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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已进行了10余年。虽然这十几年来，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作用的方向在走，但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党内外，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也从未间断。如果不确立一个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就会缺乏可操作的蓝图，从而难以为继。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突破，其背后，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以马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展现出来的极大的改革勇气。
江泽民密集召开11场座谈会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江泽民到中央主持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这个重大问题的决断上，江泽民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改旗易帜，苏联也岌岌可危。美国作家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写道，当时，对改革是否会把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共党内争论得很激烈，“江泽民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从苏联回国后，江泽民在两个月里密集策划和部署了11场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围绕3个专题召开：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还仔细甄选了参会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员必须满足3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到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东欧经济的专家。最终，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江春泽、周小川、郭树清、李景贤等21名专家获准参加座谈会。其中，林毅夫就是作为海外学成人员与会的。
1991年10月17日上午，第一场座谈会开始。一开会，江泽民就有言在先：这是闭门会议，可以自由、放开、活泼地研讨，允许争论。他自己带头，不作长篇大论的讲话，只在专家的讨论中随时插话、提问。据林毅夫回忆：“江泽民同志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不时插话，要我进一步阐述发言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有几次汇报过程中，秘书拿来重要文件请他批示，或是有重要电话请他接，他特地要我先停下来，等他办完事以后再继续发言。”
11场座谈会开完后，对江泽民提出的3个专题形成了倾向性意见。首先，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成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其次，市场配置资源总体上是有效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尽管反复不断地试图改进计划体制，但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传统计划体制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根本性障碍；再次，如果市场体制是有效的，运用于我国需要担心的问题有哪些。
应当说，这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据周小川回忆，江泽民在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体制的不足：“有的领导知道下面要一批项目，但故意不批，那里边的名堂多得很，贪污、受贿，什么乌七八糟的都会有。”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盛行的关于新经济体制的3种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专程拜访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邓小平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宪法修正案，这标志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与撒切尔夫人争论
十四大以后，各方面都希望能够再进一步，抓紧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悄然进驻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当天，江泽民主持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强调，起草这个《决定》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个《决定》一定要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改革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针对性；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此后，为掌握第一手材料，江泽民到基层调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先后召开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各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企业座谈会，一是听取大家对改革的意见，把好的建议吸收到文件中；二是提前向各方面打招呼，为统一思想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江泽民的指导下，25人起草小组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除开头和结束语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分10个部分、50条，因此又被称作“五十条”。这10个部分，构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文件，意义重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中国成功，将会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 但这一突破，不仅遇到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国人的忧惧，还遭到一些西方政治家的质疑。据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回忆：“江泽民同志跟我讲过，他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争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
马洪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追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名词的起源，最早的提出者当中，有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他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早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就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他说：“这个提法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1985年，马洪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8年3月，马洪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给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造成了严重障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2年12月，就在十四大闭幕之后，在几位青年学者的协助下，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这部著作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策略，包括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以及改革计划体制、完善宏观调控等，系统地反映了马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思路。其中一些主张和建议，随后被吸收到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当中。
1993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江泽民指示马洪编写一本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马洪随即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江泽民为这本书作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大家都要自觉地进入这所大学校学习。不管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我们都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本书深入浅出，好读易懂，即使没学过经济学的人，也能看明白。用马洪自己的话说：“搞政策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领导同志很忙，一上班桌子上就摆着几十份文件，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报告。”所以，凡是经马洪修改过、送中央领导阅览的文件，都具有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的特点。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五个环节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内容。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作一座大厦，这五个方面就是大厦的五大支柱；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此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突破，其背后，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以马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展现出来的极大的改革勇气。
江泽民密集召开11场座谈会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江泽民到中央主持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这个重大问题的决断上，江泽民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改旗易帜，苏联也岌岌可危。美国作家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写道，当时，对改革是否会把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共党内争论得很激烈，“江泽民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从苏联回国后，江泽民在两个月里密集策划和部署了11场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围绕3个专题召开：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还仔细甄选了参会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员必须满足3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到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东欧经济的专家。最终，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江春泽、周小川、郭树清、李景贤等21名专家获准参加座谈会。其中，林毅夫就是作为海外学成人员与会的。
1991年10月17日上午，第一场座谈会开始。一开会，江泽民就有言在先：这是闭门会议，可以自由、放开、活泼地研讨，允许争论。他自己带头，不作长篇大论的讲话，只在专家的讨论中随时插话、提问。据林毅夫回忆：“江泽民同志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不时插话，要我进一步阐述发言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有几次汇报过程中，秘书拿来重要文件请他批示，或是有重要电话请他接，他特地要我先停下来，等他办完事以后再继续发言。”
11场座谈会开完后，对江泽民提出的3个专题形成了倾向性意见。首先，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成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其次，市场配置资源总体上是有效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尽管反复不断地试图改进计划体制，但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传统计划体制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根本性障碍；再次，如果市场体制是有效的，运用于我国需要担心的问题有哪些。
应当说，这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据周小川回忆，江泽民在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体制的不足：“有的领导知道下面要一批项目，但故意不批，那里边的名堂多得很，贪污、受贿，什么乌七八糟的都会有。”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盛行的关于新经济体制的3种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专程拜访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邓小平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宪法修正案，这标志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与撒切尔夫人争论
十四大以后，各方面都希望能够再进一步，抓紧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悄然进驻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当天，江泽民主持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强调，起草这个《决定》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个《决定》一定要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改革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针对性；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此后，为掌握第一手材料，江泽民到基层调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先后召开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各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企业座谈会，一是听取大家对改革的意见，把好的建议吸收到文件中；二是提前向各方面打招呼，为统一思想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江泽民的指导下，25人起草小组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除开头和结束语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分10个部分、50条，因此又被称作“五十条”。这10个部分，构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文件，意义重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中国成功，将会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 但这一突破，不仅遇到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国人的忧惧，还遭到一些西方政治家的质疑。据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回忆：“江泽民同志跟我讲过，他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争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
马洪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追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名词的起源，最早的提出者当中，有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他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早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就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他说：“这个提法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1985年，马洪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8年3月，马洪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给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造成了严重障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2年12月，就在十四大闭幕之后，在几位青年学者的协助下，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这部著作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策略，包括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以及改革计划体制、完善宏观调控等，系统地反映了马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思路。其中一些主张和建议，随后被吸收到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当中。
1993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江泽民指示马洪编写一本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读物，马洪随即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江泽民为这本书作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大家都要自觉地进入这所大学校学习。不管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我们都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本书深入浅出，好读易懂，即使没学过经济学的人，也能看明白。用马洪自己的话说：“搞政策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领导同志很忙，一上班桌子上就摆着几十份文件，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报告。”所以，凡是经马洪修改过、送中央领导阅览的文件，都具有思路清晰，语言明快的特点。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五个环节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内容。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作一座大厦，这五个方面就是大厦的五大支柱；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此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