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深秋。我当年工作过的纺织厂女工委员给我电话，说是黄浦江边的工厂拆迁以后有个庞大的规划。女工委员向我描述未来，就像当年向纺织女工宣传“四个现代化”一样。兴奋之余，我们就感伤——工厂被拆除。女工委员告诉我，她打电话的地方，便是这个工厂尚保留的最后一个地块——细纱车间女工更衣室边上的阁楼。“你晓得吗？就是‘红角’。”她用“红角”的电话机打出最后一个电话。等一歇，就通知电话局移机了。
　　我当然晓得红角——纺织厂车间工人更衣室边上搭建的阁楼。纺织厂多女工，阁楼便通常连着女工更衣室。阁楼的“阁”，沪语读音同“角”。如此不规则的搭建物，多在车间旁边旮旯角落里，久之，便唤“红角”。
　　在红角，通常摆一些长条椅，一个小讲台，一块小黑板；一只保温桶，热天盛冰冻盐汽水，冬天白开水。活动频频。工前生产组长碰头会、下班后的小组会、工厂小分队演出、党团组织生活、青工文化补习、歌咏排练……诸如此类。女工委员在红角传播女
　　工卫生知识，发计划生育的宣传材料，发避孕药；夜班里，还叫闲散的男工帮忙，叠草纸——发给女工的草纸，都要叠成长条。大热天，几只工厂自制电风扇，风翼转动，响音颤抖；冷天通热水汀，暖气管烫手，间或啪啪爆响。隔壁女工更衣室，有脂粉气味飘过来。
　　《上海杨浦区志》。《工厂群众文化》章节，记载——
　　上棉十二廠于1954年建立影剧院，面积1300平方米，有座位一千余只，并在各车间设立“红角”。1979年建立新剧场，座位1500只，并附有录像放映室。在50年代共有9个戏曲音舞团队。进入80年代，该厂先后成立文学创作组、书评组、影评组、摄影组和书画组。获市、全国奖的文学作品有程小莹的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周泉海的歌词《落纱歌》、《姑娘心中的花》，罗祖珍的歌词《绿叶与小溪》，吴少山的诗《夜班》，王正光的速写《练》……
　　曾经的上棉十二厂与“红角”，是入史的。
　　再去看看红角。我独自早早来这里，一个人坐在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会议室的阁楼里，想一些事情。也等女工委员。小楼老旧了，木头地板，木头楼梯，一级一级阶梯，脚步踏上去，软咚咚的；经常踏脚的地方，形成一个凹槽。隔壁女工更衣室，散落几个铁丝衣架、几只塑料拖鞋。没有人。先前，上班下班，车间红灯亮起来，女人的脚步，上上下下；女人上楼，咚咚咚咚，步履紧急；下楼，换了塑料拖鞋，拖鞋鞋底板后部拍打在楼梯板上，噼啪啦噼啪啦地响，拖出女人的闲散。闹猛过后，静下来。隔壁食堂的老鼠，吱吱吱，嗒嗒嗒过去；等一歇，嗒嗒嗒，老鼠原路返回。
　　我和女工委员就坐在热水汀边上。没有供暖。大炉间早就关了。对面有一架破旧的手风琴，几副锣鼓家什，几面竹竿挑起的红旗，墙上还挂着毛泽东像、华国锋像、刘少奇像；几面锦旗，几幅夹着奖状的镜框……都是时代的遗留物。女工委员讲，她们在这里学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学习“十四大”、“十五大”。还唱歌，从“东风吹，战鼓擂”唱到“走进新时代”。几个时代走过来。
　　女工委员脸色不好，不带妆，看上去有些黄，有些雀斑。眼睛还是活络，闪着光。她说，她想去学做裁缝，她的一个朋友，开了服装厂，正要寻熟练的技术工人。我会得做针线，女红生活。她随手拖过一个包袱。她还真的在家里收作了一下，理出个包裹来。
　　“那些衣物，多是老式的，不过，还有点床罩和台布，花样图案，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女工委员说，动手去解包裹，“这些东西，你帮我看看，拿得出手么？”
　　是一些床罩、台布，还有一只电视机布罩，都绣上传统的图案花纹。这些东西，在几十年前，结婚送人，是很像模像样的。
　　不想看到她到了这个年纪，还要为生计发愁。“我没有什么愁的呀。”女工委员心里是很硬扎的，“我又没有到要出去讨饭的地步。要说我自己寻个生活，哪怕再弄个小干部当当，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这种机会总归还是有的。我是不甘心，就这么散了。”
　　她像是要落泪，还是忍着。外面在落雨。
　　在我对最初的青春时光的记忆里，总留着在工厂睡眠不足和饭量奇大的印象；还有便是那些女工。一些女人的名字，与一只只女人面孔。
　　“你晓得她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国茂娣，那时候在细纱车间，算“一枝花”了。国茂娣去考“空嫂”，过了三关，几乎要成功了，最后的第四关，是体检，在五官科检查的时候，医生对着她的鼻子反复端详，最后将体检表往桌底下一塞，摇了摇头，表示可以走人了。女工委员是送国茂娣去体检的，回来后，两个人都欲哭无泪。她不是怪国茂娣的鼻子不争气。她反复研究了国茂娣的鼻子，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女工委员是想不通，那医生，为什么就不能对国茂娣笑一笑呢？也许这个医生的心目中，蓝天本来就不是属于下岗女工的，所以医生根本就不想笑，医生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工。“这是不公平的。”女工委员说。
　　国茂娣还算是年轻的。她们大多数，都到了一把年纪——小囡读高中或大学。三口之家，要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生活就窘迫。向阳红，你还记得吗？住在控江新村的。“老三届”。比女工委员她们还要大一点。更早几年下岗。老公是上棉九厂下岗的，他们属于典型的“双下岗”家庭，带一个子女。
　　都是比较好看的女人。女工委员说着说着，便哇啦哇啦起来，看上去有点激动。计玉珍也是“老三届”，从黑龙江顶替退休的母亲进厂。计玉珍下岗后有一番曲折的经历。先是闲不下来，急于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先做起来，心情就好点，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好，身强力壮。现在做“钟点工”，是她的第十九次跳槽。从送牛奶干起，为人看管、接送孩子，站柜台，新村里清洁卫生工，站马路做交通协警；其间还有过一份工作，是推销化妆品，这她干得很不错，收入也最好，但最终，还是被老板辞了，原因是她的脸太黑，推销化妆品不合适，会给产品带来负面效应，不利销售。“人家计玉珍，因为上山下乡才皮肤黑的，这是歧视。”女工委员愤愤不平。 　　还有余晖、杨月宁。“这两个人，已经是四十出头的女人了，我碰上她们的那天，浑身上下是乌青块。我当然要问她们。你晓得她们在做什么？说是为了到一家溜冰场里去当服务员，要学溜冰，摔的。她们在童年的时候，都从来没进过溜冰场，现在却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溜冰，好穿着溜冰鞋，溜来溜去地为客人服务。就要训练。我后来专门去看了她们的训练，只见她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小心翼翼地掌握着平衡，一不小心，就是一跤，有時候摔得重的，鼻青脸肿，爬都爬不起来，回家后躺在床上，浑身是痛。第二天还要去。”
　　她们每个人都很珍惜重新上岗的机会。而要获得机会，就要付出代价。就像现在的人生，已经要从穿溜冰鞋开始重新学走路了。可她们都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再要她们这样走路，跌跌撞撞，东倒西歪，对她们是不公平的。但她们还是会走过来。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女工委员陪我离开红角。出来前，脱了饭单帽子，如此，同过去下班一样关窗锁门。厂区已经没有人了，但工厂的气息还在，奄奄一息。刚刚落雨。厂区道路两侧有点积水，泛着几个气泡，漂了一些油，弄成离奇古怪的五颜六色。
　　“我们工厂的土地，据说是被工业污染过的，要做过处理才好做别的用场。”女工委员对我说。我也不懂。“你说怪么？我们几十年在这片土地上劳动，哪能叫污染啦？”
　　她陪我乘坐28路电车。真的像多年前下班的辰光。那时，女工委员在棉纺公司党校学习，每天要乘28路电车，到提篮桥。
　　已经是夜里了。提篮桥的一条小马路——霍山路，灯火通明，两边一溜摆着地摊，全是临时做做的小商品小生意，倒也十分闹猛。已经看见几个人，就几个蛇皮袋，几块塑线编织布，一摊，一只小矮凳上一坐，做生意了。雨后，空气清爽，人的精神，也变得爽快起来。
　　“这种摆小摊头的，十有八九是下岗工人。叫我……是不来的。”女工委员说老实话，“我不去跟这些人抢生意。我想，我还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女工委员还是有点架子呢。不愿做小生意。做生意，你也不一定做得过人家。骨子里，女工委员还是做不到让自己坐到这张小矮凳上去。
　　女工委员不服，“我为啥不好坐到这张小矮凳上去呢？”说话间，她看到路边有两个空的小凳子，还是靠背凳，是在幼稚园里常见的那种，油漆成湖绿色。好像是哪个下岗工人从自家工厂幼稚园里拿出来的。便坐过去。兴许是走得有点吃力。这两个位子，不像是摆摊头的，没什么小商品；不晓得是做什么。
　　正在猜测，便有人过来，对着女工委员，一只脚踏在一只木头箱子上，说：“擦皮鞋”。
　　才晓得，这里是个擦皮鞋的摊头，摊主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想，坐也坐下来了，既然人家将我当擦皮鞋的主儿，便不妨擦一回？人家擦得，我为什么就擦不得？她朝我看看，就挥手招呼我起身，将位子让给顾客。这模样，像煞是个老手。那人一屁股入座，脚搁得更加服帖。
　　身边有个木箱，女工委员一把拖过来，打开，有现成的鞋油、刷子和布，这布，还分油布和干净的两种。便动手起来。难得做一回生意，女工委员就做得有点过于小心仔细。顾客说：“你是新手，手势别扭。原来这里擦皮鞋的，我们叫他‘老克勒’。人家是正宗上海皮鞋厂下岗的。皮鞋擦得是好，这一块地盘，大家都晓得。”
　　擦皮鞋，人人都会。只要卖力，擦好之后，也看不出新手有什么差劲。顾客算是满意了。又是一个女人在擦，并不多见。女工委员侧过脸来，对顾客说道：“先生，你是我第一位客人，没有找头，你高兴出几钿，就放几钿。”顾客摸出一张十元纸币，女工委员不客气，接过来，随手丢进箱子。
　　这个夜里，上海皮鞋厂下岗的“老克勒”不晓得去做什么了。女工委员便脱不了身，倒不是她很想擦皮鞋，实在是生意停不下来。她索性做开了。这是熟练工的生活，越做越熟，熟能生巧。几双皮鞋擦下来，她基本掌握了擦一双皮鞋的操作流程——表面清洁，再上油，先右后左，左脚上好油后，刚才先上了油的右脚，鞋油敷着表面的一层，有点干，是吃透了，正好可以擦。先用油布擦，然后用刷子刷，是叫“重刷”。有“重刷”，自然过后还有“轻刷”，最后，用干净的布来擦，这种擦，便是平时说起“擦皮鞋”的那个典型动作——连拉带擦。这个拉擦，是使皮鞋光亮的关键，且是个用力道的活儿，越擦越亮，只要有力道，一直擦下去，这皮鞋，便锃亮。反正，总归是从右脚始，终于左脚。有顾客细心，说“老克勒”向来是先左后右的。女工委员回道，男左女右嘛。
　　“老克勒”终于出现了。是被人三缺一拖去，进棋牌室打麻将。抽空回来，想干脆收摊，一看有人抢了他的生意，还是用他的吃饭家什，便有点火气，说“不懂规矩，坐庄也要摸风向”。女工委员忙解释，家什是你的，生意也是你的。我是坐一歇，顺带便做了。人家老顾客，将我当是你的伙计。你“老克勒”，好算个“擦皮鞋”的品牌，我是抢不过来的；要做，也是帮你白做。箱子还给你，赚头都在里厢。
　　“老克勒”一低头，看到钞票，没脾气了。方才牌桌上有点霉。此地倒是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他称道，你蛮辣手的，有点斩人的意思。女工委员说，我是让人随意的，不晓得行情。“老克勒”说：“那你行情看涨，绝对是块‘涨停板’。像你这样‘旺’，做生意只赢不输。”
　　女工委员起身，拎起自己的包裹走人。
　　这个晚上，一个女人“擦皮鞋”的经历，会给她带来某种影响。那时候，下岗是个社会话题。女工委员说，如今上海纺织工人下岗，再就业，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转变而致，再开个服装工厂，早晚也要迁出城市。从纺织工人到服装厂工人，从上海工厂到外地工厂，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她只是想看看，工人还好再做点别的什么。下岗工人本身并不是无能，他们如今面临的溃退，说到底，也就是命运不济罢了。这跟当初上山下乡没什么两样。因此，也可以说，在看待下岗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就说纺织工人，从一个庞大的产业大军，到现在几乎溃不成军。现在关系到生存，她为什么还要规定自己这个好做那个不好做呢？不会做也要学。说老实话，现在叫你去擦皮鞋，你肯么？你不会，而别人会。这就是生存能力。如果生活真的是很公平，大家都面临一个下岗和再就业的前景，那么，一个工人和一个干部来比，或者像你这样的一个文人，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工人会得先有一口饭吃。当然，到最后，谁吃得好，就难说了，但如果有人先饿死，那个饿死的，决不会是工人。 　　这话是女工委员说的。她要告诉我的是，红角里出来的纺织女工，身上撑着一种精神，晓得以自己的诚实和艰苦的劳动，可以养活自己。这是与生俱来的精神和品质。没有这些，中国近代史上，就不可能会产生真正的产业工人，也不会发展壮大到今天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工委员把自己一直看作是一个工人。她以此为荣，并以此为准则，去做人。
　　1984年，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开篇，是这样叙述的——
　　上海市区东部，沿黄浦江，有一条杨树浦路。
　　从提篮桥起，电车足有十二站。有趣的是，沿江的一侧，厂紧贴着厂，塞不进一家商店；而另一边，则几乎看不见厂。水厂、电厂、煤气厂、纺织厂、丝织厂、毛条厂、机修厂、造纸厂、造船厂、化工厂、制皂厂、码头装卸区、电站辅机厂、海难救助打捞局……在这串厂中，有曾经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即使今天，该厂的大烟囱，仍然是上海最高的。
　　说不清有多少工人。只晓得，那几家大型纺织厂，工人最多，其中，女工又占有绝对多数。早班、中班、夜班，她们匆匆往来于杨树浦路。28路电车，急急地驶着，满载着散发出各种香水香皂气味的姑娘们、妈妈们；花花绿绿的衣裙，没个重复……
　　2012年7月，我去杨树浦路1426号，原来的“海难救助打捞局”。八楼。“杨浦区黄浦江岸线综合开发办公室”。我为我心中之城而来，我的杨树浦，我的纺织厂——它们的前世和今生。
　　一个年轻的城市建设者，向我描述一个别样的杨树浦路。三十年前，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开始体悟我的杨树浦路；现在，他体悟他的杨树浦路；城市已经着手重新规划杨树浦路。
　　从“上海国际时尚中心”開始。那是上棉十七厂，杨树浦路2866号和2893号，毗邻杨树浦发电厂。再隔壁，就是上棉十二厂。往昔的锯齿形厂房，是城市现代工业的象征，还在。标牌是“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恍如隔世。那是杨树浦路的新地标，与曾是上海地理标志之一的复兴岛咫尺之遥。在江岸，可以看见近旁挨着的定海桥。与城市历史也一步之遥——上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便是从复兴岛乘坐军舰仓皇离开上海，前往台湾；随后的1950年2月6日，老蒋似乎对这一带念念不忘，从台湾起飞轰炸上海的国民党空军，便将炸弹锁点在这里。这是上海著名的“2·6”轰炸。
　　是一个新空间，也是新故事。空间变得开阔。无论是楼与楼，或建筑与建筑，它们之间有贯通、有呼应，但彼此间都隔着一个开阔的距离，显得从容。保持距离感，建筑合乎人性的尺度，体谅到人性的宽厚。那里的楼，无论连排或独幢，因了历史遗留的缘故，所有的尺度都十分得体，既不庞大无比，也不高耸入云，洋溢着温暖、温馨的生活意味，合适着人的活动与对人性的观照。
　　很强烈地感觉到整个园区的形式美，尤其是色彩感，具备审美的愉悦。
　　对打造这个时尚秀场的运作者来说，这是个作品。
　　因为是有故事的。一种纪实与虚构的风格，令人经常身处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交汇之中。人类总是在比较，同时展示对世间的认知。
　　2018年1月18日。民航资源网报道：对上航空嫂沈红梅来说，今天必定是终身难忘的一天，她作为乘务员飞行的最后一个飞行日。还记得二十二年前，引起社会热议的上航空嫂招聘会，沈红梅就是当年那个年纪最小、最腼腆的十八位空嫂之一。
　　最后一位“空嫂”退出历史舞台。
　　从2012年1月28日起，媒体便报道：上海“第一空嫂”高空退休，十八位空嫂陆续淡出。
　　上海纺织的传统工业故事戛然而止。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对一个城市人来说，已经烂熟于心。红角被拆除，工厂被抹去，“空嫂”退休……再也没有过去大工厂的排场。但会成为上海，成为中国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的过渡风景。是一个缩影。
　　记忆总是闪现在生活里。经典就是这样。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是故人与今人的故事延续，只是被强大的现代物质生活所稀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