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爱好者》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它的岁数比我还大。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妈妈跑到邮局给当时正在业余学习音乐的我订阅了几本音乐类刊物，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这个“音乐爱好者”。几本杂志改变了我的生活，而《音乐爱好者》很快成为了其中最令我爱不释手的一本。在听音乐会、听唱片、听音乐广播节目之余，读杂志无疑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扩大音乐视野的窗。无论是人物访谈、现场评论，还是新闻资讯，以及每期杂志附赠的唱片，都让我感到无比新鲜而向往。我总是坐立不安地盼望着新杂志早早地从上海寄到妈妈单位，再由妈妈带回家。从那时起，《音乐爱好者》便一直陪伴着我，直到今天。
　　十六岁时，我决心将来做一个音乐记者。我梦想着有一天有机会在《音乐爱好者》这本我最喜爱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我更加努力地学习音乐，希望自己未来能胜任与音乐相关的写作。

　　上了大学后，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我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那时我已经开始撰写和翻译一些与音乐相关的文章，课余在“古典音乐沙龙”网站担任编辑，就连学校的新闻写作课和评论课等，我都常以音乐主题的文章作为作业交上去。
　　2004年，在一位好朋友的引荐下，我第一次在《音乐爱好者》上发表文字，那是一则篇幅不太长的新闻资讯。此后，我偶尔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代表杂志采访、报道一些音乐活动。
　　2006年，我正式成为了《音乐爱好者》的驻北京记者。这在我意料之外，也在我期待之中。还记得当时编辑部特意从上海寄来为我印制的名片，名片的设计风格像极了杂志的封面，折射出一种精致而充满人情味的归属感。自此，我开始更多地为杂志采写各类文章，其中以人物访谈和新闻报道居多。由于编辑部在上海，身处北京的我主要负责采访在京或来京演出的中外音乐家，报道在北京举办的音乐活动。编辑部指派任务给我，也对我的音乐好恶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作为《音乐爱好者》的驻京记者，我有机会采访到许多中外音乐家和乐坛新秀，以访谈文章的形式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与《音乐爱好者》的读者们分享。
　　在微信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我和编辑部以及樊愉主编每每通过邮件或电话讨论稿件、沟通采访事宜。时代变迁，如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便捷，稿件的传播媒介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刊物，但编辑们对待每一篇稿件的热忱、专业和细致却从未改变，他们为杂志付出的心血有增无减。这些年里，我在一篇篇稿件从交稿到定稿的精进过程中向编辑老师们学到了很多可贵的东西。每次去上海，我最期待的日程莫过于拜访杂志的编辑部。平时，我与“爱编辑”越菲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如同时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上海的编辑部之于北京的我不算遥远，我们之间早已有了相当的默契。

　　我与《音乐爱好者》的缘分，由记忆中一个个或感动、或忍俊不禁的片段串起：
　　曾有几位素未谋面的读者在第一次见到我时惊讶地告诉我，读我的文字，以为作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十几年前，我在中国香港听一位我采写过的小提琴家参演的音乐会。音乐会后，我去到后台，突然听到身边热情的听众对那位小提琴家说：“我在《音乐爱好者》上读到过你的专访！”而那篇文章正是我在《音乐爱好者》上发表的第一篇人物专访。
　　我偶尔会收集一些旧书和过刊，其中包括一些早期的《音樂爱好者》。翻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爱好者》，我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为杂志的过往感到骄傲，更叹息“相见恨晚”。《音乐爱好者》杂志1985年1月号的封面人物是如今享誉国际乐坛的华人大提琴家王健，几十年前首登杂志封面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鼻梁上架副眼镜，意气风发地拉着他心爱的大提琴。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数次成为《音乐爱好者》的访谈对象和封面人物。
　　作为兼职，我时常遇到杂志采访安排与本职工作日程相冲突的窘况，因此与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采访机会擦肩而过。不过，我也有过几次“逃班”跑出去完成采访的“壮举”，真是提心吊胆却又义无反顾。也许，“音乐记者”才是我真正喜爱的职业吧。
　　某一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我在一场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上碰见了早年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姚彬老师。姚老师已经七十多岁，是《音乐爱好者》的忠实读者，她和先生已从上海移居中国香港多年。几十年里，她都是通过上海的朋友帮她订阅杂志再给她寄去香港。至今，每期杂志她都会仔细阅读。姚老师读过我的文章并给我鼓励，而她与《音乐爱好者》的故事连同那个大雨滂沱的音乐会夜晚一道，汇入了我脑海中有关《音乐爱好者》的记忆深处……
　　十几年里的很多个采访瞬间好像就在昨天，那些交稿日前的赶稿深夜教我常怀谦卑和感恩。一年又一年，从读者到作者，《音乐爱好者》在我的书柜里摆满了一层又一层。在我的世界里，它把我和无边无际的音乐时空相连，更将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相连。任何时候捧读它，我仿佛依旧是当年那个盼望着早早收到新刊的中学生“音乐爱好者”，永远怀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保持着心中那份最初的、单纯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