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书淘书的人不难发现，近来从海外引进的图书越来越多。从当红小说《追风筝的人》，到哲学经典《沉思录》，到儿童读本《不一样的卡梅拉》，到视觉类图书《ISPY视觉大发现系列》，可说种类齐全。但是，一些出版翻译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我们的图书引进存在“功利性”严重的倾向。
　　出版社通过引进图书获取经济利益无可厚非，正当的“利”谁都要图。比如2000年引进的《穷爸爸富爸爸》，在国内热卖的同时，也带来了财富启蒙思潮；又如《我的名字叫红》，在其作者帕慕克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就有出版社独具慧眼将其引进，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然而，当这些书热卖了，赚钱了，利益趋使导致图书引进产生了一个怪圈。
　　许多引进版图书在注重经济利益时，却忽视了社会效益。“现在国外引进的图书结构上多着眼于快餐式和畅销书，而真正有学术文化价值，能增加新视角、新阅读空间，有长远保留价值的书很少。”著名出版人刘硕良说。据了解，目前我国引进出版国外图书时“偏食”现象非常严重，人文社科类占到80%多，自然科学类不足15%。而在前者中，文体生活类的比例又严重偏高，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品种因为获利不多而受到出版社的冷遇。刘硕良一针见血地表示，这与现在国内出版界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有关。
　　出版社在引进图书时重视经济效益是必需的，但在这个基础上亟需重视社会效益。“出版者需要用发展、开放的眼光做标准，要注意引进图书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些国外的好作品能给社会的进步带来动力。”刘硕良指出，这需要相当多方面共同创造条件。一方面，出版社要有专业的眼光，将研究基金用于刀口上，积极引进更有价值、更有紧迫性的选题。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实力、有文化眼光的企业家也需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予以扶持。（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