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追求“大国主义”是日本历史上一以贯之、内生性的诉求。战后日本的经济安保，在内涵演进上，呈现从“最开始的保障战略物资供应”再到“防止技术外流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延展；在约束程度上，呈现“从政府呼吁到行政政策、再到法律政策”的提升；在目标指向上，呈现“中国指向”“美国指向”“欧洲指向”的层级；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从“防守型”到“攻防兼备型”的转换。尽管日本经济安保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本质上都具有一个追求“大国主义”的历史逻辑。从目前而言，日本难以真正践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更不会持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然，“经济安保法”的生成逻辑不能简单认为是源自外生性的“环境压力”，而是源自内生性的“主动行为”，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只能起到“催化”或“延缓”的作用。“经济安保法”不仅造成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被严重扭曲，而且有悖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