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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内容
农村专项招生政策的目的在于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更合理的配置，使得处在不利地位的考生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农村贫困地区考生进入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障碍，打破阶层固化，畅通社会底层民众的纵向流动渠道，实现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主要分为：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即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即高校专项计划）及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即地方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是由中央部署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该计划对贫困地區迫切需要的农业、林业、水利、医疗、教育等，实施有针对性的招生。2012年-2015年，国家对集中贫困地区的重点高校招生指标由10000名增至其5倍，招生范围从680个农村地区贫困县扩增至832个，参与高校增至263所，且逐渐增加重点高校的录取名额。
高校专项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面向偏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下的农村优秀学生。如北师大的“师表计划”，由2013年的30人增至2015年的55人。其中，“清华自主招生计划”为考生开设7大类专业，招生规模约占其本科招生总数的5%，这无疑增加了农村考生上名校的机会。
地方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一般多为当地“211工程”高校。以广西为例，2015年在本科第一批录取的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参与的专项招生计划，主要是面向连片的特殊困难县及融安、融水等国家贫困县城，并在2015年范围扩大到全区的农村籍考生。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的实施，使得更多农村贫困地区的学子获得进入重点高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考生的纵向流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专项招生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参与招生的高校数量持续增加、农村考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增多、招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监管力度持续加大等。虽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其所取得的成效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小约瑟夫·斯图尔特所言：“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应专注于政策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政策的特征或缘由。”[1]
二、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一般经济学理论将社会生产的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从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与受益看，高等教育无疑是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的具有有限的部分公共产品特征和部分私人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2]。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服务具有收益上的非排他性。高校通过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与职业训练，除了使受教育者日后更易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较高的声望地位外，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作为优质的人力资源，他们的智力及技能将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正外部性收益并不能排他。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能力存在优劣之分。因为出身于城市家庭的学生，在经济权力的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远非农村学生所能及。倘若忽视城乡之间的差异，任由市场机制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容易出现高校的城市学生比例远高于农村学生。事实上，我国目前的情况也确是如此。
2.专项招生政策的经济依据
我国对农村贫困地区考生实行专项招生政策有其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区域经济差距和利益分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为达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在不会使得城市与农村地区这任意一方境况变坏情况下，至少使得农村地区的情况得到改善。这就不能任由市场机制调节，而要国家进行适度的干预，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走“城市中心”的发展道路，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大部分资源投入城市的发展建设。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城市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国家的政策偏向和城市地区的区位地理优势促进了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城市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了国家政策和区位优势这些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因素，并从农村地区获取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各种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出现了城市地区愈加发达、农村地区愈加落后的现象。这种“马太效应”在教育领域表现得更明显，城乡教育差距就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体现。
因此，基于当前的状况，政府要承担守护高等教育公平的责任。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专项招生政策，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和人口代际贫困的消除，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韩红，译.公共政策导论[M].韩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2-114.
[2]张向达，赵建国等.公共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
农村专项招生政策的目的在于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更合理的配置，使得处在不利地位的考生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破除农村贫困地区考生进入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障碍，打破阶层固化，畅通社会底层民众的纵向流动渠道，实现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主要分为：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即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即高校专项计划）及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即地方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是由中央部署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该计划对贫困地區迫切需要的农业、林业、水利、医疗、教育等，实施有针对性的招生。2012年-2015年，国家对集中贫困地区的重点高校招生指标由10000名增至其5倍，招生范围从680个农村地区贫困县扩增至832个，参与高校增至263所，且逐渐增加重点高校的录取名额。
高校专项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面向偏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下的农村优秀学生。如北师大的“师表计划”，由2013年的30人增至2015年的55人。其中，“清华自主招生计划”为考生开设7大类专业，招生规模约占其本科招生总数的5%，这无疑增加了农村考生上名校的机会。
地方专项计划，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一般多为当地“211工程”高校。以广西为例，2015年在本科第一批录取的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参与的专项招生计划，主要是面向连片的特殊困难县及融安、融水等国家贫困县城，并在2015年范围扩大到全区的农村籍考生。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的实施，使得更多农村贫困地区的学子获得进入重点高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考生的纵向流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专项招生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参与招生的高校数量持续增加、农村考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增多、招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监管力度持续加大等。虽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其所取得的成效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小约瑟夫·斯图尔特所言：“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应专注于政策的结果或后果，而不是政策的特征或缘由。”[1]
二、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政策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一般经济学理论将社会生产的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从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与受益看，高等教育无疑是介于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的具有有限的部分公共产品特征和部分私人产品特征的准公共产品[2]。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服务具有收益上的非排他性。高校通过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与职业训练，除了使受教育者日后更易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较高的声望地位外，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作为优质的人力资源，他们的智力及技能将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正外部性收益并不能排他。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能力存在优劣之分。因为出身于城市家庭的学生，在经济权力的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远非农村学生所能及。倘若忽视城乡之间的差异，任由市场机制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容易出现高校的城市学生比例远高于农村学生。事实上，我国目前的情况也确是如此。
2.专项招生政策的经济依据
我国对农村贫困地区考生实行专项招生政策有其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区域经济差距和利益分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为达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在不会使得城市与农村地区这任意一方境况变坏情况下，至少使得农村地区的情况得到改善。这就不能任由市场机制调节，而要国家进行适度的干预，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走“城市中心”的发展道路，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大部分资源投入城市的发展建设。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城市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国家的政策偏向和城市地区的区位地理优势促进了城市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城市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了国家政策和区位优势这些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因素，并从农村地区获取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各种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出现了城市地区愈加发达、农村地区愈加落后的现象。这种“马太效应”在教育领域表现得更明显，城乡教育差距就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体现。
因此，基于当前的状况，政府要承担守护高等教育公平的责任。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专项招生政策，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和人口代际贫困的消除，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韩红，译.公共政策导论[M].韩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2-114.
[2]张向达，赵建国等.公共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