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11月23日。北京什刹海后海小金丝胡同深处那幢幽静的院落，永远失去了它的主人一位中国翻译界无人能比肩的大家，一位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学者——杨宪益。
杨老平静地走了，中国翻译界却掀起了一阵“狂澜”。从此，中国译苑痛失参天大树，少了镇苑之宝；从此，世间让一段佳话永恒。
杨老安静地走了，不惊动任何人。为自己95年坎坷人生轻轻画上的这个句号，莫非只为到另一个世界与等待着他的爱妻续写跨越东西文化的爱情传奇。
杨宪益，1914年1月出生，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早年留学英国，与他的英国太太共同翻译了《资治通鉴》、全本《红楼梦》等上百部中外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1953年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周总理特别介绍说。这是一位翻译家，他已经把《离骚》翻译成了英文。
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认识杨先生，是2002年底我刚调到中国外文局工作不久到医院去看望他。记得当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向他介绍我时，他温和淡然地笑着，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去医院前，我是有意做了“功课”的，于是就历数着他的译作、赞赏着他的学识、畅谈起他不平凡的经历。
杨先生边听边摇起头来。之后，虽有些心不在焉但还是强打精神，温和笑着：“过奖了，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从先生淡然的微笑中，我开始感受这其中所深深蕴含着的一切。当天我在日记里写下：“今天下午，我去医院看望杨宪益先生。出乎想象，他没有一句疾言厉色，更无丝毫大翻译家的‘架子’。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杨宪益出身世家，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先生幼年接受旧学启蒙教育，国学根底厚实，21岁前往英国牛津求学，本来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古法国文学，后来结识夫人戴乃迭’改学英国文学。戴乃迭也因与杨宪益相爱而从法国文学转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正是这珠联璧合，为这对伉俪造就翻译界中译英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从20世纪30年代束开始，深受西学浸润的杨宪益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带着博览古今，学贯中西的悠游与自信，带着纯粹的审美态度和天赋中的一点自豪游刃，自嘲为“半生飘泊假洋人”的杨宪益，为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将中国文学经典巨著推进国际视野，做了“卅载辛苦真译匠”。他与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从《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长生殿》、《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选》、《老残游记》、《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中国传统典籍，到《阿Q正传》、《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1－4卷)等中国现当代经典名家名作，他们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其中，《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经坎坷，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中外文化界和学界轰动，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
作为执行主编和主要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1982年，杨宪益还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中，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
当个好翻译要多读书多实践
2008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我与外文出版社领导和几位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一起，沿着银锭桥边那条狭长小路，叩开小金丝胡同6号深红色的木门，为杨先生提前过94岁生日。
我们之间的交谈始终围绕着翻译的话题。我向杨先生请教翻译的最高境界，讨教如何看待“翻译理论”。
先生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其中，“信”是第一位，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达”，不仅要忠实于原文原意，更要传神、要有所升华。最难的是第三境界“雅”，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
我问：“您与戴先生(这是我们外文局人对杨夫人戴乃迭的尊称)的合作是否达到了这个境界?”杨先生答道：“那可不好说。那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能否做到，不好说。”
望着同去的几位年轻人，我说：“今天外文出版社来了这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从事翻译工作的，是您的崇拜者，您给他们讲讲您和戴先生成功的经验吧。”
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做一名好翻译，外语是一个方面，中文基础和功底很重要，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对两种文化的诠释。”
这时，一个年轻人问先生，怎样学习才能少走弯路，才能进步快些?
杨先生含笑作答：“没有捷径可循，要耐得住寂寞。无非多看书，多实践。以后你们会超过我的。”
这番话，让我记起杨老那篇随笔《未完成的心愿》：“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举重若轻的笔调，将六十年锱铢积累而成大家的磨砺与坚韧，散淡地道出。
有研究者认为，杨宪益的翻译观是超前的，更倾向于文化翻译。即翻译行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移植为目的的跨文化活动。
翻译工作是艰苦的再创作，要求译者有极高的语言和文化造诣，特别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已被业界公认为是翻译之最“难”。目前，中国外翻中的学者大家已寥若晨星，而中译外，又能成就经典之作且数量之多、水准之高，实为众人难以企及。
除以中译英大开中国文化之门外，杨宪益还开启了一扇西方文化之窗。他一生翻译了大量欧洲文学名著给中国读者，如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平》，荷马的《奥德修纪》，维吉尔的《牧歌》，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卖花女》，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等。
杨先生在国内外翻译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同仁和后辈尊敬与爱戴。“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年知耻”，那本以“世事沧桑”、“译余散札”、“译余偶拾”三部分构成的集子《去日苦多》，以杨氏的幽默和散淡，对当下胡翻乱译横行、剽窃造假四起、吹牛拍马受宠不良之风毫无疾言厉色地讥讽与鞭挞，以杨氏的波澜不惊，耸起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 谨、谦逊、敬业、执着和沉静的无言丰碑。
那一天，杨老心情极好，风趣、机智、洒脱、细致。上午的阳光穿过落地窗照在屋内，肆意泼洒在深坐于红色沙发里的杨老身上，于是，老人周身罩上一层暖暖的黄色光亮。
慈祥安然、鹤发童颜的杨老在暖阳中与年轻人尽情交谈着，我则拿起相机，将他定格于那只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瞬间——手夹香烟、目光炯炯、凝视远方。然而这若有所思目光的背后，似乎还有着许多人们所猜不透的故事。后来，同事把这次为杨老拍摄的一组图片制作成一个影集，先生看了非常开心。
还有很多要向他们学习
学养极深、令同仁望其项背的杨宪益先生一生为人谦逊，从不标榜炫耀，从不怨天尤人，从无假大空话，在朋友、同事中口碑极佳。
2009年9月17日上午，我又一次来到小金丝胡同6号。
这天，中国翻译协会决定授予杨宪益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先生是自200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继季羡林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人。是日，正值国际翻译日前夕，我与同事——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一同为他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在简短的颁奖仪式上，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译协把这一奖项授予杨先生，是对他卓越成就、严谨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认可，杨先生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当之无愧。
当时，已重病在身的杨先生一直坐在那个红色沙发里，依然温和微笑着面对各大媒体记者，依然轻轻地说自己没有做太多：“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时有幸做了些翻译，但成就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成就。”他还诚恳地表示，对现在正在做着翻译工作的人们，自己“还有很多要向他们学习”。
媒体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关于杨先生诙谐幽默的故事，说每当有人问起杨老的翻译成就时，他总会谦逊又不失风趣地说：“其实自己也就是翻译一点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英文什么的。译文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史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
那天临别时，我同杨老说，再过三个月我们还会来给他庆祝95华诞。不承想，此次见面刚刚过去两个月，杨老竟作别红尘，溘然辞世。我曾经的诺言再也不能实现。
兴来纵酒发狂言
杨宪益一生独立不羁，常常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每每有人登门拜望，都见他手夹香烟，吞云吐雾，好不惬意。其实烟都不是什么好烟，酒也就是二锅头。近年来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几次住院治疗，有一次我问他还喝酒吗?他依然爽快：“还喝，少了。”后来遵医嘱，酒是戒了，但烟还是离不了。
熟悉杨先生的人都会讲出不少他喝酒的“趣事”，特别是他那一首首关于酒的打油诗，无不反映出他洒脱、淡漠、豁达的生活态度。其中有一首《祝酒辞》：“常言合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文革”动乱期间，他和夫人双双蒙冤入狱，度过四年牢狱生活。后来回忆起当时那个晚上被带走时的情景，杨老仍不失幽默地谈起他的半瓶浊酒、四年星斗：“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那双踢踢踏踏的拖鞋，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酒喝多了话容易出格，这在杨老是常有的事。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杨先生随团出访瑞士、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回国后，团里这样评价他：“该同志国外朋友比较多，谈话中善于介绍我国的情况，易于为外国人所理解。但比较好酒，酒后谈话有时欠讲场合和分寸。”
这就是杨宪益。他很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酒陪伴了他一生，给他带来不尽的享受和乐趣，酒也陪伴了他一辈子，给他招来不少缺憾和麻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作书名，也许正是因了这份凡人的洒脱、纯净和真性情，才成就了大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杨宪益先生归来，看着照片上手夹香烟，望着远方凝思的主人，我想，透过如丝的烟雾，他一定是在瞩目新的时代、瞩目未来。用连日来媒体频繁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杨宪益身后，谁来翻译中国……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常务副会长)
杨老平静地走了，中国翻译界却掀起了一阵“狂澜”。从此，中国译苑痛失参天大树，少了镇苑之宝；从此，世间让一段佳话永恒。
杨老安静地走了，不惊动任何人。为自己95年坎坷人生轻轻画上的这个句号，莫非只为到另一个世界与等待着他的爱妻续写跨越东西文化的爱情传奇。
杨宪益，1914年1月出生，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早年留学英国，与他的英国太太共同翻译了《资治通鉴》、全本《红楼梦》等上百部中外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1953年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周总理特别介绍说。这是一位翻译家，他已经把《离骚》翻译成了英文。
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认识杨先生，是2002年底我刚调到中国外文局工作不久到医院去看望他。记得当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向他介绍我时，他温和淡然地笑着，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去医院前，我是有意做了“功课”的，于是就历数着他的译作、赞赏着他的学识、畅谈起他不平凡的经历。
杨先生边听边摇起头来。之后，虽有些心不在焉但还是强打精神，温和笑着：“过奖了，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从先生淡然的微笑中，我开始感受这其中所深深蕴含着的一切。当天我在日记里写下：“今天下午，我去医院看望杨宪益先生。出乎想象，他没有一句疾言厉色，更无丝毫大翻译家的‘架子’。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杨宪益出身世家，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先生幼年接受旧学启蒙教育，国学根底厚实，21岁前往英国牛津求学，本来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古法国文学，后来结识夫人戴乃迭’改学英国文学。戴乃迭也因与杨宪益相爱而从法国文学转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正是这珠联璧合，为这对伉俪造就翻译界中译英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从20世纪30年代束开始，深受西学浸润的杨宪益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带着博览古今，学贯中西的悠游与自信，带着纯粹的审美态度和天赋中的一点自豪游刃，自嘲为“半生飘泊假洋人”的杨宪益，为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将中国文学经典巨著推进国际视野，做了“卅载辛苦真译匠”。他与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从《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长生殿》、《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选》、《老残游记》、《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中国传统典籍，到《阿Q正传》、《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1－4卷)等中国现当代经典名家名作，他们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其中，《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经坎坷，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中外文化界和学界轰动，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
作为执行主编和主要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1982年，杨宪益还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中，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
当个好翻译要多读书多实践
2008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我与外文出版社领导和几位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一起，沿着银锭桥边那条狭长小路，叩开小金丝胡同6号深红色的木门，为杨先生提前过94岁生日。
我们之间的交谈始终围绕着翻译的话题。我向杨先生请教翻译的最高境界，讨教如何看待“翻译理论”。
先生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其中，“信”是第一位，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达”，不仅要忠实于原文原意，更要传神、要有所升华。最难的是第三境界“雅”，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
我问：“您与戴先生(这是我们外文局人对杨夫人戴乃迭的尊称)的合作是否达到了这个境界?”杨先生答道：“那可不好说。那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能否做到，不好说。”
望着同去的几位年轻人，我说：“今天外文出版社来了这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从事翻译工作的，是您的崇拜者，您给他们讲讲您和戴先生成功的经验吧。”
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做一名好翻译，外语是一个方面，中文基础和功底很重要，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对两种文化的诠释。”
这时，一个年轻人问先生，怎样学习才能少走弯路，才能进步快些?
杨先生含笑作答：“没有捷径可循，要耐得住寂寞。无非多看书，多实践。以后你们会超过我的。”
这番话，让我记起杨老那篇随笔《未完成的心愿》：“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举重若轻的笔调，将六十年锱铢积累而成大家的磨砺与坚韧，散淡地道出。
有研究者认为，杨宪益的翻译观是超前的，更倾向于文化翻译。即翻译行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移植为目的的跨文化活动。
翻译工作是艰苦的再创作，要求译者有极高的语言和文化造诣，特别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已被业界公认为是翻译之最“难”。目前，中国外翻中的学者大家已寥若晨星，而中译外，又能成就经典之作且数量之多、水准之高，实为众人难以企及。
除以中译英大开中国文化之门外，杨宪益还开启了一扇西方文化之窗。他一生翻译了大量欧洲文学名著给中国读者，如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平》，荷马的《奥德修纪》，维吉尔的《牧歌》，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卖花女》，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等。
杨先生在国内外翻译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同仁和后辈尊敬与爱戴。“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年知耻”，那本以“世事沧桑”、“译余散札”、“译余偶拾”三部分构成的集子《去日苦多》，以杨氏的幽默和散淡，对当下胡翻乱译横行、剽窃造假四起、吹牛拍马受宠不良之风毫无疾言厉色地讥讽与鞭挞，以杨氏的波澜不惊，耸起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 谨、谦逊、敬业、执着和沉静的无言丰碑。
那一天，杨老心情极好，风趣、机智、洒脱、细致。上午的阳光穿过落地窗照在屋内，肆意泼洒在深坐于红色沙发里的杨老身上，于是，老人周身罩上一层暖暖的黄色光亮。
慈祥安然、鹤发童颜的杨老在暖阳中与年轻人尽情交谈着，我则拿起相机，将他定格于那只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瞬间——手夹香烟、目光炯炯、凝视远方。然而这若有所思目光的背后，似乎还有着许多人们所猜不透的故事。后来，同事把这次为杨老拍摄的一组图片制作成一个影集，先生看了非常开心。
还有很多要向他们学习
学养极深、令同仁望其项背的杨宪益先生一生为人谦逊，从不标榜炫耀，从不怨天尤人，从无假大空话，在朋友、同事中口碑极佳。
2009年9月17日上午，我又一次来到小金丝胡同6号。
这天，中国翻译协会决定授予杨宪益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先生是自200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继季羡林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人。是日，正值国际翻译日前夕，我与同事——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一同为他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在简短的颁奖仪式上，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译协把这一奖项授予杨先生，是对他卓越成就、严谨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认可，杨先生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当之无愧。
当时，已重病在身的杨先生一直坐在那个红色沙发里，依然温和微笑着面对各大媒体记者，依然轻轻地说自己没有做太多：“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时有幸做了些翻译，但成就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成就。”他还诚恳地表示，对现在正在做着翻译工作的人们，自己“还有很多要向他们学习”。
媒体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关于杨先生诙谐幽默的故事，说每当有人问起杨老的翻译成就时，他总会谦逊又不失风趣地说：“其实自己也就是翻译一点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英文什么的。译文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史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
那天临别时，我同杨老说，再过三个月我们还会来给他庆祝95华诞。不承想，此次见面刚刚过去两个月，杨老竟作别红尘，溘然辞世。我曾经的诺言再也不能实现。
兴来纵酒发狂言
杨宪益一生独立不羁，常常烟不离手，酒不离口。每每有人登门拜望，都见他手夹香烟，吞云吐雾，好不惬意。其实烟都不是什么好烟，酒也就是二锅头。近年来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几次住院治疗，有一次我问他还喝酒吗?他依然爽快：“还喝，少了。”后来遵医嘱，酒是戒了，但烟还是离不了。
熟悉杨先生的人都会讲出不少他喝酒的“趣事”，特别是他那一首首关于酒的打油诗，无不反映出他洒脱、淡漠、豁达的生活态度。其中有一首《祝酒辞》：“常言合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文革”动乱期间，他和夫人双双蒙冤入狱，度过四年牢狱生活。后来回忆起当时那个晚上被带走时的情景，杨老仍不失幽默地谈起他的半瓶浊酒、四年星斗：“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那双踢踢踏踏的拖鞋，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酒喝多了话容易出格，这在杨老是常有的事。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杨先生随团出访瑞士、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回国后，团里这样评价他：“该同志国外朋友比较多，谈话中善于介绍我国的情况，易于为外国人所理解。但比较好酒，酒后谈话有时欠讲场合和分寸。”
这就是杨宪益。他很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酒陪伴了他一生，给他带来不尽的享受和乐趣，酒也陪伴了他一辈子，给他招来不少缺憾和麻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作书名，也许正是因了这份凡人的洒脱、纯净和真性情，才成就了大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杨宪益先生归来，看着照片上手夹香烟，望着远方凝思的主人，我想，透过如丝的烟雾，他一定是在瞩目新的时代、瞩目未来。用连日来媒体频繁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杨宪益身后，谁来翻译中国……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