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1906-1982），原名金水，字克洪，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天灯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杭武汀涟县委书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工作团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農委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观澜，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的领导人当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综观王观澜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百折不挠，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光明出路是其最大特点。
　　毛泽东为王观澜恢复党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县云集区叶坪创刊。从《红色中华》诞生的第一天起，王观澜就担任主编，并将其当成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情况，宣传党的苏区农村政策，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刊物刊发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苏区人民的欢迎。
　　1932年夏，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所谓“肃托”斗争开始了，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有关农村问题的调查》的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王观澜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云集区9个乡党支部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写信给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卫局，要求释放王观澜。
　　几天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对王观澜说：“你没有什么问题，走吧。”王观澜恢复了自由，但却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销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送到云集区委审批。区委先后开了十多次会，拖了3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1933年1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始终没有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后来又一直顶住了给他“重新入党”的种种安排。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催促下，王观澜的党籍才得到恢复。
　　“王观澜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王观澜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陕甘宁边区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洛川、关中、陇东、绥德等地区，发展党员总数已近万名，党组织已经转变到能够适应更加艰苦的工作条件，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当地的党的工作干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他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后，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降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要求，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二人争得面红耳赤。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后，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观澜在报告中论述了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分析了资产阶级对付共产党的政策。他还进一步论述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指出，共产党员时刻也不能忘记，在统一战线中，要高举我们的旗帜，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一天，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长点儿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谙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档、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联合在一起，找王观澜的问题。他们调阅中央档案，并没有能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问题。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又去找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截了当地说：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萧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決，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就很困难了。
　　毛泽东诚恳地听取王观澜反映浮夸风的批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主要负责农业工作，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春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54年秋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积极引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的方针，工作是有成效的。
　　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认为，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应该按中央原来的设想稳步前进。王观澜支持邓子恢的主张，结果与邓子恢等一起被指责为“右倾”“小脚女人”。
　　1956年四五月间，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以临海、嘉兴两县为重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以临海县的农民为例，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临海农民每人实得原粮比上一年减少了，而浙江两千万农民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低，浙江农村副业和土特产值都有下降趋势，而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亦下降30%至80%。因此，他认为，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不富裕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这个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毛泽东将其批转全国，认为应当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特别指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指出：“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王观澜几十年搞农村工作，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当他知道由于“大跃进”使群众吃不饱饭、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时，便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
　　几天后，他得知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的信表示感谢。他从中看到了党的希望，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此后，中央又对这一时期工作上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调查研究之风得以在全党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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