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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电影可不只有《猜火车》和《勇敢的心》。”导演罗伯特·雷(Robert Rae)说。雷是地道的苏格兰人,他现任苏格兰戏剧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曾从事舞台戏剧导演20余年。《幸福家园》是他的第二部电影,故事取材于1926年的苏格兰矿区工人大罢工,拍摄在苏格兰的小山村卡希尔(Carhill),也就是当年罢工中心法夫(Fife)煤矿的心脏地带。他说,最初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有很直接的缘由——如今经济危机后阴霾不去的英国,和1926年的英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1926年,英国面对严重的债务问题,普通英国工人都要面对削减工资和延长工时的处境。拥有矿场的资本家,同时也是钢铁厂的拥有者,他们人为降低煤炭价格,又通过钢铁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矿工工会领导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实施的严苛的薪资裁减案,在英国劳工权利斗争史中,这是由苏格兰矿工团体写下的宏壮曲目。”
然而,175万煤矿工人书写的浩荡斗争史,最终呈现在银幕上却没有想象中的壮烈恢弘,甚至是相反,明媚的田园风景里,三个苏格兰矿区家庭生活故事构成了整部影片。《幸福家园》里更多的却是寻常人家琐碎现实的烦恼:战场归来的麦克,忧心妻女的暖饱,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珍爱之至,因此在抗争和妥协中两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老鳏夫,正为待嫁女儿的身孕忧心忡忡;当然也有激进的当地工会领导一家,坚定地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信守着公平正义的理想,但矿工职业留下的“尘肺”疾患,使他只好坐在摇椅上,帮邻居抱一抱婴孩。
“最初,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事实上也正是那些细致入微的史料使我对那段历史越发着迷。但我认为,如今人们真要了解历史的原因、背景、结果等等,利用谷歌和维基百科便能查阅到充分的信息,所以我更愿意关心那些矿工个体的故事,他们是历史的主体。同时,我也不想讲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那是好莱坞喜欢的方式,但我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我希望电影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曾经的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且怀有怎样的希望?”
非专业的编剧
颇使人意外的是,《幸福家园》仅筹备已花足了三年时间,尤其特殊的是,从剧本阶段,已有三个工作组同时工作,这也就是罗伯特·雷所说的截然相反于好莱坞工业体系的电影制片形式。
首先是“故事组”。罗伯特·雷的工作方式是,利用“脸书”(Facebook)、博客、报纸、广播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找寻那些愿意讲述当年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会被记录整理收集,编纂成册,作为重要的口述史,随影片一道留存。
“最初我还是按照史料上的线索,去寻找那些能讲故事的老人家,为剧本的准备阶段完成采访工作,但几乎每找到一位老人家便能又额外得到一串名字,人们的讲述热情打动了我,使我对过往的兴趣超越了剧本的范围,于是收集故事甚至比剧本本身更为迫切。”
最早接触1926年的命题时,罗伯特·雷和很多人一样,相信那时候人是不同的,而当越来越多的故事记在心上,他反而深深感到人们的喜怒哀乐在80年中,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罗伯特·雷因此虚构了三个或者完整或者破碎的平凡家庭,尽力用每一条人物关系线索,最大限度地呈现这些情感。他希望能尽量真实地去运用那些素材,而不是故意去添加太多的戏剧性,“留住真实的底色”。
因此,这个故事工作组的编剧成员中,不乏像罗斯·威尔森(Ross Wilson)这样来自于矿区家庭的普通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编剧训练,但凭借有关祖辈、父辈的记忆,人们生活的饮食起居细节,工友之间的交谈方式,尽在他们所深谙的旧时掌故之中。
表演工作坊
与剧本工作组同时展开工作的,还有演员工作组,更类似于表演工作坊的性质。导演希望,从90岁的老人家,到只生下来10天的小婴孩和想要在镜头前一试身手的人们,工作组都给予全程的帮助,有专业团队提供基础而实用的表演知识,根据每个人的体貌性格特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使得他们能从容不迫地面对镜头,留下那个在角色中的自己。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剧组采用具有互动性质的工作方式。我们传授一些方法论,但在诸如念剧本的练习过程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成为我们的电影的指导老师。比如老一辈苏格兰口音究竟是怎么发音的,真正的苏格兰矿区的人们讲话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顿挫、语调,那些地区性的俚语、动作等等。”
电影里麦克的小女儿,便是现实中如今已近九旬的玛格丽特,她的父亲当年参加了“一战”,战后又投身这场斗争。影片里麦克曾将代表战争荣誉的勋章丢进了河里,而留下了罢工运动的荣誉勋章,玛格丽特的父亲做出过一模一样的举动,而玛格丽特至今珍藏着父亲选择留下的那一枚勋章。
“第一次开始念剧本的时候,玛格丽特便大哭了一场。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的经历中,那些不开心的日子,多半因为父亲的消失,而家中的长辈是不那么容易谈起她父亲的,她总是听别人在说她父亲又进了监狱;少女时代,那些天主教的女朋友们又对她百般排斥,因此她在心中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直到这部电影,她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作为,并且深深为之骄傲。”罗伯特导演说。
开放的平台
为了重现80年前的法夫矿区,道剧组花了三个月搭起了整条街的布景,而前来参与这部电影的人们喜欢在这个布景前争论不休,我家曾经这样,我家曾经那样,甚至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带来了自己的“人生珍藏”,其中有小时候的旧玩意儿,或者是那些已成为家族纪念物的旧家什。
“索性我们又成立了第三个工作组,也是开放的平台,不管你想动手在镜头里留下你的手艺,还是给我们提出大大小小的意见,这个道具工作组随时欢迎他们加入。”
罗伯特·雷的妻子海伦·特鲁(Helen Trew)是英国资深的戏剧、电影制作人,而在这部电影中,她更多的是在充当管家的责任,她更愿意称之为“幸福职业”。正如《幸福家园》中,罢工矿区工人们自发组织成立了食堂,人们将为数不多的食物聚拢在一起,彼此分享,现实中海伦也为电影剧组建起“电影食堂”,且规模惊人——三年中的每一天都会有几百个人在一起吃饭。
“这确实并不便宜,几乎成为制片中最多的一部分花费,但我们觉得分享食物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捷径。不管你只是路过好奇来这个剧组看一看拍电影是怎么回事,还是到这里讲故事,读剧本,做道具,你都可以坐下来,和大家一起享用食物。”
常常不只食物而已,海伦说,她的职责是让每个人感到自己是包容在内,同时也是被妥善照料的。比如扮演麦克的演员,在现实生活里是一名单身父亲,他热爱这个角色,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剧组希望他能够完全无忧地投入拍摄中,海伦便会安排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女士,能在他前来工作的时候,照料他的孩子。
“开始人们很惊讶这些安排,很不习惯被照顾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当下的现实是,我们已习惯了哪怕在一幢公寓里做了几年邻居也彼此形同陌路。因此哪怕对我自己,这部电影的三年也像是重新学习走近他人的三年。”
尤其令罗伯特和海伦感到欣喜的是,虽然最初只有少数年轻人出现在剧组中,并且仅集中在表演工作坊的范围内,但随着有关这部电影的一切在互联网上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在电影剧组度过自己的周末时光。
“他们帮助抄写编纂那些口述史,更新我们的电影网站和博客,甚至参与厨房和木工的劳动。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法夫地区和很多传统的工业区一样,是低就业率、高辍学率,以及毒品泛滥的代表地区。以前我们几乎相信,对这里的年轻人而言,历史遥远陌生又无趣,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理解和相信过去的热情,曾经的温情。事实证明显然是我们错了,年轻人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冷漠,他们有愿望去了解自己来自哪里,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究竟是怎样的。”
“按照好莱坞的方式,电影是娱乐产品,他们制造明星,使之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制造高昂成本的梦境,使之成为某种精英文化的代表。而我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我们抵抗所谓电影就是用于消费娱乐的商品定义,我们打消电影的神秘感,分享乐趣和意义,希望使它成为一种社会、家庭的文化。作为本土的电影工作者,我更愿意视电影为我与观众情感交流的方式,也把它当作是积极参与社会、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海伦说。
“1926年,英国面对严重的债务问题,普通英国工人都要面对削减工资和延长工时的处境。拥有矿场的资本家,同时也是钢铁厂的拥有者,他们人为降低煤炭价格,又通过钢铁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矿工工会领导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实施的严苛的薪资裁减案,在英国劳工权利斗争史中,这是由苏格兰矿工团体写下的宏壮曲目。”
然而,175万煤矿工人书写的浩荡斗争史,最终呈现在银幕上却没有想象中的壮烈恢弘,甚至是相反,明媚的田园风景里,三个苏格兰矿区家庭生活故事构成了整部影片。《幸福家园》里更多的却是寻常人家琐碎现实的烦恼:战场归来的麦克,忧心妻女的暖饱,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珍爱之至,因此在抗争和妥协中两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老鳏夫,正为待嫁女儿的身孕忧心忡忡;当然也有激进的当地工会领导一家,坚定地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信守着公平正义的理想,但矿工职业留下的“尘肺”疾患,使他只好坐在摇椅上,帮邻居抱一抱婴孩。
“最初,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事实上也正是那些细致入微的史料使我对那段历史越发着迷。但我认为,如今人们真要了解历史的原因、背景、结果等等,利用谷歌和维基百科便能查阅到充分的信息,所以我更愿意关心那些矿工个体的故事,他们是历史的主体。同时,我也不想讲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那是好莱坞喜欢的方式,但我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我希望电影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曾经的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且怀有怎样的希望?”
非专业的编剧
颇使人意外的是,《幸福家园》仅筹备已花足了三年时间,尤其特殊的是,从剧本阶段,已有三个工作组同时工作,这也就是罗伯特·雷所说的截然相反于好莱坞工业体系的电影制片形式。
首先是“故事组”。罗伯特·雷的工作方式是,利用“脸书”(Facebook)、博客、报纸、广播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找寻那些愿意讲述当年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会被记录整理收集,编纂成册,作为重要的口述史,随影片一道留存。
“最初我还是按照史料上的线索,去寻找那些能讲故事的老人家,为剧本的准备阶段完成采访工作,但几乎每找到一位老人家便能又额外得到一串名字,人们的讲述热情打动了我,使我对过往的兴趣超越了剧本的范围,于是收集故事甚至比剧本本身更为迫切。”
最早接触1926年的命题时,罗伯特·雷和很多人一样,相信那时候人是不同的,而当越来越多的故事记在心上,他反而深深感到人们的喜怒哀乐在80年中,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罗伯特·雷因此虚构了三个或者完整或者破碎的平凡家庭,尽力用每一条人物关系线索,最大限度地呈现这些情感。他希望能尽量真实地去运用那些素材,而不是故意去添加太多的戏剧性,“留住真实的底色”。
因此,这个故事工作组的编剧成员中,不乏像罗斯·威尔森(Ross Wilson)这样来自于矿区家庭的普通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编剧训练,但凭借有关祖辈、父辈的记忆,人们生活的饮食起居细节,工友之间的交谈方式,尽在他们所深谙的旧时掌故之中。
表演工作坊
与剧本工作组同时展开工作的,还有演员工作组,更类似于表演工作坊的性质。导演希望,从90岁的老人家,到只生下来10天的小婴孩和想要在镜头前一试身手的人们,工作组都给予全程的帮助,有专业团队提供基础而实用的表演知识,根据每个人的体貌性格特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使得他们能从容不迫地面对镜头,留下那个在角色中的自己。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剧组采用具有互动性质的工作方式。我们传授一些方法论,但在诸如念剧本的练习过程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成为我们的电影的指导老师。比如老一辈苏格兰口音究竟是怎么发音的,真正的苏格兰矿区的人们讲话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顿挫、语调,那些地区性的俚语、动作等等。”
电影里麦克的小女儿,便是现实中如今已近九旬的玛格丽特,她的父亲当年参加了“一战”,战后又投身这场斗争。影片里麦克曾将代表战争荣誉的勋章丢进了河里,而留下了罢工运动的荣誉勋章,玛格丽特的父亲做出过一模一样的举动,而玛格丽特至今珍藏着父亲选择留下的那一枚勋章。
“第一次开始念剧本的时候,玛格丽特便大哭了一场。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的经历中,那些不开心的日子,多半因为父亲的消失,而家中的长辈是不那么容易谈起她父亲的,她总是听别人在说她父亲又进了监狱;少女时代,那些天主教的女朋友们又对她百般排斥,因此她在心中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直到这部电影,她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作为,并且深深为之骄傲。”罗伯特导演说。
开放的平台
为了重现80年前的法夫矿区,道剧组花了三个月搭起了整条街的布景,而前来参与这部电影的人们喜欢在这个布景前争论不休,我家曾经这样,我家曾经那样,甚至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带来了自己的“人生珍藏”,其中有小时候的旧玩意儿,或者是那些已成为家族纪念物的旧家什。
“索性我们又成立了第三个工作组,也是开放的平台,不管你想动手在镜头里留下你的手艺,还是给我们提出大大小小的意见,这个道具工作组随时欢迎他们加入。”
罗伯特·雷的妻子海伦·特鲁(Helen Trew)是英国资深的戏剧、电影制作人,而在这部电影中,她更多的是在充当管家的责任,她更愿意称之为“幸福职业”。正如《幸福家园》中,罢工矿区工人们自发组织成立了食堂,人们将为数不多的食物聚拢在一起,彼此分享,现实中海伦也为电影剧组建起“电影食堂”,且规模惊人——三年中的每一天都会有几百个人在一起吃饭。
“这确实并不便宜,几乎成为制片中最多的一部分花费,但我们觉得分享食物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捷径。不管你只是路过好奇来这个剧组看一看拍电影是怎么回事,还是到这里讲故事,读剧本,做道具,你都可以坐下来,和大家一起享用食物。”
常常不只食物而已,海伦说,她的职责是让每个人感到自己是包容在内,同时也是被妥善照料的。比如扮演麦克的演员,在现实生活里是一名单身父亲,他热爱这个角色,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剧组希望他能够完全无忧地投入拍摄中,海伦便会安排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女士,能在他前来工作的时候,照料他的孩子。
“开始人们很惊讶这些安排,很不习惯被照顾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当下的现实是,我们已习惯了哪怕在一幢公寓里做了几年邻居也彼此形同陌路。因此哪怕对我自己,这部电影的三年也像是重新学习走近他人的三年。”
尤其令罗伯特和海伦感到欣喜的是,虽然最初只有少数年轻人出现在剧组中,并且仅集中在表演工作坊的范围内,但随着有关这部电影的一切在互联网上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在电影剧组度过自己的周末时光。
“他们帮助抄写编纂那些口述史,更新我们的电影网站和博客,甚至参与厨房和木工的劳动。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法夫地区和很多传统的工业区一样,是低就业率、高辍学率,以及毒品泛滥的代表地区。以前我们几乎相信,对这里的年轻人而言,历史遥远陌生又无趣,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理解和相信过去的热情,曾经的温情。事实证明显然是我们错了,年轻人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冷漠,他们有愿望去了解自己来自哪里,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究竟是怎样的。”
“按照好莱坞的方式,电影是娱乐产品,他们制造明星,使之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制造高昂成本的梦境,使之成为某种精英文化的代表。而我们做的是相反的事情,我们抵抗所谓电影就是用于消费娱乐的商品定义,我们打消电影的神秘感,分享乐趣和意义,希望使它成为一种社会、家庭的文化。作为本土的电影工作者,我更愿意视电影为我与观众情感交流的方式,也把它当作是积极参与社会、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海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