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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度理解、梳理和全面把握“四个自信”的新时代内涵、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沿课题。“四个自信”不是宽泛的称谓，其限定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容涵盖“理论和实践”相互贯穿、彼此互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运动的四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针对“四个自信”，“分而论之”是当下学术主流，尚缺乏“统而论之”的相关成果。文章主旨就是希望通过“文明逻辑”这个更具“统合性”的范畴，充分挖掘“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统一关系，力图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运动”的最终指向，并对当前流行的“政治正确类型”的认识泛化、浅化、虚化，甚至误入歧途的各种歧见进行彻底批判。
关键词 四个自信；文明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
在理论界深入研究和全面阐发“四个自信”深刻内涵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在“逻辑”上深度把握“四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个需要花更大气力探究的“自信本体论”难题。既然这样，“自信”的逻辑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站在现代“文明竞争”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正如“个体自信”的持久根源在于个体所拥有的“综合实力”，源于其在相关领域所取得的地位、价值和成就一样，一个国家、民族自信的持久根源，亦在于其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拥有与之相应的“综合实力”。这一分析逻辑十分流行或者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解释本身没有错，也是当前讨论几乎一切“自信”问题的“事实语境”。但是，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认为，相关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引申。这里的“综合实力”本身是一个“力”的现实判断，尚未上升到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大方向”“大道理”。中国该如何才能真正走到“世界文明”舞台中心呢？这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道”，更需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需要“思想之光”的引领。显然，回应和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能依赖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加，而应源于“我们”自己“本身力量”的赋予。“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①可以说，针对中国这样一个走向“新时代”、塑造“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大国而言，“四个自信”是我们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自觉行动的根本要求。其最重要的内容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指向，以“中国实践”“中国成就”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最终促进全人类的解放。②该逻辑运行的内在机理，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中国作为“特别意义”的大国，理应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③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内在根据。显然，“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更具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术语。在欧美“文明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致力于提出一种更具“文明性”或“超越欧美文明”的“文明自信”，无疑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力量。“四个自信”内在的本体依据，就在于其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大道”，反映出面对日趋不确定、多元化的世界格局的“中国立场”“中国态度”“中国信念”。这是我们选择坚持“文明逻辑”统合“四个自信”的内在根据。
一、 基本参照：拷问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逻辑依据
众所周知，“文明”概念本身具有极其综合、多样、歧义、泛化而复杂的特点。这里我们不讨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更不讨论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文明”观念，而是使用惯常的“文明”概念，即与野蛮、蒙昧相对的现代性界定逻辑。尽管从文明史的一般书写看，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与各种蒙昧、野蛮之间的“文明斗争”，也开始了形态各异的文明样式。但是，事实上，只有从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开始，“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联姻，才真正成为一种文明典范，并成为普遍化、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了“文明”“文明时代”“文明民族”和“资产阶级文明”等术语，以此指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状态”。但是，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所谓现代“欧洲精神”“欧洲文明”并非仅仅源于1416世紀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而是源于中世纪以来的商业城市、市民阶级、议会制度传统。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产方式”概念，也涵盖着极其丰富的“欧洲传统”特点。胡塞尔把“欧洲精神”的诞生地定义为“古希腊哲学”。哲学携带着各种思想闯入欧洲，成就了欧洲精神的原初想象。参阅[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这里，最关键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占据了“文明逻辑”的制高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们谈论现代“西方文明”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为行动者）来到人间尽管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些“血和肮脏的东西”却成为“现代文明”生发、扩展和持久创新之动因。从“宗教文明”的角度看，“恶”从来就不具有“道德批判”意义，相反，而是“人类文明”得以诞生、发展和扩张的最重要动因和运动机制。当我们谈论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恶之动因”时，“人类之恶”与“上帝之善”之间的永恒转化和塑造意义依然十分清晰可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限于字面上的“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否定、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在“神人关系”合法性依据上，“资本之恶”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创世说”的最好说明。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深刻的趋向：作为西方“文明之根”的“神学属性”，恰恰已经深入到现代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最深刻”根源，也是其自我言说的一种“最深刻”的形式。当我们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界限”圈定为“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的时候，以为从此现代西方文明彻底地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现代“民主和科学”之路，“个人主义”文明类型成为现代文明生发的原动力和文明支点。实际上，这仅仅是“文明实现”机制的变化，而内在的那种致力于普遍化的甚至超越“狭隘人类”的宗教精神，依然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最深层土壤和最有分量的思想表达。当我们纠缠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时，其实这是西方“文明自信”的一种惯常的“神学表达”而已，内涵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至高无上”的精神维度。尤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恶”后，现代西方文明已经开启了更为彻底地“清洗”自身罪恶的“工作”，例如福利社会、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绿党等等，促使自身以“创新文明”的姿态登临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并始终占据着、充当着人类文明的“主角”。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一颇具“文明自信”“神学色彩”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逻辑机理问题，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走向“世界历史”：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现实根据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全面、彻底地深省了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超出之前全部历史总和”的伟大革命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存在着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极其庞大的“帝国文明”形态，但这依然是一种基于狭隘的“观念和体制”构建出来的“自我复制”的文明形态——“原封不动地保持就有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最突出的特点，②[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335页。帝国等级制和帝国权威是帝国文明的最鲜明特征。作为现代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神学思想时，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粉碎“旧世界”的强大“斗争武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古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击溃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遍化的世界市场、到处安家落户的商品投资（投机），“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促使整个“世界”按照“资本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文明”。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完成了一个“创始者”的神话，建构出一个趋于“世界历史”的“新文明”的塑造者和执行者。
2. 触发“财富革命”：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世俗根据
摆脱贫困、获取幸福生活，是大众最日常的生活追求。资本主义强大的文明力量和巨大的文明魅力，不仅在于宏观和抽象的逻辑论证，更在于大众化日常生活的承认和追随。大众化、资本化的“致富欲”，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根本动力，亦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元素。这样一来，致力于“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个人和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根据。甚至可以说，财富是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文明”接受方式的世俗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近代以来关于“高利贷”的相关讨论以及最终合法化，另外，美国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系统的“放任”政策，其内在根据就是创造财富。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财富追逐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时，当“财富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符号”时，这些皆以“美国梦”为象征和代表。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财富革命”。正是基于无数大众“财富梦想”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皆被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下，“财富革命”“财富神话”“财富故事”被一再演绎和扩展开来，成为一种惯常的“大众心理”。也就是说，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经济文明效果等，致力于“资本财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营造出一种大众化的“财富幻象”，即大众的“财富梦想”必须与“资本化”的大自然、资本化的“人格”、资本化的“生活机制”等紧密相关，才可能富有成效。这最终促使“自然类型”“自然类型”既包括土地、山川、河流和矿藏资源，亦包括人自身的有机身体和基于“自然”的情感、想象。人工智能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发财机会，就在于它能高效地替代“人”，创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财富文明”的彻底终结，形成了被“财富梦想”所掌控的“文明世界”。即使在遇到严重的生态灾难、人道危机时，许多精明的“财富梦想家们”也很容易将其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创新”领域。
3. 捍卫“自由平等”：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道义逻辑
一般而言，西方“文明自信”最突出的“学术化”的论证体现为由启蒙主义运动高扬的“天赋人权”大旗，通过类似于“神学”的超验性词汇，来论证“人”的现代存在意义。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一种无须给予任何前提的存在理由时，“人”的位置被放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这一价值超越任何有关国家的绝对概念。”[法]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这里的“人”的现实体现，就是一个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个人”。这里出现的一个致命的“逻辑难题”，就是一个极其脆弱、充满变数的“个人价值”竟然超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这在世俗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显然，要完成这一论证，必须借鉴或模仿颇具神学色彩或“形而上学”特征的各种形式，以至于“天赋人权”或被简称为“人权”，被视为一种“天然道义”，任何人都不敢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文明自信”之所以将自身视为普世价值、人权、国际法等方面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其内在的根由恰恰在于，他们以为自身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这同时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所具有的“最高形而上学”色彩，以至于欧洲文明所代表的道德观念被视为具有“永恒意义”或绝对的世界意义。[法]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以及[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胡塞尔认为，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文明类型，缺乏抽象的理性反思意义。这一点显然承袭了黑格尔的说辞。
4. 致力于“进步和科学”：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知识逻辑
现代文明对“进步观念”的最好总结，可能莫过于现代进步观念的创始者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经典表述。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反对悲观主义，进步文明的未来趋于无限的善，进步线性历史观，进步未来的可计算性和不可避免性。[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无论从现实力量还是抽象演绎的角度看，人类的“进步观念”的最终确立，必须由强大的“理性和科学”来做实质性的支撑。近代日本转身为“东洋”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在于最终选择了欧洲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认为这是“世界通论”。[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实际上，进步主义为世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时空结构”，而且该时空并非抽象的，而是通过强大的“理性和科学”来加固、维持、创新和持续。一個最突出的知识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通过科学主义学术范式，构建起一个与西方“现代文明”紧密关联、彼此匹配的学科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本身是一个“有机体系”，它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同时又继承了其传统的“神性成分”和“优秀传统”。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淀，现代西方文明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甚至各类战争，依然成为当前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文明范式”。
二、 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逻辑”何以可能？
既然这样，今天该如何谈论区别于现代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发展动力”的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呢？如果我们依然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法超越，那么，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失去了基本的自信。这里，我们不再区分讨论众说纷纭的“社会主义”，只选择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研究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最终目的，还是必须回到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本身。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源于16世纪，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达到“思想实验”的高峰。但是，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才最终从一种纯粹的“思想实验”转化为“现实实践”的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从“文明自信”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两种最宏大的文明发展范式，绝非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大道”的科学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到实践的发展，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真正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自信”，找到了真正能够走出资本主义狭隘发展动力的“文明机制”，催生超越资本主义的各种可能，推进人类朝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1. 承担“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历史担当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致力于“共同体幸福”的理想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有各种雏形，如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宗教共同体主义”。西方学者特别推崇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将人类（西方）共同体主义推至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先知的宗教设想。参阅[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书馆，1990年，第47页。但是，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则是在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之后。在资本主义初创时期，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追求“至善形态”和“完美形式”的社会，成为“乌托邦”“太阳城”“千年之国”等一系列的“思想主题”。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侧重于“实业发展”的“和谐村”“法郎吉”“法论斯太尔”（工人之家）等，则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另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流派。这些“朴素的真理追求”具有鲜明的“新文明”的想象和初始意义，反映出人们对于“人类共同幸福”的不懈追求与向往。马克思主义明确把追求“人类解放”当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担当，不是囿于各种狭隘的群体利益、地方利益，而是致力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里的“人类解放”不是乌托邦，更不是一厢情愿的臆测，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们最广泛的美好愿望。
2. 实现“超越资本文明”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根本动力
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合法性不在于其外在的“材料”，而在于对“资本文明”的接受与承认，尤其是通过法制权威保证、催发和推动资本文明化。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源于对作为“全新形式”的“新文明”社会主义内在动力机制的重新确立和建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持续存活和发扬光大，绝非仅仅依赖于人类的“希望之光”，即所谓的“乌托邦的真理性”，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布洛赫）的经典判语。他们认为乌托邦是现实社会反抗现实压制的真理，以至于审美和艺术解放、希望原理等成为逃离“文明异化”的根本出路。而是源于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马克思反复研读流行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资本主义运行模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原因。如果执拗于西方“文明自信”的框架体系之中，将“人类理想”等同于静止的、孤立的个体自由和个人幸福，或者试图将其扩大到民族和国家富强，而忽视人类共同体（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没有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彻底性、真理性，所谓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则无疑依然处于“前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尽管有着诱人、感人的“思想之花”，但是始终无法开出真正的“文明之果”。
3. 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梦想”：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道义逻辑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从西方“现代文明”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启蒙主义运动的抽象“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论证，而是着眼于现实自由和平等条件的革命。现代西方文明显然也意识到了纯粹个体自由的诸多弊端，于是许多理论家开始尝试建立“个体的恶与公共利益的善”之间有效结合、相互转化的可能机制。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管理学、西方社会学乃至西方哲学等，无不以此展开自身的诸多论述，由此构成了相关领域的“前沿课题”。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美国普利策奖为例，善于构造“个体VS.共同体”之间相互通约的各种类型的“创新可能”，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捧。仅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论证而言，从商品交换、信用演化“自然而然”孕育、塑造、演化、扩展“现代文明”的诸多特征，“个人自由”可以通过诚信、博弈、契约关系等交往规则实现“共同体的善”。而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显然超越了这一逻辑，致力于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实现“个体和共同体”的互生性和共通性。这里的相互贯穿、彼此互证的“文明逻辑”，在当代则以“共享”的形式有所显现。
4. 致力于“革命+实干”一般我们都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举，其实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逻辑，“实事求是”本身已经内涵了“解放思想”的逻辑环节。只要坚持“事实”是本质和原则，任何违背“事实”的思想、原则和政策都必须得以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自洽性、反映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经典术语。：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实践原则 “市场讲的是功利主义，它后面才是真实的社会，其先于市场，并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名义和利益，对私人合同行使批判和限制，对功利性的合同进行调节。”Mayhew，“In Defense of Modern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4（89），p.23.转引自[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4页。显然，“社会主义文明类型”的实现，并非一味地高歌猛进、浪漫抒怀，而是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实干和智慧。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个人发财致富无疑是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取得惊人成就的重要力量，但“这种近乎无限的货币欲望会使人看不到真正的追求和生活的意义，内部蕴藏着毁灭人类自身的种子，会破坏人的智力、幸福和宁静，进而破坏人类的和平”。[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页。这一观点揭示出经济理性、经济欲望参与“现代文明”的内在悖论特征。鉴于此，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辯证法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不被各种抽象、纯粹的思想原则所左右。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显然，“实事求是”既是列宁思想的实践原则，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是一个比西方“现代文明”更复杂、涉及面更为宽泛的术语。在现实实践层面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往往比纯粹的观念、逻辑更具挑战性，其所涉及的领域和评价标准，就不仅仅是逻辑演绎和信念坚守，而是最现实、最朴素、最持久的生活和大众，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三、 从“四个自信”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
严格说来，“自信”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是任何“成熟”的理论和发展模式本身都应该具备的内在要素。失去了“自信”，则意味着该理论、发展模式已经固步自封、原地踏步，落后于时代，失去了感知时代、干预现实的真正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怀有强大信心，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案。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发展过程和讨论都充满着这种“自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就会被一系列问题所吓倒、退缩，甚至最终怀疑自己所选择的方案；在日益强调顶层设计阶段，涉及文明逻辑发展的整体性能的鉴别和实践，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就会在西方文明观念盛行的大潮下，遗忘自己的本来和未来，最终也失去自身的生存根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发生倒退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就在于缺乏“理论自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社会主义忧郁症”，最终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信心竞争”中丢盔卸甲，败下阵来。因此，深度研读和领会“四个自信”，必须走出“中立主义”“客观主义”“寂静主义”的“自信逻辑”，坚持社会主义“文明逻辑”的贯穿与综合。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从其实践内容、理论形式及其逻辑特征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本身并非“一般性”的“理论抽象”，更非“狭隘性”的“民族主义实践”，而是有着确切的“所指”，有着鲜明的文明属性和性质判断。如果从世界“文明竞争”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将“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观研究领域泛化、中立化、客观化、科学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研究倾向，以至于“微观”“超微观”成为“人类文明”研究的前沿特征。在这种思潮和逻辑氛围下，我们就会不禁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能否还原为“一般意义”的“文明逻辑”呢？
1. 道路自信的“文明逻辑”
完全致力于当下的幸福生活而遗忘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未来使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义；遗忘现实生活而致力于抽象的理想生活和美好观念，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意。理想趋向于现实，与此同时，现实也要趋向于理想，这是现时代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最鲜明特征和突出内容。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判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鲜明代表，是实现社会主义“人类文明使命”的“重要主体”和“关键力量”。20世纪晚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其本质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恰恰是违背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党派组织，忙于短期和局部利益的取舍，“忙于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和微小的政治变动”，遗忘了改变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特点和时代诉求。尽管这是列宁对于修正主义的基本态度，但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欧洲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翼”政党或国家，限于小打小闹、修修补补的“政治斗争”，使得左翼政党或者国家依然具有类似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狭隘性特征。这是当前欧洲左翼政党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参阅[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篇章。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自我革命性”，而不是仅仅限于“被逼无奈”的被动选择战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无疑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得以实现，但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或者完成，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世界性、文明性，仅仅偏安于一隅之地，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也仅仅徒有虚名而已。因此，“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实践写照，承担着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成果、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并将自身“成为世界”的文明使命和文明担当意义。 2. 理论自信的“文明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不能停留于社会主义文明观念和逻辑的优越性、优先性，而应该大力汲取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善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运动史，在现实生活竞争中体现出社会主义“文明逻辑”的优越性和未来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实际现实运动中，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复杂、更艰巨，同时也是“更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本根据，就在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运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就会在“理论纷飞”的世界中陷入单纯的资本逻辑、市场逻辑，而遗忘了“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遗忘了“人民性”的“普遍诉求”，遗忘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宗旨，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更要促成这些“条件、过程和结果”的有效实现。这里最突出的理论创新问题体现为：“三个意味着”“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十四个基本方略”等等，几乎囊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所有方面，正是基于这些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判定，我们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3. 制度自信的“文明逻辑”
社会制度实际运行的“合法性”，并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体生活”的合法性。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就盛行这种以“个体化”作为整个社会“合法性”论证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然法”在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始终具有“逻辑前提”的基础性作用。无论“个体权利”如何让渡，还是抽象的“民意”如何达成，都最终无法在“个体合法性”的“逻辑自洽性”中得以充分的解释。也就是说，将“社会制度”还原为“个体制度”本身就是把“社会”彻底地遗忘掉了，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当代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执政”的“理想价值”，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远远超出现代西方“选举类型政党”的繁重的历史使命。我们选择改革开放，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邓小平：《鄧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党的十九大报告致力于“党的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等，以此作为各项制度展开的基础前提和基本要件，强调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在与资本主义“制度话语权”的斗争中还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是我们始终能够坚持“走”下去，就在于我们善于总结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拥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坚信社会主义文明选择道路的必然性。
4. 文化自信的“文明逻辑”
与其他三个自信不同，由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绵延性，决定了“文化自信”带有更加丰富、更全面、更持久、更宽泛的内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反映出特定主体对于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所持有的坚定信心。我们的发展道路、理论反思和制度选择，皆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从“文化入手”才可能得到更为宏大、更为深刻、更接地气、更具学术生命力的成果。这里的“文化”显然不是一般普泛意义的“文化总和”，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摄下传统优秀文化的重估和创新。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当代西方文明发展已经造成资本与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与人自身之间的巨大对抗，其所谓的“文明合法性”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历史范围和时代局限，绝非永恒、绝对和普遍之物。只有当全球社会普遍意识到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局限、“财富局限”时，基于资本神话的“文明合法性”才可能有所消减、退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背后涵盖着鲜明的“文明内涵”，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运行的具体实现领域和展开方式，通过对“四个自信”文明逻辑的探查，可以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或许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理性认知及其实践诉求上深化“四个自信”的逻辑深度、广度，并做出契合“新时代”价值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判断”。
关键词 四个自信；文明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
在理论界深入研究和全面阐发“四个自信”深刻内涵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在“逻辑”上深度把握“四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个需要花更大气力探究的“自信本体论”难题。既然这样，“自信”的逻辑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站在现代“文明竞争”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正如“个体自信”的持久根源在于个体所拥有的“综合实力”，源于其在相关领域所取得的地位、价值和成就一样，一个国家、民族自信的持久根源，亦在于其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拥有与之相应的“综合实力”。这一分析逻辑十分流行或者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解释本身没有错，也是当前讨论几乎一切“自信”问题的“事实语境”。但是，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认为，相关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引申。这里的“综合实力”本身是一个“力”的现实判断，尚未上升到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大方向”“大道理”。中国该如何才能真正走到“世界文明”舞台中心呢？这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道”，更需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需要“思想之光”的引领。显然，回应和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能依赖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加，而应源于“我们”自己“本身力量”的赋予。“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①可以说，针对中国这样一个走向“新时代”、塑造“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大国而言，“四个自信”是我们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自觉行动的根本要求。其最重要的内容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指向，以“中国实践”“中国成就”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最终促进全人类的解放。②该逻辑运行的内在机理，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中国作为“特别意义”的大国，理应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③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内在根据。显然，“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更具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术语。在欧美“文明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致力于提出一种更具“文明性”或“超越欧美文明”的“文明自信”，无疑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力量。“四个自信”内在的本体依据，就在于其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大道”，反映出面对日趋不确定、多元化的世界格局的“中国立场”“中国态度”“中国信念”。这是我们选择坚持“文明逻辑”统合“四个自信”的内在根据。
一、 基本参照：拷问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逻辑依据
众所周知，“文明”概念本身具有极其综合、多样、歧义、泛化而复杂的特点。这里我们不讨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更不讨论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文明”观念，而是使用惯常的“文明”概念，即与野蛮、蒙昧相对的现代性界定逻辑。尽管从文明史的一般书写看，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与各种蒙昧、野蛮之间的“文明斗争”，也开始了形态各异的文明样式。但是，事实上，只有从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开始，“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联姻，才真正成为一种文明典范，并成为普遍化、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了“文明”“文明时代”“文明民族”和“资产阶级文明”等术语，以此指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状态”。但是，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所谓现代“欧洲精神”“欧洲文明”并非仅仅源于1416世紀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而是源于中世纪以来的商业城市、市民阶级、议会制度传统。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产方式”概念，也涵盖着极其丰富的“欧洲传统”特点。胡塞尔把“欧洲精神”的诞生地定义为“古希腊哲学”。哲学携带着各种思想闯入欧洲，成就了欧洲精神的原初想象。参阅[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这里，最关键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占据了“文明逻辑”的制高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们谈论现代“西方文明”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为行动者）来到人间尽管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些“血和肮脏的东西”却成为“现代文明”生发、扩展和持久创新之动因。从“宗教文明”的角度看，“恶”从来就不具有“道德批判”意义，相反，而是“人类文明”得以诞生、发展和扩张的最重要动因和运动机制。当我们谈论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恶之动因”时，“人类之恶”与“上帝之善”之间的永恒转化和塑造意义依然十分清晰可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限于字面上的“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否定、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在“神人关系”合法性依据上，“资本之恶”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创世说”的最好说明。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深刻的趋向：作为西方“文明之根”的“神学属性”，恰恰已经深入到现代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最深刻”根源，也是其自我言说的一种“最深刻”的形式。当我们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界限”圈定为“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的时候，以为从此现代西方文明彻底地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现代“民主和科学”之路，“个人主义”文明类型成为现代文明生发的原动力和文明支点。实际上，这仅仅是“文明实现”机制的变化，而内在的那种致力于普遍化的甚至超越“狭隘人类”的宗教精神，依然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最深层土壤和最有分量的思想表达。当我们纠缠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时，其实这是西方“文明自信”的一种惯常的“神学表达”而已，内涵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至高无上”的精神维度。尤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恶”后，现代西方文明已经开启了更为彻底地“清洗”自身罪恶的“工作”，例如福利社会、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绿党等等，促使自身以“创新文明”的姿态登临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并始终占据着、充当着人类文明的“主角”。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一颇具“文明自信”“神学色彩”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逻辑机理问题，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走向“世界历史”：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现实根据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全面、彻底地深省了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超出之前全部历史总和”的伟大革命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存在着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极其庞大的“帝国文明”形态，但这依然是一种基于狭隘的“观念和体制”构建出来的“自我复制”的文明形态——“原封不动地保持就有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最突出的特点，②[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335页。帝国等级制和帝国权威是帝国文明的最鲜明特征。作为现代文明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神学思想时，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粉碎“旧世界”的强大“斗争武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古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击溃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遍化的世界市场、到处安家落户的商品投资（投机），“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促使整个“世界”按照“资本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文明”。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完成了一个“创始者”的神话，建构出一个趋于“世界历史”的“新文明”的塑造者和执行者。
2. 触发“财富革命”：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世俗根据
摆脱贫困、获取幸福生活，是大众最日常的生活追求。资本主义强大的文明力量和巨大的文明魅力，不仅在于宏观和抽象的逻辑论证，更在于大众化日常生活的承认和追随。大众化、资本化的“致富欲”，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根本动力，亦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元素。这样一来，致力于“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个人和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根据。甚至可以说，财富是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文明”接受方式的世俗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近代以来关于“高利贷”的相关讨论以及最终合法化，另外，美国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系统的“放任”政策，其内在根据就是创造财富。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财富追逐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时，当“财富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符号”时，这些皆以“美国梦”为象征和代表。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财富革命”。正是基于无数大众“财富梦想”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皆被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下，“财富革命”“财富神话”“财富故事”被一再演绎和扩展开来，成为一种惯常的“大众心理”。也就是说，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经济文明效果等，致力于“资本财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营造出一种大众化的“财富幻象”，即大众的“财富梦想”必须与“资本化”的大自然、资本化的“人格”、资本化的“生活机制”等紧密相关，才可能富有成效。这最终促使“自然类型”“自然类型”既包括土地、山川、河流和矿藏资源，亦包括人自身的有机身体和基于“自然”的情感、想象。人工智能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发财机会，就在于它能高效地替代“人”，创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财富文明”的彻底终结，形成了被“财富梦想”所掌控的“文明世界”。即使在遇到严重的生态灾难、人道危机时，许多精明的“财富梦想家们”也很容易将其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创新”领域。
3. 捍卫“自由平等”：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道义逻辑
一般而言，西方“文明自信”最突出的“学术化”的论证体现为由启蒙主义运动高扬的“天赋人权”大旗，通过类似于“神学”的超验性词汇，来论证“人”的现代存在意义。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一种无须给予任何前提的存在理由时，“人”的位置被放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这一价值超越任何有关国家的绝对概念。”[法]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这里的“人”的现实体现，就是一个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个人”。这里出现的一个致命的“逻辑难题”，就是一个极其脆弱、充满变数的“个人价值”竟然超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这在世俗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显然，要完成这一论证，必须借鉴或模仿颇具神学色彩或“形而上学”特征的各种形式，以至于“天赋人权”或被简称为“人权”，被视为一种“天然道义”，任何人都不敢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文明自信”之所以将自身视为普世价值、人权、国际法等方面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其内在的根由恰恰在于，他们以为自身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这同时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自信”所具有的“最高形而上学”色彩，以至于欧洲文明所代表的道德观念被视为具有“永恒意义”或绝对的世界意义。[法]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以及[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胡塞尔认为，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文明类型，缺乏抽象的理性反思意义。这一点显然承袭了黑格尔的说辞。
4. 致力于“进步和科学”：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知识逻辑
现代文明对“进步观念”的最好总结，可能莫过于现代进步观念的创始者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经典表述。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反对悲观主义，进步文明的未来趋于无限的善，进步线性历史观，进步未来的可计算性和不可避免性。[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无论从现实力量还是抽象演绎的角度看，人类的“进步观念”的最终确立，必须由强大的“理性和科学”来做实质性的支撑。近代日本转身为“东洋”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在于最终选择了欧洲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认为这是“世界通论”。[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实际上，进步主义为世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时空结构”，而且该时空并非抽象的，而是通过强大的“理性和科学”来加固、维持、创新和持续。一個最突出的知识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通过科学主义学术范式，构建起一个与西方“现代文明”紧密关联、彼此匹配的学科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本身是一个“有机体系”，它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同时又继承了其传统的“神性成分”和“优秀传统”。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淀，现代西方文明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甚至各类战争，依然成为当前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文明范式”。
二、 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逻辑”何以可能？
既然这样，今天该如何谈论区别于现代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发展动力”的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呢？如果我们依然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法超越，那么，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失去了基本的自信。这里，我们不再区分讨论众说纷纭的“社会主义”，只选择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研究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的最终目的，还是必须回到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本身。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源于16世纪，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达到“思想实验”的高峰。但是，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才最终从一种纯粹的“思想实验”转化为“现实实践”的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从“文明自信”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两种最宏大的文明发展范式，绝非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大道”的科学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到实践的发展，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真正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自信”，找到了真正能够走出资本主义狭隘发展动力的“文明机制”，催生超越资本主义的各种可能，推进人类朝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1. 承担“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历史担当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致力于“共同体幸福”的理想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有各种雏形，如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宗教共同体主义”。西方学者特别推崇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将人类（西方）共同体主义推至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先知的宗教设想。参阅[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书馆，1990年，第47页。但是，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思想潮流，则是在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之后。在资本主义初创时期，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追求“至善形态”和“完美形式”的社会，成为“乌托邦”“太阳城”“千年之国”等一系列的“思想主题”。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侧重于“实业发展”的“和谐村”“法郎吉”“法论斯太尔”（工人之家）等，则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另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流派。这些“朴素的真理追求”具有鲜明的“新文明”的想象和初始意义，反映出人们对于“人类共同幸福”的不懈追求与向往。马克思主义明确把追求“人类解放”当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担当，不是囿于各种狭隘的群体利益、地方利益，而是致力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里的“人类解放”不是乌托邦，更不是一厢情愿的臆测，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们最广泛的美好愿望。
2. 实现“超越资本文明”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根本动力
现代西方“文明自信”的合法性不在于其外在的“材料”，而在于对“资本文明”的接受与承认，尤其是通过法制权威保证、催发和推动资本文明化。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源于对作为“全新形式”的“新文明”社会主义内在动力机制的重新确立和建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持续存活和发扬光大，绝非仅仅依赖于人类的“希望之光”，即所谓的“乌托邦的真理性”，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布洛赫）的经典判语。他们认为乌托邦是现实社会反抗现实压制的真理，以至于审美和艺术解放、希望原理等成为逃离“文明异化”的根本出路。而是源于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马克思反复研读流行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资本主义运行模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原因。如果执拗于西方“文明自信”的框架体系之中，将“人类理想”等同于静止的、孤立的个体自由和个人幸福，或者试图将其扩大到民族和国家富强，而忽视人类共同体（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没有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彻底性、真理性，所谓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则无疑依然处于“前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尽管有着诱人、感人的“思想之花”，但是始终无法开出真正的“文明之果”。
3. 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梦想”：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道义逻辑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从西方“现代文明”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启蒙主义运动的抽象“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论证，而是着眼于现实自由和平等条件的革命。现代西方文明显然也意识到了纯粹个体自由的诸多弊端，于是许多理论家开始尝试建立“个体的恶与公共利益的善”之间有效结合、相互转化的可能机制。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管理学、西方社会学乃至西方哲学等，无不以此展开自身的诸多论述，由此构成了相关领域的“前沿课题”。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美国普利策奖为例，善于构造“个体VS.共同体”之间相互通约的各种类型的“创新可能”，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捧。仅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论证而言，从商品交换、信用演化“自然而然”孕育、塑造、演化、扩展“现代文明”的诸多特征，“个人自由”可以通过诚信、博弈、契约关系等交往规则实现“共同体的善”。而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显然超越了这一逻辑，致力于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实现“个体和共同体”的互生性和共通性。这里的相互贯穿、彼此互证的“文明逻辑”，在当代则以“共享”的形式有所显现。
4. 致力于“革命+实干”一般我们都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举，其实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逻辑，“实事求是”本身已经内涵了“解放思想”的逻辑环节。只要坚持“事实”是本质和原则，任何违背“事实”的思想、原则和政策都必须得以改变。因此，我们认为，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自洽性、反映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经典术语。：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的实践原则 “市场讲的是功利主义，它后面才是真实的社会，其先于市场，并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名义和利益，对私人合同行使批判和限制，对功利性的合同进行调节。”Mayhew，“In Defense of Modern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4（89），p.23.转引自[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4页。显然，“社会主义文明类型”的实现，并非一味地高歌猛进、浪漫抒怀，而是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实干和智慧。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个人发财致富无疑是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取得惊人成就的重要力量，但“这种近乎无限的货币欲望会使人看不到真正的追求和生活的意义，内部蕴藏着毁灭人类自身的种子，会破坏人的智力、幸福和宁静，进而破坏人类的和平”。[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页。这一观点揭示出经济理性、经济欲望参与“现代文明”的内在悖论特征。鉴于此，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辯证法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不被各种抽象、纯粹的思想原则所左右。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显然，“实事求是”既是列宁思想的实践原则，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合法性”是一个比西方“现代文明”更复杂、涉及面更为宽泛的术语。在现实实践层面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合法性”往往比纯粹的观念、逻辑更具挑战性，其所涉及的领域和评价标准，就不仅仅是逻辑演绎和信念坚守，而是最现实、最朴素、最持久的生活和大众，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三、 从“四个自信”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
严格说来，“自信”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是任何“成熟”的理论和发展模式本身都应该具备的内在要素。失去了“自信”，则意味着该理论、发展模式已经固步自封、原地踏步，落后于时代，失去了感知时代、干预现实的真正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怀有强大信心，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案。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发展过程和讨论都充满着这种“自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就会被一系列问题所吓倒、退缩，甚至最终怀疑自己所选择的方案；在日益强调顶层设计阶段，涉及文明逻辑发展的整体性能的鉴别和实践，如果没有这种“自信”，就会在西方文明观念盛行的大潮下，遗忘自己的本来和未来，最终也失去自身的生存根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发生倒退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就在于缺乏“理论自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社会主义忧郁症”，最终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信心竞争”中丢盔卸甲，败下阵来。因此，深度研读和领会“四个自信”，必须走出“中立主义”“客观主义”“寂静主义”的“自信逻辑”，坚持社会主义“文明逻辑”的贯穿与综合。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从其实践内容、理论形式及其逻辑特征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本身并非“一般性”的“理论抽象”，更非“狭隘性”的“民族主义实践”，而是有着确切的“所指”，有着鲜明的文明属性和性质判断。如果从世界“文明竞争”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将“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观研究领域泛化、中立化、客观化、科学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研究倾向，以至于“微观”“超微观”成为“人类文明”研究的前沿特征。在这种思潮和逻辑氛围下，我们就会不禁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能否还原为“一般意义”的“文明逻辑”呢？
1. 道路自信的“文明逻辑”
完全致力于当下的幸福生活而遗忘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未来使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义；遗忘现实生活而致力于抽象的理想生活和美好观念，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意。理想趋向于现实，与此同时，现实也要趋向于理想，这是现时代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最鲜明特征和突出内容。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判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鲜明代表，是实现社会主义“人类文明使命”的“重要主体”和“关键力量”。20世纪晚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其本质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恰恰是违背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党派组织，忙于短期和局部利益的取舍，“忙于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和微小的政治变动”，遗忘了改变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特点和时代诉求。尽管这是列宁对于修正主义的基本态度，但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欧洲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翼”政党或国家，限于小打小闹、修修补补的“政治斗争”，使得左翼政党或者国家依然具有类似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狭隘性特征。这是当前欧洲左翼政党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参阅[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篇章。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自我革命性”，而不是仅仅限于“被逼无奈”的被动选择战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无疑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得以实现，但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或者完成，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世界性、文明性，仅仅偏安于一隅之地，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也仅仅徒有虚名而已。因此，“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实践写照，承担着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成果、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并将自身“成为世界”的文明使命和文明担当意义。 2. 理论自信的“文明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不能停留于社会主义文明观念和逻辑的优越性、优先性，而应该大力汲取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善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运动史，在现实生活竞争中体现出社会主义“文明逻辑”的优越性和未来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实际现实运动中，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复杂、更艰巨，同时也是“更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本根据，就在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运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就会在“理论纷飞”的世界中陷入单纯的资本逻辑、市场逻辑，而遗忘了“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遗忘了“人民性”的“普遍诉求”，遗忘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宗旨，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更要促成这些“条件、过程和结果”的有效实现。这里最突出的理论创新问题体现为：“三个意味着”“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十四个基本方略”等等，几乎囊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所有方面，正是基于这些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判定，我们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3. 制度自信的“文明逻辑”
社会制度实际运行的“合法性”，并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体生活”的合法性。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就盛行这种以“个体化”作为整个社会“合法性”论证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然法”在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始终具有“逻辑前提”的基础性作用。无论“个体权利”如何让渡，还是抽象的“民意”如何达成，都最终无法在“个体合法性”的“逻辑自洽性”中得以充分的解释。也就是说，将“社会制度”还原为“个体制度”本身就是把“社会”彻底地遗忘掉了，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当代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执政”的“理想价值”，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远远超出现代西方“选举类型政党”的繁重的历史使命。我们选择改革开放，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邓小平：《鄧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党的十九大报告致力于“党的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等，以此作为各项制度展开的基础前提和基本要件，强调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在与资本主义“制度话语权”的斗争中还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是我们始终能够坚持“走”下去，就在于我们善于总结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拥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坚信社会主义文明选择道路的必然性。
4. 文化自信的“文明逻辑”
与其他三个自信不同，由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绵延性，决定了“文化自信”带有更加丰富、更全面、更持久、更宽泛的内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反映出特定主体对于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所持有的坚定信心。我们的发展道路、理论反思和制度选择，皆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从“文化入手”才可能得到更为宏大、更为深刻、更接地气、更具学术生命力的成果。这里的“文化”显然不是一般普泛意义的“文化总和”，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摄下传统优秀文化的重估和创新。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当代西方文明发展已经造成资本与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与人自身之间的巨大对抗，其所谓的“文明合法性”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历史范围和时代局限，绝非永恒、绝对和普遍之物。只有当全球社会普遍意识到现代西方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局限、“财富局限”时，基于资本神话的“文明合法性”才可能有所消减、退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背后涵盖着鲜明的“文明内涵”，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运行的具体实现领域和展开方式，通过对“四个自信”文明逻辑的探查，可以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或许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理性认知及其实践诉求上深化“四个自信”的逻辑深度、广度，并做出契合“新时代”价值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