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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4月爆发,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彻底改变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构架。就长期而言,次贷危机的深入发展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格局形成不确定的消极影响,美国和世界范围的金融结构、监管体系以及国际间协调等都将有一个比较长的调整适应阶段。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启示
0 引言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美国金融史甚至全球金融史上最深重的危机之一。将它称之为“百年一遇”也不足为过,这场危机可能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深渊,它也因此引起了各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危害已大大超出预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在应对这一灾难时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表现与美国在全球所推行的过于市场化政策对美国政府的信誉仍构成了严重打击。次贷危机也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格局构成冲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没有全身而退,而是得到更多启迪[1]。
1 鼓励金融创新:并非多多益善
美国次贷危机并非一次新型,而是传统危机。它不过是1980年代的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在今天的翻版。当时,受监管较少的美国储蓄贷款机构盲目扩张房地产信贷,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对其进行救助。只是这次闯祸的,不是储蓄机构之类的小个体,而是投资机构这些巨无霸。它们为缺乏信用和偿付能力的房地产投资者提供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并且通过金融创新,推出许许多多派生产品,吹大了房地产泡沫。随着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转入低迷,市场资金链断裂,次贷危机爆发,并跨市场不断蔓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引起市场信贷紧缩,加剧经济下滑风险。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一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方面,开放与管制各有利弊,过度开放或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关键是要在开放与管制之间把握好度。由于中国银行业持有的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规模不大,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但创新好处过分鼓吹的历史已逐步暴露,实际上据说,股神巴菲特弄不懂与次贷有关的CDS、CDO等衍生产品为何物,没有投资,因而避免了因持有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产品而造成损失。正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理论所揭示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对金融创新过度放任,创新带来的风险不断积聚,最终使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以致得不偿失。
金融创新要按照其应有的效益发挥作用,不能低估,不可夸大。在审查批复过程中也要严格建立好数学模型,鼓励创新,严格把握数量与质量。并且,避免由金融创新产品造成的次贷市场债务链过长,以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化的危险。
2 应对周期调整:不能不考虑代价
上世纪末,美国经历了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货”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2000年,因高科技泡沫破灭,美国股市的繁荣走向终结,再加上“9.11”事件,美国经济进入衰退阴影之中。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年-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持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然而,购房者在购房后前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由此引发了此次金融危机。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二是,美国政府对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救赎,埋下了当前次贷危机的隐患,长期实行低利率,延缓了经济周期的正常调整,用一个泡沫弥补另一个泡沫,结果酿成了更大的泡沫,最终难以维系,以致崩溃。长期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很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过剩,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繁荣经济不能以牺牲眼前利益为代价,我们要注意处理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2]。
3 介入金融监管:程度是大是小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放任市场的“随波逐流”本身就是对这一行为的默认。在事后这次危机救助过程中,西方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的态度,是明显的双重标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们以为指责亚洲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要求危机国家和地区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闭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而在此危机中,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纷纷降息、向市场和机构注资、政府担保,并且发动私人部门联合自救,等等,各种工具无不用其极。美联储甚至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专门研究为市场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的金融工具创新。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于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颇有研究。他一直深信,货币政策不作为是导致当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积极应对次贷危机作为实践其理论的一次难得机遇。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格林斯潘以资产泡沫不可知为由,主张货币政策无需关注资产价格。但在实践中,格林斯潘却奉行单向干预策略,基本忽视资产价格上涨,积极干预资产价格下跌。1987年和2001年,他成功运用货币政策干预,避免股市受到泡沫破灭的冲击。现在伯南克比格林斯潘做的更多、走的更远,他不但救助了投资银行,还救助了保险机构,而美联储对这些机构都不承担监管职责。然而,市场好像不太领情。对于只救“两房”不救雷曼兄弟,就有人指责美国政府过于教条主义;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美联储、财政部对于冒险而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大施援手,是饮鸩止渴,可能引发“赚钱归自己,亏钱找政府”的道德风险。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三是:面对资产泡沫破灭,货币政策应该是作为还是无为,这个问题可能难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市场一味的“不管不顾”肯定是不可取的,泡沫不是一天形成的,在不断的渗透和摩擦中,变大并最终破灭。关键在于,要在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好事前防范和事后积极补救,同时也要考虑,是在泡沫形成阶段还是在泡沫破灭以后就实施介入并达到何种程度[3]。
4 商业银行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握好信用风险关口
美国的商业银行,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高的收益,不断以低的利率贷款给并不完全具有还款能力的住房购买者,各种创新工具设计不够完美,都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目前唯一好消息是美国的普通商业银行还没有直接暴露问题,因为普通商业银行一旦出现问题将引发信贷收缩问题严重化,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表现就是三分之一商业银行发生倒闭,现在美国有七八千家商业银行,其中大概有150家左右遇到问题,但没有次贷问题每年也会有50家左右银行倒闭,因此目前看来次贷还不至于击垮美国商业银行体系。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三是,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是信贷业务,影响最大的还是信用风险。所以,一定要强调信贷业务经营管理中的风险控制,选择好市场和客户,把握第一还款来源,确保偿付能力,在经济调整周期更应严格准入标准,并做好贷款担保和抵押的动态管理,不断提高风险预警监控能力,保持信贷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严格审查住房消费者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审查工作侧重于审查借款人是否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否存在其他债务、其财务状况是否可得到有效监控。第二,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和房价过高的楼盘,对于多套房屋以及对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等投机性需求,要大幅度提高首付比例和严格控制授信额度。第三,不定期地翻查房贷者的还款纪录,关注还款能力欠缺者,适当改变信贷条件,降低违约风险。第四,监管机构应定期向商业银行通报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并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较快、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
5 次贷危机蔓延:并非只有挑战没有机遇
次贷危机并非世界末日,在我国经济开放和市场灵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将它视为一次挑战。虽然,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外部需求不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加,将使我们出口行业面临巨大挑战;金融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动荡,导致美元资产缩水,将使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尤其是外汇储备资产面临较大的重估风险;金融危机引起市场投资风险重估,全球信贷紧缩和信心危机蔓延,将波及我国金融市场;金融危机加剧全球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主义,贸易战、货币站一触即发,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和平环境。然而我们将看到一个新局面,危机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国贸易关系多元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减轻中国对单一经济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如果应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转“危”为“机”,使这次金融危机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那样,成为中国提高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新机遇。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四是:通过这次危机,我们仍能看到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弊病:竞争力不强,于对创新的认识不够深入,创新的手段比较单一,创新的范围不够广泛。在相关法律上,我们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4]。并且,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因此,作为银行监管者,绝不能因为危机发生,否定金融监管的作用,否定金融创新的巨大潜力,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应进一步创新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施监管部门检查合作机制,探索跨市场交易监管手段,不断提高监管有效性[5]。
参考文献:
[1]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3).
[2]黄润中.《美国次贷危机的市场影响、启示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9).
[3]曹远征.《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贷风波的分析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67-69).
[4]沈炳熙.《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2007,11.
[5]易宪容.《“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市的启示》[J].人民论坛.2007,(17):32-33.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启示
0 引言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美国金融史甚至全球金融史上最深重的危机之一。将它称之为“百年一遇”也不足为过,这场危机可能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深渊,它也因此引起了各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危害已大大超出预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在应对这一灾难时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表现与美国在全球所推行的过于市场化政策对美国政府的信誉仍构成了严重打击。次贷危机也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格局构成冲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没有全身而退,而是得到更多启迪[1]。
1 鼓励金融创新:并非多多益善
美国次贷危机并非一次新型,而是传统危机。它不过是1980年代的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在今天的翻版。当时,受监管较少的美国储蓄贷款机构盲目扩张房地产信贷,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对其进行救助。只是这次闯祸的,不是储蓄机构之类的小个体,而是投资机构这些巨无霸。它们为缺乏信用和偿付能力的房地产投资者提供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并且通过金融创新,推出许许多多派生产品,吹大了房地产泡沫。随着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转入低迷,市场资金链断裂,次贷危机爆发,并跨市场不断蔓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引起市场信贷紧缩,加剧经济下滑风险。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一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方面,开放与管制各有利弊,过度开放或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关键是要在开放与管制之间把握好度。由于中国银行业持有的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规模不大,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但创新好处过分鼓吹的历史已逐步暴露,实际上据说,股神巴菲特弄不懂与次贷有关的CDS、CDO等衍生产品为何物,没有投资,因而避免了因持有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产品而造成损失。正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理论所揭示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对金融创新过度放任,创新带来的风险不断积聚,最终使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以致得不偿失。
金融创新要按照其应有的效益发挥作用,不能低估,不可夸大。在审查批复过程中也要严格建立好数学模型,鼓励创新,严格把握数量与质量。并且,避免由金融创新产品造成的次贷市场债务链过长,以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化的危险。
2 应对周期调整:不能不考虑代价
上世纪末,美国经历了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货”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2000年,因高科技泡沫破灭,美国股市的繁荣走向终结,再加上“9.11”事件,美国经济进入衰退阴影之中。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年-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持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然而,购房者在购房后前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由此引发了此次金融危机。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二是,美国政府对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救赎,埋下了当前次贷危机的隐患,长期实行低利率,延缓了经济周期的正常调整,用一个泡沫弥补另一个泡沫,结果酿成了更大的泡沫,最终难以维系,以致崩溃。长期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很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过剩,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繁荣经济不能以牺牲眼前利益为代价,我们要注意处理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2]。
3 介入金融监管:程度是大是小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放任市场的“随波逐流”本身就是对这一行为的默认。在事后这次危机救助过程中,西方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的态度,是明显的双重标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们以为指责亚洲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要求危机国家和地区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闭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而在此危机中,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纷纷降息、向市场和机构注资、政府担保,并且发动私人部门联合自救,等等,各种工具无不用其极。美联储甚至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专门研究为市场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的金融工具创新。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于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颇有研究。他一直深信,货币政策不作为是导致当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积极应对次贷危机作为实践其理论的一次难得机遇。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格林斯潘以资产泡沫不可知为由,主张货币政策无需关注资产价格。但在实践中,格林斯潘却奉行单向干预策略,基本忽视资产价格上涨,积极干预资产价格下跌。1987年和2001年,他成功运用货币政策干预,避免股市受到泡沫破灭的冲击。现在伯南克比格林斯潘做的更多、走的更远,他不但救助了投资银行,还救助了保险机构,而美联储对这些机构都不承担监管职责。然而,市场好像不太领情。对于只救“两房”不救雷曼兄弟,就有人指责美国政府过于教条主义;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美联储、财政部对于冒险而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大施援手,是饮鸩止渴,可能引发“赚钱归自己,亏钱找政府”的道德风险。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三是:面对资产泡沫破灭,货币政策应该是作为还是无为,这个问题可能难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市场一味的“不管不顾”肯定是不可取的,泡沫不是一天形成的,在不断的渗透和摩擦中,变大并最终破灭。关键在于,要在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好事前防范和事后积极补救,同时也要考虑,是在泡沫形成阶段还是在泡沫破灭以后就实施介入并达到何种程度[3]。
4 商业银行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握好信用风险关口
美国的商业银行,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高的收益,不断以低的利率贷款给并不完全具有还款能力的住房购买者,各种创新工具设计不够完美,都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目前唯一好消息是美国的普通商业银行还没有直接暴露问题,因为普通商业银行一旦出现问题将引发信贷收缩问题严重化,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表现就是三分之一商业银行发生倒闭,现在美国有七八千家商业银行,其中大概有150家左右遇到问题,但没有次贷问题每年也会有50家左右银行倒闭,因此目前看来次贷还不至于击垮美国商业银行体系。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三是,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是信贷业务,影响最大的还是信用风险。所以,一定要强调信贷业务经营管理中的风险控制,选择好市场和客户,把握第一还款来源,确保偿付能力,在经济调整周期更应严格准入标准,并做好贷款担保和抵押的动态管理,不断提高风险预警监控能力,保持信贷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严格审查住房消费者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审查工作侧重于审查借款人是否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否存在其他债务、其财务状况是否可得到有效监控。第二,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对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和房价过高的楼盘,对于多套房屋以及对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等投机性需求,要大幅度提高首付比例和严格控制授信额度。第三,不定期地翻查房贷者的还款纪录,关注还款能力欠缺者,适当改变信贷条件,降低违约风险。第四,监管机构应定期向商业银行通报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并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较快、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
5 次贷危机蔓延:并非只有挑战没有机遇
次贷危机并非世界末日,在我国经济开放和市场灵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将它视为一次挑战。虽然,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外部需求不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加,将使我们出口行业面临巨大挑战;金融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动荡,导致美元资产缩水,将使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尤其是外汇储备资产面临较大的重估风险;金融危机引起市场投资风险重估,全球信贷紧缩和信心危机蔓延,将波及我国金融市场;金融危机加剧全球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主义,贸易战、货币站一触即发,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和平环境。然而我们将看到一个新局面,危机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国贸易关系多元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减轻中国对单一经济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如果应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转“危”为“机”,使这次金融危机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那样,成为中国提高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新机遇。
我们得到的启示之四是:通过这次危机,我们仍能看到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弊病:竞争力不强,于对创新的认识不够深入,创新的手段比较单一,创新的范围不够广泛。在相关法律上,我们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4]。并且,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因此,作为银行监管者,绝不能因为危机发生,否定金融监管的作用,否定金融创新的巨大潜力,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应进一步创新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施监管部门检查合作机制,探索跨市场交易监管手段,不断提高监管有效性[5]。
参考文献:
[1]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3).
[2]黄润中.《美国次贷危机的市场影响、启示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9).
[3]曹远征.《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贷风波的分析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67-69).
[4]沈炳熙.《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2007,11.
[5]易宪容.《“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市的启示》[J].人民论坛.2007,(17):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