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次偶然机会，我从一名“三无”人员一跃而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治安员。过程很简单，我在查“三无”时不幸被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拿出我写的一篇文章向治安队长吹牛，结果居然得到队长的另眼相看，并就此相信我是一个人才。队长对我说：我们队里现在需要一批有文化的人，你如果愿意，可以到我们这里上班，怎么样？这一下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当时，我正失业。
　　在正式上班之前，有件事值得一提。队长在安排我的床位时，特意指着一个靠着窗的床位对我说：就这里吧，说不定还能泡到妞呢。队长的说话引来同事们一阵大笑。有个别同事还朝我挤眉弄眼。当时我并没有往深处想，同事间开开玩笑也是正常的。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治安仔。
　　香港回归前夕，上头下了要清查“三无”的命令。队长亲自带队上路清查。在清查的过程中，有个打工仔可能是没办暂住证，在治安员查询时一下慌了神，拔脚就跑。这小伙子我估计在学校时可能得过长跑冠军，我的几个同事几乎是同时跑着去追，居然追他不上。队长一气之下亲自开了摩托车去追。结果人被队长用手铐铐在摩托车的车后架上一路的拖了回来。人被拖回到队里时，一双脚全是鲜血，鞋也给拖掉了。接着几个队员便轮流着打。为了防止将人打死，队长在他的身上垫上了一张破棉被。几个队员打累了之后，小伙子已经昏了过去。队长叫我去打来一桶水，队长将水往小伙子身上泼，小伙子又醒了过来。另外几个队员又想接着打。我实在看不过眼了，阻止了他们。小伙子才免于又一轮的毒打。当晚，我送饭给小伙子时，小伙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话。小伙子说：同是天涯打工人，相煎何太急！我不敢看他满是鲜血的脸，扭头就走，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整件事虽然我没有参与，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深深的罪恶感。从那以后，我将自己隔离了起来。我在床和窗之间摆了一张写字台，每天下班之后，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窗前看书或者写作。
　　我的宿舍在三楼，紧挨着我的宿舍是本地人的一幢楼房。两幢楼挨得很近，在深圳被人们称为亲嘴楼。我所在的窗户也正对着另一幢楼的窗户。我在窗前摆了一张写字台不到一个星期，我突然明白当初我刚搬来这个床位，队长说那一番话时，为何同事们会挤眉弄眼地大笑。因为我发现每当我在窗前看书或者写作时，对面的小窗都会有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在盯着我看。
　　那是个女孩。她总是在晚上出现，在我读书或者写作时出现。起初我并不在意，时间一长，我发现那女孩有些特别，她总是坐在窗前，静静地看我，间或梳梳头，并不说话。我有时看书到深夜，她也一直坐在窗前，由于距离太近，在不到两米的距离里，实在令我有些不自在。后来我慢慢地习惯了，觉得每晚有女孩陪着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种古典的意味，让我在寂寞的他乡，有一种奇特的温暖。
　　那年中秋前的一个深夜，我正绞尽脑汁的在写一篇小说，忽然一支晾衣的竹竿子伸到我的面前，竹竿上粘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行字：你每天都在忙，到底在忙些什么呀？我抬头望去，第一次看到女孩的笑，此时窗外有月，月光从窄窄的楼顶上斜射下来，虽然照不到女孩的脸，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女孩苍白的脸上满是笑意。我在她的那张纸上写下一行字：我也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女孩看了之后，一脸的惊奇，又把竹竿递了过来，这回纸上却写着：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心里一惊，抬头望去，却不见了女孩的身影。
　　第二天是中秋节，晚上放假，大家都各有各的节目，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窗前，夜已经深了。我还呆呆地坐在那儿，我的情绪异常低落。虽然那时的我表面看上去很风光，老乡们都在巴结我，但事实上我知道他们在背后都会说我是治安狗，本地人养的一条狗。
　　那女孩一早就已经坐在对面。只是当时没有月亮，我也没开灯，也许是我习以为常，已经熟视无睹了。
　　“你不开心吗？”女孩突然开口说话，让我有些猝不及防。长时间来我不曾想过要和她说话。因为在我的心里一早就有了一条鸿沟。这条沟将本地人和外地人分得一清二楚，一边是为了生存而无时无刻都在挣扎的打工仔，另一边是衣食无忧先富起来的本地人。歧视就是因为这样产生。也因为歧视我曾一度十分的痛恨那些仗势欺人的本地人。
　　“想家了？”女孩又说。在这一刻，我忽然起了恶作剧的念头。
　　“我在想你呢。”我嘻皮笑脸地说，但是话一说完，我的脸马上就红了。
　　“是真的吗？”女孩幽幽地说。我愣住了。女孩忽然用窗布遮住了小窗，只露出半边苍白的脸。一只黑亮亮的大眼睛在注视着我，仿佛在等我回答。我哪里敢回答，只是愣在当场。半晌，那女孩忽然递了一张纸过来，纸上写着：你叫什么名字？我老实将名字写在纸上。接着女孩告诉我她叫水秀，说完便一下子将灯拉灭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秋节，在深圳关外的沙井镇，我记得很清楚，当晚天阴，没有月亮。在冥冥中，已经暗示了我在一九九七年用纸条传递的乌托邦爱情是不会有阳光的。随着我和水秀之间的交往日深，我和水秀之间的事情就在队里传开了。队长拍了拍我的肩做了个夸张的手势说：好小子，佩服，佩服，大哥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我当时还没有听出队长话里满含着的醋意。后来有个好心的同事对我说：兄弟你有难了！见我一脸疑惑的表情，同事悄悄的向我解释了一番。原来队长在我之前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水秀，因为水秀的父亲是村里的书记。队长要是攀上了这门亲事，前程当然是一片大好。但水秀对队长一直不理不睬。弄得队长很是无可奈何。同事最后说：水秀可是队长要的女人，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这时我的牛脾气又犯了：老子我就是不信这个邪！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队里值班，突然几条大汉气势汹汹地闯进治安队，为首那个青年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冲我吼了起来：死捞佬以后再骚扰水秀，小心你的狗腿！
　　第二天，队长找我谈话。队长联系眼前的险恶形势，语重心长地劝告我说：“不是你的就别再强求了！”老实说，我和水秀之间还没有爱情，我们只是彼此有好感而已。队长的一番劝告，让我逆反地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爱情。队长刚离开，我马上就往水秀家跑。我要告诉水秀，我是爱她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爱情！
　　在水秀家里，那个村委书记当着我的面将我好一顿教训：“年青人，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做人要脚踏实地，别老是想着走捷径，这世上没有捷径可走，凡事要靠你自己！”我当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是我当时就是一根筋的转不过来，拍着桌子闹着要见水秀。这样一来，可把这个村官给惹火了，书记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报了警。最后队长带着一班同事急冲冲的赶过来将我强扭回治安队。
　　在回来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已成了众矢之的，不但同事都在责备我，而且不少当地的群众也在对我嗤之以鼻，甚至有个老太婆还朝我扔鸡蛋！其时，我表哥也住在沙井，他知道之后也跑来治安队安慰我说：“大富由命呀！表弟，你醒醒吧，虽然说那是书记的女儿，娶了她可能也就衣食无忧了，但是那可是一个神经病呀，难道你真的要抱着个神经病过一辈子吗？”
　　我想表哥只是为了安慰我而信口开河。可是一切竟不幸被表哥言中，就在当天的下午，水秀的病情恶化，被她的家里人送走。我坐在窗前，亲眼看着水秀被强制送上车。听说是要送到深圳某精神医院治疗。
　　第二天，我便收拾好我的行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治安队。我不想让人们说我是一个贪图富贵的小人。我去了淡水，一个离沙井很远的小镇，投奔我的一名笔友，并很快就进了一间五金厂，做一名车间杂工，月薪450 元。
　　责 编：宋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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