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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里，我可能是最傻的一个。别人赚钱了，自己干点这，干点那的，包括有的人，偷税漏税什么的。我不这样，这些年企业赚的钱，除了企业日常性开支以外，我一分钱都没带回家，全部投入到新的投资当中去。我要证明：中国的农业产业化这条路是可行的，中国的农产品是不怕和任何国家竞争的，包括美国。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总说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就不 认同。去年，中央电视台搞的一个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两个研究员在台上，说中国农产品不行啊，WTO这个那个的。
我就没客气，反驳他们：“没那么严重！”
我当时说：“我告诉你一句话，美国佬绝对不会扛着猪肉到中国来卖。我做过调查，美国的猪肉成本就是比中国高，远隔重洋还想在肉类产品上打败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敢下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已经把美国市场了解了一个底掉。我们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的猪肉成本比美国低一半还不止，不信你美国人就来卖。不过，我要把你美国人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都“偷”来，让我的猪肉产品质量和美国猪肉是一样的，甚至超过美国。
所以，我后来跟美国PIC种猪改良集团公司搞合资公司，把美国的品种、技术、管理全拿过来。PIC的猪在公主岭养得非常好，所有农民养的都是我的猪。你美国佬不是比我强吗？我跟你合作，把你的东西拿过来。拿来不就变成我的了吗？我的起点就一下子提高了。现在，日本、欧盟的几个企业都来找我，说只要你按照PIC的规则养猪，我就进口。过去，他们不敢吃中国猪肉，说中国疫病什么乱七八糟的。
现在，我和美国PIC公司合作了以后，他们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那些分公司全出面证明：“在中国和老韩合作的公司养的PIC猪，比在美国养得好。”这不是免费做广告吗？
实际上，当初我做公主岭项目，搞农业产业化，所有的人都反对。那是在1997年，严格来说，做这个项目是需要有一点境界的。但我之所以要坚持，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应该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我追求的是：既有经济效益，同时又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我选择了农业。当时，没有人看好农业。可是，我认为这个项目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能带动几十万农民致富。我这个项目的结果，第一受益人是农民，养猪致富；第二受益人是政府，我这个项目只要规模一扩大，市场一打开，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10多亿、20亿，政府的财政收入会翻番往上增；第三受益人才是我。但是，农业项目投资特别大，见效慢。所以，最开始是全员反对，就我一个人坚持。后来，反对得都让我烦了。我就说：今后不准提反对意见。我倒不是压制群众，因为他们的意见我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再提也就是涣散军心，所以就不许说坏，只能说好。
现在这个项目做得有声有色，许多全球500强的企业都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合作。不过，我这人还有点虚荣心，不管跟任何老外谈，不管对我个人多有好处，我始终不做无原则的让步。
我们曾经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饲料公司谈判，因为他们的亚洲总部在韩国，所以来跟我谈的是韩国人，一上来就给我提了不少苛刻条件，我当时就烦了，说：“这样的人不和他谈。”后来，他们从美国总部来了一个高层，人家谈得很开明。我现在只和他们美国总部的人谈，不投资都行，技术入股。谈判总要互相尊重，不能全是你制定规则，我来遵守吧？
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算计别人，有诚意咱们合作，有问题咱们商量。我们与意大利泰戈纳戈里合作生产西式火腿，中国人不爱吃那玩意，全部返销欧盟、日本。老外的投资并不大，基本是20%到30%的股份。我想我把中国猪肉加工成西式火腿，拿到外国卖，不是好事么？利国利民利企业。
但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论焦点是订单问题，我要求他们订5年产品的订单。原因很简单，意大利火腿的设备专业性太高，除了做火腿，其他什么也不能干，欧盟和美国像变脸猴子似的，今天高兴了让中国产品进来，明天不高兴了怎么办？这个风险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合作。
他们说：“没问题，我们负责解决。欧盟不让进，我们可以卖到日本。”
我对他们说：“空口无凭。你们是企业，欧盟是政府，你们左右不了政府。一旦出问题，我3亿的投资在这搁着呢，你们才30%，70%的损失由我承担。所以，你们必须签5年订单，有银行担保。为什么我非得争取5年呢？我3年就把成本挣回来了，以后就不怕了。只要你们保证把5年的产品销售出去，我就不怕了。这样，我就化解风险了。”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与国际大企业合作时的原则。
第一，合资企业要在中国,这样谁也拿不走。
第二，合作必须有助于我的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有助于企业更快发展，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更快与国际接轨。
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后就全球化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了，所以谈“爱国”也土了，谈“社会责任感”也过时了，其实，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如果他的产品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他怎么可能给自己创造财富呢？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总说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就不 认同。去年，中央电视台搞的一个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两个研究员在台上，说中国农产品不行啊，WTO这个那个的。
我就没客气，反驳他们：“没那么严重！”
我当时说：“我告诉你一句话，美国佬绝对不会扛着猪肉到中国来卖。我做过调查，美国的猪肉成本就是比中国高，远隔重洋还想在肉类产品上打败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敢下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已经把美国市场了解了一个底掉。我们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的猪肉成本比美国低一半还不止，不信你美国人就来卖。不过，我要把你美国人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都“偷”来，让我的猪肉产品质量和美国猪肉是一样的，甚至超过美国。
所以，我后来跟美国PIC种猪改良集团公司搞合资公司，把美国的品种、技术、管理全拿过来。PIC的猪在公主岭养得非常好，所有农民养的都是我的猪。你美国佬不是比我强吗？我跟你合作，把你的东西拿过来。拿来不就变成我的了吗？我的起点就一下子提高了。现在，日本、欧盟的几个企业都来找我，说只要你按照PIC的规则养猪，我就进口。过去，他们不敢吃中国猪肉，说中国疫病什么乱七八糟的。
现在，我和美国PIC公司合作了以后，他们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那些分公司全出面证明：“在中国和老韩合作的公司养的PIC猪，比在美国养得好。”这不是免费做广告吗？
实际上，当初我做公主岭项目，搞农业产业化，所有的人都反对。那是在1997年，严格来说，做这个项目是需要有一点境界的。但我之所以要坚持，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应该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我追求的是：既有经济效益，同时又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我选择了农业。当时，没有人看好农业。可是，我认为这个项目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能带动几十万农民致富。我这个项目的结果，第一受益人是农民，养猪致富；第二受益人是政府，我这个项目只要规模一扩大，市场一打开，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10多亿、20亿，政府的财政收入会翻番往上增；第三受益人才是我。但是，农业项目投资特别大，见效慢。所以，最开始是全员反对，就我一个人坚持。后来，反对得都让我烦了。我就说：今后不准提反对意见。我倒不是压制群众，因为他们的意见我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再提也就是涣散军心，所以就不许说坏，只能说好。
现在这个项目做得有声有色，许多全球500强的企业都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合作。不过，我这人还有点虚荣心，不管跟任何老外谈，不管对我个人多有好处，我始终不做无原则的让步。
我们曾经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饲料公司谈判，因为他们的亚洲总部在韩国，所以来跟我谈的是韩国人，一上来就给我提了不少苛刻条件，我当时就烦了，说：“这样的人不和他谈。”后来，他们从美国总部来了一个高层，人家谈得很开明。我现在只和他们美国总部的人谈，不投资都行，技术入股。谈判总要互相尊重，不能全是你制定规则，我来遵守吧？
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算计别人，有诚意咱们合作，有问题咱们商量。我们与意大利泰戈纳戈里合作生产西式火腿，中国人不爱吃那玩意，全部返销欧盟、日本。老外的投资并不大，基本是20%到30%的股份。我想我把中国猪肉加工成西式火腿，拿到外国卖，不是好事么？利国利民利企业。
但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论焦点是订单问题，我要求他们订5年产品的订单。原因很简单，意大利火腿的设备专业性太高，除了做火腿，其他什么也不能干，欧盟和美国像变脸猴子似的，今天高兴了让中国产品进来，明天不高兴了怎么办？这个风险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合作。
他们说：“没问题，我们负责解决。欧盟不让进，我们可以卖到日本。”
我对他们说：“空口无凭。你们是企业，欧盟是政府，你们左右不了政府。一旦出问题，我3亿的投资在这搁着呢，你们才30%，70%的损失由我承担。所以，你们必须签5年订单，有银行担保。为什么我非得争取5年呢？我3年就把成本挣回来了，以后就不怕了。只要你们保证把5年的产品销售出去，我就不怕了。这样，我就化解风险了。”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与国际大企业合作时的原则。
第一，合资企业要在中国,这样谁也拿不走。
第二，合作必须有助于我的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有助于企业更快发展，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更快与国际接轨。
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后就全球化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了，所以谈“爱国”也土了，谈“社会责任感”也过时了，其实，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如果他的产品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他怎么可能给自己创造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