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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江南，求学四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现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修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科幻及技术文化研究”学术方向第一位在读的中国学生。
早在抵美前，吴淑英学姐就通过邮件联系我、刘明明和美籍华裔科幻作者谭丽云，提议在今年的洛杉矶科幻大会（Los Angeles Science Fantasy Convention， 简称Loscon）上组建一个关于中国科幻的座谈会。当时《三体》还未获得雨果奖，但已得到了星云奖提名，加上之前积攒的口碑和人气，在美国科幻圈刮起了不小的旋风。我们趁热打铁提交了座谈会的申请，果然很快就获得了批准。2015年11月27日，我和吴学姐早上七点半从河滨出发，九点多就抵达了位于洛杉矶机场附近的万豪酒店——这里已举办了12届Loscon。和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以色列的艾维亚，她和我同一届入读UCR比较文学系博士班，虽然兴趣是研究日韩文学翻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幻迷，活跃于以色列的科幻大会，还是一位资深coser；担任司机的则是英文系的艾瑞克，目前正潜心写作有关美国漫画中黑人形象的博士论文，用他的话来说是“主业漫画，副业科幻”，但再怎么忙也要出来接地气。
Loscon由洛杉矶科幻奇幻社主办，迄今已举办第42届。洛杉矶科幻社（Los Angeles Science Fantasy Society，简称LASFS）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幻社团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934年的洛杉矶科幻联盟（Los Angeles Science Fiction League，简称LASFL），雷·布拉德伯里、罗伯特·海因莱因都曾是其会员。LASFL曾为洛杉矶成功争取到了1942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这是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美国西部的城市举办。20世纪40年代，美国科幻迷的活动据点都集中在东部。当时，全美唯一的本土科幻大会只在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州举办过，而世界科幻大会也都只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城市落脚，整个西部地区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科幻大会。在LASFS的努力下， 终于在1948年于洛杉矶举办了第一届西岸科幻大会（West Coast Science Fantasy Conference，简称Westercon）。此后，Westercon便以加州为根据地，成为美西科幻迷们一年一度的盛会。1975年，为庆祝社团第2000次例行聚会，LASFS举办了一次气氛更为轻松的小型“大会”，反响非常热烈，此后就正式冠以“洛杉矶科幻奇幻大会”之名举办至今。时至今日，Loscon依然保持着每年千人参会的规模，在老牌地区性科幻大会中已算不错。
按照惯例，每届Loscon都会有一个花名，而今年恰逢第42届——“42”这个数字对于科幻迷的意义，你懂的，因此本届Loscon就顺理成章被冠上了“Loscon42搭车客指南”的花名。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忘带毛巾，艾瑞克一拍脑门说自己也“杯具”了，没想到一旁的大会工作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一捆毛巾：“别担心，我们为你准备好了！这是大会纪念品。”看着毛巾上大大的“Don’t Panic”，我和艾瑞克不禁相视而笑，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有了毛巾加持，顿觉底气十足，放下行李后我就去会场逛了一圈。虽然规模较小，应有的活动可是一个不落：座谈会、工作坊、读书会、艺术展、游戏竞技、电影放映等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根据《神秘博士》剧情设计的“哭泣的天使”密室逃脱游戏。
我的第一场座谈会是当日上午11点半的“华人科幻和技术东方主义”座谈会，同场嘉宾是吴淑英和谭丽云。谭丽云在取得生物学位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了迪士尼工作，现在白天是游戏开发部的项目经理，夜里则潜心创作科幻小说，目前已在多家科幻杂志和选集上发表小说。她是祖籍广东的第三代美籍华裔，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也能听懂一些日常粤语。吴淑英则活跃于蒸汽朋克领域，身兼作者和编辑二职，中文能力略胜谭丽云一筹。她的祖辈在上世纪初从海南移民到马来西亚，此后扎根于此，到她已是第四代。谭丽云从小在英文学校接受教育，之后去加拿大修读英文和创意写作，因此英文是吴淑英的第一语言，其次是马来语，之后才是华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她都能略通一二。和她们相比，十八岁才去香港的我是最根正苗红的中国人，而“两文三语”（英、粤、普）的求学生活也为我去思考语言关于政治及身份的归属问题提供了便利。
虽然是最早的场次，我们走进会室时观众座已坐满了一半，在场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个个散发出“我已经做了五十年幻迷”的气场。一轮自我介绍完毕后，观众对于我们三人“同中有异”的身份非常感兴趣，讨论也就围绕着科幻创作和华人创作经验展开。华人作家如何在科幻中挪用和转化自己的语言和传统，而这是否必须？针对这一问题，我和吴淑英首先介绍了科幻在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现状。在语言方面，我提到大陆作家陈楸帆曾尝试用粤语创作，而在香港和台湾的科幻作品中也不时会出现一些粤语和闽南语。我个人认为对于母语的坚持并不总是与政治立场挂钩，除了目的性特别明确的作品，更多时候方言融入科幻创作是服务于故事的基调和氛围，而且语言也是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当你写作的时候，它就会很自然地从笔端流出。吴淑英则以马来西亚为例介绍了东南亚本土科幻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当地书店中售卖的科幻小说基本都来自欧美，读者又从小就被灌输“英文的才是最好的”概念，因此本土科幻向来乏人问津，而且质量参差，许多用马来文创作的科幻都是杂糅了言情奇幻的“速食文学”。不过，近几年不断有新人冒起，无论概念还是故事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用英文和马来语写作的都有，其中有不少还是华裔。谭丽云认为美籍华裔科幻作者群对待“中国性”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如刘宇昆，作品多触及文化差异问题；一如特德·姜，较少着墨于特定的文化元素。这两种取向并没有高下对错之分，个体移民经验的不同带来写作理念的差异，这种多元性正是科幻所坚守的。
语言与传统这一议题也成为大会第三日“刘慈欣的《三体》”座谈会讨论的核心。在总计一百多场座谈会中，这是唯一一场只讨论一个作家一本书的座谈，可见《三体》的影响力。这次的嘉宾除了我和吴淑英之外，还有刚从UCR比较文学系毕业、目前正在波莫纳学院做访问教授的刘明明学姐，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志怪小说，对科幻小说也颇有涉猎。我们谈了人们对《三体》系列的接收和反响，包括对科幻创作、粉丝群体、学术研究和影视产业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及英文版的出版历程。观众不断追问各个环节，希望了解更多中国科幻创作环境的自由度。有位观众举手问道：“我听说时间旅行题材在中国被禁止了，这是真的吗？”我愣了一会儿才茅塞顿开，他所指的“时间旅行”应该是“穿越”，几年前广电总局确实发布了禁拍穿越题材电视剧的通知，美国观众竟然连这都记得，看来不能低估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只不过媒体的翻译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可吊诡的是，“时间旅行”这一译法的确无从指摘，谈不上信达雅却切中要害。不少美国观众在听完我解释后都捧腹大笑，也意识到了中英翻译的难度，随即追问《三体》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异。我指出刘宇昆在一些细节处作了修改以避免文化差异而引起误读，例如关于女性的描写。刘明明则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在她看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文化问题，《三体》从成书到发行英文版，可谓经历了两轮“翻译”，首先是刘慈欣用精彩的故事把许多中国古代的智慧翻译到了现代的语境，然后是刘宇昆把这本非常“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英文。座谈结束后有位观众特地跑来感谢我们，他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图书馆工作，听了我们的分享打算这个月的读书会就讨论《三体》。 两场座谈会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科幻的好奇，不仅发言踊跃，还多次让我们推荐其他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科幻作品，我想以后很有必要列一张英文版中文科幻作品清单，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发放给观众了。提问中有不少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怎样看待科幻剧《萤火虫》中的中国元素”这个问题就引发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淑英认为这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卖点，也有观众认为想象一个多元文化混杂而非西方主导的未来，是个值得肯定的尝试。我随即补充说在中国的科幻作品中也有不少西方元素，甚至整个故事设定都是西方世界，所以这种想象是相互的。当西方在科幻作品中投射它对中国的想象，中国的科幻也会投射对西方的幻想，“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与“东方主义”本是同根生。于是有观众追问，美国科幻中常常会想象美国变成世界霸主，中国科幻也会想象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吗？还未等我们回答，艾维亚跳起来说：“如果中国在太空中建立一个帝国，应该起名叫middle earth！”一语双关，引来全场一片叫好。
大会第二日，我还参与了“死亡”和“性感与情色”两场座谈。在前者，嘉宾们从自身经历出发讨论了死亡的意义以及未来社会对待死亡的态度。当时巴黎恐怖袭击刚发生不久，在场的好几位科幻作家都表示，尽管自己在作品中写过无数灾难与死亡，面对这样的悲剧还是会震慑于生命的脆弱。我介绍了近几年风靡中国的盗墓小说，指出这种糅合了考古、惊悚、侦探元素的文类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奇幻子门类，其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死亡观的解魅。原住民科幻活动家卡斯特罗则讲述了推广和保育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经历，例如向印第安裔青少年教授传统的葬礼仪式。他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我深感钦佩。“性感与情色”座谈会被安排在了午夜场，虽然题目让人浮想联翩，实际却火药味十足——围绕科幻奇幻作品中的两性形象，嘉宾和观众展开了激烈讨论。主持人是去年刚出版长篇小说《威克先生》并获得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新人奖的亚历山大，她修习日本剑道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媒体图片上的女剑客们“永远为摆出性感的姿势而错误持剑”，而这些插图、漫画、电影海报的创作者基本都是男性。于是她一怒之下发表了一篇檄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作者反驳自己只是顺应潮流。同场的还有本届大会的特邀嘉宾作家吉姆·海恩斯，他至今已出版了包括《哥布林的追寻》在内四部长篇小说和发表超过五十篇短篇小说，还获得了2012年雨果奖最佳粉丝作者奖。虽然身为男性，他一直反对科幻作品对于女性的刻板描写，还曾经模仿电影海报中夸张的女性形象拍摄了一系列讽刺照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我和吴淑英都认为，“被性感和情色化”的女性形象虽然迎合了读者和市场，却使得女性身体沦为消费的对象，其实种种潜藏的性别不平等在学术场合已被反复讨论，但要改变现状，还需科幻从业者们增强性别意识，并且有勇气对主流说“不”。
此次大会不仅使我刷新了看法，并获得了新思，也让我更加理解艾瑞克所言的“接地气”：通过跟各个年龄层的粉丝接触，给埋首研究的我们提供了“脑洞大开”的机会——年轻粉丝帮你捕捉到潮流科幻资讯，从众筹出版小说到各种DIY新技能不一而足；而“中老年”幻迷则如大会本身一样老当益壮，他们提供的思考视角值得珍视，阅历和经验赋予了他们更多元的思维去理解科幻，而非单纯追求阅读快感。对一名科幻研究者来说，视野远比年龄重要得多。
早在抵美前，吴淑英学姐就通过邮件联系我、刘明明和美籍华裔科幻作者谭丽云，提议在今年的洛杉矶科幻大会（Los Angeles Science Fantasy Convention， 简称Loscon）上组建一个关于中国科幻的座谈会。当时《三体》还未获得雨果奖，但已得到了星云奖提名，加上之前积攒的口碑和人气，在美国科幻圈刮起了不小的旋风。我们趁热打铁提交了座谈会的申请，果然很快就获得了批准。2015年11月27日，我和吴学姐早上七点半从河滨出发，九点多就抵达了位于洛杉矶机场附近的万豪酒店——这里已举办了12届Loscon。和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以色列的艾维亚，她和我同一届入读UCR比较文学系博士班，虽然兴趣是研究日韩文学翻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幻迷，活跃于以色列的科幻大会，还是一位资深coser；担任司机的则是英文系的艾瑞克，目前正潜心写作有关美国漫画中黑人形象的博士论文，用他的话来说是“主业漫画，副业科幻”，但再怎么忙也要出来接地气。
Loscon由洛杉矶科幻奇幻社主办，迄今已举办第42届。洛杉矶科幻社（Los Angeles Science Fantasy Society，简称LASFS）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幻社团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934年的洛杉矶科幻联盟（Los Angeles Science Fiction League，简称LASFL），雷·布拉德伯里、罗伯特·海因莱因都曾是其会员。LASFL曾为洛杉矶成功争取到了1942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这是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美国西部的城市举办。20世纪40年代，美国科幻迷的活动据点都集中在东部。当时，全美唯一的本土科幻大会只在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州举办过，而世界科幻大会也都只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城市落脚，整个西部地区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科幻大会。在LASFS的努力下， 终于在1948年于洛杉矶举办了第一届西岸科幻大会（West Coast Science Fantasy Conference，简称Westercon）。此后，Westercon便以加州为根据地，成为美西科幻迷们一年一度的盛会。1975年，为庆祝社团第2000次例行聚会，LASFS举办了一次气氛更为轻松的小型“大会”，反响非常热烈，此后就正式冠以“洛杉矶科幻奇幻大会”之名举办至今。时至今日，Loscon依然保持着每年千人参会的规模，在老牌地区性科幻大会中已算不错。
按照惯例，每届Loscon都会有一个花名，而今年恰逢第42届——“42”这个数字对于科幻迷的意义，你懂的，因此本届Loscon就顺理成章被冠上了“Loscon42搭车客指南”的花名。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忘带毛巾，艾瑞克一拍脑门说自己也“杯具”了，没想到一旁的大会工作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一捆毛巾：“别担心，我们为你准备好了！这是大会纪念品。”看着毛巾上大大的“Don’t Panic”，我和艾瑞克不禁相视而笑，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有了毛巾加持，顿觉底气十足，放下行李后我就去会场逛了一圈。虽然规模较小，应有的活动可是一个不落：座谈会、工作坊、读书会、艺术展、游戏竞技、电影放映等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根据《神秘博士》剧情设计的“哭泣的天使”密室逃脱游戏。
我的第一场座谈会是当日上午11点半的“华人科幻和技术东方主义”座谈会，同场嘉宾是吴淑英和谭丽云。谭丽云在取得生物学位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了迪士尼工作，现在白天是游戏开发部的项目经理，夜里则潜心创作科幻小说，目前已在多家科幻杂志和选集上发表小说。她是祖籍广东的第三代美籍华裔，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也能听懂一些日常粤语。吴淑英则活跃于蒸汽朋克领域，身兼作者和编辑二职，中文能力略胜谭丽云一筹。她的祖辈在上世纪初从海南移民到马来西亚，此后扎根于此，到她已是第四代。谭丽云从小在英文学校接受教育，之后去加拿大修读英文和创意写作，因此英文是吴淑英的第一语言，其次是马来语，之后才是华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她都能略通一二。和她们相比，十八岁才去香港的我是最根正苗红的中国人，而“两文三语”（英、粤、普）的求学生活也为我去思考语言关于政治及身份的归属问题提供了便利。
虽然是最早的场次，我们走进会室时观众座已坐满了一半，在场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个个散发出“我已经做了五十年幻迷”的气场。一轮自我介绍完毕后，观众对于我们三人“同中有异”的身份非常感兴趣，讨论也就围绕着科幻创作和华人创作经验展开。华人作家如何在科幻中挪用和转化自己的语言和传统，而这是否必须？针对这一问题，我和吴淑英首先介绍了科幻在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现状。在语言方面，我提到大陆作家陈楸帆曾尝试用粤语创作，而在香港和台湾的科幻作品中也不时会出现一些粤语和闽南语。我个人认为对于母语的坚持并不总是与政治立场挂钩，除了目的性特别明确的作品，更多时候方言融入科幻创作是服务于故事的基调和氛围，而且语言也是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当你写作的时候，它就会很自然地从笔端流出。吴淑英则以马来西亚为例介绍了东南亚本土科幻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当地书店中售卖的科幻小说基本都来自欧美，读者又从小就被灌输“英文的才是最好的”概念，因此本土科幻向来乏人问津，而且质量参差，许多用马来文创作的科幻都是杂糅了言情奇幻的“速食文学”。不过，近几年不断有新人冒起，无论概念还是故事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用英文和马来语写作的都有，其中有不少还是华裔。谭丽云认为美籍华裔科幻作者群对待“中国性”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如刘宇昆，作品多触及文化差异问题；一如特德·姜，较少着墨于特定的文化元素。这两种取向并没有高下对错之分，个体移民经验的不同带来写作理念的差异，这种多元性正是科幻所坚守的。
语言与传统这一议题也成为大会第三日“刘慈欣的《三体》”座谈会讨论的核心。在总计一百多场座谈会中，这是唯一一场只讨论一个作家一本书的座谈，可见《三体》的影响力。这次的嘉宾除了我和吴淑英之外，还有刚从UCR比较文学系毕业、目前正在波莫纳学院做访问教授的刘明明学姐，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志怪小说，对科幻小说也颇有涉猎。我们谈了人们对《三体》系列的接收和反响，包括对科幻创作、粉丝群体、学术研究和影视产业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及英文版的出版历程。观众不断追问各个环节，希望了解更多中国科幻创作环境的自由度。有位观众举手问道：“我听说时间旅行题材在中国被禁止了，这是真的吗？”我愣了一会儿才茅塞顿开，他所指的“时间旅行”应该是“穿越”，几年前广电总局确实发布了禁拍穿越题材电视剧的通知，美国观众竟然连这都记得，看来不能低估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只不过媒体的翻译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可吊诡的是，“时间旅行”这一译法的确无从指摘，谈不上信达雅却切中要害。不少美国观众在听完我解释后都捧腹大笑，也意识到了中英翻译的难度，随即追问《三体》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异。我指出刘宇昆在一些细节处作了修改以避免文化差异而引起误读，例如关于女性的描写。刘明明则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在她看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文化问题，《三体》从成书到发行英文版，可谓经历了两轮“翻译”，首先是刘慈欣用精彩的故事把许多中国古代的智慧翻译到了现代的语境，然后是刘宇昆把这本非常“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英文。座谈结束后有位观众特地跑来感谢我们，他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图书馆工作，听了我们的分享打算这个月的读书会就讨论《三体》。 两场座谈会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科幻的好奇，不仅发言踊跃，还多次让我们推荐其他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科幻作品，我想以后很有必要列一张英文版中文科幻作品清单，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发放给观众了。提问中有不少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怎样看待科幻剧《萤火虫》中的中国元素”这个问题就引发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淑英认为这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卖点，也有观众认为想象一个多元文化混杂而非西方主导的未来，是个值得肯定的尝试。我随即补充说在中国的科幻作品中也有不少西方元素，甚至整个故事设定都是西方世界，所以这种想象是相互的。当西方在科幻作品中投射它对中国的想象，中国的科幻也会投射对西方的幻想，“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与“东方主义”本是同根生。于是有观众追问，美国科幻中常常会想象美国变成世界霸主，中国科幻也会想象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吗？还未等我们回答，艾维亚跳起来说：“如果中国在太空中建立一个帝国，应该起名叫middle earth！”一语双关，引来全场一片叫好。
大会第二日，我还参与了“死亡”和“性感与情色”两场座谈。在前者，嘉宾们从自身经历出发讨论了死亡的意义以及未来社会对待死亡的态度。当时巴黎恐怖袭击刚发生不久，在场的好几位科幻作家都表示，尽管自己在作品中写过无数灾难与死亡，面对这样的悲剧还是会震慑于生命的脆弱。我介绍了近几年风靡中国的盗墓小说，指出这种糅合了考古、惊悚、侦探元素的文类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奇幻子门类，其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死亡观的解魅。原住民科幻活动家卡斯特罗则讲述了推广和保育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经历，例如向印第安裔青少年教授传统的葬礼仪式。他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我深感钦佩。“性感与情色”座谈会被安排在了午夜场，虽然题目让人浮想联翩，实际却火药味十足——围绕科幻奇幻作品中的两性形象，嘉宾和观众展开了激烈讨论。主持人是去年刚出版长篇小说《威克先生》并获得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新人奖的亚历山大，她修习日本剑道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媒体图片上的女剑客们“永远为摆出性感的姿势而错误持剑”，而这些插图、漫画、电影海报的创作者基本都是男性。于是她一怒之下发表了一篇檄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作者反驳自己只是顺应潮流。同场的还有本届大会的特邀嘉宾作家吉姆·海恩斯，他至今已出版了包括《哥布林的追寻》在内四部长篇小说和发表超过五十篇短篇小说，还获得了2012年雨果奖最佳粉丝作者奖。虽然身为男性，他一直反对科幻作品对于女性的刻板描写，还曾经模仿电影海报中夸张的女性形象拍摄了一系列讽刺照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我和吴淑英都认为，“被性感和情色化”的女性形象虽然迎合了读者和市场，却使得女性身体沦为消费的对象，其实种种潜藏的性别不平等在学术场合已被反复讨论，但要改变现状，还需科幻从业者们增强性别意识，并且有勇气对主流说“不”。
此次大会不仅使我刷新了看法，并获得了新思，也让我更加理解艾瑞克所言的“接地气”：通过跟各个年龄层的粉丝接触，给埋首研究的我们提供了“脑洞大开”的机会——年轻粉丝帮你捕捉到潮流科幻资讯，从众筹出版小说到各种DIY新技能不一而足；而“中老年”幻迷则如大会本身一样老当益壮，他们提供的思考视角值得珍视，阅历和经验赋予了他们更多元的思维去理解科幻，而非单纯追求阅读快感。对一名科幻研究者来说，视野远比年龄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