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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重疫情后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前特重疫区社会稳定存在一定脆弱性。目前我国已进入常态化防疫时期，社会秩序总体较好，但在前特重疫区的湖北面临以下主要社会风险：中小企业倒闭、失业问题、疫情反复、经济合同纠纷、弱势群体生活困难、部分民众的心理创伤、社会治安问题和歧视湖北人等。为了将上述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更好地推进社会稳定发展，中央和地方可联手出台如下政策措施：加大对湖北专项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力保中小企业以稳住就业;疫情防控常态化;精准发放疫情生活补贴;针对社区困难群体、心理受创群体和流浪者等弱势群体提供急需的帮扶;强化城区警力和装备，维护社会治安;制止针对湖北人的歧视;实施人才工程和相关政策吸引更多人员共同建设湖北和武汉。如果把上述工作做好了，湖北和武汉等前特重疫区的绝大多数社会风险将得到化解，不会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动乱，即使遇到经济衰退导致的困难，湖北和武汉人民也会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克时艰，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恢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常态防疫;前重疫区;社会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R184 文献标识码：A
The Main Social Risks and Policy Suggestion in Previous Severe Epidemic Areas during the 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
Zhang Jinghong1，2 Wang Shijing1
（1.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bei，Wuhan，430065;2.Hubei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Hubei，Wuhan，430065.）
Abstract：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popular protests occurred shows that social stability is vulnerable in severe epidemic areas. Generally speaking，China keeps its social order well. But there are some risks in the harsh epidemic area such as Hubei：bankrupt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unemployment，epidemic rebound，economic contract disputes， difficult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some group， social security issues，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ubei people.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measures as follows：increasing special financial fund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Hubei，protect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or stabilizing employment，preparing the 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providing relief accurately，providing emergency aid for vulnerable groups，strengthening urban police force and equipment to maintain social security，stop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ubei people and implementing talent projects and related policie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ild Hubei and Wuhan together. If the above work done well，there aren’t major social risks，and social disorder will not occur in severe epidemic areas.
Key words：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epidemic;Formerly severe epidemic areas;Social risk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一、引言
2020年5月8日，習近平总书记强调，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尽管如此，疫情并没有完全结束，防疫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意味着我国逐步进入常态化防疫时期，在继续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实现经济尽快恢复和社会稳定发展。
这次新冠疫情首先从武汉暴发，武汉乃至湖北是全国最严重的疫区，即特重疫区。特重疫情被控制后，武汉乃至湖北作为前特重疫区，已经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苗头。3月27日，鄂赣交界的九江一桥发生疫后第一起群体性事件。该事件因湖北人返工通行问题引发，其间鄂赣警方发生冲突，大量湖北民众聚集抗议。最终，两省经协商解决了问题。4月，武汉的光谷步行街和汉口先后发生小商户聚集要求减免租金的群体性事件。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发生了几起恶性入室抢劫案，治安问题凸显。此外，5月中旬，武汉某社区发生几例确诊病例，聚集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上述突发事件表明，特重疫情被控制后，前特重疫区社会稳定性较脆弱，党和政府需厘清常态化防疫时期所面临的潜在风险，统筹规划社会稳定发展的有效预案，主动将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二、常态化防疫时期前特重疫区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武汉及湖北作为前特重疫区，目前社会总体稳定，但需重点关注如下社会风险：
（一）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问题。特重疫情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否不仅关乎经济发展的恢复，更是影响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中小企业是我国的就业大户，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口。受疫情影响，大量中小企业出现现金流枯竭、濒临倒闭的问题。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六稳”基础上提出“六保”要求，湖北省政府也实施了扶持中小企业的一揽子方案，众多中小企业依然处境堪忧。事实上，部分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已产生一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失业人员。
（二）失业半失业问题。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因订单骤减而停工停产，失业、半失业问题突出。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采取诸多措施提升就业率，但城镇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湖北的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因为，湖北籍务工者到外地务工被歧视、难就业;留在湖北的就业机会少。中外历史经验表明，高失业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长期失业人员则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疫情反复问题。特重疫情后，全国陆续出现若干散发病例，境外输入和社区疫情反复的风险均不容忽视。与上海、黑龙江等地的输入性风险不同，前特重疫区武汉的疫情反复主要来自社区的确诊病例。如不及时发现、隔离和救治社区的散发病例，则可能导致社区的聚集性疫情反弹，前特重疫区的疫情反复则进一步导致当地的经济社会多次暂停和重启，成为引发社会恐慌和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源头。
（四）经济合同纠纷问题。特重疫情后，大量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金融借贷合同、劳务合同、工程合同和旅游运输保管中介服务等难以履约，疫区经济合同纠纷骤然增多。政府和司法机关及时出台解决合同纠纷的指导原则和相关救济措施，是解决此类纠纷矛盾的重要依据和途径。同时，在解决上述合同纠纷的过程中，如何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和责任承担，妥当合理地解决矛盾问题，是关涉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五）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特重疫情后，残疾人、老年人、重疾患者、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人和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生活更为困难。上述群体生活困难状况不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不过，如果政府没能充分关注并予以及时有效的救助，则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加以利用和渲染，进而动摇民众对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甚至引发大范围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
（六）部分民众的心理创伤问题。经历了疫病和死亡的大量心理创伤群体，如丧亲家属、孤儿、新冠肺炎患者、医护人员和疫区部分民众等，需要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不同群体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问题，需要不同的心理救助。虽然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已为心理创伤群体提供了某些心理救助服务，但是还需防止一些人的心理创伤发展为严重的心理疾病，伤害自己或伤害社会，引发群体事件或社会恐慌，增大社会稳定风险。
（七）医患纠纷问题。在特重疫情时期，疫区的大量医患纠纷被搁置。由于战疫需要，医疗资源集中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造成其他病患得不到及时治疗，一批病患出现健康恶化、甚至死亡的情况。特重疫情控制后，这些病患家属追究医生、医院的责任引发医患纠纷。如果不及时加以妥善解决或制止，可能会导致群体事件等严重社会后果。
（八）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特重疫情后，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是，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和违法犯罪现象发生。事实上，武汉已出现多起诈骗钱财和入室抢劫等恶性案件。生活困难和情绪心理问题都会导致盗窃、抢劫、杀人、吸毒、强奸等问题急剧增多。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成为重要治理问题之一。
（九）歧视湖北人的问题。特重疫情后，湖北人依然面临种种歧视：复工被拒、返岗难、被解聘以及各种其他歧视。例如，“五一”期间的湖南某景区，禁止有健康码的湖北人入内游览。对湖北人的歧视，不仅涉及国内治理问题，也涉及国际形象问题。就国内治理而言，这种歧视极易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就国际形象而言，不及时制止公开的社会歧视，也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
三、推进常态化防疫时期前特重疫区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于上述问题，中央和地方需全力合作将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和社会稳定发展。
（一）中央加大对湖北疫区的专项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湖北疫区特别是武漢急需来自中央的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中央给予四川的专项财政资金资助成为其迅速恢复发展的强大后盾。与震后的四川相较而言，此次特重疫情后的湖北更需要来自中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同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特重疫情后面临的是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更多的消极因素，特重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具长期性。当前，经历特重疫情的湖北经济受重创已成事实，复工复产晚于国内其他地区，很多企业面临技术骨干流失、资金紧张和订单被抢等困境。不论是出于恢复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中央都应加大对湖北疫区的政策和专项财政资金支持。
（二）加大力度保住中小企业，稳住就业大头。特重疫情后，湖北中小企业减产或倒闭已产生了较多失业半失业人员。在此情形下，政府需尽一切可能扶持补贴中小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只有保住了中小企业，才能稳住就业;稳住了就业，才稳住了社会。不能仅仅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账和政治账。《湖北省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实施一系列为企业减免税费和房租、免征2—6月的社保费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扶助措施。当前的问题是，很多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自救能力，现有的帮扶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免租免税、补贴、债务减免和贷款延期等扶持力度。此外，在大力扶持补贴中小企业的同时，政府还可出台政策鼓励民众创新创业，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为稳就业做出贡献。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特重疫情后的武汉及湖北面临着双重战略任务，即同时推进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和有序的复工复产。换言之，即使特重疫区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已被调低，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依然一刻也不能放松。为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充分发扬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持实施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常态化防控中的及时发现机制、快速处置机制、精准管控机制和有效救治机制，以强有力的综合治理能力调配资源，以良好的干群关系动员基层全体民众，科学、规范、高效地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常态化防疫工作，巩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态势，取得战疫的最终胜利。 （四）精准发放疫情生活补贴。新冠疫情以来，美、加、英、法、德、意和印度等国政府为受疫情影响的生活困难民众发放补贴，给予救助和帮扶。前特重疫区武汉也在支付宝等平台分批发放电子消费券作为疫情补贴。当前，武汉消费券的主要弊端在于：第一，刺激消费的意义大于救助意义。比如，在某些指定商家消费满60元才能使用20元电子券，很多困难群体买菜的菜市场等小型平价场所并不能使用电子券。第二，难以精准补助困难群体。很多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享受不到电子消费券的补贴，特别是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手机上网，也不具备领取和使用电子消费券的能力。笔者以为，与消费券相比，现金补贴形式更好：第一，它给予个体自由使用的选择，每人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所需之物;第二，现金可更精准地补贴生活困难者，因为现金的发放范围、额度和发放时长可根据弱势群体的困难程度和自救所需时间长短来决定。
（五）针对特定群体的帮扶。第一，对于基层特殊群体和生活困难群众，以社区为主要责任人进行走访、摸排，特别要加强对长期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帮扶。第二，对于疫后的心理创伤群体，借助和调配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志愿服务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心理援助和家政服务等。第三，对于流浪人员和暂无居所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同时，提升武汉救助站的收容能力，必要时增设临时救助站，构筑托底防线，提供生活救助、心理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济，减少病毒传播和社会治安隐患。
（六）强化城市警力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第一，强化疫区社会治安联防联控网络，中心市区增设24小时铁骑巡逻，居民小区内加强安保巡查;第二，配备高品质警用装备，大力提升湖北疫区特别是武汉市区警务队伍的震慑力和执行力;第三，严防严控各类不法行为，高压打击违法犯罪分子，防范少数极端分子的偷盗、抢劫、吸毒、强奸、报复社会的行为等;第四，为市民提供各类便民服务，调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等，确保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七）出台政策制止歧视湖北人。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对有健康码的湖北人、武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但是，各地依然出现了很多歧视湖北人的举动。此类歧视所激发的愤怒情绪，极易酿成暴力事件或类似“3·27事件”的群体性事件。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各地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保障湖北人的各项正当权利，只要是有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正常的湖北人，有和其他地区民众相同的所有权利，不宜盲目歧视和排斥湖北人。
（八）支持各地人员来汉就业创业。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武漢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支撑其发展。高素质人才更是未来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决定因素。特重疫情之后，武汉的人才和人员均流失严重，一些本地人想离开疫区，一些非武汉籍人员不再返汉。同时，湖北人和武汉人在外地屡屡碰壁，就业生活举步维艰。在此情形下，武汉政府可以用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创业政策、人才工程和免费技能培训等吸纳各地人才来汉投资创业或工作就业，共同建设美丽武汉。
四、结语
前特重疫区武汉及湖北的人民以艰苦战疫和沉重代价换来全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特重疫情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可为前特重疫区的稳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条件，给予其恢复发展所需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则应积极配合中央，快速恢复经济发展、基于“六稳”和“六保”要求，缓解特重疫区人民的生活困难和心理创伤，将大量社会风险消灭在基层社会、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将上述工作做好了，前特重疫区的绝大多数社会风险将得到化解，不会发生社会动乱，即使遇到经济衰退导致的困难，当地人民也会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克时艰，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恢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战略目标。
关键词：常态防疫;前重疫区;社会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R184 文献标识码：A
The Main Social Risks and Policy Suggestion in Previous Severe Epidemic Areas during the 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
Zhang Jinghong1，2 Wang Shijing1
（1.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bei，Wuhan，430065;2.Hubei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Hubei，Wuhan，430065.）
Abstract：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popular protests occurred shows that social stability is vulnerable in severe epidemic areas. Generally speaking，China keeps its social order well. But there are some risks in the harsh epidemic area such as Hubei：bankrupt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unemployment，epidemic rebound，economic contract disputes， difficult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some group， social security issues，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ubei people.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measures as follows：increasing special financial fund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Hubei，protect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or stabilizing employment，preparing the 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19，providing relief accurately，providing emergency aid for vulnerable groups，strengthening urban police force and equipment to maintain social security，stop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ubei people and implementing talent projects and related policie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ild Hubei and Wuhan together. If the above work done well，there aren’t major social risks，and social disorder will not occur in severe epidemic areas.
Key words：Long-term fighting against epidemic;Formerly severe epidemic areas;Social risk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一、引言
2020年5月8日，習近平总书记强调，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尽管如此，疫情并没有完全结束，防疫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意味着我国逐步进入常态化防疫时期，在继续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实现经济尽快恢复和社会稳定发展。
这次新冠疫情首先从武汉暴发，武汉乃至湖北是全国最严重的疫区，即特重疫区。特重疫情被控制后，武汉乃至湖北作为前特重疫区，已经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苗头。3月27日，鄂赣交界的九江一桥发生疫后第一起群体性事件。该事件因湖北人返工通行问题引发，其间鄂赣警方发生冲突，大量湖北民众聚集抗议。最终，两省经协商解决了问题。4月，武汉的光谷步行街和汉口先后发生小商户聚集要求减免租金的群体性事件。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发生了几起恶性入室抢劫案，治安问题凸显。此外，5月中旬，武汉某社区发生几例确诊病例，聚集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上述突发事件表明，特重疫情被控制后，前特重疫区社会稳定性较脆弱，党和政府需厘清常态化防疫时期所面临的潜在风险，统筹规划社会稳定发展的有效预案，主动将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二、常态化防疫时期前特重疫区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武汉及湖北作为前特重疫区，目前社会总体稳定，但需重点关注如下社会风险：
（一）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问题。特重疫情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否不仅关乎经济发展的恢复，更是影响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中小企业是我国的就业大户，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口。受疫情影响，大量中小企业出现现金流枯竭、濒临倒闭的问题。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六稳”基础上提出“六保”要求，湖北省政府也实施了扶持中小企业的一揽子方案，众多中小企业依然处境堪忧。事实上，部分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已产生一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失业人员。
（二）失业半失业问题。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因订单骤减而停工停产，失业、半失业问题突出。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采取诸多措施提升就业率，但城镇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湖北的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因为，湖北籍务工者到外地务工被歧视、难就业;留在湖北的就业机会少。中外历史经验表明，高失业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长期失业人员则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疫情反复问题。特重疫情后，全国陆续出现若干散发病例，境外输入和社区疫情反复的风险均不容忽视。与上海、黑龙江等地的输入性风险不同，前特重疫区武汉的疫情反复主要来自社区的确诊病例。如不及时发现、隔离和救治社区的散发病例，则可能导致社区的聚集性疫情反弹，前特重疫区的疫情反复则进一步导致当地的经济社会多次暂停和重启，成为引发社会恐慌和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源头。
（四）经济合同纠纷问题。特重疫情后，大量的买卖合同、租赁合同、金融借贷合同、劳务合同、工程合同和旅游运输保管中介服务等难以履约，疫区经济合同纠纷骤然增多。政府和司法机关及时出台解决合同纠纷的指导原则和相关救济措施，是解决此类纠纷矛盾的重要依据和途径。同时，在解决上述合同纠纷的过程中，如何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和责任承担，妥当合理地解决矛盾问题，是关涉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五）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特重疫情后，残疾人、老年人、重疾患者、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人和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生活更为困难。上述群体生活困难状况不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不过，如果政府没能充分关注并予以及时有效的救助，则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加以利用和渲染，进而动摇民众对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甚至引发大范围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
（六）部分民众的心理创伤问题。经历了疫病和死亡的大量心理创伤群体，如丧亲家属、孤儿、新冠肺炎患者、医护人员和疫区部分民众等，需要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不同群体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问题，需要不同的心理救助。虽然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已为心理创伤群体提供了某些心理救助服务，但是还需防止一些人的心理创伤发展为严重的心理疾病，伤害自己或伤害社会，引发群体事件或社会恐慌，增大社会稳定风险。
（七）医患纠纷问题。在特重疫情时期，疫区的大量医患纠纷被搁置。由于战疫需要，医疗资源集中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造成其他病患得不到及时治疗，一批病患出现健康恶化、甚至死亡的情况。特重疫情控制后，这些病患家属追究医生、医院的责任引发医患纠纷。如果不及时加以妥善解决或制止，可能会导致群体事件等严重社会后果。
（八）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特重疫情后，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是，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和违法犯罪现象发生。事实上，武汉已出现多起诈骗钱财和入室抢劫等恶性案件。生活困难和情绪心理问题都会导致盗窃、抢劫、杀人、吸毒、强奸等问题急剧增多。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成为重要治理问题之一。
（九）歧视湖北人的问题。特重疫情后，湖北人依然面临种种歧视：复工被拒、返岗难、被解聘以及各种其他歧视。例如，“五一”期间的湖南某景区，禁止有健康码的湖北人入内游览。对湖北人的歧视，不仅涉及国内治理问题，也涉及国际形象问题。就国内治理而言，这种歧视极易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就国际形象而言，不及时制止公开的社会歧视，也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
三、推进常态化防疫时期前特重疫区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于上述问题，中央和地方需全力合作将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经济快速恢复和社会稳定发展。
（一）中央加大对湖北疫区的专项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湖北疫区特别是武漢急需来自中央的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中央给予四川的专项财政资金资助成为其迅速恢复发展的强大后盾。与震后的四川相较而言，此次特重疫情后的湖北更需要来自中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同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特重疫情后面临的是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更多的消极因素，特重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具长期性。当前，经历特重疫情的湖北经济受重创已成事实，复工复产晚于国内其他地区，很多企业面临技术骨干流失、资金紧张和订单被抢等困境。不论是出于恢复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中央都应加大对湖北疫区的政策和专项财政资金支持。
（二）加大力度保住中小企业，稳住就业大头。特重疫情后，湖北中小企业减产或倒闭已产生了较多失业半失业人员。在此情形下，政府需尽一切可能扶持补贴中小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只有保住了中小企业，才能稳住就业;稳住了就业，才稳住了社会。不能仅仅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账和政治账。《湖北省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实施一系列为企业减免税费和房租、免征2—6月的社保费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扶助措施。当前的问题是，很多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自救能力，现有的帮扶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免租免税、补贴、债务减免和贷款延期等扶持力度。此外，在大力扶持补贴中小企业的同时，政府还可出台政策鼓励民众创新创业，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为稳就业做出贡献。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特重疫情后的武汉及湖北面临着双重战略任务，即同时推进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和有序的复工复产。换言之，即使特重疫区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已被调低，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依然一刻也不能放松。为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充分发扬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持实施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常态化防控中的及时发现机制、快速处置机制、精准管控机制和有效救治机制，以强有力的综合治理能力调配资源，以良好的干群关系动员基层全体民众，科学、规范、高效地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常态化防疫工作，巩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态势，取得战疫的最终胜利。 （四）精准发放疫情生活补贴。新冠疫情以来，美、加、英、法、德、意和印度等国政府为受疫情影响的生活困难民众发放补贴，给予救助和帮扶。前特重疫区武汉也在支付宝等平台分批发放电子消费券作为疫情补贴。当前，武汉消费券的主要弊端在于：第一，刺激消费的意义大于救助意义。比如，在某些指定商家消费满60元才能使用20元电子券，很多困难群体买菜的菜市场等小型平价场所并不能使用电子券。第二，难以精准补助困难群体。很多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享受不到电子消费券的补贴，特别是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手机上网，也不具备领取和使用电子消费券的能力。笔者以为，与消费券相比，现金补贴形式更好：第一，它给予个体自由使用的选择，每人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所需之物;第二，现金可更精准地补贴生活困难者，因为现金的发放范围、额度和发放时长可根据弱势群体的困难程度和自救所需时间长短来决定。
（五）针对特定群体的帮扶。第一，对于基层特殊群体和生活困难群众，以社区为主要责任人进行走访、摸排，特别要加强对长期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帮扶。第二，对于疫后的心理创伤群体，借助和调配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志愿服务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心理援助和家政服务等。第三，对于流浪人员和暂无居所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同时，提升武汉救助站的收容能力，必要时增设临时救助站，构筑托底防线，提供生活救助、心理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济，减少病毒传播和社会治安隐患。
（六）强化城市警力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第一，强化疫区社会治安联防联控网络，中心市区增设24小时铁骑巡逻，居民小区内加强安保巡查;第二，配备高品质警用装备，大力提升湖北疫区特别是武汉市区警务队伍的震慑力和执行力;第三，严防严控各类不法行为，高压打击违法犯罪分子，防范少数极端分子的偷盗、抢劫、吸毒、强奸、报复社会的行为等;第四，为市民提供各类便民服务，调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等，确保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七）出台政策制止歧视湖北人。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对有健康码的湖北人、武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但是，各地依然出现了很多歧视湖北人的举动。此类歧视所激发的愤怒情绪，极易酿成暴力事件或类似“3·27事件”的群体性事件。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各地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保障湖北人的各项正当权利，只要是有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正常的湖北人，有和其他地区民众相同的所有权利，不宜盲目歧视和排斥湖北人。
（八）支持各地人员来汉就业创业。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武漢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支撑其发展。高素质人才更是未来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决定因素。特重疫情之后，武汉的人才和人员均流失严重，一些本地人想离开疫区，一些非武汉籍人员不再返汉。同时，湖北人和武汉人在外地屡屡碰壁，就业生活举步维艰。在此情形下，武汉政府可以用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创业政策、人才工程和免费技能培训等吸纳各地人才来汉投资创业或工作就业，共同建设美丽武汉。
四、结语
前特重疫区武汉及湖北的人民以艰苦战疫和沉重代价换来全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特重疫情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可为前特重疫区的稳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条件，给予其恢复发展所需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则应积极配合中央，快速恢复经济发展、基于“六稳”和“六保”要求，缓解特重疫区人民的生活困难和心理创伤，将大量社会风险消灭在基层社会、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将上述工作做好了，前特重疫区的绝大多数社会风险将得到化解，不会发生社会动乱，即使遇到经济衰退导致的困难，当地人民也会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克时艰，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恢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