛苦扭曲的声音还是让老二辨别出了让他们高兴的内容。
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有些好笑，愚头倒在地上的样子像是一条被人家刨出来的蚯蚓，扭来扭去的，样子难看极了。
这时，老二已从愚头伸入口袋的手里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那是攥成一团的8元6角钱。老二不无讥讽地说，我说你是癞皮狗就是癞皮狗，这不是？有钱了。
愚头显然真成一条死癞皮狗了。经过了方才大运动量的动作，三个人都有些累，这对于他们这个年龄而言的确是一项其实是他们的体力不能胜任的活儿，难怪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似乎休息了许久，天的暗色已在他们头顶汹涌。这时候，山风早把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吹乱了，但现在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些。聪明的老二提议把愚头藏起来。这是对的，这也是一项力气活，好在三个兄弟齐心协力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终于把死沉的癞皮狗愚头扔到了长满茅草的山坳里。一同扔掉的当然还有愚头的书包和那把已弄脏的刀。
干完了这些，老二提出把8元6角钱平分。
一直很严肃的老大就挥挥手笑了，说，不要分了，留给你花吧。
老大的慷慨有些让老二感动，老三则有些不高兴，但他没有办法，谁叫他是老三呢？
二
双休日的星期六，一大早，三平师范附属小学三年1班的班主任成禛就起床开始收拾东西。早一个星期前，她就与在报社当编辑的男友司马望约定，今天两人一起陪成禛的父母爬虎头山。司马望的父母在离三平城有80公里的隶属三平市的宁县乡下，这些吃吃喝喝的准备工作理所当然落在成禛身上。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的老人，实际上已把司马望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孤身一人在三平城，很小就离家求学的司马望也乐于把这当作自己的一个家。
虎头山是离三平市区最近的一座山，登虎头山走绿道已成为双休日三平人的一个休闲时尚。成禛正往袋子里放水果时，接到了校长打来的让她去学校的电话。这有些让人奇怪，好在学校离家并不远。成禛犹豫了一下，没有挂司马望的手机。
成禛走进三平师范附小校长室时几个人都站了起来。在校长室里已坐着两个身穿警服的人，以及面无表情的司马望。一霎间，成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她把询问的目光扫向司马望。
司马望被女友的目光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说：成禛，这是三里区刑侦大队的林队长，他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余光辉？成禛挨着司马望坐下来，小声问。
司马望点点头，他伸手揽住了女教师忽然有些颤动的肩。
鸣叫警笛的警车在三平市宽阔的环城路上行驶，像一把闪动寒光的利剑，劈开拥挤的车流。校长、司马望和成禛坐在后排，副驾驶座上的刑侦大队长宽大的后背把沉重压向他们。司马望始终揽住女友的肩膀没有说话，后来是成禛说，给爸爸打个电话。等成禛用尽量平稳的语调给家里打完电话时，坐在前头的刑侦大队长忽然转过头来说：司马编辑，虎头山是很好玩，可也发生了几起案件，前不久一个三陪女不是被人用摩托车载到山上既奸又杀的？惨得很。这是《三平日报》法制版前不久登过的案件，在这种时候提起，似乎就有了某种指向。司马望忽然对刑偵大队长的职业冷漠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反感，林队长，警车就一定要开警笛吗？
林队长没有吭声，伸手关掉了警笛。
在走进房间时，一直沉默的成禛忽然叫住转身要走的刑侦大队长：你们确定了？
林队长看了司马望一眼说：从理论上说是确定了，死者经法医鉴定和家属确认，肯定是已失踪一个多月的三平师范附小三年1班的学生余光辉。至于致害人……正在确定之中。
成禛低下头说：一定要我参加吗？
是的，这是法律上的规定，找学生谈话必须有老师在场。刑侦大队长看了脸色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激动而泛红的年轻女教师一眼，口气有所缓和地说。
整个过程是程序化的，三个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在一镜之隔的屋子里参与了对他们的询问，他们像平常在课堂上一样规规矩矩地回答着问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似一记重锤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问：姓名？
答：我叫老大。
问：问你的真实姓名。
答：李思明，三平师范附小五年2班学生。
问：今年4月2日你做了什么？
答：我……没做什么。
问：你认识余光辉吗？
答：认识，他是三年1班的，和我的老二是一个班的。
问：谁是老二？
答：老二就是我的兄弟，叫刘小巍，我们是三兄弟，还有一个老三叫凌飞，他是三年2班的。
问：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你对大家说说是怎么杀害余光辉同学的。
答：他是一条癞皮狗，说话不算数，讲好了给钱又不给，让我在弟兄们面前很没面子，不治治他，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 问：好，你现在就说说怎么治他的。
答：（低头沉思）我说了是可以，可是，可是我有个条件，你们不要叫我父母亲赔钱，我爸爸下岗了，我妈妈又有病，我家里没有钱。
问：你先说。这个情况以后法律会酌情考虑的。
答：那好，我就说了。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对手并不是什么难啃的骨头，这使刑侦大队长走进屋子时，脸上浮现的是一种意犹未尽的表情。他不无轻松地说：你们都听到看到了吧？案子就这么破了，知道是这么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干的，我们也就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了。司马记者，你说呢？
司马望没有体会到刑侦大队长大功告成的轻松，因为他看到年轻的女教师像一根木头般直直地摔在了地上。司马望伸出的手没有接住女友，他的采访本和笔都掉到了地上。
三
雨是在人们睡眠时下的，这场10月的秋雨让人平添了几许说不出缘由的惆怅。偏偏那些挟持着凉意的风也不甘寂寞地加入秋雨的行列，把那些雨丝肆意地扯来扯去，捉弄那些举着雨伞的人。
余子平吸完第四支烟，看看天井中被落雨扎得不住颤动的积水，忽然决定出门了。余子平从抽屉里找到了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在手上掂了掂。推开大门，他就听到了屋内电话的铃声。犹豫了一下，余子平还是拿起了在门柱边上的分机。电话是远在外省的哥哥打来的。子平子平，二审判了吗？怎么样？是哥哥急促的声音。余子平吞了口口水说，哥，妈还好吧？那边似乎顿了一下说，不太好，她总是念叨余光辉余光辉的，我们都怕提这个，她还想回去，也就是说说。子平，官司怎么样？二审判了对方赔多少？余子平觉得哥哥的问话似乎有些刺耳。待余子平说了结果，哥哥似乎有些不平地说，二审维持原判？才赔6万块？太便宜他们了。余子平心里一阵疼。也不知为什么，自从他的儿子余光辉出事后，他的心脏时不时会这么疼一下。该去医院做个心电图。余子平想，他没有听到哥哥在说什么，电话里就传来了他母亲的啜泣声。余子平的心又疼了一下，他靠在门柱上说，妈，判了，我们赢了。好，好，这就好，你自己要注意，这一段就别开车了，心里头想着事，开车不好，听到了吧？母亲说，等过一阵我就回去……
余子平放下听筒，许久，母亲的啜泣声还在耳边。
雨似乎比方才小了些，变成了毛毛细雨。余子平打开出租车车门，一股混合的难闻气味扑鼻而来。他在车门边站了一小会儿，就迎来好几个邻居关切的问候。余子平钻进车子。自从儿子出事以来，余子平就没开过车，起初的几个月雇人开，后来就干脆报停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忽然失去了方向，这一切都源于一夜之间他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变成了原告，成了电影里戏里的苦主。余子平摇下了车窗，小心地把车子开出了还道街，然后穿过一条小巷，车头一甩上了三平城的环城路。跻身于车流之中，余子平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他加大了油门，窗玻璃上挂着的菩萨袋在微微地颤动。一切都很好，余子平轻舒口气，打开了音响，《风吹麦浪》的韵律霎时淹没了余子平灰暗的心情。
打在窗玻璃上的细雨很快就模糊了余子平的视线，他把车子拐到慢车道上，紧挨着牙河边行驶。一些人闪过他的眼帘：一对共用一把伞趁机搂得很紧的恋人；一个背着大旅行包衣服却破破爛烂的乞丐；一群放了学没带伞嘻嘻哈哈的小学生，红领巾在他们的胸前招摇；一个大概是艺术家的长头发的年轻人在雨中旁若无人地行走。余子平忽然感到脸上的凉意，原来是他不知不觉中流泪了。他往自己的脸上胡乱抹了一把，骂道，岂有此理。余子平当然知道这一句是骂谁了。
7月5日，这是余子平作为被害人余光辉的监护人与代理人李小林律师走上法庭，状告三个致害人李思明、刘小巍、凌飞和他们的监护人父亲李明、刘建成、凌兴业，要求赔偿损失的日子。此后的几个月余子平淡化了其他的身份，而唯一醒目的在三平城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原告、苦主。整整3个月，被害人的监护人要求赔偿包括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寻人启事费、旅差费、误工费和精神抚慰费，共计16万元。这个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对余子平而言已经倒背如流。有几次，余子平觉得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他请求李律师只要让凶手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什么赔偿也不要。李律师就笑了，凶手已经受到了惩罚。余子平愤怒得几乎不能自持，那也叫惩罚？杀人偿命啊！李律师就只能拍拍愤怒的委托人的背。
一审判决，三位被告和其监护人应赔偿被害人的监护人丧葬费、死亡补偿费24000元，寻人启事费3870元，误工费21417.86元，旅差费3870元，精神抚慰费5000元，共计6万多元。
李律师对余子平说，我们赢了，赔偿数额也还合理。
余子平说，我不要钱！他的长叹当然不可能改变结果。法院同样是一声长叹，他们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接着是被告不服，上诉二审，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终结那天，余子平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法庭的，记得搀扶他的人中有李律师也有报社的司马记者。难道我儿子的命就值这几个钱？难道他的亲人所受的精神折磨可以用这么5000元来补偿？
余子平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现在，他这辆已经报停的出租车已沿着环绕牙河的环城路疯狂地跑了三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交警来拦他的车，扣他的驾照。这些交警不是总爱拿这个什么法那个什么规来掏司机口袋里的钱吗？余子平把音响调到最大，让歌声在他的车里泛滥。不错，媚笑，罚款，这大抵是出租车司机们必须具备的本事。罚款，对，我错了，多少，行，哎，哥们，少点，收据嘛，算了，以后多关照了。余子平默念这些常用语，不由得在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看到了一个交警。余子平有些兴奋起来，加大油门从交警的摩托旁疾驶而过，他侧头看到了对方脸上惊讶的表情。来啊，今天我就摸摸你这个老虎屁股。余子平放慢了车速。令他失望的是交警的车没有跟上来，而是拐上了吊桥。余子平咬了咬牙，急速掉转了车头。他听到了一连串尖锐的刹车声。
现在，余子平的出租车几个加速，咬住了摩托车的尾巴，他兴奋地按着喇叭。摩托车上的交警侧过脸来，接着在吊桥头的环城路上招了招手。就在他停下来的瞬间，已停下的摩托车突然一声轰鸣，几乎在余子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拐进了一条小巷，从余子平的视野里消失了。 这个晚上，余子平在城西新村6栋402室户主的床上，用一种畅快淋漓的狂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原来他们是纸老虎！余子平对女人鲁桂花说。
昏暗的床头灯打在余子平身上，使他的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你不该去招惹他们。
余子平缓缓伏向女人张开的身体，舒口气说，收拾就收拾吧，又不是没有收拾过。
幸运小吃店的女老板鲁桂花，这个温柔而善良的女人，一点也不幸运，先是在一夜之间因车祸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后来自己又下了岗，把小吃店命名为“幸运”，大抵是出于心理上的补偿。余子平是在晚上跑车时与这女人相识乃至相知，在灵与肉的交流中，他时常能感受到女人深埋于心底的家破人亡之痛。这种痛是淡淡地游走于骨头之中。现在，余子平在温柔的女人身上寻找着安慰，激情渐渐淹没了他的思维。女人鲁桂花在男人的身下像被狂风吹皱的一汪碧波，突然轻轻地啜泣起来。没有来由的，令男人有些手足无措。我们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余子平说。不，是两个香瓜。幸运小吃店的女老板不好意思地擦去脸上的泪水，轻呼出一口气，她的手放在男人的胸上，眼光闪闪烁烁地看着余子平说，都结束了，我们都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余子平难看地笑了，我听着这话，怎么像是什么电影里的台词？
余子平握住女人捶过来的拳头，说，不结束也要结束了，好吧，就结束吧。
然而，令余子平始料不及的是，于法来说，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令他更加感到岂有此理的本案的发展，正围绕着法律这个威严的主裁有条不紊地展开。
四
摩的司机李明把摩托车停在人行道上，上了锁，又习惯性地前前后后检查了两遍，才有些依依不舍地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又一村酒家”走去。他不是到里头吃饭，而是开会。自打从原来的工厂下岗以后，李明就从来没有开过会，今天下午一接到开会的通知，他就忍不住在电话里笑起来。开会，这种以前非常厌恶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却感觉非常亲切和温暖，听到对方说一起开个会，李明就有一种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
尽管李明把一直敞开的衬衫的纽扣一个个直扣到了脖子下，他进入“又一村酒家”时还是和大堂的保安费了一番口舌。狗眼看人低！李明在推开6号包间门时，几个参加开会的人都已经到了。李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在座的只有两个面孔他熟悉。大家显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西装革履的刘建成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李思明的父亲李明。
李明，就是那个动刀子的父亲。问的是那个外表看上去有些深沉的陌生人。
李明有些生气，你是谁？我儿子没有……没有杀人。
那人就笑了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安是这么认定的。
一直面無表情的凌兴业把手上的烟猛吸了两口，说，你是律师，说话可要负责任，谁相信十来岁的小孩会杀人？
刘建成就拍拍手说，你们怎么了？这是我特意请来的律师，今天叫你们来开个会，就是讨论一下怎么把我们的儿子从那个该死的地方弄出来。
李明的眼睛霎时亮了，刘老板，原来你是叫我们来开这个会啊！他把方才扣紧的纽扣又一一松开了，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能把我儿子弄出来，谁就是我的爷。
一副老板特有的胸有成竹表情的刘建成把律师作了简短的介绍后，天成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陈列开始了他的陈述。
本来是陌生的人，因为彼此的儿子一起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使三个家长坐在了一起。这似乎有些滑稽。尤其让一向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李明不解的是儿子李思明小小年纪竟当上了什么老大。不错，李明、刘建成、凌兴业分别是老大李思明、老二刘小巍、老三凌飞的父亲。这三个身份不同的父亲原本是不可能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三人中自认为最没有地位的当然是原来的下岗工人现在的摩的司机李明，而最有钱有势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又一村酒家”的老板刘建成，工作较体面的则应当算是在区政府里工作的国家干部凌兴业了。作为“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什么致害人！这是法律乱说，他们根本就不承认）的父亲，他们当然为被学校开除和在省监狱里关押的儿子牵肠挂肚。居然搞什么老大老二老三那种黑社会的东西，如果不是儿子亲口所说，他们不会相信。孩子们是吓坏了，谁不知道公安搞的刑讯逼供那一套？所以孩子们就语无伦次地认了，认为是他们杀了同学余光辉。其实在此之前，三位家长是互相埋怨的，尤其是老大的父亲李明，是这个摩的司机没有教育好他的孩子，把老二和老三都带坏了。但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看着他们心爱的儿子失去了自由。
现在，他们觉得刚才严肃得不可爱的陈律师是他们儿子的救星，而一直以一副老板派头自居的刘建成也成了他们中的老大，想想这么伟大的救星是他挖掘出来的，你看看人家老板的脑袋瓜子就是好使。还是法律好啊，不错，就算我们的儿子杀了人又怎么样？他还小啊，还未满14周岁，你们还要他们怎么样？说难听点，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孩子不干这种事。
现在，李明不再为陈律师刚才说他们儿子杀人的话生气了。他一脸感激地敬了陈律师一杯酒。好久了，喝酒都没喝出什么味来，这杯酒下去把所有的愁都消了。
行政诉讼法好啊，国家弄出这个法来，不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国家讨说法！这很好。
陈律师也有些许的得意，他与刘老板是老熟人了，那天刘老板找到他，他仅听了一会儿陈述就忍不住笑了，刘老板，你承认你儿子杀了人？刘老板说，我儿子没有杀人。陈律师摇摇头，其实你是相信你儿子杀了人的，事实上你不承认也没用，那些证据和你们儿子的供词都摆在那，问题并不在于你们承认不承认儿子杀人，而在于……陈律师看了刘老板一眼说，而在于他们的年龄。
这是个奇怪的律师。刘建成看着两个与他同病相怜的家长频频向他敬酒，忽然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老陈，你说这个状纸递上去，我们的胜算有多少？
胜算。陈列律师正了正自己颈上的领带，说，你们三个人的儿子都未满14周岁，而这正是目前为止我们现行法律的真空地带。正是这样！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没有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收容教养，省监狱管理局把你们的三个儿子收容教养，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可以说三个致害人和其监护人告省监狱管理局倒是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李明还是有些不明白，说，陈律师，我是一个粗人，我还是不明白，我们的儿子杀了人，国家还关不得？
现在，李明开始不否认自己的儿子杀人了。
一直低头吃菜的国家干部凌兴业放下筷子也问道，行政诉讼法是民告官的法律，这我懂，可是，我想，法律总不会包庇犯罪吧？
陈律师说，这些你们当然不懂，我们当律师做什么？就是研究法律。从法理上来说，任何的法律都有它的致命弱点，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否则，如果像数学的1 1=2那么简单，也就不存在我们律师这个行当了。
刘建成说，法是律师帮我们弄清的事。李明和凌兴业，怎么样，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委托陈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代理我们的这件行政诉讼案？
凌兴业忽然说，结果会如何呢？
陈律师就笑了，说，你们就等着儿子放回家，对了，还有……等着收钱吧！
收钱？什么钱？
三个“4·2”凶杀案致害人的监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国家的钱。陈律师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把行政官司打赢了，国家就必须赔偿。
我的天啊！三个监护人不由得有些喜出望外。
微有酒意，李明把摩托车推下人行道骑上马路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夜色中特别醒目的霓虹灯色彩不断变幻的“又一村酒家”几个大字。开会好，这个会开得好。他放肆地放了一个响屁，打了两个酒嗝，开动摩托车。他看到前面一个人似乎在向他招手。生意来了，李明觉得自己的运气真不错。这时，他却看到了一辆出租车抢在他前面。这些龟孙又来坏我的生意。李明骂出了声。那个人转过脸来。双方都愣住了。
余子平闻到了对方身上的酒气。他想起了对方，他看到了李明惊惧的表情。
往前走了一段，余子平想了想，突然将骂骂咧咧地发牢骚的乘客请下车，把车拐了个弯，驶上慢车道。现在，他看到了前方正在上坡的摩托车，持续不断地按响了喇叭。
李明的摩托车往边上靠，但身后的喇叭声一直没有中断。谁这么狂！他掉头在昏暗的光线中认出对方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他看着出租车加大油门向他冲来。李明突然狂叫一声，居然忘记也加大油门。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这一切都是法呢，你可以找本书来看看。李明几乎要喊出声来。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黑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方才开会的喜悦此刻已烟消云散。晚风掀起他敞开的衬衫下摆，活像是一只惊弓之鸟。李明似乎听到了自己被车轮碾碎的声音。
余子平轻巧地甩了一下方向盘，出租車像一条灵巧的比目鱼，擦着摩托车游了过去。余子平看到了对方脸上绝望的表情。车子驶上了吊桥，在那天追赶交警的地方，余子平打开了音响，如泣如诉的萨克斯在车内弥漫开来。
五
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周峤的眉头越皱越紧，接着一拳头砸在面前的卷宗上。
透过茶色玻璃射进来的阳光没有了力道，照在玻璃台面上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周峤站起来推开了铝合金窗户，长舒一口气。挤进屋子来的是热烈的阳光和并不太新鲜的空气。中院大门前的国道上奔跑着各式各样的车子，隔着人行道和绿化带便是纵穿整个三平城的牙河，即使在远处也可以看出牙河水是如何浑浊和肮脏，与中院隔河相对的则是三平这座工业新城赖以形成的重工业区，几根高高的烟囱在阳光下放肆地吞云吐雾。
这是河流，而人心的河流，在今日的经济大潮中是否也被污染了呢？
轰动三平城的“4·2”凶杀案，即使是整天与罪犯打交道的法官们也为犯罪主体的年轻和发案后他们漠然的表现吃惊！他们幼小的心灵竟被污染到这种程度！都是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的生活圈子就是家与学校，那么，他们是怎么被污染的呢？在凶案发生后，周峤和他的同学——《三平日报》法制版的编辑司马望共同探讨过这个问题，并就司马望的长篇特写《孩子，你不该这样》发生过争执。争执就在于对现行刑法中对少年犯罪中有关14-18周岁这个年龄的认定。司马望认为，由于营养的充足和整个社会开放式文化的影响，现在的少年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普遍比以前提早成熟，如此，以现行的少年犯罪年龄界定，对有低龄化趋向的少年犯罪的扼制不利。周峤则从一个法官的角度认为，法律对少年犯罪年龄的界定不是问题的关键，要有效地扼制少年犯罪，应当是学校、家庭、司法机关共同行动起来，才能真正达到治本的效果。意见相同的是，两人都对“4·2”凶杀案的处理表示了担心。
现在，周峤站在窗前，心中充溢着浓浓的忧郁，因为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就摆着三个致害人和他的监护人起诉省监狱管理局的行政诉讼起诉书！原来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而法院是一个维护所有公民法律权利的执法机关，他不能想象，如果这个行政诉讼官司按致害人监护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在三平城乃至全省的司法界将引起怎样的轰动，而对被害人的亲属又是怎样一种无形的伤害。
周峤收回放飞的思绪，无奈地叹口气。这份起诉书是院长转过来的，院长用严厉的口气传达了三平市政法委领导对此事的态度，就是：杀了人还要赔偿，没门！不错，这是院长传达的原话。他说，上头从来没有对一个具体的案子下过这么明确的指示。
院长传达的政法委和司法局领导的话让法官周峤隐隐有些不快，这不是司法干预吗？这或许是中国的国情，司法的独立性总是像一种时尚用语。尽管这种干预是善意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里，每个人同时又是这个庞大关系网络的一分子。作为一个聪明而成熟的法官，就要善于在这关系网中打擦边球。而现在，周峤凭着多年司法的经验，明白他所从事的法律工作正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他看不出有打擦边球的可能。
周峤重重地合上了卷宗，拿起话筒稍微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司马望的手机。
司马望走出报社就看到停在门口的诺基亚和周峤那张农民般粗糙的脸。司马望扫了一眼车子，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座上，开玩笑说，哪里抢来的车子？ 周峤不回话，先发动了车子，待车子拐上平安大街才说，好久没聚一聚了，到沙城吃小吃吧。
在车子驶出三平城面对“沙城人民欢迎您”的牌子时，司马望接到了女友成禛打过来的电话。待司马望说完话，周峤侧头问道，没事吧？要不要叫她一起过来？司马望摇摇头。周峤放慢了车速，关切地看看老同学的脸说，小成真的不想当老师了？看司马望苦笑着点点头，不由得叹道，這么一下就受刺激，那我这法官才真的干不下去了。
怎么了？司马望点了一支烟递给周峤，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深吸一口。
已是黄昏时光，溢出车子的烟雾很快被扯成一条细线消失了。
司马望和周峤都曾是三平市第一中学的同学，虽说不在同一个班级，却因为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兴趣小组，所以混得很好，后来一个上了政法大学，一个读了中文系，没想到，司马望分到报社成了法制版的编辑，促使他又与老同学的专业发生了关系。因为业务的关系，司马望不得不学习了许多法律方面的知识，时不时地还约周峤写写法制版的文章，彼此的关系又回到了中学时亲密无间的程度。两人时常也拿对方的职业来开开玩笑，一个说对方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个说对方是一张大嘴吃四方。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想再回到中学时代的纯真是不可能的了，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原则下打打擦边球的事是难免的。这也是两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都认可的做人做事的底线。
司马望看看专心开车的同学周峤说，到沙城要不要叫鱼头来？
鱼头是他们的另一位同学，在沙城林业局的林业公安工作。
周峤就笑了，叫他，就来听他发牢骚吧，我都怕他了，他最近因为官司的事正烦着呢。那家伙前天还打电话来说要和我断交。刑事庭庭长的话到了末尾就只有苦笑了。
这也是一起案件，原告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而被告正是鱼头所在的林业公安，是一件行政诉讼案，一直弄到了中院，沙城林业公安败诉了。正因此，鱼头怪老同学周峤没有帮忙。
没有办法，打不了擦边球，人家所有手续齐全合法，怪只怪他们林业公安的执法者本身是法盲啊！周峤一踩油门，连续超过了两辆车子，摇摇头说，鱼头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不好学，干他那一行就先得把法吃透，否则怎不闹出笑话来呢？你看看，现在的老百姓法律意识的确是提高了，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周峤，我听你这话的口气，似乎老百姓增强了法律意识不是件好事。
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守法的公民，法律给他们提供了保护自己人身权益的坚强后盾，而对于犯罪来说，那些吃透了法律的罪犯，他们增强的法律意识，则使他们善于打法律的擦边球。这也为我们执法者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当我们某一项法律还不太完善的时候。
难道有什么罪犯连我们周法官也无可奈何？司马望看看专心开车的老同学一眼，不无善意地嘲笑道。
“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和他们的监护人昨天向我们中院递上了状纸，状告省监狱管理局对三个致害人非法收容教养。
司马望愣了一下，把烟按灭，徐徐吐出最后一口烟雾说，果然！周峤，当初你和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周峤点点头，没有办法，法律无情，现在最难办的是市政法委和司法局的领导介入此案。
他们进行司法干预？这其实是司马望想得到的。可以说这件轰动三平城的“4·2”凶杀案，因为作案人和被害人都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早已震惊了上上下下。很显然，当初对三个致害人的判决不仅令被害人的亲属无法接受，就是三平人也大不理解，而现在，如果这个行政诉讼案省监狱管理局败诉，那么，不要说三平的司法界觉得颜面全无，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在整个三平市又将引起怎样的轰动呢？而对扼制越来越低龄化的青少年犯罪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周峤放慢了车速，把车拐上了慢车道，说，司马，我现在还担心的是你们新闻界，有一个记者盯了几次，找我想套出什么，据说这是三个致害人的监护人搞的动作，目的是想通过新闻界对我们施加压力。
司马望说，这的确是一个可以炒作的热点。不过，周峤你不了解我们新闻界，既然已经有政法委和司法局的领导介入，记者的文章就不会登上《三平日报》。你这么急着找我就是为这事？那就大可不必了，我们党报从来只有一个声音的，你大可放心。
其实不是这样，周峤是怕自己的老同学来蹚这摊浑水，因为这里头多少会有一些感情的因素作怪。就他自己而言，从感情上同样对这件行政诉讼案非常反感，而且无法接受省监狱管理局极可能败诉，败诉后则面临着国家赔偿的问题。这是多么滑稽而不可思议的可能：杀了人还可以得到赔偿！杀了人可以赚钱！
然而这就是法律，法律是无情的。
周峤感到了对手是非常狡猾的，或者说非常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作为法官，他当然知道对方的代理人，天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列。周峤曾同他打过几次交道，对方的善辩和法理的严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难缠的家伙！更何况，身为经验丰富的对法理有过深刻研究的法官，他看到我们法律中致命的缺陷，正成为对方进攻的最有力的武器。周峤对所有犯罪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仇恨，这或许是源于还在小的时候，一直疼爱他的亲叔叔竟然在一个晚上被入室抢劫的强盗杀害有关，后来这个杀人犯被枪决了。但坏蛋的绳之以法并没有把叔叔换回来。潜意识中这促成了他日后对职业的选择。多少年了，痛失亲人的隐痛还令周峤无法真正忘怀，这或许也造成同行说由他审理的罪犯在法理的范围内判得特别重的原因。疾恶如仇。用这句话来形容“省十佳优秀法官”周峤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在面对“4·2”的三个凶手时，周峤却只有深深的叹息，他始终处于情与法这双重矛盾之中。以他的性格，他要用法律严惩三个凶手，但这是三个怎样的凶手？他们一点也不像凶手。而现在最让他气愤的是三个致害人的监护人自始至终否认他们的儿子会杀人，即使在面对沉甸甸的证据和致害人的供述，他们依然在强词夺理。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幼小的儿子之所以成为杀人犯，他们负有重大责任？ 一直没说话的司马望，这时忽然说，周峤，我来开车吧。
周峤吃了一惊，回过神来，笑道，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还在考驾照，证还没拿到呢。马上到沙城了，担心交警！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司马望说，你知道你们法官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缺乏浪漫，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太严密。
这可不是严密，而是法。
周峤停下了车，两人互相换了座。司马望在开动车子的同时打开了音响，节奏感强烈的“沙啦啦”一点点地渗入他们的心中。司马望的车子开得很平稳，在进入沙城时果然一路上碰上了几个交警，但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司马望不无得意地看了看有些紧张的周峤说，这就是法，如果你没有违法，法就对你形同虚设，这也是很多公民没有意识到法始终在他们身边的原因。
事实上，你已经违法了，无证驾驶。周峤并不赞同司马望的观点。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是形式上的违法，只要我不出什么交通事故，在内容上我就没有违法，这时，法对我就无可奈何。“4·2”的三个致害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事实上犯了法，在形式上则没有犯法。司马望把车子停在了沙城小吃街前的停车场上，突然叫了起来，周峤，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周峤若有所思地打开车门，环视沙城的夜景，问道，你又有什么歪论？
司马望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抖了一下烟灰，兴奋地说，就是……我们法律的实质是如果在形式犯罪和事实犯罪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选择的是形式而不是事实，这也是法与情本质的区别。
周峤自嘲说，司马，你说的不无道理，可这是强盗逻辑，和那个掩耳盗铃差不多。
怎么会一样呢？司马望来了劲。
而周峤已领头走进了沙城小吃街。表面上他不屑于与司马望理论，实际上，司马望的话正触动了他心中那根因“4·2”案变得格外敏感的法律神经。
沙城是一个以小吃打出品牌的小县城，隶属于三平市管辖。市区虽然不大却是相当繁华，素有三平市的小香港之称。沙城人在历史上就以经商出名，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的经商才干没有用武之地，反而用在赌博上，因此，沙城一度以“沙城赌徒”而出名。当时，周峤刚到法院工作，也曾跟着资深的法官前辈办过几个因赌博引起的案件，那时候，沙城的治安状况很糟糕。后来，有了政策，沙城人的才干有了用武之地，竟用不显眼的小吃做成了大文章，曾经怎么也打不绝的赌博也基本消失了。现在沙城的小吃品牌已打到全省全国各地。由此可见，治安状况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所谓饥寒起盗心，其实正说明社会稳定则犯罪减少这个最浅显的一个道理。
他们没有找到老同学鱼头，鱼头的手机没有应答。沙城的美味小吃已提不起记者司马望的兴趣，甚至有味同嚼蜡之感。对于法官周峤而言，他来沙城的目的似乎不是吃小吃，而仅仅是开着车找老同学说说自己的困惑而已。不错，面对着“4·2”凶杀案，周峤这个在法海里浸淫多年的法官，第一次因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子乱了方寸。作为法官，他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而作为普通人，感情上却无法接受法律可能面临的失败，但他别无选择。
现在，身为一位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法官，周峤其实已經看到了案子最后的结果。这使他不由得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
返回三平城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在疯狂的迪斯科音乐伴奏下，刺穿黑夜的车灯像两条疯狂的毒蛇，肆无忌惮地游动着。
六
李明推出摩托车时，似乎感到身后投过来许多指指点点的目光，这目光极有分量，压得他有些抬不起头来。他跳上车加大油门，直到车子出了小巷汇入大街才松了口气。
我有什么错？你们犯不着那样！把这事情放到你的身上来试试？你们是坐着不知站着的脚酸，别以为我是贪几个钱，我不过是想把我儿子早点弄出来。我人穷志不短，虽说我下了岗靠跑摩的弄几个钱，可我是凭力气吃饭，不取不义之财。什么？你们说我现在就想弄几个不义之财？天地良心，这都是人家刘建成老板的主意，我不过是跟着跑跑龙套，要说有什么歪主意，我一个摩的司机能有几壶尿水？话说回来，死的也就死了，你们也犯不着让三个孩子白白赔进去。让我领回家去，看我抽我那不争气的有辱先人的儿子。什么？说他杀人？这个我想公安的同志早有说法了，我没话可说，我可不像人家刘老板和凌干部，我承认我儿子害了余光辉，可那是小孩子们办家家，闹得过火了一些，我小时候也让同伴拿刀砍过，这脖子上还有疤呢，差点就没了命，你能说小孩子打架就是要杀人吗？不能吧？对了，你们说我们三个家长就不难过？不难过是孙子！就是刘老板和凌干部，打这叫什么让国家赔偿的官司也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理直气壮，还是那个陈列律师开导我们，说是国家弄了这么些法律就是让聪明人干坏事有个说话的理由。
李明听到了有人叫摩托车的喊声。
说你呢，摩托车，摩托车过来。
喊叫的人看到摩的司机脸上凶狠的表情愣住了。
你叫谁呢？
叫你啊，我……我要坐摩托车。
我有名字，我不叫摩托车，我叫李明，懂不懂？
李明？哈，我还是王涛呢。你那车上又没写名字。你不叫摩托车又叫什么！
叫什么，我让你知道我叫什么。李明的眼前升起一片红色的烟霭，他从摩托车上下来，他觉得自己浑身都是乱七八糟的力量。
司马望急步走进三平市三里区城关派出所，对迎上来的所长急切地问道，谁一定要见我？不会是我的什么亲朋好友落入你们魔爪吧？
所长听了司马望半开玩笑的话就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也没什么大事，在大街上打人，把他弄进来，却莫名其妙地要见你这大记者，我们也觉得奇怪呢。
透过窗户，满腹狐疑的司马望看到蹲在墙脚、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明，差点笑出声来。他当然记得这个李明，在案子破获以后，他还专门对三个父亲进行了采访。但现在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打人倒像是被人打。所长看出了司马望的疑虑，就又好气又好笑地解释说，是不可理解，硬揪住人家非让人家打他一顿不可，说是打他一顿就可以免费坐摩托车。刚好被我们碰上还硬说是自己动手打人。你说这人是不是变态？所长关切地问记者司马望，这个人你熟不熟？ 司马望和李明走出城关派出所。司马望多少有些厌恶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他等着对方开口。
看来挨了一顿打的“4·2”凶杀案致害人的监护人心情不错，他请司马记者坐上摩托车时，甚至在鼻青脸肿的脸上挤出一个不无讨好的笑容。当摩托车拐上紧挨江滨公园的江滨路，司马望的忍耐终于到了限度，不无嘲讽地说，你把我叫来就是让我把你从派出所弄出来，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司马记者，我承认我儿子杀了余光辉。
司马望听了李明的话又差点笑出声来，说，你们承不承认有什么关系？证据摆在那里，法是以事实来说话的，而不是你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我们昨天开会了。
开会？
停住车，李明从皱巴巴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同样皱巴巴的香烟，说，司马记者，你抽烟，是好烟，七匹狼，昨天开会时刘老板递过来的，我一直舍不得抽。看司马望点着了烟，李明才松了一口气，又说，我知道参加这个会不对劲，刘老板和凌干部都让陈律师要国家赔钱，在会上，刘老板说了，国家赔了钱他一分也不要，全给我和凌干部。这钱我本不想拿，可不拿也不成，我还得付给余子平赔偿呢，靠我这摩托车就很吃力。所以，我也同意让国家来出这钱，陈律师说了，按国家的法就该赔我们，司马记者，是不是这回事？
司马望听着眼前这个摩的司机极朴实的算计，能想象得到他所说的会是怎么一回事。司马望很气愤，但他实在找不出对方的算计有什么错。司马望猛吸几口烟，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你们想得很周到。说说，你们开会还有什么决定？
司马记者笑话了，就是几个人一起议议事，我一个文化不高的摩的司机，能有什么主意？就是听大家的。可我是有些不自在，我儿子杀了人，说起来也是小孩子不懂事，既然国家有那法摆在那，说我儿子这年龄杀人没罪，国家总有它的道理。
司马望现在的心情完全平静了，作为一位自始至终一直跟踪关注此案的记者，听了致害人监护人的这番话，他窥视到了围绕本案一直以一种对抗姿态出现的致害人一方真正的心理。他们在操作那些“阳谋”的同时，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换句话说，从法的角度而言，他们并没有错，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法的准则里，或者说，他们同样在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而脱离了法的范畴用感情来行事的恰恰是自己、被害人的父亲、成禛，以及绝大部分的三平人，包括法官和政法委及司法局的领导！想到这些，司马望在心灵深处产生了深深的震惊！司马望深吸口气，他用缓和的口气鼓励李明继续说下去。
李明有些惊讶司马记者态度的变化。这个瘦小的摩的司机嗫嚅地说，说笑了，司马记者当然比我懂得多了。
司马望感觉到对方情绪上的微变，忽然笑道，看你这样子不像是打架的人。
李明叹口气说，司马记者，从我儿子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认识的人都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知道他们在说，这个杀人犯的父亲真不知羞愧啊。我就想叫人家打我一顿。我哪知道那小子学习没落下，倒把个思想搞坏了呢。全班那么多学生不坏，就他变坏！也怪我平常不给他零花钱。说着，这个瘦小的男人就声泪俱下了。
司马望面对“4·2”凶杀案致害人的父亲无言以对。
七
天气依然是那么闷热，秋老虎其实早已过去，而三平城还一点也没有冬天的迹象。
这是三平市有史以来的最没有理由的一个暖冬。
从北方回来的余子平一踏上三平的土地就感受到三平城冬天闷人的热量，老远他就看到在出站口翘首顾盼的鲁桂花。
依旧穿一身裙装的鲁桂花显然精心修饰了一番，淡薄脂粉下露出的是三十多岁女人所拥有的平静如水的笑容，给人一种有韵味的恬静之美，不失热情又不失含蓄，而这也正是这个年龄的女人真正魅力所在。鲁桂花接过余子平行李时，手被余子平轻轻地捏了一下。女人脸上浮现的微微羞涩，从余子平的心中颤颤地划过，余子平就没来由地舒了口气。
把车子卖掉远离三平城的日子并不能抚慰余子平的心，时不时总在心头掠过一种说不上来的心悸。经过权衡之后，余子平听从鲁桂花的劝说卖掉了出租车，确实，在儿子余光辉出事之后他就会时不时地走神，显然不太合适再从事开车这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行当。卖掉车后他去了哥哥所在的城市，和已决定老死他乡的母亲相处了一段时间。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有关余光辉这个雷区，但有时候，余子平偷偷地观望因失去爱孙而明显苍老许多的母亲，男儿泪就忍不住要掉下来。在余子平心中最可怕的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這种痛楚和心悸是在当初余光辉的母亲离家出走时也没有过的。余子平终于不得不承认回避三平城并不能使他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在接了鲁桂花的几个电话之后，还是决定回到他还道街的老屋。
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余子平和鲁桂花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出租车司机面无表情地把车子开出火车站驶上通往城西的环城路。余子平当然熟知司机这种面无表情的表情，他知道在司机的眼里，他们是一对乱七八糟的狗男女。余子平几乎有些恶作剧地把嘴唇压向慌乱躲避的鲁桂花。
关上房门，行李和衣服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几乎没有任何言语，余子平和鲁桂花像急于完事的嫖客和妓女一般，在宽大的床上纠缠成一团。直到激情渐渐平息后，鲁桂花才不好意思地笑道，一来就干这事，好像刚上岸的海员一样。
余子平望着头发凌乱一脸羞妇之色的女人说，桂花，我们结婚吧。
你别说笑了，我知道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你不是早说过你这辈子不会再结婚了吗？
余子平看着幸运小吃店女老板那张涨红的脸说，现在不一样了。
事实上，真的与以前不太一样了，起码从表面上看余子平的失子精神创伤已经抚平。在把女人鲁桂花带到还道街22号的老屋之后，余子平让鲁桂花操办了一桌酒席。酒席就摆在老屋大厅，客人则是三平兴平律师事务所的李小林律师、《三平日报》法制版的编辑司马望和三平师范附小的老师成禛。
这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酒席，当然也不是什么鸿门宴。事情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案情在法律的引导下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变化已经超出了普通情与法的范畴，而且结果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绝大多数人不愿承认的方向。尽管最后终审的结果还没出来，但“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及其监护人状告省监狱管理局违法收容三个致害人的行政诉讼案，几乎可以肯定将以国家对他们进行赔偿而结束。法院震慑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涉，以及出于平息三平人不解和疑惑的考虑，已通过辩护律师传达了希望被害人的监护人重新申诉要求增加致害人及监护人的精神补偿费。这可以说是法院在法的缝隙中寻求道义和民众理解唯一的选择。 作为代理人，李小林律师在酒席还没开始时趁主人不在的时间，向记者司马望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看上去瘦了许多的小学女教师，首先表示了对李小林律师判断的怀疑，说，不会吧？李律师，虽然再高的精神补偿费也不能弥补余子平的精神伤害，但我想余子平不会放弃这个打击对方的机会，太让人气愤了，杀了人还要赔偿！年轻的女教师感情偏向顺理成章，案情变化至此，使她几乎忘了杀人者并非职业杀手，其中还有曾被她称为祖国花朵的学生。
很显然的，三个致害人监护人的举动伤害了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人。
李律师对涨红了脸的女教师报以理解的笑，如果排除职业的成分，他对此也是愤怒的。他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的司马望说，事情是不太好，我作了努力，可我的委托人对申诉似乎不太感兴趣。
司马望说，也许是这样，现在这个案子似乎牵涉更复杂的内容。
不错。李小林律师说，司马记者你是写文章的，一直对此案进行连续报道，你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或许能看出我们从法的角度看不出的问题。
司马望摇摇头说，从本质上说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想，现在法院包括市政法系统的领导关注此案，并鼓励余子平重新对精神抚慰费进行申诉，并不是从受害人本身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维护法律尊严以及人心道义的角度出发的。
李小林点点头表示赞同，所以说并不能要求我的委托人来履行这个强加给他的道义任务。钱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
成禛对两个人外交辞令般的话是不满的，起身离开了。她有些伤心，司马望是从何时开始也变成这种冷冰冰的有理智的动物！她没来由地觉得自己的感情无形中受到了伤害。
酒席的气氛是压抑的，大家都有些心照不宣，包括能言善道的李律师。一直努力调节气氛的是鲁桂花。说些不关痛痒的话，吃着正宗的三平本地人的家乡菜。余子平不是个善于说事的人，除了感谢几位这一向对他的关心之外就没有别的话了。后来还是李律师提起了话头，余子平才环视大家一眼说，我不想申诉了。
你都知道了？急着说话的是成禛，他们正在打行政官司，国家要对他们进行赔偿。
余子平喝了一口酒说，小成老师，我知道，可我真的想结束了。
司马望说，你真的不申诉？余子平，按法院算出的赔偿额，如果你放弃申诉，那么，扣除法院所判决的赔偿数额，对方似乎还可以赚钱。
余子平不吭声。
鲁桂花为几个人倒满了酒说，今天子平叫大家来就是告诉大家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他不想再上法庭了。
那不是便宜了杀人犯！成禛先忍不住叫出声来。
从法律上说，三个未满14周岁的致害人不能叫作杀人犯。李律师纠正成禛的说法。
成禛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司马望说，余子平，法律给你申诉的权利，你不要浪费这个权利。
余子平看着司马，望低沉而坚定地说，我可以放弃它，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管对方是不是得到国家的赔偿，是不是赚钱！
鲁桂花忽说，我们要结婚了。
司马望和成禛走出这座充溢着悲伤的老屋时，回头看到门口屋檐下站着的互相揽着的余子平和鲁桂花。司马望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触动。他想，对余子平而言是该结束了，他们没有权力要求他再去做什么。包括法院以及所有关注“4·2”案件的极力要主持道义的人们，其实都是非常自私的。法，从来就不可能理解人的感情深处的东西。
成禛则是不快和气愤，在走出还道街后还恨恨地对司马望说，太不可思议了，居然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什么法？杀了人还可以赚钱！
司马望揽住女友的肩膀，开玩笑说，你也该结束了，凶杀案总是在发生。
成禛忽然严肃地问司马望说，你的报道还写不写下去？
司马望愣了一下，叹口气说，不写了，市政法领导明确指示，不能写这国家赔偿官司，怕刊登出来影响不好。
成禛就冷笑道，既然知道影响不好，为什么还要判他们赢？
这是法律。司马望奇怪女友情绪的变化，说，好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除了其中两个主角是你的学生之外，和你没有其他的关系。
成禛把头靠在了男友的肩上，轻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我……可我怎么也忘不了他們当着我的面讲述杀人过程的情景！司马，你说他们怎么能把杀人讲得那么轻描淡写呢？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啊？或许真的像他们家长说的那样，是不是公安弄错了？
司马望面对女友的询问无言以对，他只能把成禛揽在怀里，轻轻地抚摩着她的长发说，或许因为他们都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吧。其实，司马望永远也无法明白“4·2”凶杀案对年轻的女教师所产生的影响，但他敏感地感觉到怀中的女教师此刻是如何的脆弱和无力。
一阵晚风扯散了成禛低声的一句话。成禛说，我不当老师了。
司马望没有听到这句话。
八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好似刚刚被打磨过一般，亮得人眼花缭乱。
李明走出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似乎有些受不住这灿烂的光明，下意识地挥手在眼前挡了挡。但光线还是晃花了他的眼，在门口的石阶上他一脚踩空，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他看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大坪那边的停车棚里，也是涂满了亮亮的光。他被人牵了起来。怎么了？李明，我们赢了，你是兴奋得脚软了？哈哈。李明看到刘建成胖胖的脸上堆着的笑意，还有凌干部极为放松的表情和眼角的泪花。现在，李明有些适应这灿烂的阳光了，他把举着的手放下，也笑着说，对对，我是高兴，过些天我们的儿子就可以回家了，没听错吧，法院刚才是这么判的？
没有错，我们赢了官司，国家不仅马上要放回我们的儿子，而且还要赔我们钱。凌兴业说话的语调是平稳的。
哈，李明，你不用再跑摩的来付赔偿费了，国家赔给你儿子的钱就足够了。刘建成掏出手机掂来掂去，说，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走，到我店里去，我们好好喝两杯。还是法律好啊，法律是讲理的，你们说是不是？说我儿子杀人！杀了人又怎么了？你们要置他于死地！你们看看，好在有法呢，不是你们几个法官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以后看来干什么事都要琢磨琢磨法，这里头的学问，就是大啊。 说好了等会儿在“又一村酒家”碰面，李明看着凌干部和刘老板坐进出租车，才慢吞吞地去车棚推摩托车。已近中午时分，太阳比方才更猛烈了一些。这哪像是冬天的太阳啊？连李明自己都奇怪今天怎么那么讨厌太阳。刘老板和凌干部的笑有些太那个……太嚣张，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摩的司机李明不太喜欢，这给他一种好似干了一件落井下石坏事的感觉一样。居然还能赚钱！这是李明怎么也想不到的，这也使他有些心虚，做了贼一般，或是做了强盗，明火执仗。不错，那些法官和司马记者的表情都不太好。现在李明都回想不起来方才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像木偶一样按陈律师说的那样说了做了，只是自己总忍不住心虚，这让他很佩服刘老板和凌干部的从容和理直气壮。现在，跨上摩托车的李明还是心虚得不行，他一个下岗工人摩的司机，居然到法院这种地方说到了理，你说他能不心虚吗？虚，不仅心虚身体也有些虚了，感觉着往日最喜欢的好天气，那热烈的阳光，今天沉甸甸的，令他的脚步也有些发飘。
李明用力踩了一下油门，摩托车像一条漏网之鱼，急急地窜出了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他当然没有注意到在中院四楼的一个窗口，有两个人自始至终目送着他的离去。
周峤和司马望站在窗前看着李明的摩托车远离了视线，才重新坐回办公桌。
周峤农民一般粗糙的脸毫无表情，他递给司马望一支烟，自己却不吸，而把烟在手上翻来翻去。看司马望吐出一口烟雾后说，司马，上面已说了不能报道，你还抄这些材料，有什么用？
司马望边往采访本上记着什么，边说，抄着玩玩，让自己想一些东西吧。
你想到什么？
司马望没有回答，忽然指着材料说，你们这些数据是怎么算的，那么精确？你看，李思明25734.4元，刘小巍26607元，凌飞26959.8元。
周峤说，这是依据国家赔偿法算出来的，以当年为标准，每天赔29.4元，你看，三个致害人李思明、刘小巍、凌飞的收容时间分别是876天、905天、917天。
原来这么精確。司马望不无嘲笑地说，弄了半天国家是最大的输家，赔本只是赚了吆喝，最大的赢家倒是杀人犯。他们杀了人还赚钱，当然是略有盈余。
周峤也笑了，看不出我们司马记者还挺有正义感。
我这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周峤和司马望相视涩涩一笑。
一切得到了预知的结果，身为法官的周峤倒没有情绪化，若有也仅是在结果出来那一刻，而这结果正是他亲自充当了法的代言人。在法庭上他是法的化身，而不是一具血肉之躯，他是推动法这严密程序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他是法这部庞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他是麻木的、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从情理上无理的赢家那得意的笑，并不是法的组成部分，所以他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法啊，即使是国家，超出了法的范畴也是法所不容的。现在，唯一让法官周峤感到沮丧的是当初法院在把“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送交省监狱管理局收容时，所有参与的执法者多少有情感的偏向，而做出了没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将三个未满14周岁的致害人收容的决定。
司马望窥探到此刻法官周峤心中的想法。他合上了材料，突然直视周峤说，现在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说当初的收容违反法律规定，那么，三个致害人是否可以没事人一样回家呢？
周峤愣了一下，说，不错，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把三个致害人移交其监护人进行教育，并由学校在校规校纪范围内进行处罚。
司马望忍不住微微冷笑道，可我怀疑这是否对三个致害人有警示作用！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极为不利的。而我们都知道犯罪主体的低龄化，这些年有发展的趋向。
周峤就叹了口气说，司马，你说的正是我想的。
司马望其实也知道他并不能得到什么满意的答案，他打开采访本写下“未成年人犯罪”几个字。停了停，又在字的后面重重地打了一个问号和叹号。
而此刻，三平师范附小的年轻女教师成禛正在三平北站的候车室等待一趟离开三平城的动车。
这是一个温暖得不成样子的冬天，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可怕地混淆着季节的概念。成禛想了想，走出候车室，拨通了一个号码，在听到忙音之后放下了手机。
选择在寒假来临之前请这个长假是成禛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那天她对司马望说出那句话后她自己先吓了一跳。真不当老师了？成禛问自己，然而她找不到确切的答案。的确，自从“4·2”凶杀案后，成禛对自己的职业就陷入了信任的危机，她无法再从容地面对讲台下可能出现的花朵般稚嫩的凶手。她边讲课边想，他们吸收了什么？他们是否想着下课后采取什么行动？成禛现在能做的只能是逃避，她需要远离三平城，远离她熟悉的环境之后，理智地对她的职业进行重新的选择，当然还包括爱情。想到爱情，成禛自己就吓了一跳。是啊，那与这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所有的人也包括成禛自己并不能确切地说出“4·2”凶杀案与她的爱情有什么关系。
冬天的阳光也可以这么灿烂啊。成禛站在宽阔的三平北站广场上，微微有些惊异。她眯起眼睛抬头对着太阳撩了一眼，觉得轻松得没有理由。
成禛又拨了手机，在听到了司马望熟悉的声音后，无声地笑了笑，挂上了电话。
九
12月4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天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三平市的大街上挂上了许多宣传法律法规的标语。
这时，那个剃着板刷头表情严肃的少年蹲在星辰网吧前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他手上拎着一条拴狗的铁链，时不时地甩那么一下，显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这个冬天终于开始有了冬天的样子，带着潮湿气息的阴冷的风下流地在这个城市游荡，时不时像蛇一样钻进你的衣缝里，拿那双肮脏的手抚摩你，让你不知所措地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紫荆树的叶子却依然不知羞耻地生长着，混淆了季节的概念。
那个少年忽然起身走到了紫荆树前，他当然也为在这么阴冷的天气中这种叶子像蝴蝶的树居然挺着这么绿的叶子而奇怪。少年似乎想了一会儿，就对着树踹了几脚。喂，你干什么？小孩。说话的是在人行道上经过的一个中年妇女，她说，这树会被你踢伤的。中年妇女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她发现这位唇上刚冒出毛茸茸胡须的少年眼睛里射出的是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称的冷漠。中年妇女显然吓了一跳，躲开少年逼过来的目光，急急走了。 悄然出现的另两位少年终于使这位掂着铁链的少年表情松弛了。他撇撇嘴，不无生气地对两位少年说，老二老三，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我都等得不耐烦了，像你们这么磨磨蹭蹭，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混！
没办法，我爸非要我当他酒店的二老板，这些天我就没消停过，陪这个科那个长的喝着，说是带我蹚路子。说话的是老二，他偷觑老大的脸色，不无讨好地说，老子才不管那些人。
看样子无疑是老三的少年却显得有些沉默寡言，在老二说话时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网吧的帘布。直到老大有些愠怒地问他话，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爸爸看我看得紧，他还想让我上学读书。
你别臭美了。老大的脸上不由得浮上了一层厚厚的嘲笑，大声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杀人犯！学校早就没你这个人了，也没有哪个学校敢再要你。想上学，做你的千秋大梦！你老爸还以为自己是谁啊！哈哈。老大说到最后终于忍不住大声地笑起来。
老三说，那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上什么学，老子还不稀罕呢！威哥说了要带我们一起混，还怕来不了钱？就你们两个老爸，也就比我老爸开摩的强一点，还比不上威哥的一个小指头呢。老大有些为老三的执迷不悟生气了。他把一直在手上甩来甩去的铁链远远地抛出去，铁链滑出一条抛物线后挂到了邻近的另一棵紫荆树张开的枝丫上，像一条烂肠子一样晃动着。被吓着的行人有些恼怒地瞪了老大一眼。老大的眼光却看也没看一下。
老二附和着老大笑了几声，看着低头情绪低落的老三，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好了，好了，现在我们有钱了，我老爸现在给我开工资了。老大，我说，我们三兄弟好不容易出来了，今晚我们找个地方好好撮一顿。
看到老二攥在手上花花绿绿的钞票，三位少年情绪明显高涨起来，商量了一小会儿，他们还是决定先进星辰网吧玩几局游戏，再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去去晦气。
三位嘴唇上刚爬上毛茸茸胡子的少年，掀开帘布钻进了网吧。网吧里浑浊的空气刹那间热情地淹没了他们。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绿 笙
绿笙，原名林域生，三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會委员。1991年曾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先后在刊物发表散文、小说作品2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永安笋商》《金沙县》《谢祐》《建莲古事》。作品获“古风杯”华夏散文大奖赛特等奖、三明市百花文艺奖一等奖、福建省启明儿童文学奖佳作奖等。
4月2日这天，天气出奇的好，总让人想痛痛快快地做些什么。
三个10岁左右的男孩，在三平市钢铁厂道口星辰网吧前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网吧门口有一棵被霜打得不成样子的紫荆树，顶上那些狰狞地指向天空的干枯的树枝像老人没有水分的手。与此不太相称的是枯枝与树干交接的地方却旺盛地长出了茁壮的绿叶，像少年的头发生机勃勃。网吧前环城路上奔跑着的是能够把空气变得很糟的车子，以及人行道上乱穿衣服的男男女女。
很显然，三个男孩对眼前杂乱的景物不感兴趣。在他们身后网吧里传出来的声音对他们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上谁也掏不出一个子儿。终于，其中一位脸蛋出奇地圆的男孩忍不住了，对稍高一些脸上一直挂着比较严肃表情的男孩说，老大，我进去看一会儿。被称为老大的男孩说，看什么看，你又没有钱。另一个看上去表情一直有些紧张的男孩也说，老大，我想回家。老大没有吭声，而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头对正走进网吧的圆脸男孩说，老二，你真的叫他带钱了？原来圆脸的男孩叫老二，那么，另一位男孩自然是叫老三了。老二没有回答，他已经掀开网吧的门帘。脸上一直是紧张表情叫老三的男孩回答了老大的询问，我想愚头今天没有带钱。老大就把面前的紫荆树踢了一下说，拿不到钱我们就揍他。他放下了一直背在身上的书包，倒提着坐到网吧旁人行道的石阶上，老三犹豫了一下也如法炮制。
已经是5时30分了，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多了起来，这时大人们开始下班回家了。有几个大人也钻进了网吧。
这三个叫什么老大老二和老三的男孩是在校的小学生，他们的书包鼓突突的，表明了老师和学校是怎样地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在他们下课回家后还要布置很多的作业。而现在或许是因为债务的关系，他们在利用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等待那个叫愚头的人。
天气确实好，到了这个时光还非常亮堂。
老三首先发现了愚头，就着急地掀开网吧门帘叫老二。因过了一会儿看游戏的瘾而圆脸兴奋得通红的老二出来时，老大已拦住了同样背着书包的愚头。愚头是一位和三个男孩年龄相当的男孩，很显然，他对三个男孩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仅仅犹豫了一下就让三个男孩围在了中间。显然老二与愚头更熟悉一些，他看了老大一眼就上前揪住愚头的书包说，钱凑齐了没有？愚头先看了一眼比他足足高了一个头的老大，低下头说，没有，我爸爸不肯给。老二说，你骗鬼，不会向你奶奶要！愚头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上次那57块钱就是我奶奶给的，我不好再向她要。老大上前推了愚头一把说，那你说怎么办，还欠33块怎么办？老三也说，你这个人是癞皮狗。老二也推了愚头一下说，怎么办？你想耍我们兄弟几个！愚头有些害怕了，他往后退了一步，有些着急地说，等明天，明天是我的生日，爸爸一定会给我钱。老三说，你骗鬼，过生日大人除了买礼物和蛋糕，什么也没有，我爸爸就从来没有在生日给我钱。愚头说，不骗你们，你们不信，我可以请你们去吃生日蛋糕。老三说，臭狗屎蛋糕，谁要吃？
三个兄弟有些不知拿在他们看来又臭又赖的愚头怎么办。老大当然觉得更没面子，他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更严肃了。他决定揍一下这个不知厉害的东西。
这时候，号称是军师的老二对愚头说，愚头，你跟我们去一个地方谈一谈。
愚头看了看一脸阴沉的老大，有些害怕地说，我向天发誓，明天给你们钱，还请你们去吃生日蛋糕。愚头的请求自然没有得到批准，他只能有些沮丧而无奈地跟着走在前头带路的老二走。紧跟着的是和他差不多个头的老三，最后面压阵的是代愚头提书包，防止他跑掉的老大。
太阳从山城的西边落下，收敛了最后一丝余晖，而天色还是亮的。日子正一天天逼近夏天，白天也变得越来越长，给人一种感觉是夜晚还非常遥远的样子。而事实上这时候已是傍晚5时40分了。愚头不知道老大老二老三带他去哪里，他是一个老实的不爱说话的孩子，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因了父亲和母亲的离婚，他变得比以前更不爱讲话，也得到了父亲和奶奶更多的呵护，他的零花钱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他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对他做什么，大约不过是那个地方不好说话，找个偏僻的地方，他们商量以后向他多要一些钱。这也没什么，自己家并不缺钱，倒是自己怎么生出要钱的名目。这样，想到自己明天生日可以多要些钱的愚头甚至有些轻松起来。
一行四人大约沿著环城的新市北路走了10分钟，就拐上了横跨牙河的城东大桥。四个男孩脖子上的红领巾在晚风吹拂下显得非常醒目。大桥的护栏上悬挂着十几条消防皮带，大概是消防队放在这里晾晒的，这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老三上前去摇了几下，愚头也去摇了几下，消防皮带向下滑了一点，这让老三和愚头都吓了一跳。一直严肃的老大看他们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家都轻松了一些，甚至还议论了一下前不久在他们学校边上的一家商店着火时，就是这些眼下像烂肠子一般的皮管喷出像柱子一般的水。四个人笑到了一处，几乎都忘记了此行的目的。走得有些热了，四张少年的脸在红领巾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天真无邪。
他们过了城东大桥后沿着河另一边的环城路和紫山南路走了不到10分钟就穿过环城路，拐上了连接三平市啤酒厂后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路。现在，老大提着的书包已回到了愚头的肩上，他们沿着山路继续往山上走。大约是6时40分，四个男孩终于来到了三平市啤酒厂的后山，这个被许多人称为“情人谷”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啤酒厂硕大的发酵罐和啤酒厂一个个整齐的车间。山风吹来，有了微微的凉意，正是春夏即将交接的时候，这种风对于走了远路的人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四个男孩都站住了，放下书包。山的气息格外地清新，远处的景色像他们所读的小学课本上的文章描述的一样美丽。身上有些发热，但四个男孩谁也没想到把脖子上的红领巾解下来透透气。
坐了一会儿，是愚头先想起了来这里的目的，他先站起来，有些傻乎乎地问道，喂，你们叫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想回家了。
随即站起来的老大，霎时有些不好意思了，为了自己身为老大竟要让对方来提出问题。所以，老大的表情就显得有些激动，他把被风吹歪的红领巾拉正后，说，你说，我们叫你来这里做什么？ 也才醒悟过来的老二则有些恼羞成怒，从地上站起来就朝愚头的鼻梁打了一拳。
血从愚头鼻子喷出来的情景似乎让老三有些害怕，他帮腔道，对，你说给不给钱？
愚头捂住鼻子，手马上就被血染红了。这时候，他才认识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他理所当然地哭了，我不是说了今天没有钱，明天等我过生日再给你们吗？
明天？你这个人就是很赖。说什么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揍死你。老大说。
似乎是事先商量好的一般，老大和老二揪住愚头开始拳打脚踢，站在一边的老三找准机会也给了愚头几下。他们觉得非常痛快。愚头自然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事情的转机来得太快了，他似乎是和他们一起来郊游的，地位平等有说有笑，转眼间自己却成了被打的角色。百忙之中，愚头还听到老三的骂声，谁吃你的臭蛋糕！
谁也没看到老大的手上怎么就多了一把刀，刀很快就扎进了愚头的胸膛。
挨刀的愚头自然是非常吃惊的，似乎是来不及感受到疼痛就倒在了地上，因而他倒地的样子有些夸张，像电影里的英雄中弹倒地时的慢动作。愚头的这个样子让老二非常生气，他凭什么像牺牲的英雄？他是什么东西？是一条癞皮狗！
愚头痛苦扭曲的声音还是让老二辨别出了让他们高兴的内容。
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有些好笑，愚头倒在地上的样子像是一条被人家刨出来的蚯蚓，扭来扭去的，样子难看极了。
这时，老二已从愚头伸入口袋的手里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那是攥成一团的8元6角钱。老二不无讥讽地说，我说你是癞皮狗就是癞皮狗，这不是？有钱了。
愚头显然真成一条死癞皮狗了。经过了方才大运动量的动作，三个人都有些累，这对于他们这个年龄而言的确是一项其实是他们的体力不能胜任的活儿，难怪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似乎休息了许久，天的暗色已在他们头顶汹涌。这时候，山风早把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吹乱了，但现在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些。聪明的老二提议把愚头藏起来。这是对的，这也是一项力气活，好在三个兄弟齐心协力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终于把死沉的癞皮狗愚头扔到了长满茅草的山坳里。一同扔掉的当然还有愚头的书包和那把已弄脏的刀。
干完了这些，老二提出把8元6角钱平分。
一直很严肃的老大就挥挥手笑了，说，不要分了，留给你花吧。
老大的慷慨有些让老二感动，老三则有些不高兴，但他没有办法，谁叫他是老三呢？
二
双休日的星期六，一大早，三平师范附属小学三年1班的班主任成禛就起床开始收拾东西。早一个星期前，她就与在报社当编辑的男友司马望约定，今天两人一起陪成禛的父母爬虎头山。司马望的父母在离三平城有80公里的隶属三平市的宁县乡下，这些吃吃喝喝的准备工作理所当然落在成禛身上。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的老人，实际上已把司马望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孤身一人在三平城，很小就离家求学的司马望也乐于把这当作自己的一个家。
虎头山是离三平市区最近的一座山，登虎头山走绿道已成为双休日三平人的一个休闲时尚。成禛正往袋子里放水果时，接到了校长打来的让她去学校的电话。这有些让人奇怪，好在学校离家并不远。成禛犹豫了一下，没有挂司马望的手机。
成禛走进三平师范附小校长室时几个人都站了起来。在校长室里已坐着两个身穿警服的人，以及面无表情的司马望。一霎间，成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她把询问的目光扫向司马望。
司马望被女友的目光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说：成禛，这是三里区刑侦大队的林队长，他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余光辉？成禛挨着司马望坐下来，小声问。
司马望点点头，他伸手揽住了女教师忽然有些颤动的肩。
鸣叫警笛的警车在三平市宽阔的环城路上行驶，像一把闪动寒光的利剑，劈开拥挤的车流。校长、司马望和成禛坐在后排，副驾驶座上的刑侦大队长宽大的后背把沉重压向他们。司马望始终揽住女友的肩膀没有说话，后来是成禛说，给爸爸打个电话。等成禛用尽量平稳的语调给家里打完电话时，坐在前头的刑侦大队长忽然转过头来说：司马编辑，虎头山是很好玩，可也发生了几起案件，前不久一个三陪女不是被人用摩托车载到山上既奸又杀的？惨得很。这是《三平日报》法制版前不久登过的案件，在这种时候提起，似乎就有了某种指向。司马望忽然对刑偵大队长的职业冷漠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反感，林队长，警车就一定要开警笛吗？
林队长没有吭声，伸手关掉了警笛。
在走进房间时，一直沉默的成禛忽然叫住转身要走的刑侦大队长：你们确定了？
林队长看了司马望一眼说：从理论上说是确定了，死者经法医鉴定和家属确认，肯定是已失踪一个多月的三平师范附小三年1班的学生余光辉。至于致害人……正在确定之中。
成禛低下头说：一定要我参加吗？
是的，这是法律上的规定，找学生谈话必须有老师在场。刑侦大队长看了脸色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激动而泛红的年轻女教师一眼，口气有所缓和地说。
整个过程是程序化的，三个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在一镜之隔的屋子里参与了对他们的询问，他们像平常在课堂上一样规规矩矩地回答着问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似一记重锤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问：姓名？
答：我叫老大。
问：问你的真实姓名。
答：李思明，三平师范附小五年2班学生。
问：今年4月2日你做了什么？
答：我……没做什么。
问：你认识余光辉吗？
答：认识，他是三年1班的，和我的老二是一个班的。
问：谁是老二？
答：老二就是我的兄弟，叫刘小巍，我们是三兄弟，还有一个老三叫凌飞，他是三年2班的。
问：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你对大家说说是怎么杀害余光辉同学的。
答：他是一条癞皮狗，说话不算数，讲好了给钱又不给，让我在弟兄们面前很没面子，不治治他，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 问：好，你现在就说说怎么治他的。
答：（低头沉思）我说了是可以，可是，可是我有个条件，你们不要叫我父母亲赔钱，我爸爸下岗了，我妈妈又有病，我家里没有钱。
问：你先说。这个情况以后法律会酌情考虑的。
答：那好，我就说了。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对手并不是什么难啃的骨头，这使刑侦大队长走进屋子时，脸上浮现的是一种意犹未尽的表情。他不无轻松地说：你们都听到看到了吧？案子就这么破了，知道是这么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干的，我们也就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了。司马记者，你说呢？
司马望没有体会到刑侦大队长大功告成的轻松，因为他看到年轻的女教师像一根木头般直直地摔在了地上。司马望伸出的手没有接住女友，他的采访本和笔都掉到了地上。
三
雨是在人们睡眠时下的，这场10月的秋雨让人平添了几许说不出缘由的惆怅。偏偏那些挟持着凉意的风也不甘寂寞地加入秋雨的行列，把那些雨丝肆意地扯来扯去，捉弄那些举着雨伞的人。
余子平吸完第四支烟，看看天井中被落雨扎得不住颤动的积水，忽然决定出门了。余子平从抽屉里找到了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在手上掂了掂。推开大门，他就听到了屋内电话的铃声。犹豫了一下，余子平还是拿起了在门柱边上的分机。电话是远在外省的哥哥打来的。子平子平，二审判了吗？怎么样？是哥哥急促的声音。余子平吞了口口水说，哥，妈还好吧？那边似乎顿了一下说，不太好，她总是念叨余光辉余光辉的，我们都怕提这个，她还想回去，也就是说说。子平，官司怎么样？二审判了对方赔多少？余子平觉得哥哥的问话似乎有些刺耳。待余子平说了结果，哥哥似乎有些不平地说，二审维持原判？才赔6万块？太便宜他们了。余子平心里一阵疼。也不知为什么，自从他的儿子余光辉出事后，他的心脏时不时会这么疼一下。该去医院做个心电图。余子平想，他没有听到哥哥在说什么，电话里就传来了他母亲的啜泣声。余子平的心又疼了一下，他靠在门柱上说，妈，判了，我们赢了。好，好，这就好，你自己要注意，这一段就别开车了，心里头想着事，开车不好，听到了吧？母亲说，等过一阵我就回去……
余子平放下听筒，许久，母亲的啜泣声还在耳边。
雨似乎比方才小了些，变成了毛毛细雨。余子平打开出租车车门，一股混合的难闻气味扑鼻而来。他在车门边站了一小会儿，就迎来好几个邻居关切的问候。余子平钻进车子。自从儿子出事以来，余子平就没开过车，起初的几个月雇人开，后来就干脆报停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忽然失去了方向，这一切都源于一夜之间他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变成了原告，成了电影里戏里的苦主。余子平摇下了车窗，小心地把车子开出了还道街，然后穿过一条小巷，车头一甩上了三平城的环城路。跻身于车流之中，余子平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他加大了油门，窗玻璃上挂着的菩萨袋在微微地颤动。一切都很好，余子平轻舒口气，打开了音响，《风吹麦浪》的韵律霎时淹没了余子平灰暗的心情。
打在窗玻璃上的细雨很快就模糊了余子平的视线，他把车子拐到慢车道上，紧挨着牙河边行驶。一些人闪过他的眼帘：一对共用一把伞趁机搂得很紧的恋人；一个背着大旅行包衣服却破破爛烂的乞丐；一群放了学没带伞嘻嘻哈哈的小学生，红领巾在他们的胸前招摇；一个大概是艺术家的长头发的年轻人在雨中旁若无人地行走。余子平忽然感到脸上的凉意，原来是他不知不觉中流泪了。他往自己的脸上胡乱抹了一把，骂道，岂有此理。余子平当然知道这一句是骂谁了。
7月5日，这是余子平作为被害人余光辉的监护人与代理人李小林律师走上法庭，状告三个致害人李思明、刘小巍、凌飞和他们的监护人父亲李明、刘建成、凌兴业，要求赔偿损失的日子。此后的几个月余子平淡化了其他的身份，而唯一醒目的在三平城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原告、苦主。整整3个月，被害人的监护人要求赔偿包括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寻人启事费、旅差费、误工费和精神抚慰费，共计16万元。这个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对余子平而言已经倒背如流。有几次，余子平觉得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他请求李律师只要让凶手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什么赔偿也不要。李律师就笑了，凶手已经受到了惩罚。余子平愤怒得几乎不能自持，那也叫惩罚？杀人偿命啊！李律师就只能拍拍愤怒的委托人的背。
一审判决，三位被告和其监护人应赔偿被害人的监护人丧葬费、死亡补偿费24000元，寻人启事费3870元，误工费21417.86元，旅差费3870元，精神抚慰费5000元，共计6万多元。
李律师对余子平说，我们赢了，赔偿数额也还合理。
余子平说，我不要钱！他的长叹当然不可能改变结果。法院同样是一声长叹，他们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接着是被告不服，上诉二审，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终结那天，余子平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法庭的，记得搀扶他的人中有李律师也有报社的司马记者。难道我儿子的命就值这几个钱？难道他的亲人所受的精神折磨可以用这么5000元来补偿？
余子平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现在，他这辆已经报停的出租车已沿着环绕牙河的环城路疯狂地跑了三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交警来拦他的车，扣他的驾照。这些交警不是总爱拿这个什么法那个什么规来掏司机口袋里的钱吗？余子平把音响调到最大，让歌声在他的车里泛滥。不错，媚笑，罚款，这大抵是出租车司机们必须具备的本事。罚款，对，我错了，多少，行，哎，哥们，少点，收据嘛，算了，以后多关照了。余子平默念这些常用语，不由得在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看到了一个交警。余子平有些兴奋起来，加大油门从交警的摩托旁疾驶而过，他侧头看到了对方脸上惊讶的表情。来啊，今天我就摸摸你这个老虎屁股。余子平放慢了车速。令他失望的是交警的车没有跟上来，而是拐上了吊桥。余子平咬了咬牙，急速掉转了车头。他听到了一连串尖锐的刹车声。
现在，余子平的出租车几个加速，咬住了摩托车的尾巴，他兴奋地按着喇叭。摩托车上的交警侧过脸来，接着在吊桥头的环城路上招了招手。就在他停下来的瞬间，已停下的摩托车突然一声轰鸣，几乎在余子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拐进了一条小巷，从余子平的视野里消失了。 这个晚上，余子平在城西新村6栋402室户主的床上，用一种畅快淋漓的狂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原来他们是纸老虎！余子平对女人鲁桂花说。
昏暗的床头灯打在余子平身上，使他的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你不该去招惹他们。
余子平缓缓伏向女人张开的身体，舒口气说，收拾就收拾吧，又不是没有收拾过。
幸运小吃店的女老板鲁桂花，这个温柔而善良的女人，一点也不幸运，先是在一夜之间因车祸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后来自己又下了岗，把小吃店命名为“幸运”，大抵是出于心理上的补偿。余子平是在晚上跑车时与这女人相识乃至相知，在灵与肉的交流中，他时常能感受到女人深埋于心底的家破人亡之痛。这种痛是淡淡地游走于骨头之中。现在，余子平在温柔的女人身上寻找着安慰，激情渐渐淹没了他的思维。女人鲁桂花在男人的身下像被狂风吹皱的一汪碧波，突然轻轻地啜泣起来。没有来由的，令男人有些手足无措。我们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余子平说。不，是两个香瓜。幸运小吃店的女老板不好意思地擦去脸上的泪水，轻呼出一口气，她的手放在男人的胸上，眼光闪闪烁烁地看着余子平说，都结束了，我们都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余子平难看地笑了，我听着这话，怎么像是什么电影里的台词？
余子平握住女人捶过来的拳头，说，不结束也要结束了，好吧，就结束吧。
然而，令余子平始料不及的是，于法来说，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令他更加感到岂有此理的本案的发展，正围绕着法律这个威严的主裁有条不紊地展开。
四
摩的司机李明把摩托车停在人行道上，上了锁，又习惯性地前前后后检查了两遍，才有些依依不舍地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又一村酒家”走去。他不是到里头吃饭，而是开会。自打从原来的工厂下岗以后，李明就从来没有开过会，今天下午一接到开会的通知，他就忍不住在电话里笑起来。开会，这种以前非常厌恶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却感觉非常亲切和温暖，听到对方说一起开个会，李明就有一种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
尽管李明把一直敞开的衬衫的纽扣一个个直扣到了脖子下，他进入“又一村酒家”时还是和大堂的保安费了一番口舌。狗眼看人低！李明在推开6号包间门时，几个参加开会的人都已经到了。李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在座的只有两个面孔他熟悉。大家显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西装革履的刘建成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李思明的父亲李明。
李明，就是那个动刀子的父亲。问的是那个外表看上去有些深沉的陌生人。
李明有些生气，你是谁？我儿子没有……没有杀人。
那人就笑了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安是这么认定的。
一直面無表情的凌兴业把手上的烟猛吸了两口，说，你是律师，说话可要负责任，谁相信十来岁的小孩会杀人？
刘建成就拍拍手说，你们怎么了？这是我特意请来的律师，今天叫你们来开个会，就是讨论一下怎么把我们的儿子从那个该死的地方弄出来。
李明的眼睛霎时亮了，刘老板，原来你是叫我们来开这个会啊！他把方才扣紧的纽扣又一一松开了，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能把我儿子弄出来，谁就是我的爷。
一副老板特有的胸有成竹表情的刘建成把律师作了简短的介绍后，天成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陈列开始了他的陈述。
本来是陌生的人，因为彼此的儿子一起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使三个家长坐在了一起。这似乎有些滑稽。尤其让一向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李明不解的是儿子李思明小小年纪竟当上了什么老大。不错，李明、刘建成、凌兴业分别是老大李思明、老二刘小巍、老三凌飞的父亲。这三个身份不同的父亲原本是不可能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三人中自认为最没有地位的当然是原来的下岗工人现在的摩的司机李明，而最有钱有势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又一村酒家”的老板刘建成，工作较体面的则应当算是在区政府里工作的国家干部凌兴业了。作为“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什么致害人！这是法律乱说，他们根本就不承认）的父亲，他们当然为被学校开除和在省监狱里关押的儿子牵肠挂肚。居然搞什么老大老二老三那种黑社会的东西，如果不是儿子亲口所说，他们不会相信。孩子们是吓坏了，谁不知道公安搞的刑讯逼供那一套？所以孩子们就语无伦次地认了，认为是他们杀了同学余光辉。其实在此之前，三位家长是互相埋怨的，尤其是老大的父亲李明，是这个摩的司机没有教育好他的孩子，把老二和老三都带坏了。但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看着他们心爱的儿子失去了自由。
现在，他们觉得刚才严肃得不可爱的陈律师是他们儿子的救星，而一直以一副老板派头自居的刘建成也成了他们中的老大，想想这么伟大的救星是他挖掘出来的，你看看人家老板的脑袋瓜子就是好使。还是法律好啊，不错，就算我们的儿子杀了人又怎么样？他还小啊，还未满14周岁，你们还要他们怎么样？说难听点，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孩子不干这种事。
现在，李明不再为陈律师刚才说他们儿子杀人的话生气了。他一脸感激地敬了陈律师一杯酒。好久了，喝酒都没喝出什么味来，这杯酒下去把所有的愁都消了。
行政诉讼法好啊，国家弄出这个法来，不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国家讨说法！这很好。
陈律师也有些许的得意，他与刘老板是老熟人了，那天刘老板找到他，他仅听了一会儿陈述就忍不住笑了，刘老板，你承认你儿子杀了人？刘老板说，我儿子没有杀人。陈律师摇摇头，其实你是相信你儿子杀了人的，事实上你不承认也没用，那些证据和你们儿子的供词都摆在那，问题并不在于你们承认不承认儿子杀人，而在于……陈律师看了刘老板一眼说，而在于他们的年龄。
这是个奇怪的律师。刘建成看着两个与他同病相怜的家长频频向他敬酒，忽然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老陈，你说这个状纸递上去，我们的胜算有多少？
胜算。陈列律师正了正自己颈上的领带，说，你们三个人的儿子都未满14周岁，而这正是目前为止我们现行法律的真空地带。正是这样！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没有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收容教养，省监狱管理局把你们的三个儿子收容教养，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可以说三个致害人和其监护人告省监狱管理局倒是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李明还是有些不明白，说，陈律师，我是一个粗人，我还是不明白，我们的儿子杀了人，国家还关不得？
现在，李明开始不否认自己的儿子杀人了。
一直低头吃菜的国家干部凌兴业放下筷子也问道，行政诉讼法是民告官的法律，这我懂，可是，我想，法律总不会包庇犯罪吧？
陈律师说，这些你们当然不懂，我们当律师做什么？就是研究法律。从法理上来说，任何的法律都有它的致命弱点，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否则，如果像数学的1 1=2那么简单，也就不存在我们律师这个行当了。
刘建成说，法是律师帮我们弄清的事。李明和凌兴业，怎么样，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委托陈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代理我们的这件行政诉讼案？
凌兴业忽然说，结果会如何呢？
陈律师就笑了，说，你们就等着儿子放回家，对了，还有……等着收钱吧！
收钱？什么钱？
三个“4·2”凶杀案致害人的监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国家的钱。陈律师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把行政官司打赢了，国家就必须赔偿。
我的天啊！三个监护人不由得有些喜出望外。
微有酒意，李明把摩托车推下人行道骑上马路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夜色中特别醒目的霓虹灯色彩不断变幻的“又一村酒家”几个大字。开会好，这个会开得好。他放肆地放了一个响屁，打了两个酒嗝，开动摩托车。他看到前面一个人似乎在向他招手。生意来了，李明觉得自己的运气真不错。这时，他却看到了一辆出租车抢在他前面。这些龟孙又来坏我的生意。李明骂出了声。那个人转过脸来。双方都愣住了。
余子平闻到了对方身上的酒气。他想起了对方，他看到了李明惊惧的表情。
往前走了一段，余子平想了想，突然将骂骂咧咧地发牢骚的乘客请下车，把车拐了个弯，驶上慢车道。现在，他看到了前方正在上坡的摩托车，持续不断地按响了喇叭。
李明的摩托车往边上靠，但身后的喇叭声一直没有中断。谁这么狂！他掉头在昏暗的光线中认出对方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他看着出租车加大油门向他冲来。李明突然狂叫一声，居然忘记也加大油门。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这一切都是法呢，你可以找本书来看看。李明几乎要喊出声来。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黑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方才开会的喜悦此刻已烟消云散。晚风掀起他敞开的衬衫下摆，活像是一只惊弓之鸟。李明似乎听到了自己被车轮碾碎的声音。
余子平轻巧地甩了一下方向盘，出租車像一条灵巧的比目鱼，擦着摩托车游了过去。余子平看到了对方脸上绝望的表情。车子驶上了吊桥，在那天追赶交警的地方，余子平打开了音响，如泣如诉的萨克斯在车内弥漫开来。
五
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周峤的眉头越皱越紧，接着一拳头砸在面前的卷宗上。
透过茶色玻璃射进来的阳光没有了力道，照在玻璃台面上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周峤站起来推开了铝合金窗户，长舒一口气。挤进屋子来的是热烈的阳光和并不太新鲜的空气。中院大门前的国道上奔跑着各式各样的车子，隔着人行道和绿化带便是纵穿整个三平城的牙河，即使在远处也可以看出牙河水是如何浑浊和肮脏，与中院隔河相对的则是三平这座工业新城赖以形成的重工业区，几根高高的烟囱在阳光下放肆地吞云吐雾。
这是河流，而人心的河流，在今日的经济大潮中是否也被污染了呢？
轰动三平城的“4·2”凶杀案，即使是整天与罪犯打交道的法官们也为犯罪主体的年轻和发案后他们漠然的表现吃惊！他们幼小的心灵竟被污染到这种程度！都是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的生活圈子就是家与学校，那么，他们是怎么被污染的呢？在凶案发生后，周峤和他的同学——《三平日报》法制版的编辑司马望共同探讨过这个问题，并就司马望的长篇特写《孩子，你不该这样》发生过争执。争执就在于对现行刑法中对少年犯罪中有关14-18周岁这个年龄的认定。司马望认为，由于营养的充足和整个社会开放式文化的影响，现在的少年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普遍比以前提早成熟，如此，以现行的少年犯罪年龄界定，对有低龄化趋向的少年犯罪的扼制不利。周峤则从一个法官的角度认为，法律对少年犯罪年龄的界定不是问题的关键，要有效地扼制少年犯罪，应当是学校、家庭、司法机关共同行动起来，才能真正达到治本的效果。意见相同的是，两人都对“4·2”凶杀案的处理表示了担心。
现在，周峤站在窗前，心中充溢着浓浓的忧郁，因为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就摆着三个致害人和他的监护人起诉省监狱管理局的行政诉讼起诉书！原来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而法院是一个维护所有公民法律权利的执法机关，他不能想象，如果这个行政诉讼官司按致害人监护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在三平城乃至全省的司法界将引起怎样的轰动，而对被害人的亲属又是怎样一种无形的伤害。
周峤收回放飞的思绪，无奈地叹口气。这份起诉书是院长转过来的，院长用严厉的口气传达了三平市政法委领导对此事的态度，就是：杀了人还要赔偿，没门！不错，这是院长传达的原话。他说，上头从来没有对一个具体的案子下过这么明确的指示。
院长传达的政法委和司法局领导的话让法官周峤隐隐有些不快，这不是司法干预吗？这或许是中国的国情，司法的独立性总是像一种时尚用语。尽管这种干预是善意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里，每个人同时又是这个庞大关系网络的一分子。作为一个聪明而成熟的法官，就要善于在这关系网中打擦边球。而现在，周峤凭着多年司法的经验，明白他所从事的法律工作正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他看不出有打擦边球的可能。
周峤重重地合上了卷宗，拿起话筒稍微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司马望的手机。
司马望走出报社就看到停在门口的诺基亚和周峤那张农民般粗糙的脸。司马望扫了一眼车子，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座上，开玩笑说，哪里抢来的车子？ 周峤不回话，先发动了车子，待车子拐上平安大街才说，好久没聚一聚了，到沙城吃小吃吧。
在车子驶出三平城面对“沙城人民欢迎您”的牌子时，司马望接到了女友成禛打过来的电话。待司马望说完话，周峤侧头问道，没事吧？要不要叫她一起过来？司马望摇摇头。周峤放慢了车速，关切地看看老同学的脸说，小成真的不想当老师了？看司马望苦笑着点点头，不由得叹道，這么一下就受刺激，那我这法官才真的干不下去了。
怎么了？司马望点了一支烟递给周峤，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深吸一口。
已是黄昏时光，溢出车子的烟雾很快被扯成一条细线消失了。
司马望和周峤都曾是三平市第一中学的同学，虽说不在同一个班级，却因为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兴趣小组，所以混得很好，后来一个上了政法大学，一个读了中文系，没想到，司马望分到报社成了法制版的编辑，促使他又与老同学的专业发生了关系。因为业务的关系，司马望不得不学习了许多法律方面的知识，时不时地还约周峤写写法制版的文章，彼此的关系又回到了中学时亲密无间的程度。两人时常也拿对方的职业来开开玩笑，一个说对方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个说对方是一张大嘴吃四方。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想再回到中学时代的纯真是不可能的了，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原则下打打擦边球的事是难免的。这也是两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都认可的做人做事的底线。
司马望看看专心开车的同学周峤说，到沙城要不要叫鱼头来？
鱼头是他们的另一位同学，在沙城林业局的林业公安工作。
周峤就笑了，叫他，就来听他发牢骚吧，我都怕他了，他最近因为官司的事正烦着呢。那家伙前天还打电话来说要和我断交。刑事庭庭长的话到了末尾就只有苦笑了。
这也是一起案件，原告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而被告正是鱼头所在的林业公安，是一件行政诉讼案，一直弄到了中院，沙城林业公安败诉了。正因此，鱼头怪老同学周峤没有帮忙。
没有办法，打不了擦边球，人家所有手续齐全合法，怪只怪他们林业公安的执法者本身是法盲啊！周峤一踩油门，连续超过了两辆车子，摇摇头说，鱼头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不好学，干他那一行就先得把法吃透，否则怎不闹出笑话来呢？你看看，现在的老百姓法律意识的确是提高了，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周峤，我听你这话的口气，似乎老百姓增强了法律意识不是件好事。
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守法的公民，法律给他们提供了保护自己人身权益的坚强后盾，而对于犯罪来说，那些吃透了法律的罪犯，他们增强的法律意识，则使他们善于打法律的擦边球。这也为我们执法者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当我们某一项法律还不太完善的时候。
难道有什么罪犯连我们周法官也无可奈何？司马望看看专心开车的老同学一眼，不无善意地嘲笑道。
“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和他们的监护人昨天向我们中院递上了状纸，状告省监狱管理局对三个致害人非法收容教养。
司马望愣了一下，把烟按灭，徐徐吐出最后一口烟雾说，果然！周峤，当初你和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周峤点点头，没有办法，法律无情，现在最难办的是市政法委和司法局的领导介入此案。
他们进行司法干预？这其实是司马望想得到的。可以说这件轰动三平城的“4·2”凶杀案，因为作案人和被害人都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早已震惊了上上下下。很显然，当初对三个致害人的判决不仅令被害人的亲属无法接受，就是三平人也大不理解，而现在，如果这个行政诉讼案省监狱管理局败诉，那么，不要说三平的司法界觉得颜面全无，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在整个三平市又将引起怎样的轰动呢？而对扼制越来越低龄化的青少年犯罪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周峤放慢了车速，把车拐上了慢车道，说，司马，我现在还担心的是你们新闻界，有一个记者盯了几次，找我想套出什么，据说这是三个致害人的监护人搞的动作，目的是想通过新闻界对我们施加压力。
司马望说，这的确是一个可以炒作的热点。不过，周峤你不了解我们新闻界，既然已经有政法委和司法局的领导介入，记者的文章就不会登上《三平日报》。你这么急着找我就是为这事？那就大可不必了，我们党报从来只有一个声音的，你大可放心。
其实不是这样，周峤是怕自己的老同学来蹚这摊浑水，因为这里头多少会有一些感情的因素作怪。就他自己而言，从感情上同样对这件行政诉讼案非常反感，而且无法接受省监狱管理局极可能败诉，败诉后则面临着国家赔偿的问题。这是多么滑稽而不可思议的可能：杀了人还可以得到赔偿！杀了人可以赚钱！
然而这就是法律，法律是无情的。
周峤感到了对手是非常狡猾的，或者说非常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作为法官，他当然知道对方的代理人，天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列。周峤曾同他打过几次交道，对方的善辩和法理的严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难缠的家伙！更何况，身为经验丰富的对法理有过深刻研究的法官，他看到我们法律中致命的缺陷，正成为对方进攻的最有力的武器。周峤对所有犯罪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仇恨，这或许是源于还在小的时候，一直疼爱他的亲叔叔竟然在一个晚上被入室抢劫的强盗杀害有关，后来这个杀人犯被枪决了。但坏蛋的绳之以法并没有把叔叔换回来。潜意识中这促成了他日后对职业的选择。多少年了，痛失亲人的隐痛还令周峤无法真正忘怀，这或许也造成同行说由他审理的罪犯在法理的范围内判得特别重的原因。疾恶如仇。用这句话来形容“省十佳优秀法官”周峤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在面对“4·2”的三个凶手时，周峤却只有深深的叹息，他始终处于情与法这双重矛盾之中。以他的性格，他要用法律严惩三个凶手，但这是三个怎样的凶手？他们一点也不像凶手。而现在最让他气愤的是三个致害人的监护人自始至终否认他们的儿子会杀人，即使在面对沉甸甸的证据和致害人的供述，他们依然在强词夺理。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幼小的儿子之所以成为杀人犯，他们负有重大责任？ 一直没说话的司马望，这时忽然说，周峤，我来开车吧。
周峤吃了一惊，回过神来，笑道，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还在考驾照，证还没拿到呢。马上到沙城了，担心交警！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司马望说，你知道你们法官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缺乏浪漫，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太严密。
这可不是严密，而是法。
周峤停下了车，两人互相换了座。司马望在开动车子的同时打开了音响，节奏感强烈的“沙啦啦”一点点地渗入他们的心中。司马望的车子开得很平稳，在进入沙城时果然一路上碰上了几个交警，但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司马望不无得意地看了看有些紧张的周峤说，这就是法，如果你没有违法，法就对你形同虚设，这也是很多公民没有意识到法始终在他们身边的原因。
事实上，你已经违法了，无证驾驶。周峤并不赞同司马望的观点。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是形式上的违法，只要我不出什么交通事故，在内容上我就没有违法，这时，法对我就无可奈何。“4·2”的三个致害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事实上犯了法，在形式上则没有犯法。司马望把车子停在了沙城小吃街前的停车场上，突然叫了起来，周峤，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周峤若有所思地打开车门，环视沙城的夜景，问道，你又有什么歪论？
司马望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抖了一下烟灰，兴奋地说，就是……我们法律的实质是如果在形式犯罪和事实犯罪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选择的是形式而不是事实，这也是法与情本质的区别。
周峤自嘲说，司马，你说的不无道理，可这是强盗逻辑，和那个掩耳盗铃差不多。
怎么会一样呢？司马望来了劲。
而周峤已领头走进了沙城小吃街。表面上他不屑于与司马望理论，实际上，司马望的话正触动了他心中那根因“4·2”案变得格外敏感的法律神经。
沙城是一个以小吃打出品牌的小县城，隶属于三平市管辖。市区虽然不大却是相当繁华，素有三平市的小香港之称。沙城人在历史上就以经商出名，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的经商才干没有用武之地，反而用在赌博上，因此，沙城一度以“沙城赌徒”而出名。当时，周峤刚到法院工作，也曾跟着资深的法官前辈办过几个因赌博引起的案件，那时候，沙城的治安状况很糟糕。后来，有了政策，沙城人的才干有了用武之地，竟用不显眼的小吃做成了大文章，曾经怎么也打不绝的赌博也基本消失了。现在沙城的小吃品牌已打到全省全国各地。由此可见，治安状况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所谓饥寒起盗心，其实正说明社会稳定则犯罪减少这个最浅显的一个道理。
他们没有找到老同学鱼头，鱼头的手机没有应答。沙城的美味小吃已提不起记者司马望的兴趣，甚至有味同嚼蜡之感。对于法官周峤而言，他来沙城的目的似乎不是吃小吃，而仅仅是开着车找老同学说说自己的困惑而已。不错，面对着“4·2”凶杀案，周峤这个在法海里浸淫多年的法官，第一次因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子乱了方寸。作为法官，他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而作为普通人，感情上却无法接受法律可能面临的失败，但他别无选择。
现在，身为一位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法官，周峤其实已經看到了案子最后的结果。这使他不由得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
返回三平城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在疯狂的迪斯科音乐伴奏下，刺穿黑夜的车灯像两条疯狂的毒蛇，肆无忌惮地游动着。
六
李明推出摩托车时，似乎感到身后投过来许多指指点点的目光，这目光极有分量，压得他有些抬不起头来。他跳上车加大油门，直到车子出了小巷汇入大街才松了口气。
我有什么错？你们犯不着那样！把这事情放到你的身上来试试？你们是坐着不知站着的脚酸，别以为我是贪几个钱，我不过是想把我儿子早点弄出来。我人穷志不短，虽说我下了岗靠跑摩的弄几个钱，可我是凭力气吃饭，不取不义之财。什么？你们说我现在就想弄几个不义之财？天地良心，这都是人家刘建成老板的主意，我不过是跟着跑跑龙套，要说有什么歪主意，我一个摩的司机能有几壶尿水？话说回来，死的也就死了，你们也犯不着让三个孩子白白赔进去。让我领回家去，看我抽我那不争气的有辱先人的儿子。什么？说他杀人？这个我想公安的同志早有说法了，我没话可说，我可不像人家刘老板和凌干部，我承认我儿子害了余光辉，可那是小孩子们办家家，闹得过火了一些，我小时候也让同伴拿刀砍过，这脖子上还有疤呢，差点就没了命，你能说小孩子打架就是要杀人吗？不能吧？对了，你们说我们三个家长就不难过？不难过是孙子！就是刘老板和凌干部，打这叫什么让国家赔偿的官司也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理直气壮，还是那个陈列律师开导我们，说是国家弄了这么些法律就是让聪明人干坏事有个说话的理由。
李明听到了有人叫摩托车的喊声。
说你呢，摩托车，摩托车过来。
喊叫的人看到摩的司机脸上凶狠的表情愣住了。
你叫谁呢？
叫你啊，我……我要坐摩托车。
我有名字，我不叫摩托车，我叫李明，懂不懂？
李明？哈，我还是王涛呢。你那车上又没写名字。你不叫摩托车又叫什么！
叫什么，我让你知道我叫什么。李明的眼前升起一片红色的烟霭，他从摩托车上下来，他觉得自己浑身都是乱七八糟的力量。
司马望急步走进三平市三里区城关派出所，对迎上来的所长急切地问道，谁一定要见我？不会是我的什么亲朋好友落入你们魔爪吧？
所长听了司马望半开玩笑的话就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也没什么大事，在大街上打人，把他弄进来，却莫名其妙地要见你这大记者，我们也觉得奇怪呢。
透过窗户，满腹狐疑的司马望看到蹲在墙脚、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明，差点笑出声来。他当然记得这个李明，在案子破获以后，他还专门对三个父亲进行了采访。但现在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打人倒像是被人打。所长看出了司马望的疑虑，就又好气又好笑地解释说，是不可理解，硬揪住人家非让人家打他一顿不可，说是打他一顿就可以免费坐摩托车。刚好被我们碰上还硬说是自己动手打人。你说这人是不是变态？所长关切地问记者司马望，这个人你熟不熟？ 司马望和李明走出城关派出所。司马望多少有些厌恶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他等着对方开口。
看来挨了一顿打的“4·2”凶杀案致害人的监护人心情不错，他请司马记者坐上摩托车时，甚至在鼻青脸肿的脸上挤出一个不无讨好的笑容。当摩托车拐上紧挨江滨公园的江滨路，司马望的忍耐终于到了限度，不无嘲讽地说，你把我叫来就是让我把你从派出所弄出来，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司马记者，我承认我儿子杀了余光辉。
司马望听了李明的话又差点笑出声来，说，你们承不承认有什么关系？证据摆在那里，法是以事实来说话的，而不是你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我们昨天开会了。
开会？
停住车，李明从皱巴巴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同样皱巴巴的香烟，说，司马记者，你抽烟，是好烟，七匹狼，昨天开会时刘老板递过来的，我一直舍不得抽。看司马望点着了烟，李明才松了一口气，又说，我知道参加这个会不对劲，刘老板和凌干部都让陈律师要国家赔钱，在会上，刘老板说了，国家赔了钱他一分也不要，全给我和凌干部。这钱我本不想拿，可不拿也不成，我还得付给余子平赔偿呢，靠我这摩托车就很吃力。所以，我也同意让国家来出这钱，陈律师说了，按国家的法就该赔我们，司马记者，是不是这回事？
司马望听着眼前这个摩的司机极朴实的算计，能想象得到他所说的会是怎么一回事。司马望很气愤，但他实在找不出对方的算计有什么错。司马望猛吸几口烟，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你们想得很周到。说说，你们开会还有什么决定？
司马记者笑话了，就是几个人一起议议事，我一个文化不高的摩的司机，能有什么主意？就是听大家的。可我是有些不自在，我儿子杀了人，说起来也是小孩子不懂事，既然国家有那法摆在那，说我儿子这年龄杀人没罪，国家总有它的道理。
司马望现在的心情完全平静了，作为一位自始至终一直跟踪关注此案的记者，听了致害人监护人的这番话，他窥视到了围绕本案一直以一种对抗姿态出现的致害人一方真正的心理。他们在操作那些“阳谋”的同时，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换句话说，从法的角度而言，他们并没有错，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法的准则里，或者说，他们同样在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而脱离了法的范畴用感情来行事的恰恰是自己、被害人的父亲、成禛，以及绝大部分的三平人，包括法官和政法委及司法局的领导！想到这些，司马望在心灵深处产生了深深的震惊！司马望深吸口气，他用缓和的口气鼓励李明继续说下去。
李明有些惊讶司马记者态度的变化。这个瘦小的摩的司机嗫嚅地说，说笑了，司马记者当然比我懂得多了。
司马望感觉到对方情绪上的微变，忽然笑道，看你这样子不像是打架的人。
李明叹口气说，司马记者，从我儿子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认识的人都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知道他们在说，这个杀人犯的父亲真不知羞愧啊。我就想叫人家打我一顿。我哪知道那小子学习没落下，倒把个思想搞坏了呢。全班那么多学生不坏，就他变坏！也怪我平常不给他零花钱。说着，这个瘦小的男人就声泪俱下了。
司马望面对“4·2”凶杀案致害人的父亲无言以对。
七
天气依然是那么闷热，秋老虎其实早已过去，而三平城还一点也没有冬天的迹象。
这是三平市有史以来的最没有理由的一个暖冬。
从北方回来的余子平一踏上三平的土地就感受到三平城冬天闷人的热量，老远他就看到在出站口翘首顾盼的鲁桂花。
依旧穿一身裙装的鲁桂花显然精心修饰了一番，淡薄脂粉下露出的是三十多岁女人所拥有的平静如水的笑容，给人一种有韵味的恬静之美，不失热情又不失含蓄，而这也正是这个年龄的女人真正魅力所在。鲁桂花接过余子平行李时，手被余子平轻轻地捏了一下。女人脸上浮现的微微羞涩，从余子平的心中颤颤地划过，余子平就没来由地舒了口气。
把车子卖掉远离三平城的日子并不能抚慰余子平的心，时不时总在心头掠过一种说不上来的心悸。经过权衡之后，余子平听从鲁桂花的劝说卖掉了出租车，确实，在儿子余光辉出事之后他就会时不时地走神，显然不太合适再从事开车这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行当。卖掉车后他去了哥哥所在的城市，和已决定老死他乡的母亲相处了一段时间。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有关余光辉这个雷区，但有时候，余子平偷偷地观望因失去爱孙而明显苍老许多的母亲，男儿泪就忍不住要掉下来。在余子平心中最可怕的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這种痛楚和心悸是在当初余光辉的母亲离家出走时也没有过的。余子平终于不得不承认回避三平城并不能使他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在接了鲁桂花的几个电话之后，还是决定回到他还道街的老屋。
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余子平和鲁桂花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出租车司机面无表情地把车子开出火车站驶上通往城西的环城路。余子平当然熟知司机这种面无表情的表情，他知道在司机的眼里，他们是一对乱七八糟的狗男女。余子平几乎有些恶作剧地把嘴唇压向慌乱躲避的鲁桂花。
关上房门，行李和衣服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几乎没有任何言语，余子平和鲁桂花像急于完事的嫖客和妓女一般，在宽大的床上纠缠成一团。直到激情渐渐平息后，鲁桂花才不好意思地笑道，一来就干这事，好像刚上岸的海员一样。
余子平望着头发凌乱一脸羞妇之色的女人说，桂花，我们结婚吧。
你别说笑了，我知道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你不是早说过你这辈子不会再结婚了吗？
余子平看着幸运小吃店女老板那张涨红的脸说，现在不一样了。
事实上，真的与以前不太一样了，起码从表面上看余子平的失子精神创伤已经抚平。在把女人鲁桂花带到还道街22号的老屋之后，余子平让鲁桂花操办了一桌酒席。酒席就摆在老屋大厅，客人则是三平兴平律师事务所的李小林律师、《三平日报》法制版的编辑司马望和三平师范附小的老师成禛。
这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酒席，当然也不是什么鸿门宴。事情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案情在法律的引导下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变化已经超出了普通情与法的范畴，而且结果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绝大多数人不愿承认的方向。尽管最后终审的结果还没出来，但“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及其监护人状告省监狱管理局违法收容三个致害人的行政诉讼案，几乎可以肯定将以国家对他们进行赔偿而结束。法院震慑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涉，以及出于平息三平人不解和疑惑的考虑，已通过辩护律师传达了希望被害人的监护人重新申诉要求增加致害人及监护人的精神补偿费。这可以说是法院在法的缝隙中寻求道义和民众理解唯一的选择。 作为代理人，李小林律师在酒席还没开始时趁主人不在的时间，向记者司马望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看上去瘦了许多的小学女教师，首先表示了对李小林律师判断的怀疑，说，不会吧？李律师，虽然再高的精神补偿费也不能弥补余子平的精神伤害，但我想余子平不会放弃这个打击对方的机会，太让人气愤了，杀了人还要赔偿！年轻的女教师感情偏向顺理成章，案情变化至此，使她几乎忘了杀人者并非职业杀手，其中还有曾被她称为祖国花朵的学生。
很显然的，三个致害人监护人的举动伤害了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人。
李律师对涨红了脸的女教师报以理解的笑，如果排除职业的成分，他对此也是愤怒的。他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的司马望说，事情是不太好，我作了努力，可我的委托人对申诉似乎不太感兴趣。
司马望说，也许是这样，现在这个案子似乎牵涉更复杂的内容。
不错。李小林律师说，司马记者你是写文章的，一直对此案进行连续报道，你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或许能看出我们从法的角度看不出的问题。
司马望摇摇头说，从本质上说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想，现在法院包括市政法系统的领导关注此案，并鼓励余子平重新对精神抚慰费进行申诉，并不是从受害人本身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维护法律尊严以及人心道义的角度出发的。
李小林点点头表示赞同，所以说并不能要求我的委托人来履行这个强加给他的道义任务。钱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
成禛对两个人外交辞令般的话是不满的，起身离开了。她有些伤心，司马望是从何时开始也变成这种冷冰冰的有理智的动物！她没来由地觉得自己的感情无形中受到了伤害。
酒席的气氛是压抑的，大家都有些心照不宣，包括能言善道的李律师。一直努力调节气氛的是鲁桂花。说些不关痛痒的话，吃着正宗的三平本地人的家乡菜。余子平不是个善于说事的人，除了感谢几位这一向对他的关心之外就没有别的话了。后来还是李律师提起了话头，余子平才环视大家一眼说，我不想申诉了。
你都知道了？急着说话的是成禛，他们正在打行政官司，国家要对他们进行赔偿。
余子平喝了一口酒说，小成老师，我知道，可我真的想结束了。
司马望说，你真的不申诉？余子平，按法院算出的赔偿额，如果你放弃申诉，那么，扣除法院所判决的赔偿数额，对方似乎还可以赚钱。
余子平不吭声。
鲁桂花为几个人倒满了酒说，今天子平叫大家来就是告诉大家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他不想再上法庭了。
那不是便宜了杀人犯！成禛先忍不住叫出声来。
从法律上说，三个未满14周岁的致害人不能叫作杀人犯。李律师纠正成禛的说法。
成禛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司马望说，余子平，法律给你申诉的权利，你不要浪费这个权利。
余子平看着司马，望低沉而坚定地说，我可以放弃它，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管对方是不是得到国家的赔偿，是不是赚钱！
鲁桂花忽说，我们要结婚了。
司马望和成禛走出这座充溢着悲伤的老屋时，回头看到门口屋檐下站着的互相揽着的余子平和鲁桂花。司马望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触动。他想，对余子平而言是该结束了，他们没有权力要求他再去做什么。包括法院以及所有关注“4·2”案件的极力要主持道义的人们，其实都是非常自私的。法，从来就不可能理解人的感情深处的东西。
成禛则是不快和气愤，在走出还道街后还恨恨地对司马望说，太不可思议了，居然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什么法？杀了人还可以赚钱！
司马望揽住女友的肩膀，开玩笑说，你也该结束了，凶杀案总是在发生。
成禛忽然严肃地问司马望说，你的报道还写不写下去？
司马望愣了一下，叹口气说，不写了，市政法领导明确指示，不能写这国家赔偿官司，怕刊登出来影响不好。
成禛就冷笑道，既然知道影响不好，为什么还要判他们赢？
这是法律。司马望奇怪女友情绪的变化，说，好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除了其中两个主角是你的学生之外，和你没有其他的关系。
成禛把头靠在了男友的肩上，轻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我……可我怎么也忘不了他們当着我的面讲述杀人过程的情景！司马，你说他们怎么能把杀人讲得那么轻描淡写呢？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啊？或许真的像他们家长说的那样，是不是公安弄错了？
司马望面对女友的询问无言以对，他只能把成禛揽在怀里，轻轻地抚摩着她的长发说，或许因为他们都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吧。其实，司马望永远也无法明白“4·2”凶杀案对年轻的女教师所产生的影响，但他敏感地感觉到怀中的女教师此刻是如何的脆弱和无力。
一阵晚风扯散了成禛低声的一句话。成禛说，我不当老师了。
司马望没有听到这句话。
八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好似刚刚被打磨过一般，亮得人眼花缭乱。
李明走出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似乎有些受不住这灿烂的光明，下意识地挥手在眼前挡了挡。但光线还是晃花了他的眼，在门口的石阶上他一脚踩空，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他看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大坪那边的停车棚里，也是涂满了亮亮的光。他被人牵了起来。怎么了？李明，我们赢了，你是兴奋得脚软了？哈哈。李明看到刘建成胖胖的脸上堆着的笑意，还有凌干部极为放松的表情和眼角的泪花。现在，李明有些适应这灿烂的阳光了，他把举着的手放下，也笑着说，对对，我是高兴，过些天我们的儿子就可以回家了，没听错吧，法院刚才是这么判的？
没有错，我们赢了官司，国家不仅马上要放回我们的儿子，而且还要赔我们钱。凌兴业说话的语调是平稳的。
哈，李明，你不用再跑摩的来付赔偿费了，国家赔给你儿子的钱就足够了。刘建成掏出手机掂来掂去，说，这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走，到我店里去，我们好好喝两杯。还是法律好啊，法律是讲理的，你们说是不是？说我儿子杀人！杀了人又怎么了？你们要置他于死地！你们看看，好在有法呢，不是你们几个法官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以后看来干什么事都要琢磨琢磨法，这里头的学问，就是大啊。 说好了等会儿在“又一村酒家”碰面，李明看着凌干部和刘老板坐进出租车，才慢吞吞地去车棚推摩托车。已近中午时分，太阳比方才更猛烈了一些。这哪像是冬天的太阳啊？连李明自己都奇怪今天怎么那么讨厌太阳。刘老板和凌干部的笑有些太那个……太嚣张，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摩的司机李明不太喜欢，这给他一种好似干了一件落井下石坏事的感觉一样。居然还能赚钱！这是李明怎么也想不到的，这也使他有些心虚，做了贼一般，或是做了强盗，明火执仗。不错，那些法官和司马记者的表情都不太好。现在李明都回想不起来方才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像木偶一样按陈律师说的那样说了做了，只是自己总忍不住心虚，这让他很佩服刘老板和凌干部的从容和理直气壮。现在，跨上摩托车的李明还是心虚得不行，他一个下岗工人摩的司机，居然到法院这种地方说到了理，你说他能不心虚吗？虚，不仅心虚身体也有些虚了，感觉着往日最喜欢的好天气，那热烈的阳光，今天沉甸甸的，令他的脚步也有些发飘。
李明用力踩了一下油门，摩托车像一条漏网之鱼，急急地窜出了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他当然没有注意到在中院四楼的一个窗口，有两个人自始至终目送着他的离去。
周峤和司马望站在窗前看着李明的摩托车远离了视线，才重新坐回办公桌。
周峤农民一般粗糙的脸毫无表情，他递给司马望一支烟，自己却不吸，而把烟在手上翻来翻去。看司马望吐出一口烟雾后说，司马，上面已说了不能报道，你还抄这些材料，有什么用？
司马望边往采访本上记着什么，边说，抄着玩玩，让自己想一些东西吧。
你想到什么？
司马望没有回答，忽然指着材料说，你们这些数据是怎么算的，那么精确？你看，李思明25734.4元，刘小巍26607元，凌飞26959.8元。
周峤说，这是依据国家赔偿法算出来的，以当年为标准，每天赔29.4元，你看，三个致害人李思明、刘小巍、凌飞的收容时间分别是876天、905天、917天。
原来这么精確。司马望不无嘲笑地说，弄了半天国家是最大的输家，赔本只是赚了吆喝，最大的赢家倒是杀人犯。他们杀了人还赚钱，当然是略有盈余。
周峤也笑了，看不出我们司马记者还挺有正义感。
我这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周峤和司马望相视涩涩一笑。
一切得到了预知的结果，身为法官的周峤倒没有情绪化，若有也仅是在结果出来那一刻，而这结果正是他亲自充当了法的代言人。在法庭上他是法的化身，而不是一具血肉之躯，他是推动法这严密程序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说，他是法这部庞大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他是麻木的、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从情理上无理的赢家那得意的笑，并不是法的组成部分，所以他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法啊，即使是国家，超出了法的范畴也是法所不容的。现在，唯一让法官周峤感到沮丧的是当初法院在把“4·2”凶杀案三个致害人送交省监狱管理局收容时，所有参与的执法者多少有情感的偏向，而做出了没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将三个未满14周岁的致害人收容的决定。
司马望窥探到此刻法官周峤心中的想法。他合上了材料，突然直视周峤说，现在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说当初的收容违反法律规定，那么，三个致害人是否可以没事人一样回家呢？
周峤愣了一下，说，不错，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把三个致害人移交其监护人进行教育，并由学校在校规校纪范围内进行处罚。
司马望忍不住微微冷笑道，可我怀疑这是否对三个致害人有警示作用！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极为不利的。而我们都知道犯罪主体的低龄化，这些年有发展的趋向。
周峤就叹了口气说，司马，你说的正是我想的。
司马望其实也知道他并不能得到什么满意的答案，他打开采访本写下“未成年人犯罪”几个字。停了停，又在字的后面重重地打了一个问号和叹号。
而此刻，三平师范附小的年轻女教师成禛正在三平北站的候车室等待一趟离开三平城的动车。
这是一个温暖得不成样子的冬天，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可怕地混淆着季节的概念。成禛想了想，走出候车室，拨通了一个号码，在听到忙音之后放下了手机。
选择在寒假来临之前请这个长假是成禛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那天她对司马望说出那句话后她自己先吓了一跳。真不当老师了？成禛问自己，然而她找不到确切的答案。的确，自从“4·2”凶杀案后，成禛对自己的职业就陷入了信任的危机，她无法再从容地面对讲台下可能出现的花朵般稚嫩的凶手。她边讲课边想，他们吸收了什么？他们是否想着下课后采取什么行动？成禛现在能做的只能是逃避，她需要远离三平城，远离她熟悉的环境之后，理智地对她的职业进行重新的选择，当然还包括爱情。想到爱情，成禛自己就吓了一跳。是啊，那与这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所有的人也包括成禛自己并不能确切地说出“4·2”凶杀案与她的爱情有什么关系。
冬天的阳光也可以这么灿烂啊。成禛站在宽阔的三平北站广场上，微微有些惊异。她眯起眼睛抬头对着太阳撩了一眼，觉得轻松得没有理由。
成禛又拨了手机，在听到了司马望熟悉的声音后，无声地笑了笑，挂上了电话。
九
12月4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天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三平市的大街上挂上了许多宣传法律法规的标语。
这时，那个剃着板刷头表情严肃的少年蹲在星辰网吧前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他手上拎着一条拴狗的铁链，时不时地甩那么一下，显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这个冬天终于开始有了冬天的样子，带着潮湿气息的阴冷的风下流地在这个城市游荡，时不时像蛇一样钻进你的衣缝里，拿那双肮脏的手抚摩你，让你不知所措地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紫荆树的叶子却依然不知羞耻地生长着，混淆了季节的概念。
那个少年忽然起身走到了紫荆树前，他当然也为在这么阴冷的天气中这种叶子像蝴蝶的树居然挺着这么绿的叶子而奇怪。少年似乎想了一会儿，就对着树踹了几脚。喂，你干什么？小孩。说话的是在人行道上经过的一个中年妇女，她说，这树会被你踢伤的。中年妇女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她发现这位唇上刚冒出毛茸茸胡须的少年眼睛里射出的是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称的冷漠。中年妇女显然吓了一跳，躲开少年逼过来的目光，急急走了。 悄然出现的另两位少年终于使这位掂着铁链的少年表情松弛了。他撇撇嘴，不无生气地对两位少年说，老二老三，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我都等得不耐烦了，像你们这么磨磨蹭蹭，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混！
没办法，我爸非要我当他酒店的二老板，这些天我就没消停过，陪这个科那个长的喝着，说是带我蹚路子。说话的是老二，他偷觑老大的脸色，不无讨好地说，老子才不管那些人。
看样子无疑是老三的少年却显得有些沉默寡言，在老二说话时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网吧的帘布。直到老大有些愠怒地问他话，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爸爸看我看得紧，他还想让我上学读书。
你别臭美了。老大的脸上不由得浮上了一层厚厚的嘲笑，大声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杀人犯！学校早就没你这个人了，也没有哪个学校敢再要你。想上学，做你的千秋大梦！你老爸还以为自己是谁啊！哈哈。老大说到最后终于忍不住大声地笑起来。
老三说，那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上什么学，老子还不稀罕呢！威哥说了要带我们一起混，还怕来不了钱？就你们两个老爸，也就比我老爸开摩的强一点，还比不上威哥的一个小指头呢。老大有些为老三的执迷不悟生气了。他把一直在手上甩来甩去的铁链远远地抛出去，铁链滑出一条抛物线后挂到了邻近的另一棵紫荆树张开的枝丫上，像一条烂肠子一样晃动着。被吓着的行人有些恼怒地瞪了老大一眼。老大的眼光却看也没看一下。
老二附和着老大笑了几声，看着低头情绪低落的老三，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好了，好了，现在我们有钱了，我老爸现在给我开工资了。老大，我说，我们三兄弟好不容易出来了，今晚我们找个地方好好撮一顿。
看到老二攥在手上花花绿绿的钞票，三位少年情绪明显高涨起来，商量了一小会儿，他们还是决定先进星辰网吧玩几局游戏，再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去去晦气。
三位嘴唇上刚爬上毛茸茸胡子的少年，掀开帘布钻进了网吧。网吧里浑浊的空气刹那间热情地淹没了他们。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绿 笙
绿笙，原名林域生，三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會委员。1991年曾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先后在刊物发表散文、小说作品2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永安笋商》《金沙县》《谢祐》《建莲古事》。作品获“古风杯”华夏散文大奖赛特等奖、三明市百花文艺奖一等奖、福建省启明儿童文学奖佳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