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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大多数人的人生亦如此，过了一定的年岁，总要摊开手，将曾经得到的东西一件件地交还回去。
美国有三千八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我选过一节名为“贫穷”的课，教授让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人生选择题》的网页游戏：在美国做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开局有一千元，目标是保持到月末都不破产，否则便出局。在游戏里，我是个单亲妈妈，做着廉价的体力工作——搬运工、清洁工、服务生，穷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可选择的工种很有限，还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危险。每个月房租和交通费大概就要花去八百元，还要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
游戏由一道道选择题组成：我的孩子被选上了足球校队，但买球衣需要200元，是否该让他退出？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但有营养的果蔬蛋奶，价格居然是垃圾食品的好几倍。猫咪生病了，做手术需要一千元，安乐死三百。工作、住房、交通、养娃，处处都是陷阱，稍有差池就全盘皆输。最后，我的角色逼着孩子放弃了足球梦想，因付不起洗衣费而每天轮换着穿脏衣服，牙痛得发抖也不看医生、吞几片止痛药了事，母亲病了也咬咬牙不出钱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猫痛苦死去，终于挨到了月末。即便这样，也背上了好几百元的债务，下个月一开头就要破产。
“原来做穷人这么难啊！”我们这些法学生，平日里叫嚣着要扫平世间的贫穷与不公，但也纷纷接受了商业律所抛来的橄榄枝，多数都不曾切实担心过温饱，此时忽与贫穷的惨淡脸孔迎面相对，都蔫蔫着沉默了。
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参与了学校的法律援助项目，无偿帮穷人申请破产。指导我的教授是个慈眉善目的红发老奶奶，名叫珍。她70多岁了，日常穿或白或棕的老式西装，透着些质朴的精气神。她是我们哈佛法学院1970届的毕业生，50年来一直带着学生在波士顿替消费者维权。
我的客户名叫乔安娜，是个70来岁的老太太，退休前在市政府做助理，安安稳稳工作了一辈子，到老却需要靠领救济金过活——她每年退休金和救济补贴加起来，一共两万四千元（税前），连波士顿个人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都不到。她因为无力偿还3685.56元的信用卡贷，只得申请破产。
我和珍第一次去乔安娜家是在三月里一个雨天，我们已提前将冗长的法律文件撰写完毕，只等她过目、签字。珍开车载着我穿过海底隧道，驶入城市边缘，雨敲在窗上，被雨刷抹到一边去，又缓缓淌下来;不远处有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轰隆隆地起飞又降落，在水雾中变成一架架马赛克浅影，揉进蓝灰的天色里。
车弯弯转转地驶进乔安娜的小区，那是一簇簇一模一样的棕黄色三层公寓群，共有14栋，鳞次栉比地排列成方形，是政府搭建的廉租房，专供贫困老人们居住。我们出发前，乔安娜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过，让我们千万不要在小区里绕来绕去，也不要将车停在她门口——这里人多嘴杂，狭窗里长满一双双眼睛，墙壁发出窸窸窣窣的唇齿声，大家早清楚凡有陌生人来，一定没什么好事，乔安娜不愿邻居们知道自己在办破产。可是每栋建筑都是方方正正的旧砖房，像搬迁走的工厂遗留下来的职工宿舍，毫无个性地一致。珍抓着手机向乔安娜询问位置，电话那头的乔安娜不耐烦起来，粗砺的嗓音催促着：还没找到吗？她下午还要洗衣服。
洗衣是乔安娜每周的头等大事。她和小区里的85户人家共用一台投币洗衣机，机器很小，只能勉强塞进一条被单。穷人们因为吝惜一块二毛五一次的洗衣费，常常要把脏衣服攒一大堆，将机器塞得紧紧实实，还得分批次洗好几轮。每次洗衣，乔安娜都要排几小时的队，有时还要动用武力。即便已经将衣物悉数投入，也丝毫不能松懈——如果不全程紧盯着，有些住户就会将她的衣服掏出来丢在屋外、鸠占鹊巢。
終于找到了乔安娜的住处，我们摔紧了车门，向楼道冲去，却看到乔安娜已经在屋檐下迎接。她顶着白而蓬松的波波头，穿一件泛白的淡粉色针织衫，下身是驼色绒裤，真人比电话里和善多了。她家在二楼，一室一厅的格局，刚打开门，她的猫就凑上前来，弓起身子蹭我们的腿。那是一只灰黑相间的猫，是乔安娜从巷子里捡回来的，据说当初发现它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上下只看到一颗削尖了的脑袋，现在竟也被喂养得圆滚滚的。我刚坐下，它就跳到我身上踩来踩去，打起呼噜来。
乔安娜家明亮干净，摆着简单的几样家具。麻省法律规定，破产者可以留下一定数额的个人财产，以保证日常生活，超额部分则要被收走拍卖。我们上交给法庭的几百页文件里，就有乔安娜的个人资产明细：她有一张25年前买的床，20年前的桌椅和沙发，已经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另外有一台三年前花140元买的电视。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沃尔玛购置的打折货，有些单价甚至不到十元，悉数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块。
她日常开销的大头是房租和吃饭，虽然政府补贴了2/3，每月仍需要向房东上缴517元。她的食物大多是从门口加油站的便利店买来的廉价快餐，一个月会点一两次Panda Express中餐或披萨外卖，解一解馋。她在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羞赧地吐了吐舌头。
乔安娜患有脑癌，隔三岔五要到市区的麻省总医院放疗，去的时候搭公交，回程因为副作用，虚弱得走不了路，需要乘医院的专车回家。这样一笔笔开销，雪花一样层层积压下来，冻结成信用卡账单上的一行行数字。银行早将她的债务转卖给了数家收债公司，它们派来凶神恶煞的催收专员，每天电话、信件来回轰炸。我之前为了索取债务信息，跟这几家公司通过电话，对方听说我是给人办破产的法律实习生，马上推三阻四起来，将电话转接了好几次，让我一连听了几个小时的广告音乐。
乔安娜给我们讲起她的癌症。她之前身体很健康，连感冒都很少，可以一口气沿海岸线走三小时，没想到平生第一场大病，竟是绝症。那天她在市区漫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路上疾驰的车静默了，耳朵里传来血液在血管里摩擦的声音，对面的高楼在视野里歪斜、翻滚和对折，她旋即倒在地上。
很快她就清醒过来，好像被恐惧攥住了，踉踉跄跄奔向最近的小卖部，求店员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顺便通知她儿子——她自己连手机都没有。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脑部有肿瘤，已经很大了，长在不好做手术的位置，只能保守治疗，减缓它长大的速度。 年初的时候，医生通知她，因为医保不再覆盖她的一款抗癌辅助药物，自费要好几百元一瓶，所以她只好停药。美国面向老年人的医保制度非常复杂，一共有四款，覆盖的项目各异，比如有些只报销看医生的费用，有些只负责处方药费，有些能报销更高端的医药和住院费，但月费也相应提高。老年人常常弄不清项目间的区别，时常错买、漏买。
珍接过乔安娜的诊断书和医保卡，用手机查了查，说：“哟，你买的是医保A和B，这款药只有医保D能报销，但今年的承保日期已经错过了。”但她劝乔安娜先放宽心，她对这种药比较了解——她女儿也服用过，珍认识一位医生，或许能给乔安娜找到更便宜的替代药。
我们端着乔安娜泡好的咖啡，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从跳蚤市场淘来的电影海报，50美分一张，是科波拉的《教父三部曲》和斯科塞斯的《好家伙》，都是关于意大利黑帮的。再联想到乔安娜的姓氏，珍问她是不是意大利裔。乔安娜“嗯”了一声，说她全家都是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她很喜欢讲意大利移民的电影，最爱的演员是罗伯特·德尼罗，说跟她父亲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
乔安娜说起她的童年，她在波士顿的北角（North End）长大，当年是意大利移民聚居的底层街区，街道逼仄而破败，人们操着夹杂意大利语的英文大吼大嚷。乔安娜的父辈们怀揣着美国梦登上离乡的邮轮，挤在三等舱的罅隙里，在大西洋的波涛里飘荡和呕吐，从纽约埃利斯岛登陆，又辗转来到波士顿，准备开辟新生活，这才发现自己是低贱的异族。他们在铁道上、矿井中和巧克力工厂受尽了欺侮，牙齿被打断，房子被烧毁，罹难的心被凿成一颗颗粗砺的核桃，在愤懑中学会了暴力和反抗。北角的意大利男人们个个都是黑手党，乔安娜不止一次地看到邻居们一言不合便将对方踢打得血肉模糊，也见过外族少年被人将匕首捅进肚子，暴尸街头。
乔安娜在家里排行第八，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不是袒露着乳房喂养，就是挺着肚子待产。乔安娜的父亲也是黑帮成员，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换过无数工作，每一份都干不长。他经常在半夜醉醺醺地踢打家门，他的儿女们都推诿着不敢开门——被迫开门的那个人总会被父亲一脚踹进走廊的烂污里，在黑暗里咬住拳头流泪。乔安娜从不敢忤逆父亲，早上哪怕稍微赖床两分钟，父亲就将整桶冷水劈头盖脸泼下来，整个床铺都湿了。儿女们之于她父亲，更像是财产，稍不顺意就打，从未表达过爱。她甚至疑心父亲能否叫得上他们的名字。
她十七八岁就要嫁人逃离娘家，父亲怨她看中的不是个意大利人，不许她母亲参加她的婚礼。可是乔安娜也没能与丈夫幸福地走下去，他酗酒、打她，变得同她父親一模一样。她三十多岁便离了婚，一个人将儿子带大，还供他上了社区大学。现在儿子住在不远的街区，开出租为生，周末有时会顺道来看她，给她下载喜欢的电影。乔安娜说起自己的儿子，语气是温柔而带着些骄傲的。只是以她儿子的财力，也无力或不愿替她偿还债务。
“我父亲也是个酒鬼。”珍说。她也回忆起她的童年，她出生在中西部的移民家庭，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来自威尔士。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呢？”乔安娜问。
“跟你父亲差不多，没什么正经工作。”珍回答。她父亲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南方的高尔夫球场开球车，短短一周就能操着南方口音给工人们讲荤段子。一天车出了故障，毫无机械知识的他，竟然用半天时间就瞎鼓捣着修好了——“他总是这样的，做什么事都能很快上手。”珍说。他的老板大喜，以为寻获了人才，没想到刚给他升职加薪，他酗酒的老毛病就犯了，发疯把绿地毁了一大片，遂被辞退。
在珍的记忆里，她父亲唯一坚持下来的事就是出轨，提着行李箱辗转于数个女朋友的家，几乎没有参与过她的生活。他鲜少的一次露面，是在她的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那年她26岁，是哈佛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男生们一面追求她，一面像哄小孩一样跟她讲话。每当她聊起政治时事，他们都轻描淡写地岔开话题。只有一个男同学肯承认她的能力，鼓励她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他成为了她的丈夫。他也醉心于公益，一辈子都在替新英格兰地区的卡车司机维权（自然也一生都没能赚多少钱）。
“如果没有我丈夫，我可能无法在法律界坚持下来。”珍说。但就是这样的丈夫，珍的家人却一生都拒绝相见，因为他是个“出身低贱”的犹太人。
珍讲起她父亲是如何从明尼苏达开车2400公里来看她毕业的：他穿了一整套白西装，白皮鞋锃亮，头梳得油光光的，戴大蛤蟆镜，叼着烟斗——她有点怕同学们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像个黑手党一样。
“我的同学们大多来自东岸的贵族家庭，他们的父亲很多都是做投行的。他们一眼就能看穿我父亲是西部乡巴佬进城。”珍对我们说。
这之后父亲又主动联系了她两次。第一次是她工作了五六年的时候，他当时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才干了几个月就因为骗保而被公司起诉，遂打电话向女儿求助，想躲过这场官司。“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只有这种时候才想到去找女儿。”珍对我和乔安娜说。
第二次是他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之后，嚷着要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躺在病榻上，眼睛半阖着，他同时交往着的两个女朋友噙着泪守在身旁——左边是他的黑人女友，右边是他的白人女友，都俯下身来紧紧拉着他的手。珍被这有些奇异的画面看怔住了，一时不知该讲什么好。
“在别人眼里他那么热情风趣会体贴人。我不明白，他有那么多的爱，为什么不能分给我们一份呢？”珍喃喃着。
珍只记得她父亲后来说，他也是这么被养大的——他只是用他唯一知道的做父亲的方式，做了她的父亲。
乔安娜捂住了嘴巴，说，“天啊，我爸爸去世时，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乔安娜和珍聊得忘记了时间，一看表，竟然已经过了三点，乔安娜洗衣的计划也泡了汤，但她好像并不愠怒，送我们下楼的时候甚至有些不舍的情绪，说：“多亏你们来，这里才稍微有了点人气，不像我一个人那么冷清了。” “谢谢你们帮我！”乔安娜接着说，“我现在就希望能把破产办好，不然总提心吊胆的。我身体这个样子，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也没什么指望了，只希望别变成我儿子的负担。”
珍没有讲话，摩挲着乔安娜的手，眼里有些泪光。我想起几个月前，珍对我讲起她的女儿，才三十多岁就患乳腺癌去世了。都过了十几年，她说起来还是会哽咽掉泪。而她丈夫五十多岁时也因心脏病过世，家对于她来说，大概也是个孤独的地方吧！她与乔安娜一样，在大家庭里孤独地长大，在成人世界里跌跌撞撞地寻爱，晚年又陷入孤独。
或许大多数人的人生亦如此，过了一定的年岁，总要摊开手，将曾经得到的东西一件件地交还回去。
坐回车里的时候，珍掏出手绢抹了抹眼睛，我们一路无话。
后来我和珍把乔安娜的破产申请递交了法院，但开庭那天正好赶上我的毕业典礼，只好由珍自己带着乔安娜出庭。听珍说，乔安娜当天特别担心，在法庭外的长椅上几乎坐不下去。但是开庭总共只用了十分钟，法官低头看了看乔安娜贫病交加的卷宗，就批准了她的破产申请。乔安娜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之后我跟珍和乔安娜分别通了电话，乔安娜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珍也鼓励我以后哪怕进了大律所，也要多做公益，帮助有困难的人。
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我的确做了许多无偿的法律援助案子。我的一个客户是从萨尔瓦多徒步穿行两周到达美国的十六岁少年——他哥哥在祖国被黑帮追杀，他成了下一个目标，上下学路上都有人跟踪，所以只好背着干粮，告别母亲和姐姐，偷渡来美国。
我还有个客户是个中了风的老奶奶，一半的身体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住在子女家里，靠领几百元的残障金度日，政府多年前错发了一小笔钱，过了十几年后忽然要追回，可是她哪里支付得起，只好申请破产。生活海海，人如微沫沉沉浮浮着泅渡，在某个关键的节点前，我们和他们都曾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又不知在哪一瞬跌堕、殊途同归。
而像我大多数的法学院同学一样，我更多的客户是富人——毕业后因为欠下100多萬人民币的学贷，又面对着工作签证的压力（只有商业律所可以申请工作签证，公益机构大多支付不起签证要求的底薪）、富足生活的诱惑、父母亲人的期望、对将来的未雨绸缪，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毕业后先在商业律所工作，帮富人们成立公司、发放股息、购置资产、跟其他富人打官司，将他们的雪球越滚越大。我们中有些人做了房地产业务，他们的团队成功帮助在洛杉矶购置房产的业主们将廉租户驱逐出家门。在租金高得令人发指的洛杉矶，许多穷人可能就此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穷人们是很惨，可是富人也要生活。”我的律师朋友说，“富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投资没有回报，谁还要进行商业活动呢？那社会要怎么运作呢？并且，因为这些穷人都搬走了，你瞧现在市中心变得多安全。”
还好我们部门不做这种业务，我侥幸着想。可是，假如我当时也被分配去做这样的案子，我能怎样呢？我不知道。
我翻着我的法律援助卷宗，深知这一张张都是带着些乡愿的触感的，是“我终于为社会做了点什么”的精神鸦片——乔安娜破产成功了，可是她日后还是要吃饭，还要看病，还要在放疗后请司机送她回家，她还是付不起高额的医保月费，她的药还是无法报销，桩桩件件都需要钱。而一个人在七年内只能破产一次，这之后她再累积了债务，该怎么办呢？
而那个萨尔瓦多少年，在经历重重关卡、只差一步就能拿到绿卡的时候，因为放心不下在家乡患上新冠肺炎却没钱治疗的母亲，选择放弃移民机会，趁着美国闭锁边境前赶回家乡，哪怕等待他的可能是杀身之祸。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或许我不久就会死吧！”乔安娜曾经对我说，她只是有点放不下她的猫。她说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麻省总医院的癌症病房，那里窗户很敞亮，阳光安详地一丝一缕地照下来，沙发软软的，椅子上还有暖暖的垫子。那里的护士们都轻声细语，从不像别人那样对她大呼小叫。她们时不时还会拿小托盘绕行一圈，给病人们吃小甜点、喝果汁——“简直比我爸妈对我还要好，好像变回了小孩子。”乔安娜说，“别人只要一听我得了癌症，都立刻对我友善起来了。”
乔安娜在电话里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正坐着出租车离开校园、去往机场，要飞到以后工作的城市。那也是个雨天，雨水降临在波士顿的每个角落，落在富人区的私家草坪上，也落在穷人街道随风飞舞的垃圾袋里。
车驶下海底隧道，路灯坏掉了，晦暗得近乎看不清路，只得靠车灯窄窄地窥探正前方。旁边的车擦着边倏忽而去，司机打了个怵。终于看到了光，车从隧道缓缓露出头来，浮上地面，好像遁地游走的沙丘生物。
司机骂道：“他们怎么不把灯打开，这里实在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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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三千八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我选过一节名为“贫穷”的课，教授让我们做了一个类似《人生选择题》的网页游戏：在美国做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开局有一千元，目标是保持到月末都不破产，否则便出局。在游戏里，我是个单亲妈妈，做着廉价的体力工作——搬运工、清洁工、服务生，穷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可选择的工种很有限，还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危险。每个月房租和交通费大概就要花去八百元，还要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
游戏由一道道选择题组成：我的孩子被选上了足球校队，但买球衣需要200元，是否该让他退出？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但有营养的果蔬蛋奶，价格居然是垃圾食品的好几倍。猫咪生病了，做手术需要一千元，安乐死三百。工作、住房、交通、养娃，处处都是陷阱，稍有差池就全盘皆输。最后，我的角色逼着孩子放弃了足球梦想，因付不起洗衣费而每天轮换着穿脏衣服，牙痛得发抖也不看医生、吞几片止痛药了事，母亲病了也咬咬牙不出钱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猫痛苦死去，终于挨到了月末。即便这样，也背上了好几百元的债务，下个月一开头就要破产。
“原来做穷人这么难啊！”我们这些法学生，平日里叫嚣着要扫平世间的贫穷与不公，但也纷纷接受了商业律所抛来的橄榄枝，多数都不曾切实担心过温饱，此时忽与贫穷的惨淡脸孔迎面相对，都蔫蔫着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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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参与了学校的法律援助项目，无偿帮穷人申请破产。指导我的教授是个慈眉善目的红发老奶奶，名叫珍。她70多岁了，日常穿或白或棕的老式西装，透着些质朴的精气神。她是我们哈佛法学院1970届的毕业生，50年来一直带着学生在波士顿替消费者维权。
我的客户名叫乔安娜，是个70来岁的老太太，退休前在市政府做助理，安安稳稳工作了一辈子，到老却需要靠领救济金过活——她每年退休金和救济补贴加起来，一共两万四千元（税前），连波士顿个人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都不到。她因为无力偿还3685.56元的信用卡贷，只得申请破产。
我和珍第一次去乔安娜家是在三月里一个雨天，我们已提前将冗长的法律文件撰写完毕，只等她过目、签字。珍开车载着我穿过海底隧道，驶入城市边缘，雨敲在窗上，被雨刷抹到一边去，又缓缓淌下来;不远处有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轰隆隆地起飞又降落，在水雾中变成一架架马赛克浅影，揉进蓝灰的天色里。
车弯弯转转地驶进乔安娜的小区，那是一簇簇一模一样的棕黄色三层公寓群，共有14栋，鳞次栉比地排列成方形，是政府搭建的廉租房，专供贫困老人们居住。我们出发前，乔安娜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过，让我们千万不要在小区里绕来绕去，也不要将车停在她门口——这里人多嘴杂，狭窗里长满一双双眼睛，墙壁发出窸窸窣窣的唇齿声，大家早清楚凡有陌生人来，一定没什么好事，乔安娜不愿邻居们知道自己在办破产。可是每栋建筑都是方方正正的旧砖房，像搬迁走的工厂遗留下来的职工宿舍，毫无个性地一致。珍抓着手机向乔安娜询问位置，电话那头的乔安娜不耐烦起来，粗砺的嗓音催促着：还没找到吗？她下午还要洗衣服。
洗衣是乔安娜每周的头等大事。她和小区里的85户人家共用一台投币洗衣机，机器很小，只能勉强塞进一条被单。穷人们因为吝惜一块二毛五一次的洗衣费，常常要把脏衣服攒一大堆，将机器塞得紧紧实实，还得分批次洗好几轮。每次洗衣，乔安娜都要排几小时的队，有时还要动用武力。即便已经将衣物悉数投入，也丝毫不能松懈——如果不全程紧盯着，有些住户就会将她的衣服掏出来丢在屋外、鸠占鹊巢。
終于找到了乔安娜的住处，我们摔紧了车门，向楼道冲去，却看到乔安娜已经在屋檐下迎接。她顶着白而蓬松的波波头，穿一件泛白的淡粉色针织衫，下身是驼色绒裤，真人比电话里和善多了。她家在二楼，一室一厅的格局，刚打开门，她的猫就凑上前来，弓起身子蹭我们的腿。那是一只灰黑相间的猫，是乔安娜从巷子里捡回来的，据说当初发现它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上下只看到一颗削尖了的脑袋，现在竟也被喂养得圆滚滚的。我刚坐下，它就跳到我身上踩来踩去，打起呼噜来。
乔安娜家明亮干净，摆着简单的几样家具。麻省法律规定，破产者可以留下一定数额的个人财产，以保证日常生活，超额部分则要被收走拍卖。我们上交给法庭的几百页文件里，就有乔安娜的个人资产明细：她有一张25年前买的床，20年前的桌椅和沙发，已经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另外有一台三年前花140元买的电视。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沃尔玛购置的打折货，有些单价甚至不到十元，悉数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块。
她日常开销的大头是房租和吃饭，虽然政府补贴了2/3，每月仍需要向房东上缴517元。她的食物大多是从门口加油站的便利店买来的廉价快餐，一个月会点一两次Panda Express中餐或披萨外卖，解一解馋。她在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羞赧地吐了吐舌头。
乔安娜患有脑癌，隔三岔五要到市区的麻省总医院放疗，去的时候搭公交，回程因为副作用，虚弱得走不了路，需要乘医院的专车回家。这样一笔笔开销，雪花一样层层积压下来，冻结成信用卡账单上的一行行数字。银行早将她的债务转卖给了数家收债公司，它们派来凶神恶煞的催收专员，每天电话、信件来回轰炸。我之前为了索取债务信息，跟这几家公司通过电话，对方听说我是给人办破产的法律实习生，马上推三阻四起来，将电话转接了好几次，让我一连听了几个小时的广告音乐。
乔安娜给我们讲起她的癌症。她之前身体很健康，连感冒都很少，可以一口气沿海岸线走三小时，没想到平生第一场大病，竟是绝症。那天她在市区漫步，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路上疾驰的车静默了，耳朵里传来血液在血管里摩擦的声音，对面的高楼在视野里歪斜、翻滚和对折，她旋即倒在地上。
很快她就清醒过来，好像被恐惧攥住了，踉踉跄跄奔向最近的小卖部，求店员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顺便通知她儿子——她自己连手机都没有。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脑部有肿瘤，已经很大了，长在不好做手术的位置，只能保守治疗，减缓它长大的速度。 年初的时候，医生通知她，因为医保不再覆盖她的一款抗癌辅助药物，自费要好几百元一瓶，所以她只好停药。美国面向老年人的医保制度非常复杂，一共有四款，覆盖的项目各异，比如有些只报销看医生的费用，有些只负责处方药费，有些能报销更高端的医药和住院费，但月费也相应提高。老年人常常弄不清项目间的区别，时常错买、漏买。
珍接过乔安娜的诊断书和医保卡，用手机查了查，说：“哟，你买的是医保A和B，这款药只有医保D能报销，但今年的承保日期已经错过了。”但她劝乔安娜先放宽心，她对这种药比较了解——她女儿也服用过，珍认识一位医生，或许能给乔安娜找到更便宜的替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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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端着乔安娜泡好的咖啡，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从跳蚤市场淘来的电影海报，50美分一张，是科波拉的《教父三部曲》和斯科塞斯的《好家伙》，都是关于意大利黑帮的。再联想到乔安娜的姓氏，珍问她是不是意大利裔。乔安娜“嗯”了一声，说她全家都是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她很喜欢讲意大利移民的电影，最爱的演员是罗伯特·德尼罗，说跟她父亲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
乔安娜说起她的童年，她在波士顿的北角（North End）长大，当年是意大利移民聚居的底层街区，街道逼仄而破败，人们操着夹杂意大利语的英文大吼大嚷。乔安娜的父辈们怀揣着美国梦登上离乡的邮轮，挤在三等舱的罅隙里，在大西洋的波涛里飘荡和呕吐，从纽约埃利斯岛登陆，又辗转来到波士顿，准备开辟新生活，这才发现自己是低贱的异族。他们在铁道上、矿井中和巧克力工厂受尽了欺侮，牙齿被打断，房子被烧毁，罹难的心被凿成一颗颗粗砺的核桃，在愤懑中学会了暴力和反抗。北角的意大利男人们个个都是黑手党，乔安娜不止一次地看到邻居们一言不合便将对方踢打得血肉模糊，也见过外族少年被人将匕首捅进肚子，暴尸街头。
乔安娜在家里排行第八，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不是袒露着乳房喂养，就是挺着肚子待产。乔安娜的父亲也是黑帮成员，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换过无数工作，每一份都干不长。他经常在半夜醉醺醺地踢打家门，他的儿女们都推诿着不敢开门——被迫开门的那个人总会被父亲一脚踹进走廊的烂污里，在黑暗里咬住拳头流泪。乔安娜从不敢忤逆父亲，早上哪怕稍微赖床两分钟，父亲就将整桶冷水劈头盖脸泼下来，整个床铺都湿了。儿女们之于她父亲，更像是财产，稍不顺意就打，从未表达过爱。她甚至疑心父亲能否叫得上他们的名字。
她十七八岁就要嫁人逃离娘家，父亲怨她看中的不是个意大利人，不许她母亲参加她的婚礼。可是乔安娜也没能与丈夫幸福地走下去，他酗酒、打她，变得同她父親一模一样。她三十多岁便离了婚，一个人将儿子带大，还供他上了社区大学。现在儿子住在不远的街区，开出租为生，周末有时会顺道来看她，给她下载喜欢的电影。乔安娜说起自己的儿子，语气是温柔而带着些骄傲的。只是以她儿子的财力，也无力或不愿替她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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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也是个酒鬼。”珍说。她也回忆起她的童年，她出生在中西部的移民家庭，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来自威尔士。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呢？”乔安娜问。
“跟你父亲差不多，没什么正经工作。”珍回答。她父亲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南方的高尔夫球场开球车，短短一周就能操着南方口音给工人们讲荤段子。一天车出了故障，毫无机械知识的他，竟然用半天时间就瞎鼓捣着修好了——“他总是这样的，做什么事都能很快上手。”珍说。他的老板大喜，以为寻获了人才，没想到刚给他升职加薪，他酗酒的老毛病就犯了，发疯把绿地毁了一大片，遂被辞退。
在珍的记忆里，她父亲唯一坚持下来的事就是出轨，提着行李箱辗转于数个女朋友的家，几乎没有参与过她的生活。他鲜少的一次露面，是在她的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那年她26岁，是哈佛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男生们一面追求她，一面像哄小孩一样跟她讲话。每当她聊起政治时事，他们都轻描淡写地岔开话题。只有一个男同学肯承认她的能力，鼓励她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他成为了她的丈夫。他也醉心于公益，一辈子都在替新英格兰地区的卡车司机维权（自然也一生都没能赚多少钱）。
“如果没有我丈夫，我可能无法在法律界坚持下来。”珍说。但就是这样的丈夫，珍的家人却一生都拒绝相见，因为他是个“出身低贱”的犹太人。
珍讲起她父亲是如何从明尼苏达开车2400公里来看她毕业的：他穿了一整套白西装，白皮鞋锃亮，头梳得油光光的，戴大蛤蟆镜，叼着烟斗——她有点怕同学们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像个黑手党一样。
“我的同学们大多来自东岸的贵族家庭，他们的父亲很多都是做投行的。他们一眼就能看穿我父亲是西部乡巴佬进城。”珍对我们说。
这之后父亲又主动联系了她两次。第一次是她工作了五六年的时候，他当时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才干了几个月就因为骗保而被公司起诉，遂打电话向女儿求助，想躲过这场官司。“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只有这种时候才想到去找女儿。”珍对我和乔安娜说。
第二次是他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之后，嚷着要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躺在病榻上，眼睛半阖着，他同时交往着的两个女朋友噙着泪守在身旁——左边是他的黑人女友，右边是他的白人女友，都俯下身来紧紧拉着他的手。珍被这有些奇异的画面看怔住了，一时不知该讲什么好。
“在别人眼里他那么热情风趣会体贴人。我不明白，他有那么多的爱，为什么不能分给我们一份呢？”珍喃喃着。
珍只记得她父亲后来说，他也是这么被养大的——他只是用他唯一知道的做父亲的方式，做了她的父亲。
乔安娜捂住了嘴巴，说，“天啊，我爸爸去世时，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5
乔安娜和珍聊得忘记了时间，一看表，竟然已经过了三点，乔安娜洗衣的计划也泡了汤，但她好像并不愠怒，送我们下楼的时候甚至有些不舍的情绪，说：“多亏你们来，这里才稍微有了点人气，不像我一个人那么冷清了。” “谢谢你们帮我！”乔安娜接着说，“我现在就希望能把破产办好，不然总提心吊胆的。我身体这个样子，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也没什么指望了，只希望别变成我儿子的负担。”
珍没有讲话，摩挲着乔安娜的手，眼里有些泪光。我想起几个月前，珍对我讲起她的女儿，才三十多岁就患乳腺癌去世了。都过了十几年，她说起来还是会哽咽掉泪。而她丈夫五十多岁时也因心脏病过世，家对于她来说，大概也是个孤独的地方吧！她与乔安娜一样，在大家庭里孤独地长大，在成人世界里跌跌撞撞地寻爱，晚年又陷入孤独。
或许大多数人的人生亦如此，过了一定的年岁，总要摊开手，将曾经得到的东西一件件地交还回去。
坐回车里的时候，珍掏出手绢抹了抹眼睛，我们一路无话。
6
后来我和珍把乔安娜的破产申请递交了法院，但开庭那天正好赶上我的毕业典礼，只好由珍自己带着乔安娜出庭。听珍说，乔安娜当天特别担心，在法庭外的长椅上几乎坐不下去。但是开庭总共只用了十分钟，法官低头看了看乔安娜贫病交加的卷宗，就批准了她的破产申请。乔安娜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之后我跟珍和乔安娜分别通了电话，乔安娜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珍也鼓励我以后哪怕进了大律所，也要多做公益，帮助有困难的人。
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我的确做了许多无偿的法律援助案子。我的一个客户是从萨尔瓦多徒步穿行两周到达美国的十六岁少年——他哥哥在祖国被黑帮追杀，他成了下一个目标，上下学路上都有人跟踪，所以只好背着干粮，告别母亲和姐姐，偷渡来美国。
我还有个客户是个中了风的老奶奶，一半的身体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住在子女家里，靠领几百元的残障金度日，政府多年前错发了一小笔钱，过了十几年后忽然要追回，可是她哪里支付得起，只好申请破产。生活海海，人如微沫沉沉浮浮着泅渡，在某个关键的节点前，我们和他们都曾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又不知在哪一瞬跌堕、殊途同归。
而像我大多数的法学院同学一样，我更多的客户是富人——毕业后因为欠下100多萬人民币的学贷，又面对着工作签证的压力（只有商业律所可以申请工作签证，公益机构大多支付不起签证要求的底薪）、富足生活的诱惑、父母亲人的期望、对将来的未雨绸缪，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毕业后先在商业律所工作，帮富人们成立公司、发放股息、购置资产、跟其他富人打官司，将他们的雪球越滚越大。我们中有些人做了房地产业务，他们的团队成功帮助在洛杉矶购置房产的业主们将廉租户驱逐出家门。在租金高得令人发指的洛杉矶，许多穷人可能就此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穷人们是很惨，可是富人也要生活。”我的律师朋友说，“富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投资没有回报，谁还要进行商业活动呢？那社会要怎么运作呢？并且，因为这些穷人都搬走了，你瞧现在市中心变得多安全。”
还好我们部门不做这种业务，我侥幸着想。可是，假如我当时也被分配去做这样的案子，我能怎样呢？我不知道。
我翻着我的法律援助卷宗，深知这一张张都是带着些乡愿的触感的，是“我终于为社会做了点什么”的精神鸦片——乔安娜破产成功了，可是她日后还是要吃饭，还要看病，还要在放疗后请司机送她回家，她还是付不起高额的医保月费，她的药还是无法报销，桩桩件件都需要钱。而一个人在七年内只能破产一次，这之后她再累积了债务，该怎么办呢？
而那个萨尔瓦多少年，在经历重重关卡、只差一步就能拿到绿卡的时候，因为放心不下在家乡患上新冠肺炎却没钱治疗的母亲，选择放弃移民机会，趁着美国闭锁边境前赶回家乡，哪怕等待他的可能是杀身之祸。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或许我不久就会死吧！”乔安娜曾经对我说，她只是有点放不下她的猫。她说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麻省总医院的癌症病房，那里窗户很敞亮，阳光安详地一丝一缕地照下来，沙发软软的，椅子上还有暖暖的垫子。那里的护士们都轻声细语，从不像别人那样对她大呼小叫。她们时不时还会拿小托盘绕行一圈，给病人们吃小甜点、喝果汁——“简直比我爸妈对我还要好，好像变回了小孩子。”乔安娜说，“别人只要一听我得了癌症，都立刻对我友善起来了。”
乔安娜在电话里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正坐着出租车离开校园、去往机场，要飞到以后工作的城市。那也是个雨天，雨水降临在波士顿的每个角落，落在富人区的私家草坪上，也落在穷人街道随风飞舞的垃圾袋里。
车驶下海底隧道，路灯坏掉了，晦暗得近乎看不清路，只得靠车灯窄窄地窥探正前方。旁边的车擦着边倏忽而去，司机打了个怵。终于看到了光，车从隧道缓缓露出头来，浮上地面，好像遁地游走的沙丘生物。
司机骂道：“他们怎么不把灯打开，这里实在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