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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月革命，研究型教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63 K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86—05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于2007年11月5日在京联合举办了“十月革命与20世纪”学术研讨会。其间，有学者提出：“十月革命史学自其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史学和政治使命。”“对于十月革命史，能否少一点政治性，多一些学术性?能否少一点神话，多一些实际?能否少一点功利性，多一些创新性?能否少一点旧方法，多一些新角度?能否少一点老资料，多一些新佐证?”这些问题，既体现了学者们的学术良知和所追求的治学理念，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引发了从事相关领域教学工作的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应在研究动态、档案文献、学术理念等方面下工夫。
一、解读研究动态，施之多元化视野
在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某人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有多少个评价者，就有多少种结论。故作为新问题，的研究方向就是，为什么各种人会有各自的看法?其阶级立场、时间距离、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评价者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这些评价最终产生了什么作用?这样就把一个旧问题转化为新问题，把“如何评价十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评价的类型和性质”了。其实，从十月革命爆发之日起，评价就是多元的。
列宁领导的苏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与其反对者之间曾就十月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争论。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相互补充的：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后者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布尔什维克所期盼的世界革命是不会到来的。同期在西方国家中，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卢森堡为代表，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局限性。中派以鲍威尔、考茨基为代表，认为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活不成的早产的孩子，他们批判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措施，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向西方输出革命的做法。右派(即自由派)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观点成为苏俄评价十月革命的主流；自由派的观点成为西方世界评价十月革命的主流。
斯大林时期，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与其反对者就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肯定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认为斯大林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如托洛茨基等)变成为革命的破坏者，强调十月革命只是在伟大领袖列宁和他亲密的战友、学生斯大林两个人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列宁时期的“世界革命论”被“一国胜利论”取代。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背叛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是一个官僚异化的工人国家。布鲁诺·里奇也认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官僚集团——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同期的西方自由派用“斯大林主义”的表述来区别“列宁主义”，但他们强调斯大林模式是十月革命“罪恶”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新变化：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与十月革命区别开来；努力尊重历史事实，不再夸大斯大林个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其党内反对者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对十月革命中的历史研究还涉及了革命前的俄国经济问题。同期，西方出现了重评派，他们采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十月革命，从底层(工人、农民、士兵)来研究俄国革命；肯定普通群众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其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变化，二者“大大脱节”。还有另一种新的观点，倾向于将十月革命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其代表人物吉拉斯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创造的是一种新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共产党的政治官僚是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十月革命只是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什么“背叛”的问题，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学术界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学术界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在理论争论的背后可窥见政治力量的角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部分学者对十月革命的谩骂和攻击之声一度占了上峰。同期的西方，自由派开始回潮。在西方人看来，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人走上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资本主义收拾的残局。与此同时，重评派也开始重新审视其早期观点，他们渐渐地放弃了对社会结构、客观现实的分析，放弃了对阶级、阶层分析的立场，代之以对主观的、不确定因素的偏好。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人们都还继续着对十月革命的特别关注。2003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了以《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的政治党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科学院院士波利亚科夫在其论文《1917年10月：争论仍在延续》中指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种立场是：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特别是20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与此对立的立场是：1917年革命是一帮布尔什维克幻想家发动的政变。波利亚科夫认为：将十月革命本身与随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直接画等号是不对的；十月革命与全部俄国历史紧密相关，应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部分；要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必须把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不能仅从革命运动的狭隘视角去阐发，而应从广泛的综合角度看问题，苏维埃俄国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它。俄罗斯左翼学者萨普雷金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杂志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并非是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暂时现象》的长篇文章，针对俄罗斯国内外部分人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进行了批驳。2007年4月2日，俄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评价：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本身 酝酿而成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消灭私有制的无上权力使苏维埃国家得以毫不迟疑地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十月革命具有永久性的国际意义，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独一无二的榜样。西方学者艾伦·伍兹为托洛茨基的新版《俄国革命史》撰写导论，其中，对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命运做了阐述，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十月革命的攻击。
与俄罗斯、西方评价十月革命的发展状况相比较，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主流仍然停留在政治史学和注释史学阶段”，多关注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性质、国际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如必然性、偶然性问题，沈宗武、吴恩远等坚持必然性观点；赵士国等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有必然性，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如发生时机的偶然性；革命以列宁为领导者的偶然性；革命进程中的某些偶然性因素等，这些偶然性因素，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胜利提供了条件，但必然性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张建华则提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还是偶然性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而十月革命特殊性(选择性)或许是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关于性质问题，吴恩远、高放等持社会主义革命说；姜长斌等持不完全社会主义革命说；刘士田等持阶段论说；洪韵珊、刘正飞等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涉及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中国学术界较多关注的问题，在研讨会上，于沛、余伟民、李兴、祝政宏、栾景河等都论及这个问题，学者们特别谈到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苏共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等历史的合力使然。苏联解体对中国并非坏事，中国可从中总结教训，完善机制。尽管苏联解体了，但列宁主义事业在中国继续得到发展。同时，学者们又指出，以往我们有关十月革命对俄国自身的影响存在语焉不详的问题，刘祖熙、白晓红、初祥、丁笃本、黄立莽等对这一薄弱环节进行了补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十月革命评价的类型和性质”的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解读反差甚大。我们必须把这些动态研究向授课对象做纵深的、客观的阐释，为他们打开多元视野，这样才能在“是历史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历史”的诉求中使授课对象的治学思路得到升华。
二、依据档案文献，施之史学治学要领
对于十月革命的斗争形式，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存在分歧的，前者尊重历史实际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一场“罕见的不流血和异常的顺利”的起义①；后者则强调“冲锋”和“攻打”，希望公认自己是十月革命中可与列宁并驾齐驱的领袖，是列宁和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为此，斯大林曾亲自掌控反映十月革命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果十月革命10周年时公演了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十月》，十月革命20周年时公演了青年导演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前提以纪实手段来“讲故事”的实验性影片，它尽可能地在银幕上再现十月革命的“原貌”，没有着力塑造“列宁和斯大林在一起”这个概念和形象；而后者是经过加工和渲染的影片，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实际发生过的那一切。这个案例向人们揭示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究竟如何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之我们前面已经阐释过的有关十月革命的众说纷纭的评价，就更增加了人们评判真实历史的复杂性。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相关历史档案文献为基础，并与同期历史佐证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索科洛夫教授主编的《人民之声：苏联国民有关1918—1932年事件的书信与反映》一书。该书是《20世纪俄国社会史》系列丛书之一，撰稿人均是俄罗斯史学工作者和档案馆工作人员。其中依据党和政府机关1920年代的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为了工业化》、《农民报》、《工人报》、《劳动报》、《汽笛报》等，收录了大量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时期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当时全社会对苏维埃政权推行的各项措施的资料，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又与相当数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进行对比，如：收藏于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396、全宗478、全宗7486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1235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罗斯现代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5、全宗89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等，这对人们客观地认知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15年期间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同时，笔者也认为以第一手档案文献为参考，介绍列宁的家世并解读其相关经典原著，又是帮助授课对象掌握史学治学要领所不可或缺的。目前，关于列宁家世的原始档案文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密，如收藏于俄罗斯现代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11、全宗13、全宗14、全宗17、全宗645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特别卷宗3的档案文献等。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对列宁相关经典著作的研读，譬如，认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思想，需要研读列宁的《远方来信》《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革命的教训》《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革命的任务》《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论策略书》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通过对俄国革命阶级性的分析，认为即将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革命任务。但他认为这场革命一定会引发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使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需研读列宁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 目前形势》《工人监督条理草案》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十月起义胜利后，列宁提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所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实施计算和监督意义上的、单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导向”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譬如，认识列宁有关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则需要研读列宁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所做的报告、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在俄共(布)十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论我国革命》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在十月革命前夕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俄国革命以后会有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才会有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1920年底，列宁的战略思想初步发生转变：肯定了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列宁逝世前夕，其战略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一方面由西方社会主 义战略转向东方社会主义战略，另一方面由世界革命战略转向国内发展战略。
总之，尽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事件发生时期的社会资源信息，对比第一手原始档案文献，加之解读经典作家的相关原著，有助于提升授课对象鉴别真实历史的能力，从中感悟史学治学要义，并将其评判历史的洞察力建立在科学、扎实的基础之上。
三、“解惑”新议：不是要即刻解决问题，而是要提出问题
作为传道、授业者，应该摒弃所谓能够即刻解答授课对象提出的问题为上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是极不科学的。学无止境，传道、授业者本身也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提出问题是教与学双方的、互动的行为，它将推动对问题本身和由此引发的关联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阶段性成果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赋予“解惑”新的更高层次的内涵。
再谈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有人不禁要问，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解密档案，阅读了大量的佐证材料，为什么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还会存在那么多的激烈争论呢?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位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和卢森堡为例，他们在如何认识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差别。考茨基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先决条件出发，认为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卢森堡通过对俄国革命起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从分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人手，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一定要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又从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出发分析当时俄国的现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原本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和民主先进的国家发生，而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无产阶级占居民少数且民主意识不强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是不成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得出结论：“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认为“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考茨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通过对俄国革命起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策略的有效运用、革命目标的明确性、革命纲领和行动的彻底性等在俄国革命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肯定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俄国革命的进程既符合社会革命的一般性，又具有其特殊性。
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分析，依据的出发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考茨基认为俄国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和无产阶级民主意识不发达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会给实现社会主义造成极大的矛盾和困难的分析，也是不无道理的。但他忽视了俄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己的选择。卢森堡在俄国革命问题上严厉批评考茨基，她与列宁同属于左派，但她的思想与列宁的观点也存在差别和分歧，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革命策略持肯定中含有否定的态度。她肯定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强调俄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但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在处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关系、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等方面的做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理论家们依据的参照物不同，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十月革命客观史实的把握。诚然，后人所见到的档案文献、经典著作等资料都是躺倒的、似乎死掉的“历史”，而史学家们的良知、责任和使命就是要变躺倒的历史为站立的历史，变似乎死掉的历史为鲜活的历史，力求为后人再现原本活生生的历史画卷。而着眼于研究动态、档案文献、学术理念等史学治学方法的传授，作为同一链条上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实现上述史学家们所追求的治学目标的有益实践。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G63 K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86—05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于2007年11月5日在京联合举办了“十月革命与20世纪”学术研讨会。其间，有学者提出：“十月革命史学自其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史学和政治使命。”“对于十月革命史，能否少一点政治性，多一些学术性?能否少一点神话，多一些实际?能否少一点功利性，多一些创新性?能否少一点旧方法，多一些新角度?能否少一点老资料，多一些新佐证?”这些问题，既体现了学者们的学术良知和所追求的治学理念，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引发了从事相关领域教学工作的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应在研究动态、档案文献、学术理念等方面下工夫。
一、解读研究动态，施之多元化视野
在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某人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问题，有多少个评价者，就有多少种结论。故作为新问题，的研究方向就是，为什么各种人会有各自的看法?其阶级立场、时间距离、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评价者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这些评价最终产生了什么作用?这样就把一个旧问题转化为新问题，把“如何评价十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评价的类型和性质”了。其实，从十月革命爆发之日起，评价就是多元的。
列宁领导的苏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与其反对者之间曾就十月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争论。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是相互补充的：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后者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布尔什维克所期盼的世界革命是不会到来的。同期在西方国家中，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卢森堡为代表，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局限性。中派以鲍威尔、考茨基为代表，认为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活不成的早产的孩子，他们批判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措施，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向西方输出革命的做法。右派(即自由派)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观点成为苏俄评价十月革命的主流；自由派的观点成为西方世界评价十月革命的主流。
斯大林时期，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与其反对者就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肯定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认为斯大林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如托洛茨基等)变成为革命的破坏者，强调十月革命只是在伟大领袖列宁和他亲密的战友、学生斯大林两个人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列宁时期的“世界革命论”被“一国胜利论”取代。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背叛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是一个官僚异化的工人国家。布鲁诺·里奇也认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官僚集团——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同期的西方自由派用“斯大林主义”的表述来区别“列宁主义”，但他们强调斯大林模式是十月革命“罪恶”的进一步发展。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出现了新变化：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与十月革命区别开来；努力尊重历史事实，不再夸大斯大林个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其党内反对者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对十月革命中的历史研究还涉及了革命前的俄国经济问题。同期，西方出现了重评派，他们采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十月革命，从底层(工人、农民、士兵)来研究俄国革命；肯定普通群众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其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变化，二者“大大脱节”。还有另一种新的观点，倾向于将十月革命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其代表人物吉拉斯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创造的是一种新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共产党的政治官僚是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十月革命只是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什么“背叛”的问题，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学术界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学术界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在理论争论的背后可窥见政治力量的角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部分学者对十月革命的谩骂和攻击之声一度占了上峰。同期的西方，自由派开始回潮。在西方人看来，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人走上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资本主义收拾的残局。与此同时，重评派也开始重新审视其早期观点，他们渐渐地放弃了对社会结构、客观现实的分析，放弃了对阶级、阶层分析的立场，代之以对主观的、不确定因素的偏好。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人们都还继续着对十月革命的特别关注。2003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了以《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的政治党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科学院院士波利亚科夫在其论文《1917年10月：争论仍在延续》中指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种立场是：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特别是20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与此对立的立场是：1917年革命是一帮布尔什维克幻想家发动的政变。波利亚科夫认为：将十月革命本身与随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直接画等号是不对的；十月革命与全部俄国历史紧密相关，应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部分；要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必须把其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不能仅从革命运动的狭隘视角去阐发，而应从广泛的综合角度看问题，苏维埃俄国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它。俄罗斯左翼学者萨普雷金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杂志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并非是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暂时现象》的长篇文章，针对俄罗斯国内外部分人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进行了批驳。2007年4月2日，俄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评价：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本身 酝酿而成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消灭私有制的无上权力使苏维埃国家得以毫不迟疑地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十月革命具有永久性的国际意义，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独一无二的榜样。西方学者艾伦·伍兹为托洛茨基的新版《俄国革命史》撰写导论，其中，对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命运做了阐述，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十月革命的攻击。
与俄罗斯、西方评价十月革命的发展状况相比较，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主流仍然停留在政治史学和注释史学阶段”，多关注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性质、国际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如必然性、偶然性问题，沈宗武、吴恩远等坚持必然性观点；赵士国等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有必然性，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如发生时机的偶然性；革命以列宁为领导者的偶然性；革命进程中的某些偶然性因素等，这些偶然性因素，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胜利提供了条件，但必然性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张建华则提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还是偶然性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而十月革命特殊性(选择性)或许是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关于性质问题，吴恩远、高放等持社会主义革命说；姜长斌等持不完全社会主义革命说；刘士田等持阶段论说；洪韵珊、刘正飞等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涉及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中国学术界较多关注的问题，在研讨会上，于沛、余伟民、李兴、祝政宏、栾景河等都论及这个问题，学者们特别谈到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苏共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等历史的合力使然。苏联解体对中国并非坏事，中国可从中总结教训，完善机制。尽管苏联解体了，但列宁主义事业在中国继续得到发展。同时，学者们又指出，以往我们有关十月革命对俄国自身的影响存在语焉不详的问题，刘祖熙、白晓红、初祥、丁笃本、黄立莽等对这一薄弱环节进行了补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十月革命评价的类型和性质”的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解读反差甚大。我们必须把这些动态研究向授课对象做纵深的、客观的阐释，为他们打开多元视野，这样才能在“是历史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历史”的诉求中使授课对象的治学思路得到升华。
二、依据档案文献，施之史学治学要领
对于十月革命的斗争形式，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存在分歧的，前者尊重历史实际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一场“罕见的不流血和异常的顺利”的起义①；后者则强调“冲锋”和“攻打”，希望公认自己是十月革命中可与列宁并驾齐驱的领袖，是列宁和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为此，斯大林曾亲自掌控反映十月革命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果十月革命10周年时公演了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十月》，十月革命20周年时公演了青年导演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前提以纪实手段来“讲故事”的实验性影片，它尽可能地在银幕上再现十月革命的“原貌”，没有着力塑造“列宁和斯大林在一起”这个概念和形象；而后者是经过加工和渲染的影片，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实际发生过的那一切。这个案例向人们揭示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究竟如何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之我们前面已经阐释过的有关十月革命的众说纷纭的评价，就更增加了人们评判真实历史的复杂性。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相关历史档案文献为基础，并与同期历史佐证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索科洛夫教授主编的《人民之声：苏联国民有关1918—1932年事件的书信与反映》一书。该书是《20世纪俄国社会史》系列丛书之一，撰稿人均是俄罗斯史学工作者和档案馆工作人员。其中依据党和政府机关1920年代的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为了工业化》、《农民报》、《工人报》、《劳动报》、《汽笛报》等，收录了大量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时期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当时全社会对苏维埃政权推行的各项措施的资料，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又与相当数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进行对比，如：收藏于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396、全宗478、全宗7486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1235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罗斯现代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5、全宗89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等，这对人们客观地认知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15年期间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同时，笔者也认为以第一手档案文献为参考，介绍列宁的家世并解读其相关经典原著，又是帮助授课对象掌握史学治学要领所不可或缺的。目前，关于列宁家世的原始档案文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密，如收藏于俄罗斯现代文献收藏与研究中心全宗11、全宗13、全宗14、全宗17、全宗645的相关卷宗的档案文献，收藏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特别卷宗3的档案文献等。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对列宁相关经典著作的研读，譬如，认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思想，需要研读列宁的《远方来信》《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革命的教训》《俄国革命和各国工人的任务》《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革命的任务》《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论策略书》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通过对俄国革命阶级性的分析，认为即将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革命任务。但他认为这场革命一定会引发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使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需研读列宁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 目前形势》《工人监督条理草案》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十月起义胜利后，列宁提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所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实施计算和监督意义上的、单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导向”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譬如，认识列宁有关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则需要研读列宁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所做的报告、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在俄共(布)十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论我国革命》等经典篇章，通过研读可体会到，在十月革命前夕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俄国革命以后会有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才会有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1920年底，列宁的战略思想初步发生转变：肯定了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列宁逝世前夕，其战略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一方面由西方社会主 义战略转向东方社会主义战略，另一方面由世界革命战略转向国内发展战略。
总之，尽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事件发生时期的社会资源信息，对比第一手原始档案文献，加之解读经典作家的相关原著，有助于提升授课对象鉴别真实历史的能力，从中感悟史学治学要义，并将其评判历史的洞察力建立在科学、扎实的基础之上。
三、“解惑”新议：不是要即刻解决问题，而是要提出问题
作为传道、授业者，应该摒弃所谓能够即刻解答授课对象提出的问题为上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是极不科学的。学无止境，传道、授业者本身也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提出问题是教与学双方的、互动的行为，它将推动对问题本身和由此引发的关联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阶段性成果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赋予“解惑”新的更高层次的内涵。
再谈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有人不禁要问，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解密档案，阅读了大量的佐证材料，为什么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还会存在那么多的激烈争论呢?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位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和卢森堡为例，他们在如何认识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差别。考茨基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先决条件出发，认为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卢森堡通过对俄国革命起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从分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人手，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一定要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又从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出发分析当时俄国的现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原本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和民主先进的国家发生，而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无产阶级占居民少数且民主意识不强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是不成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得出结论：“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认为“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考茨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通过对俄国革命起因及其过程进行分析，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策略的有效运用、革命目标的明确性、革命纲领和行动的彻底性等在俄国革命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肯定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俄国革命的进程既符合社会革命的一般性，又具有其特殊性。
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分析，依据的出发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考茨基认为俄国在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和无产阶级民主意识不发达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会给实现社会主义造成极大的矛盾和困难的分析，也是不无道理的。但他忽视了俄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己的选择。卢森堡在俄国革命问题上严厉批评考茨基，她与列宁同属于左派，但她的思想与列宁的观点也存在差别和分歧，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革命策略持肯定中含有否定的态度。她肯定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强调俄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但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在处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关系、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等方面的做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理论家们依据的参照物不同，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十月革命客观史实的把握。诚然，后人所见到的档案文献、经典著作等资料都是躺倒的、似乎死掉的“历史”，而史学家们的良知、责任和使命就是要变躺倒的历史为站立的历史，变似乎死掉的历史为鲜活的历史，力求为后人再现原本活生生的历史画卷。而着眼于研究动态、档案文献、学术理念等史学治学方法的传授，作为同一链条上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实现上述史学家们所追求的治学目标的有益实践。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