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较为强调模式分析——简化还原（归纳性）分析向变体分析——转换生成（演绎性）分析的让位和过渡，也即符号学由第一位符号系统向第二位符号系统进位的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语言符号学向文化符号学及语义学、语境学的转换，在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价值意义。在音乐语义学研究层面，音乐的意义和功能（含传载功能、抒表功能、传讯功能和趋美功能）作为新的分析对象，与第一位符号系统（局内人的阐释及自表述）一起被纳入第二位符号系统——文化本位及元语言层面，成为新的所指和被表示成份；内文化阐释（亦是具自表述性质的第一性阐释活动）借助于有研究者参与的“元语言文本”诠释性活动（具他表述性质的第二位阐释活动），成为新的能指和表示成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仍然借助于“客位表述”去诠释“主位表述”的新的音乐文化阐释行为层面及活动过程。从此意义上看，音乐民族志的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便是研究者立足于音乐的符号化通讯过程及社会化活动过程，以局内人通过学习、接受、读解、创作和表演等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在音乐文化模式与模式变体之间进行简化还原和转换生成双向循环的过程（亦即创作、表演者音乐社会活动的内化、外化过程）为蓝本，并且依其活动轨迹进行的循迹追踪和诠释性研究，也即一种对内文化持有者音乐文化阐释的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