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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踏上海外打“黑工”之路，但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潮背景下，“黑工”们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被追打，最终被迫回国。
淘金梦破灭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带回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遣返审查所。
命运的交汇点
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里，郭福波从警察手上接过一碗方便面，焦急地询问着能否给老婆打个电话。
他是从首都机场被带回遣返所的。2009年3月6日，他拿着缺页的护照，忐忑地排在机场出关检查的队伍中，然而，他没能顺利出关。因为郭福波被怀疑是非法劳工，随后从边检现场被带到了遣返所。同车的还有一个山东大汉。
郭福波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2009年3月6日下午的遣返所很忙，关在他对面的那个山东“黑工”甚至都没吃上方便面。
从2008年11月开始，北京遣返所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明显增长。这个机构成立于1998年，起初主要负责对非法出入境及遣返旅客的审查处理和证件鉴别。后来，越来越多被遣返者需要审查看押，于是，新的职能应运而生。2009年前两个月，数字又有了新突破——他们共接收境外遣返的中国“黑工”500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潮率先影响了在国外的中国劳工，国际民工返乡潮悄然形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郭福波交代了在西班牙马德里打“黑工”的一切。但在回国前，他已经4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穿着工友给的运动服，这个38岁的男人无奈地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不是你的错，世界经济都这样了。”郭福波的妻子曾在越洋电话里这么安慰他。尽管如此，没有“赚到大钱”还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与郭福波相比，被黑中介骗到波兰的14名福建劳工的遭遇更加悲惨，他们仅仅打了48天工，便被波兰警方遣返回国，每人拿到的300欧元工资，相对于出国前借钱交的8.5万元中介费，杯水车薪。几乎与郭福波前后脚，他们被送到了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
出国淘金梦
2006年11月，刚到马德里时，郭福波还记得工作很好找。一个老乡引荐他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没问太多就让他从洗碗工做起，每月报酬300欧元，大约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
300欧元的薪水处于欧洲劳工的最底层。当时的郭福波是个彻头彻尾的“黑工”，没有健康证、居留证、工作证，甚至自己的护照也被“导游”骗走了。
同时和郭福波被遣返的山东人王绪森，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王绪森是通过“导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蛇头”，被带出去的。谈妥中介费后，操着青岛口音的“导游”，帮王绪森一手操办了护照和赴马德里的旅游签证。这些年在国内，以出国旅游的方式通过海关，最后非法滞留当地打“黑工”的方式非常流行。在福建、浙江、山東等沿海省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这些方式出国后滞留不归。
2005年4月19日，王绪森连夜从山东日照的家里赶到了首都机场，他身上穿着花了两百元新买的褐底白纹休闲西装。一个举着小旗、戴着墨镜的“导游”接过了他的护照。自此，6个月里他再也没见到自己的护照。
半年后，山东老家的人跟他说，护照已经被“导游”寄回了家。此时，他的护照已经缺少了关键的第9页、第10页签证，第8页和11页被胶水粘在了一起。
“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民，我懂什么呀。”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王绪森为自己开脱。
王绪森是带着出去打工的念头跟“导游”接触的。只不过，一切程序他都稀里糊涂，他按照“导游”的指示进京办护照、领签证。有了疑问，对方不让问，说再问问题就不带他出去了。老实胆小的王绪森自此不敢发问，花了7.8万元，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途中在法国转机。在他印象里，一路都是大城市。
他见到了“大铁塔”，“听人说那就是巴黎”。他还记得每次自由活动后，队伍里都会有人减少，从最初40余人缩水到二十几个，最终，连这二十几个也被“导游”遗弃在了西班牙马德里。
“他让我们等一等，然后就再也没回来”，王绪森当时一头雾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黑工”。
之后的几年，王绪森做过洗碗工、油锅工、建筑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打杂，半年前被老板辞退，从此便再也没找到工作。3月5日，再也捱不住的他买了机票回国，身上揣着最后的80欧元。
边检警方十分熟悉这种情况，一般“导游”将所有人带到目的国之后，一个人带回所有的护照，以旅行社整体的名义回国到大使馆“销签”，证明全团回国。
“销签”程序就是为了治理非法滞留的现象，然而“有些旅行社却在这里面钻了空子”，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一科科长刘兴和说，“导游”销签后撕去签证页，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当事人，从而“免除旅行社的责任”。
“我挺住了，可西班牙经济没挺住”
最初，一个人在国外，让郭福波最不能适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榨人的老板。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经常加班到后半夜。让他更难忍受的是老板的态度，经常使唤来使唤去的，晚上没有客人了，提前5分钟换衣服下班也要被骂。
慢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00欧元涨到了700欧元，出国之前借的钱都还上了，正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2008年10月的一天，他失业了。
没有任何理由，打了两年工的店主就把他辞退了。与他一起被辞掉的还有餐馆里所有打“黑工”的人。突然的失业让郭福波真实地体会到了经济危机的降临。
他所在的西班牙，截至2009年1月，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失业人口突破了3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8%。为了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西班牙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便是其中的一项。
从2008年底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雇佣“黑工”的老板处以最高6万欧元的罚款和36小时羁押。
自2009年2月下旬以来开始的各项大检查，让很多华人、华商忧心忡忡，更令人忧虑的是，个别华商仓库、店面分别遭到了警察部门、劳工部门的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抓捕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大力度的惩罚措施和一次次的突击检查，使得很多老板纷纷辞退“黑工”，郭福波的老板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刚刚渡过低谷的郭福波很沮丧，他开始关注当地华人报纸，试图寻找新的就业信息。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业华人跳楼、西班牙房地产走向谷底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周围没有居留证的华人也开始接连地失业。
2008年3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连任，他一向主张友善温和的移民政策。这曾让郭福波看到了些许希望，期待着再一次的大赦。谁曾想全球经济危机，让一切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甘心的郭福波走上大街不断找工作，绝望地发现没有居留证，没有地方会接收。“刚来的时候觉得打工苦，差点没挺过来，硬咬牙硬坚持，没想到我是挺过来了，西班牙经济却没挺过来。”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3.30
淘金梦破灭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带回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遣返审查所。
命运的交汇点
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里，郭福波从警察手上接过一碗方便面，焦急地询问着能否给老婆打个电话。
他是从首都机场被带回遣返所的。2009年3月6日，他拿着缺页的护照，忐忑地排在机场出关检查的队伍中，然而，他没能顺利出关。因为郭福波被怀疑是非法劳工，随后从边检现场被带到了遣返所。同车的还有一个山东大汉。
郭福波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2009年3月6日下午的遣返所很忙，关在他对面的那个山东“黑工”甚至都没吃上方便面。
从2008年11月开始，北京遣返所接收的境外遣返人员明显增长。这个机构成立于1998年，起初主要负责对非法出入境及遣返旅客的审查处理和证件鉴别。后来，越来越多被遣返者需要审查看押，于是，新的职能应运而生。2009年前两个月，数字又有了新突破——他们共接收境外遣返的中国“黑工”500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潮率先影响了在国外的中国劳工，国际民工返乡潮悄然形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郭福波交代了在西班牙马德里打“黑工”的一切。但在回国前，他已经4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穿着工友给的运动服，这个38岁的男人无奈地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不是你的错，世界经济都这样了。”郭福波的妻子曾在越洋电话里这么安慰他。尽管如此，没有“赚到大钱”还是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与郭福波相比，被黑中介骗到波兰的14名福建劳工的遭遇更加悲惨，他们仅仅打了48天工，便被波兰警方遣返回国，每人拿到的300欧元工资，相对于出国前借钱交的8.5万元中介费，杯水车薪。几乎与郭福波前后脚，他们被送到了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拘留室。
出国淘金梦
2006年11月，刚到马德里时，郭福波还记得工作很好找。一个老乡引荐他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没问太多就让他从洗碗工做起，每月报酬300欧元，大约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
300欧元的薪水处于欧洲劳工的最底层。当时的郭福波是个彻头彻尾的“黑工”，没有健康证、居留证、工作证，甚至自己的护照也被“导游”骗走了。
同时和郭福波被遣返的山东人王绪森，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王绪森是通过“导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蛇头”，被带出去的。谈妥中介费后，操着青岛口音的“导游”，帮王绪森一手操办了护照和赴马德里的旅游签证。这些年在国内，以出国旅游的方式通过海关，最后非法滞留当地打“黑工”的方式非常流行。在福建、浙江、山東等沿海省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这些方式出国后滞留不归。
2005年4月19日，王绪森连夜从山东日照的家里赶到了首都机场，他身上穿着花了两百元新买的褐底白纹休闲西装。一个举着小旗、戴着墨镜的“导游”接过了他的护照。自此，6个月里他再也没见到自己的护照。
半年后，山东老家的人跟他说，护照已经被“导游”寄回了家。此时，他的护照已经缺少了关键的第9页、第10页签证，第8页和11页被胶水粘在了一起。
“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民，我懂什么呀。”坐在遣返所的审讯室里，王绪森为自己开脱。
王绪森是带着出去打工的念头跟“导游”接触的。只不过，一切程序他都稀里糊涂，他按照“导游”的指示进京办护照、领签证。有了疑问，对方不让问，说再问问题就不带他出去了。老实胆小的王绪森自此不敢发问，花了7.8万元，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途中在法国转机。在他印象里，一路都是大城市。
他见到了“大铁塔”，“听人说那就是巴黎”。他还记得每次自由活动后，队伍里都会有人减少，从最初40余人缩水到二十几个，最终，连这二十几个也被“导游”遗弃在了西班牙马德里。
“他让我们等一等，然后就再也没回来”，王绪森当时一头雾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黑工”。
之后的几年，王绪森做过洗碗工、油锅工、建筑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打杂，半年前被老板辞退，从此便再也没找到工作。3月5日，再也捱不住的他买了机票回国，身上揣着最后的80欧元。
边检警方十分熟悉这种情况，一般“导游”将所有人带到目的国之后，一个人带回所有的护照，以旅行社整体的名义回国到大使馆“销签”，证明全团回国。
“销签”程序就是为了治理非法滞留的现象，然而“有些旅行社却在这里面钻了空子”，北京边检总站遣返所一科科长刘兴和说，“导游”销签后撕去签证页，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当事人，从而“免除旅行社的责任”。
“我挺住了，可西班牙经济没挺住”
最初，一个人在国外，让郭福波最不能适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和压榨人的老板。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经常加班到后半夜。让他更难忍受的是老板的态度，经常使唤来使唤去的，晚上没有客人了，提前5分钟换衣服下班也要被骂。
慢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工资也从最初的300欧元涨到了700欧元，出国之前借的钱都还上了，正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2008年10月的一天，他失业了。
没有任何理由，打了两年工的店主就把他辞退了。与他一起被辞掉的还有餐馆里所有打“黑工”的人。突然的失业让郭福波真实地体会到了经济危机的降临。
他所在的西班牙，截至2009年1月，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失业人口突破了3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8%。为了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西班牙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加大打击“黑工”的力度便是其中的一项。
从2008年底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雇佣“黑工”的老板处以最高6万欧元的罚款和36小时羁押。
自2009年2月下旬以来开始的各项大检查，让很多华人、华商忧心忡忡，更令人忧虑的是，个别华商仓库、店面分别遭到了警察部门、劳工部门的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抓捕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
大力度的惩罚措施和一次次的突击检查，使得很多老板纷纷辞退“黑工”，郭福波的老板也是其中之一。
这让刚刚渡过低谷的郭福波很沮丧，他开始关注当地华人报纸，试图寻找新的就业信息。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失业华人跳楼、西班牙房地产走向谷底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周围没有居留证的华人也开始接连地失业。
2008年3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连任，他一向主张友善温和的移民政策。这曾让郭福波看到了些许希望，期待着再一次的大赦。谁曾想全球经济危机，让一切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不甘心的郭福波走上大街不断找工作，绝望地发现没有居留证，没有地方会接收。“刚来的时候觉得打工苦，差点没挺过来，硬咬牙硬坚持，没想到我是挺过来了，西班牙经济却没挺过来。”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