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总管
　　跟大赛演出回来，我们文工团放假一个星期。而就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当了一回总管。
　　我们一块儿耍大的小朋友有那么十来个，老王岁数大，排第一，下面是，银柱、二虎人、冀生、昝贵、二虎、小斌、四蛋、五虎儿，还有我，招人。我排在第六位。
　　我们至少也一块儿耍了有那么十多年了，可耍着耍着，二虎人说要结婚呀。还是真结，不是耍过家家。我们问说，好好儿的你结的个啥婚，是不是嫌跟大大、弟弟、妹妹住一个屋有点挤，要跟一个从不相识的女同胞去另住呀。他说就是。老王说，就是个啥你就是，你跟新媳妇住一块要更挤。
　　“大大”就是父亲。在我们大同地区，叫父亲有叫爸爸的，有叫爹爹的，有叫大大的。要简称着叫，就是，爸、爹、大。我叫我父亲就叫爹，二虎人叫父亲就叫大大。
　　我叫二虎人大大叫张叔。
　　张叔跟我说，招人我看这个事宴你就给咱们当他总管哇。我说行，这有啥不行的。他说你知道这婚宴当总管尽要做啥？我说知道。他说，我就知道你知道，你们这一伙儿，就数你能行。我说哪儿呢。
　　这年我二十二，从来没当过总管。可张叔相信我，我就得先答应下来。没当过不怕。我知道我五舅舅常给人当办事宴的总管，我去问问他就啥也知道了。
　　当时的大同，红白事宴都不在饭店办，无论请多少人，都是在家办。
　　我先帮张叔罗列出要请的人数，一拨儿一拨儿的加一块，最后定下来是170人。
　　请这么多人，吃什么、档次多高，都依着时兴的来。十个人一桌，每桌十个凉盘儿，十个热盘，两瓶高粱白，喝完了瓶装酒，就上散装白酒。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都是白酒。没有饮料，更没有啤酒。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啤酒是什么东西。肉买多少鱼买多少，各种菜各种的调味又该买多少，这由厨子提前作出预算，我只派两个朋友帮着张叔去采购。
　　二虎人他们家住在牛角巷路北一个高坡儿大门的小四合院。一进大门是个二十多坪米的二门巷廊，过了二门巷廊就进了正院。正院的东南西北都有住户，二虎人他们占着东面的那三间房。这三间房里，南面的两间，是他们家住人的房，北面的一间小屋原来不住人，放杂乱东西。现在把这间小屋重新修理粉刷后，当新房。
　　在那天，要请全院的人坐席。院里的人来坐席不用出礼钱，但他们得把房子让出来。这样，全院所有的房子，都由我来安排。
　　我算了算，正房的五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加上西房的闫婶婶家，他们三家每家的炕上和地下各安一桌席，共六桌。南房许大爷家的地小，只能在炕上安一桌。这样加起来，每派儿同时能开七桌，两派儿就是十四桌，就把大数儿下来了，重要的客人也都安完了。最后一派儿三桌，吃饭的就是他们家人和我们帮忙的，这就好说了。
　　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但在这之前的好几天，我就把心操在了这上头。
　　结婚的头一天，我们布置新房。
　　新房不大，不足十四平方米。一进门正对着的东墙摆着的是一个碗柜，张叔说那碗柜上面应该也挂个啥才对。我说不急，到时候就有了。
　　我为这次的婚事创作了一首七律诗，用毛笔字把它书写在了四开大的绘画纸上。为添喜色，我用大红颜色的水彩在上面画了好多印章，印章形状大小都不相同，内文也不一样，记得有两枚是，“紫气东来”和“闲云野鹤”。我早想好了，碗柜上方就要贴这张书法。原打算是结婚那天再贴，后来干脆就提前贴上了。
　　对联我也早就写好了，这得等第二天一大早贴。
　　冬天天黑得早，紧忙着就黑了。40瓦灯管把个十四平方米的小屋照得雪白。
　　一院的住户都来参观新房了，都说又有雅气又有喜气。西房闫婶婶的女儿新华夸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一下子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个小屋确实是好，可后悔没有提前想起来。不过又想，已经有了七律书法了，再写这句话就有点多了。
　　人人都夸我的七律，说词儿编得好，字也写得好，红色的“印章”更好。遗憾的是，现在问谁，也都想不起尽是哪八句了。不过有两句我是记得的：
　　来年今朝稼穑日
　　喜听囝囡啼声朗
　　张叔早就知道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可一见有人看我的这首诗，他就说：“招人你给解释解释这是啥意思。”我就给解释。
　　我有时候不在跟前，他就给人解说呀：“招人的意思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的龙凤胎孙子孙女就两个月大了。”老汉就说还就把两手拢在胸前，好像是已经一左一右地正在抱着他的龙和凤。老汉眯着笑眼，幸福的样子。
　　二虎人家对面的西房也是三间屋，住着两户人，北面是闫婶婶和她的独身女儿新华。新华二十岁，有个好工作，在市展览馆上班，当讲解员。能当讲解员的人不用问，人样儿长得肯定好，细眉细眼儿，像林黛玉。再一个是她的普通话说得好，那声音像铃铛儿。她还好唱，我们多会儿到二虎人家，也都能听到她在唱。有时候也弹大正琴，要不就是又弹又唱。
　　闫婶婶家的南隔壁住着刚结婚还没半年的小两口，女的叫转转，是个农民，没工作。可转转更好看，无论是身架还是眉眼，都像是后来出现的电影明星巩俐。她男人叫六六，是个煤矿工人，隔三天五日才回一回家。
　　喜宴的厨房就设在转转家。她家的窗前垒着一米宽两米长的大灶台。两个厨工师傅正在200瓦的大电灯下，忙着做第二天的菜。院里一满是香喷喷的好味道。200瓦的大电灯把院照得像是白天。
　　看看手表，快到半夜十二点了。我们就都各回各家了。
　　第二天天亮前我们就都来了。我们都听见了三响放大麻炮的声音。这是我安排二虎人的弟弟放的。
　　作为总管的我，正式上任。我首先打开我的红柜，取出喜烟喜糖。在场的人，不管男女，每人给他们十块杂拌儿糖，一包“大境门”香烟。因为是喜烟，不会吸烟的人也都收下装起来。就连东家张叔他们，我也是一样的待遇，他们也都收下。发烟的时候，我按舅舅事先教给我的，说：“喜啦，喜啦。”他们说：“同喜。同喜。” 　　当天的任务，我已提前都作了安排。
　　四蛋来的迟些，我见他空着手，问他红旗呢，他说一会就有人往来送。四蛋能说会道，我安排他当结婚典礼的司仪，并让他负责在正房窗前布置典礼会场。典礼的程序，我也早用大红纸写好了。四蛋很重视他的这个司仪工作，还专门换了身新衣服。
　　我这个人不讲究穿戴，提前没想到这个事。在四蛋的启发下，我说朋友们：“走，都回家换新衣服去。”二虎说：“那新媳妇来了就认不出谁是新女婿了。咋办？”老王说：“你们别想得美。人家肯定认不错。”
　　我们家都距离着不到一百米，一会儿都打扮着来了。不知道是在我们的影响下，还是原本也打算这么做，金梅、转转、新华他们，全都换上了新衣服。我们男小伙儿，一个比一个英俊，她们女青年，一个比一个漂亮。
　　客人们，你们来吧，跟我们比比。
　　我们贴完对联贴完双喜字，又在各家的门口贴上写有“喜宴厅”三个字的红纸告知单。这时，四蛋借的红旗也送来了，我们又帮着四蛋把典礼的会场也布置起来。两面是红旗，当中是毛主席像。以前的新郎新娘是拜天地，现在新事新办，拜毛主席，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天气也好，暖烘烘的，满院到处是吉祥的红色，人们的脸上都是喜洋洋的。
　　安排新郎倌去娶亲时，我们才知道二虎人没有套讲究的衣裳。他是要穿他工程公司发的工作服去，这可不好，我就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我那是文工团发的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穿在身上很挺。一看不是个泥瓦匠。
　　十点钟娶亲的队伍骑着自行车走后，我先把我们朋友们的礼钱记在礼单上。那时候行喜宴礼，每人上两块钱。我们商量后，每人出五元。
　　按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礼钱实在是有点低，可再又一想，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不高。我们算过，我们十个人的平均工资，每个人每月达不到四十元。
　　新华又弹起了大正琴。我说小彬：“走！给她露一手儿。”我让别人在大门外瞭着，等媳妇一来就响大麻炮。我和小彬进了闫婶婶家。
　　新华站起谦让，我没客气，要过琴就弹。弹的是新疆风味的《万岁万岁毛主席》。我弹，小彬唱。我们表演完，新华说：“原来你们都是高手儿。”我们又让她弹，她就后退就连连地摆手说：“不敢，不敢。”同时，我们看出，她的脸还有点红。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那种做法，就像是大公鸡在小母鸡面前展示自己的羽毛，实际上是想赢得人家小母鸡的欢喜。不过话反回来说，新华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声唱歌大声弹琴，她也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新华又请我们弹一曲时，外面“咚——嘎！”“咚——嘎！”地响起了大麻炮。有人喊：“新媳妇来了——”
　　我事先已经安排好我们的七个端盘子的弟兄，谁负责哪个喜宴厅谁负责哪个喜宴厅。并把头一派儿上席的七桌客人也都拉出了名单，给了他们七个人。
　　我舅舅跟我说了，安席最重要的有两桌。一桌是娘舅家的人，这是二虎人的主儿家。二虎人叫姥爷的叫舅舅的叫表哥的，都是二虎人母亲的娘家方面的人。这一桌人最是得罪不得。这一桌人要安排在首席，也就是东正房的炕上。
　　我舅舅说，另一桌得罪不起的人是送亲的人，也就是新媳妇今天带来的人。这一桌人要安排在第二桌，也就是正西房的炕上。
　　我舅舅说，把这两桌人都安排好了，你这个总管就当好了一半。
　　舅舅还告诉我说，除了陪同送亲的席，第一派儿不安排东家的人，东家的人一律要到各个桌子上敬酒。主儿家席和送亲的席，东家最少要去敬三回酒。而这都是由主管来提醒。
　　在我舅舅的规则的指引下，在我的弟兄们的配合下，第一派儿顺利地撤席了。
　　第二派儿又陆续地开席了，并也在下午三点顺利地下来了。
　　第三派儿是最后的三桌了，我们朋友一桌，院人一桌，东家和厨工一桌。厨工师傅说：“你们都上席。我俩就炒菜就端盘，顺便跟你们吃上口。”
　　正吃着，转转的六六从矿上回来了。我们也把他招呼在朋友桌。他挺能喝酒的，我们一人敬他一大盅，他都给喝了。
　　吃饭当中，我们商量着黑夜如何听新媳妇的房。六六给出主意说，为了听得真，你们站在窗台上，用舌头把窗户纸舔湿，然后用舌头一顶，就能一点声音也没有地把湿纸顶个大口子。把耳朵贴在口子上，里面有啥动静都能听着。
　　夜里，吃完对面饭，耍笑完新媳妇，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我们都说乏了，回家睡觉去呀。张叔把我们送出二门巷廊问说：“愣鬼们，你们不去听新媳妇的房？”我们告给张叔，我们这是假装走，等他们睡下了就往回返，张叔说：“对，我给你们留门着。”
　　我们出了街，张叔在里面用很大的声响，“嘎嗒”地把大门的插关给上住，可后来又悄悄地给拔开了。
　　听新媳妇的房，这在我们雁北地区是个风俗。东家总要安排人去听房。
　　十多分钟后，我们轻手轻脚地返进院，摸到新房窗台前，可新房窗前空空的，没个蹬踩的，我们不好上窗台。
　　“走，听转转的去。”
　　转转家窗台前的大灶台好像是专为听房而垒的，冀生、小斌、二虎三个人都上去了。他们用六六本人教给的法子，用舌头把窗户纸顶出了三个窟窿洞，把三个耳朵堵在了洞口，听里面的动静。我和老王他们在二门巷廊等着。可越等越不出来，我们就各回各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三个听房的互相补充着跟我们学说。
　　六六想跟转转做那个啥，转转不让，说：“谁叫你喝醉酒骂我呢。”六六说：“喝醉酒还算？喝醉酒不算。”转转说：“不不不。”六六说：“不不不。”不不不的，最后就做开了。
　　冀生学的最有意思，能学出音调。正学着，转转从她家出来了。冀生就把她叫过来，问说：“谁叫你骂我呢？”
　　转转一下子愣住了，就想就说：“我多会儿骂你了？”
　　冀生说：“谁叫你喝醉酒骂我呢？”
　　四蛋说：“喝醉酒还算？喝醉酒不算。” 　　转转这下子机明是怎么回事了，骂了声“枪崩猴们”，红着脸跑开了。
　　第三天中午，我们又在张叔家吃的饭。这次是“谢客”饭。这次就不是“渣澄”了，这次吃的和结婚那天的一样，也是席。这是计划中的一顿饭，厨子做的时候就给多做了一桌“谢客”饭。
　　我们叫张叔坐在炕正面，让金梅在地下伺候我们。张叔叫了几声金梅，金梅在地下顾做营生，没听着。张叔又大声喊：“枪崩猴，枪崩猴。”金梅听着了，问做啥。张叔说：“给大大够够那瓶酒。”张叔的碗柜有瓶汾酒。
　　“枪崩猴”，这本来是骂人的话，意思是让拿枪打死了。可张叔叫金梅枪崩猴不是骂金梅，好像金梅的小名就叫个枪崩猴似的，他是在叫她的小名。
　　张叔喝多了，不住气地叫金梅给我敬酒。
　　“枪崩猴！给招人哥敬酒。”
　　“枪崩猴！给招人哥敬酒。”
　　这次吃完饭，我的总管任务就结束了。
　　2 处分
　　总管当完了，放假的一个星期也过去了，我该去新平旺上班了。
　　我黄挎包里装着喜糖，到了文工团。
　　向仁在我宿舍坐着，看见我，她“小曹小曹”地招着手，把我叫到了跟前，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
　　她说郭秀英再也来不了了，让晋南的部队紧急招走，当了文艺兵去主演李铁梅。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没说什么。
　　一整天我都是闷闷不乐的，不想跟人说话。晚上回了家，也是不想理人。坐在炕上弹秦琴，节奏很慢地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拨，一声一声地弹。其实，我就弹就走着思，听得我妈跟玉玉说话，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弹什么。我弹的是新疆民歌《阿瓦尔日古丽》：“灰色的小兔在那戈壁上跳过来跳过去，可曾见美丽的阿瓦日古丽？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你……”
　　我妈跟玉玉说：“你姨哥自当了回总管，一满是个大人了。吃完饭也不到牛角巷去跟娃们耍。”
　　玉玉说：“谢客那天金梅大大喝多了，一股劲儿地叫金梅给姨哥敬酒。枪崩猴，给招人哥哥敬酒。枪崩猴，给招人哥哥敬酒。”
　　我妈说：“吃谢客饭那天你又没在跟前你咋知道。”
　　玉玉说：“是新华跟我说的。张叔那嗓门，他在家说话，站在街上也能听着。”
　　我妈说：“新华咋就跟你学这？”
　　玉玉说：“肯定是想探探咱们家的口气。”
　　她们偷偷看我。我瞅了玉玉一眼，“哗”地一声狠狠拨了一下弦。把秦琴放下。没理她们。
　　第二天我骑车到了文工团，李指导员在大门口迎住了我，说你来我这儿一下。
　　我从来不进领导的办公室，她找我这是有什么事呢？这事看来还不是一句话就说完的，要不的话，那在大门口直接告诉我就行了嘛。
　　我把车子推进小花园，去找她。她让我坐在椅子上。
　　李指导在我的眼里是个非常好的人，她的男人是矿务局管理生产的副局长，据说实权很大。可人们都说，李指导从来没有半点领导夫人的架子。
　　我想起黄挎包里有二虎人的喜糖，昨天就装来了，可我听了郭秀英当了文艺兵的消息后，心里麻烦得忘了给大家吃了。我掏出一把放在桌子上说，李姨您吃喜糖吧。
　　她笑着说：“你，也……”
　　跟我一块从九矿出来的张新民，在我们去大寨之前结了婚，他还请文工团全体去参加了婚宴。我赶快说：“不是不是，李姨。是我的朋友刚结婚，我给当总管。”
　　她笑着说：“我以为你休息了一个星期，也结了呢。”
　　我笑着说：“哪会呢。李姨。”
　　她停了停说：“小郭走得急，她让我转告你，说她会给你写信的。”
　　我看李指导。
　　她继续说：“小郭可真是个好女孩。可惜的是……”
　　我摇摇头，没说什么。
　　她说：“两个人通通信。通信也是交流感情的方式。我跟我男人也是老通信老通信，就通成了。”
　　我笑了笑，没做声。
　　她说：“她来了信，我给你保管好。”
　　她来了信，你给我保管好？我心想，小郭要是给我来了信，我也就能直接收到，还麻烦你给我保管？
　　她说：“保管好，我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我不明白她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李姨，您找我，是……”
　　她说：“是这，那个，你，以后，那个……是这。在大寨时薛部长不让你拉《苏武牧羊》，可你还非要拉。薛部长为这很生气，说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得给个处分教育教育。他说，因为这个，让你下去。”
　　“让我，下去？下哪儿？”我不明白。
　　“薛部长说，让你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工人阶级？哪的工人阶级？”我有点急。
　　“企业处，橡胶厂。”
　　刚才我一听“工人阶级”，心里头吓了一跳，以为是让我回九矿去下井。一听是去企业处的厂子，这才把心放下了些。
　　李指导说：“薛部长说让你准备准备。三天内去橡胶厂报到。”
　　虽然是没让下井，可这个消息也把我一下子打懵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说声“噢”，站起了身。
　　李指导说：“其实小曹，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回转的可能。我猜着是，薛部长为啥说让你三天之内，而不是说马上。说明还是留有余地的。”
　　我不明白李指导说这话的意思。看她。
　　她说：“你找薛部长去承认承认错误，表个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拉了曲子，叫我看，也不是个什么严重的问题。我看这事是可以商量的。”
　　商量？跟谁商量？我又说了声“噢”，出去了。李指导又在身后说了什么，我没听着。我是急急地去找老王。
　　我急着要把这个事告诉老王。
　　老王正好是刚进了乐队排练室，正在卸围脖儿。 　　老王跟我笑。老王的笑永远是那种和善可亲的样子。
　　可我看见他就好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看见了亲人，一下子想哭，可我忍住，没哭。
　　听完我的学说，老王说，开什么国际玩笑，走，我跟你去找她去。我说不是李指导，是薛部长。老王把我拉进了李指导办公室。
　　老王跟指导员说：“这么热爱音乐献身音乐的一个孩子，这么优秀这么上进的一个孩子，又有能力，别的从来没有打过扬琴的人，你叫他马上打扬琴试试看，他能行吗？肯定是不行。可小曹就能行。排《红灯记》让我们改西洋乐器，我们都很费劲吃力，可小曹很轻松地就改过来了，这是能力。他有这个天分，却不让他发挥。要处分他下厂，去接受什么再教育。”
　　老王有点激动，没头没尾、断断继续说：“如果是个坏孩子，捣乱的孩子，不认真工作的孩子，也算。可小曹以老为实，大话不说，见人笑一面，见了我们都叫叔叔姨姨，是我们硬不让他叫，才改成了老王。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就为拉个《苏武牧羊》？真是奇了怪了。”
　　向仁和几个乐队的人也都进来了。
　　为了缓解气氛，李指导员说先吃喜糖，吃块喜糖再商量。她给老王剥了一块，也给自己剥了一块。给别的人也一人一块。
　　老王说，我一会就代表乐队全体，去跟薛部长请愿。向仁说咱们一块去。
　　李指导说：“小曹是个好孩子我能不知道？我也跟薛部长说了。可我的想法是，别的人去找他效果不好，弄不好反而会僵得扳不回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小曹亲自去跟薛部长认错，承认自己错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分析后，一致说李指导的看法是对的。
　　我一直是没有做声。
　　刘玉文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小曹去吧。下个软，就还能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打你的扬琴拉你的小提。多好。”
　　“去吧去吧。”向仁把我推出李指导的办公室，老王跟小花园把我的自行车也给推出来。李指导还告诉我薛部长的办室是在东方红大楼的二层。
　　我骑上了车。回头看，人们在文工团大门外看我。我跟他们挥挥手，快快地骑走了。
　　薛部长，您是个大人，我是个小孩。您是个领导，我是个您手下的手下的手下的一个小兵兵，一个爱好音乐爱好得死去活来的小孩。就因为我拉拉《苏武牧羊》，您就给我处分。
　　昨天我妈说我自当了回总管，长大了。可我没认为我长大，我一直不把自己当个大人，一直以为是个小孩，学生。
　　我从小就是这样，见了生人就拘束，见了领导，很害怕，吓得慌，不敢跟人家主动说话。但是，单独在路上碰到熟人的话，我也会说的。
　　那次火车上在厕所门外碰到您，我又主动地叫您薛叔叔了，您又没理我。您没理我是您没理我，不是我没跟您打招呼。
　　我妈教育我要“仁恭礼法”，可又没说让我见了领导就低三下四就点头哈腰。
　　我爹也没教过我这样子，如果他见了领导就低三下四就点头哈腰的话，那他也不至于本来是大同的抗战干部，却让打整到了怀仁去上班。六十岁退了休了还不让回家，还让到一个手工业作坊缝纫社去继续为革命工作。
　　我真喜欢我的文工团拉二胡拉小提的工作，我又没捣乱，又没不上进，可领导不要我了，要让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唉，这该咋办才好。
　　我就骑车就这么想着，想着，路过东方红大楼我没有下车，我继续骑着，骑着，向前骑，骑进了城，拐进了圆通寺巷子，回了家。
　　我心里麻烦，回家不像以前那样高兴地大声说，妈我回来了。我也想假装没事人似的，可我没做到，这次我只是低声地叫了一声，妈。我妈看了我一眼，觉出有什么不对了，可没问我，还像是往常那样说，俺娃回了。
　　其实，她应该问我，昨天刚走，今儿咋在半前晌就回来了。她没问。
　　我妈没说话，看我，等我往下说。
　　其实，我想了一路，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这件事。
　　不说也得说，想不起该怎么说也得说。
　　我说：“妈，我遇到了麻烦了。”说着，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没控制住第一滴眼泪，下面就哗哗地流开了。
　　我妈大声喝喊说：“男子汉！”
　　她这么一喝喊我，我才不哭了，才跟我妈说了是怎么回事。
　　我妈没做声，一直听完，才说话。
　　她说：“这两天我看出你是有事了，心想你长大了，没问你，等你张口。看看，到底也是有事了。”
　　我妈不知道，其实昨天的伤心事跟今天的伤心事，不是一个事。
　　我妈让玉玉把五舅舅也叫来了。
　　五舅舅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个人想让你去给他说好的，下软，道歉。如果你跟他下了软，那你就还能继续留在文工团，打你的扬琴，拉你的胡胡，做你喜欢的事。你如果不跟人家下这个软，这事恐怕是过不去。你顶撞领导，领导是要给你个颜色看看的。”
　　我说：“我又没顶撞他。”
　　五舅舅说：“人家说《苏武牧羊》是投敌叛国的曲子，不叫你拉，你非要拉。这还不是顶撞吗？”
　　我妈说：“招人，你自己认为自己错了没？”
　　我说：“我没错。”
　　她说：“那好，俺娃自己做决定哇。妈觉得俺娃已经是个大人了。”
　　初中二年级时，我的俄语是班里的下等水平。可有次考试，在监考戴老师的“指点”下和同位儿的“帮助”下，考成了班里的第三名。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心里又懊恼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家我跟我妈认错，我妈那次没骂我，还给我出了个伟大的主意，让我偷偷地找戴老师补习，后来我的俄语真的给补习上来了，在又一次考试时，我的俄语仍然是前三名。
　　这次，这么重要的大事，我妈不给出主意，让我自己做决定。
　　3 铁匠
　　一大早我就骑车到了文工团。
　　我们宿舍共四个人，我们九矿来的三个，另有拉手风琴的麻有才。 　　他们三个都还没有醒来。我抬起胳膊看看手表，表不走了。这两天连住的伤心事，把我麻烦得连手表也忘上了。刚才跟家走的时候看过衣箱上的马蹄表，是六点多，一路我骑得飞快，现在最多也就是个早晨七点。
　　我悄悄地打包着行李，麻有才让我惊动醒了。他问说你这是干啥呢，我说走呀，到橡胶厂报到去。他说那你带行李去呀？那里可没有单身宿舍。我说你咋知道没有，工厂能没有单身宿舍？他说我搞过个对象就是那个厂子的，知道那个厂子肯定没有单身宿舍。
　　“文革”当中我上高中时，在大东街的毛纺厂插过厂，那个厂有单身宿舍。我跟学校参加工作，到了红九矿也有单身宿舍，后来来了文工团也有。我以为，是个单位就有单身宿舍。
　　麻有才告诉我这个橡胶厂是个几百人的小厂子，有个家属院儿，也是给有老婆孩子的老工人住，单身职工们都是跑家。
　　吴福有张新民也都醒了，吴福有劝我跟薛部长下下软说说好的，咱们还在一起多好。我说你别说了，我主意拿定了，没错我是不会认错的。
　　他说：“你要把心爱的工作扔下呀？”
　　我说：“没办法。是人家不要我，我也没办法。违着良心去求饶去下软的事，我不做。”
　　他们三个又说了些什么，我不想听了。我把捆好的行李就那么留在床上，说以后再来取。
　　把床头柜里面我的小零碎东西装在黄挎包里，看了一眼我的小提琴，转身要走。吴福有忙忙乱乱地就穿衣服就说等等等等，我送送你。我说别了，拍了一下我的小提琴，大步地跨出了宿舍。
　　当我大步大步地走出文工团大门时，鼻子一酸，眼泪要涌出来。但我忍住了。我咬紧着牙关，把就要流出的泪水止住了。
　　我骑车到橡胶厂去报到。
　　还没到厂子，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橡皮味。我心想，我将永远地要闻这种味道了。但我转念又想，这总比下井强。要下了井的话，那能把我妈担心死。
　　门卫是个戴着红袖章的后生，把我拦住问干什么，我说是来报到。他要看我的报到手续，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手续就来报到？我说是矿务局革委的薛部长让我来的。门卫说你打的旗号倒是挺大，那你有薛部长写的条子吗？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呢？
　　他这一句“真的假的”把我说得心里惶惶的，我心想，别报不了到，不让我在这里上班，那薛部长说要不干脆哪来回哪，再把我打发到红九矿去下井可坏事了。
　　我说我真的是薛部长让我来的，你们不信问问我们文工团李指导员。他说你是文工团的？我说噢。他说那咋就来当臭橡胶工了，咋了？是犯错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这个分析判断。
　　他说那你等等吧，等领导上了班再说。
　　哦，原来还不到上班时间。我不由得抬起手腕，看了一下不走的表。
　　我想把自行车推进大门，后生不让。我只好是在大门外等着。
　　那后生原来是在屋子里，大概是为了看我，也在门外站着。可人家穿着军绿棉大衣，我却是平常的衣服，身上感觉是冷浸浸的。看看他红袖章上的字：企业处群众专政委员会保卫部。
　　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有的骑车，但大部分是步行的。所有进厂的人都在看我。起初，他们一看我，我赶快把头捩一边儿，要不就是看地。可后来想起，万一是领导来了，别耽误过去。
　　我求门卫说，我不认识哪个是领导，要是领导来了大哥跟说说，就说我是来报到了。
　　人家没看我，“哼”了一声。
　　看着有个像是领导的，可人家没给拦住说我的事，那人走进去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细个子瘦人步行过来了，他冲我说这是劳资办雷主任。他跟雷主任说了几句话后，雷主任叫我跟他走，把我领进了劳资办公室。
　　我说雷叔叔我没有手续，您给文工团李指导员打电话，她就跟您说呀。听我这么说，他笑了一下，让我在外屋等着，他进里屋打电话。一会儿出来了，笑笑地说文工团待得好好的你来这里干什么？走哇，先领身工作服。
　　他把我领进库房，给我抽出一身劳动布工作服，一副白线手套，一块毛巾，两条肥皂。
　　他又笑笑地说：“局长夫人说你是个好孩子，让我招呼你。那你说你想干啥哇？”
　　见他是笑模样，又说局长夫人让招呼我，我就大胆地说，不想去胶皮味儿浓的地方，想学点车工这样的技术。
　　我不知道车工是做什么，但好像听说这是好工种。他从上到下打量打量我，说：“维修车间的锻工房倒是短个人，可不知人家师傅要不要你。走吧，要不试试去。”
　　他把我领到维修车间，里面正组织着全体人马学习，由一个虎牙女工在念报纸，说中国代表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见我们进到里面，她才停下来念。雷主任说明来意后，人们都看我。和一个个壮得像牛的小伙子们相比，更显出了我的瘦弱。
　　我在外面冻了好长时间，觉得有清鼻涕要流出来，我赶快拿手背擦了一下。
　　半天没见有人表态。
　　当我觉得没了指望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站起说“来哇”，他就把我领到了锻工房。
　　进了锻工房，我看到了靠墙的顶上有很大的抽风机，那形状像个倒悬着的大漏斗。抽风机下面是烧铁块的火炉。火炉前面是个大铁砧，铁砧上放着一把小手锤，旁边还立着把大铁锤。地上还躺着把更大的铁锤。
　　我这才明白过来，锻工原来就是铁匠。这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这个老汉就是我的师傅，姓白，但他不是回民。他个头跟我差不多，属于中等。他的体形也属于中等。他说话很慢，像是结巴子怕结住那样，慢慢地说。他问我家在哪住，我说在城里头。他说新平旺有住处？我说没有。他说哎哟哟，得大冷天跑家。
　　白师傅穿着件小皮袄。他不像别的师傅们那样，皮袄只是披着或是敞着怀，他是紧紧地穿在身上，还要把扣子也都一颗一颗扣好。
　　他见我只是抱着一身单衣工作服，问说劳资没给你个皮褂？我说没。他说走，我跟你跟他们要去。去了劳资，雷主任说我的编制是在压胶车间，那里是没有皮褂的。白师傅说不管你那，在我这儿就得给按锻工算。雷主任说，那要不给领上个旧的。白师傅说旧的也行，不要烂的，走，我去看看。白师傅跟着那人到了库房，过了很大的一会儿才出来。他抱着个皮大衣，跟我说：“你跑家，这个大大的，暖和。”大衣有六七成新，里面是白羊皮，外面吊着黑布面，山羊皮大毛领子披在肩上，我穿着下了膝盖。长这么大，我这是头一次穿皮大衣。穿着这件大衣，一看就不是个下井的，是个井上的技术工人。 　　我心里踏实了下来。橡胶厂要了我了，我不会回到红九矿去下井了。那我妈就再也不会担心我，会让井下的四疙瘩的石头把我砸死了。
　　见我穿着大皮袄回来了，我妈知道我是当了工人。
　　她说：“妈猜出你不会给那个狗日的去点头哈腰。行！是曹敦善的个儿子。”
　　我没做声。
　　我妈说：“不是妈说，那拉胡胡终究也不是个正经的做项。”
　　我妈这话让我一下子又想到，文工团的一切，将跟我永远永远地不沾边儿了，永远永远地跟我再见了。
　　我不由得深深地长叹出了一口气。
　　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Ade，我的扬琴，Ade，我的小提，Ade，我的……
　　见我不做声，我妈又说，还是当工人好。她还举例说，她的姑夫就是铁匠，别的铁匠只会打个勺子铲子，可人家老汉会打剃刀剪子。靠着这点手艺，老汉谁也不敢小看。我妈说的她姑夫，就是我的姑姥爷。
　　我知道我妈这是怕我心里头麻烦，才这么说着，来安慰我。
　　玉玉说：“姨姨，姨哥这次没让打发到红九矿去下井，也是挺好的了。”
　　我妈大声地说：“下井？哼！他敢把我娃娃再撵到下井，那我非拿刀把狗日的捅了不可。”
　　我看见，我妈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种凶凶的光。
　　这时我想到，如果这次真的让我回九矿下了井，那我妈真的能拿刀把那个部长给捅了。
　　我妈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能力。为了儿子，她什么事也能做得出来。
　　大概是为了缓和气氛，玉玉说：“姨哥穿着大皮袄，像是威虎山的。”
　　我说：“啥？威虎山的小土匪？”
　　玉玉说：“座山雕。”
　　我说：“杨子荣好不好？”
　　玉玉说：“好。杨子荣。”她捩头跟我妈说：“姨姨您看姨哥多像是个杨子荣。”
　　我妈说：“杨子荣是谁？”
　　我和玉玉都笑。我妈也笑。
　　我知道，我们这笑，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我们这笑，是她们怕我伤心，我怕她们麻烦的那种无奈的笑，是相互安慰的笑。
　　4 机关户籍室
　　我每天骑车跑家。小三十里路，得骑四十多分钟。早晨来上班，我中午就不回去了。但我也不在矿务局机关大食堂吃午饭，一个是大食堂距离着我们的厂子还有四里路，大冷天的不想来回跑那么远。再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食堂碰到文工团的人，甚至是医院的学校的那些认识我的人。自我被撵出来，我就不想看见他们。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什么没脸见人的坏事似的，怕人家问这问那，哪怕是说些同情我的话，我也不想听。
　　我的午饭是跟家带着干粮，在我们锻工房吃。我好吃菜包子，我妈每天都给我带的是菜包子。中午快下班时，我就动手准备我的美餐。我先把三个大菜包子放在取暖的大火炉的铁盖上，让它们慢慢地烤着，这当中我在烧铁的小炉上用大搪瓷缸烧水。水开了，我做鸡蛋汤。澥好的山药蛋淀粉汁和香油调料汁，玉玉在家里早就给定着量地准备好了，装在小瓶瓶里。
　　白师傅问我，你黑夜回家吃啥？我说，搁锅面。他说，啥是搁锅面？我说，做好菜汤，再把面条煮进去。
　　他说：“你是个娇养养。家里的白面保险是叫你一个人吃了。”
　　“娇养养”是大同方言。意思是指受到父母娇惯的孩子。人们常说“娇养养，白面瓮里打躺躺”，意思就是说大人太娇惯这个孩子了。当时人们都吃供应粮，白面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
　　我实话实说地告诉白师父，“文革”前我爹在怀仁清水河公社当书记时，我妈在我爹工作的村里开荒种地，种了有四五年，家里攒了好多粮。我妈就用这些粮跟邻居们换白面。白师傅问我你爹现在还在公社？我说“文革”一开始我爹就让造反派给撵得靠边儿站了，现在退了休了又让到怀仁县的缝纫社上班。
　　白师傅说退了休了还让上班，我说我妈骂我爹是个“担大粪不偷着吃的真心保国”，我爹最听党的话了，党组织让干啥就干啥。说这话的时候，厂技术办公室的陈永献技术员也在跟前，他说“文革”了还有党组织？我说这我不懂，可我爹老说是组织组织的，常说不听组织的话对不起党给发的工资。
　　人们都笑。
　　我们锻工房有个单人床，床上铺着个灰色的棉门帘。吃完午饭，我盖着白师傅给我领的大皮袄在床上睡一觉。有时候一直能睡到白师傅又来上班，给火炉加煤，我才醒来。
　　早晨我骑车来厂，一进我们锻工房，屋里就已经是暖烘烘的了。火炉早就生着了，铁水壶的水也快开了，沙沙地响着，地也打扫了，洒过水的地面有股子泥土气，扑鼻扑鼻地香。这些本该是徒弟我的事儿，可白师傅却是早早地来给都干了。他说：“你冷哇哇的跑家。”
　　有次我进了厂，发现自行车前轮胎没气了，我问白师傅附近有补带的没有，他说，看你有钱的。我看他，他说，搁那儿哇。中午白师傅把我车子给推回他家，把里带给补好不说，还把车子也给擦干净了。我感激地看他。他说：“好好儿的洋车，看你那骑得日脏的。”
　　以前我有宿舍，碰到刮风下雨天我就不回家了，可现在我没有宿舍了，天气再不好也得回。有时也坐公共车，可公共车车站距离我们厂五里地，这五里地还得步行。我是尽量骑车，实在是不行了，才坐公共车。
　　我当了铁匠，小彬骑车来过我们铁匠房。中午我领他到梅香饭店吃饭，他看对了一个女服务员。当时没说，我们骑车相跟着回家时，他在路上才说那个女服务员真好看，胖胖的手腕儿，圆圆的脸。我说我明天给问问，他说你真的给问问。我说肯定给你问，如果那个女的有活口的话，那我当晚就进城去你家告诉你。他说我盼着你明晚到我家，那就说明有了好消息。我说你等着吧，好消息一准会有的。
　　第二天，我问完了，那个女的说她没意见，回家问问妈。我一听，很高兴。按头天说好的，下了班就骑车进城。可骑到四二八厂后门时，刮来大黄风，一步也不能骑，只好是下车推着走。硬是咬紧牙，把车子推回到小彬家。小彬姐姐看见我灰眉土脸的，感动地说，彬彬，啥叫好朋友，这就是好朋友。她还给我冲红糖水鸡蛋，说让补补营养。 　　小彬家在南门外，距离我家有五里多地。我回了家，我妈看着我那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也死心眼儿，非得今天去告诉他，来回多走了十里地。我说我跟他说的是，有了好消息当天就告诉他，说话总得算话才对。我妈说，招娃子，不是妈说你，你也是有点死，跟你爹似的。
　　白天短了，没等下班就黑了。白师傅总是催我说早早儿走哇，早早儿走哇。有一回骑车到了老平旺电厂，刮起了白毛雪旋风，不一会儿又起了沙尘暴。沙尘打得我连眼也睁不开，呛得我气也出不上。大皮袄让刮得都给翻卷起来，更加大了我的阻力。自行车我也得两手把紧，使劲儿拽住，才不至于让强硬的大风给刮倒。我咬紧牙关，心里默默地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可是，念了也没用，还只能是费死劲地，一步步往前挪。快到我们大同一中了，我想把车子寄放在学校，在路边等公共车。可这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爹爹。
　　我上初中时，他在怀仁给我买了自行车，为了我能提早半个月见到车子，他顶着北风用了十九个小时，步行八十里，硬是在半夜时，推回到了家。他不会骑车，不会骑车的人推起车子会更费劲。想到我爹爹，我的力量来了，我决定不往学校寄车子了。我要学习我爹爹的榜样。我发了狠，拼着命，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终于在晚十点多到了家。可我也像我爹爹那样，进了家门，就给累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我妈说招娃子，咱们在矿务局问个房吧，房租再贵也得问。我说妈，别了，一下到哪儿问去。我说妈我想好了，再要是碰到坏天气，我就不回了，就在铁匠房睡呀，有大炉子，半点也不冷。碰到这样的坏天气，我不回您甭担心就行，甭又瞎想着说我咋了，路上出了啥事了。
　　玉玉说：“姨哥你的行李不是还在文工团放着吗？碰上坏天气你到文工团去睡，谁还能不让？”我说：“没人不让，但我不会去的。我宁愿在我铁匠房睡，也不会去文工团。我明天就去搬行李。”我妈说：“那俺娃明儿走的时候带上两双挂面，万一不回了，煮着吃。”我说：“噢。”
　　第二天我妈给我带了挂面，还让玉玉给调了半罐头钵子酱油香油葱花调料。还给我带了几颗鸡蛋，怕鸡蛋在路上冻了，玉玉还用毛巾给包裹住又装在我的黄挎包里。我做好了万一的情况下不回来的准备。
　　原打算中午文工团人少时，去驮行李。可是上午十点多，陈永献师傅到铁匠房来叫我，说劳资办有我电话。我赶快跑去接，电话那头说：“你是小曹吗？我是张叔，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跟你说个事。”
　　张叔在机关户籍室工作，是我们文工团张宝兰的父亲。半年前，张宝兰求我到家教她五妹妹拉二胡。我一个星期去她家教两个中午。自到了橡胶厂，二十多天了，没去过她家。张叔说要跟我“说个事”，听口气，不像是要跟我商量教他五女儿学二胡的事，那会是什么事呢？
　　我跟白师傅请了个假，去了机关户籍室。
　　张叔说：“听宝兰说你的行李一直还在文工团宿舍放着，我们一家人思谋着橡胶厂没有单身宿舍，你家又在城里住，这大冷天的跑家，咋能受得了呢。我看你把行李搬我这里吧。”
　　我看看张叔的办公室，说：“您让我，把行李搬这里？”
　　张叔说：“对。你把行李搬过来。这就是你的宿舍了。白天咱们各上各的班，下了班这个屋子就是你的了。”
　　我看了看，靠墙有张单人床，上面有个蓝色的大棉垫。
　　我不知道说啥好，我高兴得连“谢谢”也没想起说。
　　我也不管是中午不中午了，当下就到文工团取来了行李。
　　张叔还给我倒腾出了半个卷柜，两开门，里面是两层，说让我放些东西。
　　张叔帮我把床铺好，让我到他家吃午饭。我说以后的吧，我还得去教老五学二胡呢。张叔没硬坚持让我去，他自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他的办公室。
　　我原地转着身，看看这里，看看那里。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看看脸盆架，看看办公桌，看看大卷柜，又看看我的床铺。
　　不是做梦，是真的。
　　哇！我有了单身宿舍。
　　矿务局的机关户籍室，成了我的单身宿舍啦。
　　5 对联
　　我到铁匠房的最初那几天，白师傅不让我干活儿，只让我在一边儿看。凡有坯料需要锻工房加工，白师傅就站在门口喊两声“胖虎”，电焊房的胖虎就摇晃着身子，笑眯眯地过来了。白师傅把烧红的铁块从炉膛夹在砧子上。胖虎“噗”地往手心儿吐口唾沫，就把大锤抡起来。该往红铁块的哪个部位砸，该轻砸还是该重砸，该快还是该慢，这全由白师傅的小手锤指挥。尽管白师傅嘴里没说“你看着。你听着。你记着”，但我明白，他这是让我观看学习。我在一旁认真地看着、听着、记着。胖虎跟我说，铁匠翻翻手，家里啥都有，小曹你好好儿跟白师傅学吧。
　　有个上午，我见白师傅又到门口要喊胖虎，我就主动说：“师傅，今儿让我给试试。”白师傅没看我，说：“明儿的哇。”原来这一日的活儿很多，把胖虎累得直说够呛。
　　第二日，我正式握起了十二磅重的大铁锤。
　　以前在铁匠房没人的时候，我也试过这把大锤的重量。我不往什么东西上砸，只是空着抡，抡五六十下也不觉得有多费劲。但实际操作时就不一样了，虽然每天只是些零星小活儿，可一个星期下来，我的两手满是血泡。有的已经破了，有的还刚生起，有些是两个三个的连成了一片。数了数，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我忍着疼，不和任何人说。
　　休息了一天，又是星期一。炉膛的铁料烧红后，白师傅又把胖虎喊进铁匠房。胖虎以为白师傅有别的什么事要吩咐，站在那里等着。
　　“等啥？锤。”白师傅说。
　　“说我？”胖虎问。
　　“不说你说谁。”
　　“有的师傅可会心疼自个儿的徒弟呢。”
　　“话才多！”
　　胖虎不敢再说什么了，摇头晃脑地但又是笑眯眯地拿起了锤。那表情好像是在说，您偏心眼儿不讲理，我也没办法。
　　我又没跟白师傅讲过也没让他看过，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我的手上有血泡。他跟钳工房的人说，别看小曹是个文人，可真坚强，手上那么多血泡硬咬着牙一声不吭，要是胖虎早就嚷嚷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他这些话是背着我说的，可我听后心里热乎乎的。 　　白师傅还跟家里拿来紫药水，让我抹手掌。可我怕抹了紫药水，我妈会发现我的手有伤口，我没有抹。白师傅问我说，抹了就会好得快，你咋不抹？我跟他说了原因。他说，哦，小曹还是个大孝子。可我回家后，一进门玉玉说，姨姨让五舅舅给你买了紫药水，快抹上吧。我问玉玉，你们咋知道我手起了血泡。玉玉说我倒是没注意，姨姨早晨说的，说你手疼得抓筷子都抓不紧，还说你洗脸不用手，只是用毛巾蘸水擦。还说这点你也像姨夫，说姨夫有年把耳朵冻得脱了壳，但是一声没吭过，从没说过疼。
　　我手掌疼的那个阶段，白师傅一连半个月没让我动锤。
　　我跟我妈说了这个事，我妈说白师傅尔娃真是个好人。
　　我以前还遇到过一个好人师傅，那就是在红九矿时。跟大同一中分配到了九矿，说是让我们到文艺宣传队，可矿领导说新来的学生娃们一律都到井下锻炼锻炼，要不他们就不知道井下的工人们是怎样地受苦。先让他们到井下去当装煤工，三个月后表现好的，再抽到宣传队。他们把我安排在了采煤营三连四排二班。带班儿的是范师傅，他也是五十多岁，说话是灵丘县的口音。他吩咐我说：“小曹你走站可得跟紧我。井下事故多危险大，你又不熟悉底下的情况，四疙瘩石头夹着一疙瘩肉，咱们窑黑子可不是好当的。”在下井的三个月里，全凭着范师傅的帮助和照顾，我才顶了下来。首先，他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别人的一半。而且是跟他分的任务挨着，实际上每次他都替我又多铲了好多好多。如果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他四吨我两吨应该装六吨的话，那他足足地装了五吨，只留给了我一吨。再有就是，他还要隔三差五地给我找点别的营生，比如说开溜子的工人请假没来的话，那他就让我来给开溜人顶工。有时候排里的办事员请假的话，那他就积极地为我争取，让我临时当几天排里的办事员，这样就可以不下井，只在上面写写画画。
　　我跟范师傅又不是亲戚又不是故里，以前也不认识，可他就是这么照顾我，而且也不图我能给他个什么回报。范师傅真是个好人，我虽然连他的大名叫什么也不知道，可我知道他是个大好人。
　　小时候我妈让算卦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我处处都会遇到好人来帮忙。现在我又遇到了白师傅。这两个工人师傅，让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好。
　　当然，关于这个范师傅，我没跟我妈说过，那要是说了可坏了，我妈就知道我下过井的事了。
　　一进铁匠房门的左手，有个大气锤。白师傅给示范过咋用，胖虎说，小曹，这个家伙难呢，我贵贱掌握不了，你慢慢学吧。在没人的时候，我试着练习，练了几次后，我把筷子放在锤下，正式往下砸。能把筷子夹住抽不出来，而筷子也没有被砸烂。
　　正好白师傅进来了，过来往出抽抽筷子，抽不动。又把气锤拉起来，拿出筷子看看。
　　他让我再试，再试，我还是能做到这样。
　　一会儿把胖虎他们叫来了，让我表演。
　　表演成功，白师傅脸上笑笑的。胖虎说：“培养出好徒弟了，看白师傅虚的。”
　　快过阴历年了，那天白师傅从家带来两张大红纸，让我给写对联。白师傅说不用问我也知道你会写。白师傅叫胖虎到厂办借毛笔和墨汁。胖虎跑了一遭，墨汁和毛笔都拿回了，可我一看毛笔太小，不能写大字。我从破门帘上揪出些棉花，绑在筷子头儿上，就拿它当毛笔。这是我跟我爹爹学的，他就好用这种笔写大字。春联写好了，维修车间的人都跑过来看，都夸说好字好字。胖虎说：“难怪呢，白师傅成天就叫我替他徒弟抡大锤，原来人家有这么一把牙刷子呢。”
　　人们都笑。白师傅也笑。
　　后来，厂里的人们都从家里把大红纸拿来了，还都要求我用棉花笔写。那几日，抡大锤的事都是胖虎代干了。我把床当成了办公桌，坐在一个皮子做的小马扎上，成天地写对联。有好几个师傅故意多拿了纸，让我留下给自己家写。我用这些纸给铁匠房大大地写了一副。
　　上联是：锤声震撼旧世界。
　　下联是：炉膛炼出新宇宙。
　　横联是：黑手高悬。
　　一九七二年还属“文革”期间，这副联很适合当时的形势。
　　下午，白师傅就从家里带来糨糊，让胖虎给贴出去。胖虎说，还没到大年呢。白师傅说，叫你贴你就贴！
　　陈永献技术员说，不仅是字写得好，联儿也编得好。他说“锤声震撼”如果改成“铁锤砸烂”那就更对仗了。他最佩服“黑手高悬”这个横联，他说把毛主席诗词里的句子借用在这里，对于铁匠来说，既得当又深刻还形象。
　　胖虎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高家庄！”他的师妹咏梅问说：“胖虎，你给说说引用了毛主席诗词的哪一首。”胖虎摇着头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他见白师傅搓着下巴在笑笑地看对联，他明明知道白师傅不认识字，却故意说：“白师傅，您给念念。”白师傅瞪他一眼说：“去！”他赶快缩着脖子往后退去，就退就说：“这老汉，这老汉。”
　　第二天一上班，陈永献技术员又来到锻工房。他跟我说：“我回家跟我爸说了，我爸说，还是你那句‘锤声震撼’好。”从那以后，他没事儿就到铁匠房找我，我俩交上了朋友。
　　他比我大五岁，我叫他永献哥，有时候也叫陈师傅。
　　我们锻工房的洗脸盆原来是放在马扎凳上，我写对联的那几天，脸盆就放在地上。白师傅吩咐胖虎，告给咏梅，从废料堆找点细钢筋给锻工房焊个脸盆架。胖虎说给了师妹，第二天上午，咏梅端着一个漂亮的脸盆架给我们送过来了。
　　哇！真好看。“弓”字型的三条腿儿捧着一个大圆，中间部分焊接了两个小圆。两个小圆又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造型又好看。大圆的圆周两旁，左边焊接了放香皂的小筐，右边焊接了搭毛巾的“]”型半方框。整个架子又刷着光闪闪的银粉。哇！真好看。
　　白师傅说，小曹喜欢你拿回去哇。我摇着头说，我不要。白师傅说，拿回去哇，你不看都是用拃数来长的下脚废料焊成的。我细看，果然是一小截一小截的短料接成的，有的连十公分长也没有。只不过是咏梅的焊接技术好，又打磨得好，不注意看不出来。我说，那咱们锻工房？白师傅说，再让她找些废料焊一个就是了。 　　我把脸盆架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可我出大门时，正好碰到了那个负责任的戴着“企业处群众专政委员会”红袖章后生，把我给拦住了，不让往出带，要厂革委主任的条子。我只好又推着车返回来。白师傅见我推着车回来了，问我是车子又坏了？我说了怎么回事。他说，走走走，我送你去。
　　那个群专的后生还在大门口把着，白师傅很生气地大声跟他说：“卖废铁连一块钱也不值。再说小曹为一厂子人写对联，那工钱值多少，你算算！屁大点事你闹了个烟熏气。”见白师傅生了气，那后生不敢言语了。
　　“走走走。走你的。”白师傅把我推出了厂门。
　　我这是头一次见白师傅生气，还有点霸道和不讲理的成分在里面。
　　回了家，我把这个脸盆架放下了一进门那里，也就是我妈修整我时让我罚站的地方。
　　玉玉跟我妈说：“姨姨您看真好看。正好是给我姨哥结婚时摆新房。”我妈说：“就是。那快放起，到时候再往出够。”玉玉说：“那我给拿破布条缠住，要不弄脏不好洗。”我妈说：“正好有你姨夫个烂秋裤，补补纳纳不舍得扔。”玉玉说：“您够出来，我给铰成条。铰成布条好缠。”
　　听了她们的话，我冲着她们大声地说：“缠啥缠？就摆这里用哇么！缠。”
　　见我有点生气，她们都不做声了。
　　6 扣子
　　我说的扣子是真的扣子，但也是说围棋。
　　我最初见到围棋是在小学三年级时。
　　那年夏天，西门外的大同人民公园东湖西岸刚修建起长廊，我们一伙小孩子们就常常到那里去耍。长廊是南北方向的，足有二百米。中央有个大房子，叫歌舞厅。有个星期天我又和小朋友们去那里耍的时候，见到有两个人，盘腿坐在歌舞厅外的南边台阶上，下围棋。
　　当时我又不知道人家那是在做什么，只是觉得好奇，就站在旁边观看。看着看着，我觉得那俩人很像是在玩我们小朋友玩的那种“羊吃狼”游戏。
　　玩“羊吃狼”，一方是狼一方是羊。可他们两方好像都是羊，一方是白羊一方是黑羊。
　　狼吃羊的棋盘是在地上画着的，他们这也是画着的，但不是在地上，是画在一张黄色的布上。每个人跟前有个小布袋，一个人的布袋里装着黑色的子儿，另一个人装的是白色的。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那子儿还都是鼓肚儿，放在棋盘上时，还有点摇晃。
　　又看着看着，我看出了些门道，我看出，只要一搁哪个子儿时，中间的一伙子儿就要被吃掉。
　　有意思。有意思。
　　我问那两个人说，叔叔你们这是耍啥呢？用白子的人回答说，围棋。
　　见他们不讨厌我，我试着跟装白子儿的那个口袋里捏出一个棋子，感觉是沉沉的。可又感觉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做的。狼吃羊是孩子们捡的石头子儿，这难道也是石头的？我想再多捏几个棋子在手里，好试试它的重量，可一伸手，黑子人说“别动”，吓得我手停在原路，不敢动了。
　　那以后，连住好几次去公园时，我都要去歌舞厅南面找那两个人，可一直再没有见到。
　　当我九岁也学会下围棋时，常常能想起那两个人。那是谁跟谁呢？一直也没弄清楚。
　　我是跟我们圆通寺的慈法师父学的围棋。
　　常来找师父下棋的是个白胡子老汉。他们下围棋也下象棋。他们下象棋的时候总也要斗斗嘴。白胡说：“我看了，这盘我是要赢。”师父说：“你赢？赢动了你哇。你赢，我看你是迎见了拾狗粪的了。”说完“啪”地一声，把棋砣儿剁在了棋盘上。可他们下围棋的时候却是文文静静的，就像是花园遇到的那两个人，眼睛盯在棋盘上，一句话也不说。
　　师父在“文革”中被三中的红卫兵逼得上了吊，他家的棋也被作为是封资修的四旧给没收了。可我还想耍围棋，想跟我们街坊的小朋友耍。我们就到商店去买，售货员不知道围棋是什么东西，我说像扣子，售货员说想买扣子到那头去。我想这倒是个好主意。主意是个好主意，可实际上没闹成。我先买了181颗黑扣子，可无论怎么转都配不上和黑扣子一样大的白扣子，转了好几天，把城里的商店都转遍了，没有。返回又去退黑扣子，不退给了，说是已经下账了。我只好把那一盒黑扣子全给了我妈，我妈骂我说：“你一满是疯了，买这么多扣子做啥。”
　　后来我们又想起个好主意，买了三斤木匠用的那种泥子，又跟本院儿刘叔叔要了白油漆黑油漆，动手做围棋。很顺利，很成功。棋子的手感也好。既然展开摊子，干脆就一鼓作气做了两副。
　　老王是我们街坊十多个朋友里唯一的一个有工作的，在大同日报印刷厂上班。他比我大5岁，还是个独身，家里没别人，就他自己。老王的家就是我们的围棋俱乐部。我是当然的教练。我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了他们。
　　我们就用这种腻子围棋，耍了好几年。
　　耍着耍着，有一个小伙子来找上门了。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伙下围棋的，想跟你们学学。
　　想学那就教教你。老王先教我二教，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一盘没赢，让人家给把我们教了，教得还不轻，我们都是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老王谦卑地说，请问高手贵姓大名。高手说，免贵姓裴，裴永康。他临走时留下句话，你们学学吴清源吧。从那以后我们才知道大同下围棋的人很多，也才知道地球上有个围棋大师叫吴清源。
　　我们不去学谁，我们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继续瞎玩我们的。尽管是瞎玩儿，但我们也有很严格的规则，一是“落子生根不悔棋”，二是“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谁憋不住想支招儿，下棋的人就说“身边无青草”，下话是“不要多嘴驴”。
　　我最痛恨的是悔棋，我认为悔棋就是说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的人是我最瞧不起的人。做人，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
　　四蛋的大哥是市体委的，提供消息说围棋可以不当是封建社会的四旧了，大城市已经有卖的了。我想到了文工团的郗洋洋，她是北京知青，她每年都回北京。我真想求求她给捎副正经的围棋，可我现在不是文工团的了，是铁匠，不知道求人家还顶事不顶事。算了吧，不求她了。我妈常说“吃糠不如吃米，求人不如求己”，算了吧，不求她了。再说了，文工团那地方我是再也不想进去了。 　　知道我又有了宿舍，而且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的宿舍。我妈跟玉玉说，咱们哪天去眊眊你姨哥的这个新家去。我心想我妈这是又要视察呀，她一定还想到到我的铁匠房看看。小时候我在大同五小上学时，她就到过我们班。中学我跟大同一中转回五中她也到过我们教室。那年我在红九矿上班时，她也去过，还非想要到井下看看是个啥样子。我妈想把我学习的工作的生活的环境，都要知道知道，熟悉熟悉。我知道，她是想一闭眼，就会想象出我是在哪里，是在干什么。要不的话，她坐在家里也不安心。
　　我说明儿星期日，我正好能领您去。我妈说，妈是说的个话，莫非真的去呀。我说去，你顺便看看我铁匠房，我们的铁匠房可不跟您想象的村里的铁匠铺一样，我们还用气锤。您再看看我中午吃完烤包子，午睡的床，上头铺着两个棉门帘，睡上去可软乎呢。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块儿跟家出发，玉玉跟我妈坐六路车，我骑车。我比她们先到，在新平旺公共车站等住她们。我让我妈坐在前大梁，让玉玉坐在后车架上，三个人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我们厂。我妈说干啥有啥的好，我娃娃到底是当了铁匠，身体眼看着是比以前强多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要以前，我是不会带得动她们两个人。
　　戴红袖章的那个后生不让我妈跟玉玉进厂，说这是易燃易爆单位，生人不能进。我说你看，她们俩像是个坏人吗？他说，坏人头上又没写着字。我说这是我妈，他说姥姥也不行。说了半天好的，不行。这可是我事先没想到了，但不让进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是返走了，到了我的机关户籍室。
　　从冷处进了家里，我妈跟玉玉同时说：“看这暖和的。”
　　玉玉还没见过暖气是什么样子，她摸摸说，还烫手烫手的。我妈也摸摸，没做声，但那表情是很满意的样子。
　　玉玉说：“姨哥的命，哪么也是好。”
　　我妈说：“用说。”
　　中午了，我领她们到梅香饭店吃的饭，我妈好吃的梳背子象眼子，我都买了，还要了个素炒辣子白，主食是葱花饼。我妈说，招娃子，俺娃一上午乏的，喝上口哇。我说喝就喝上口。我要了二两浑源老白干。我想起在晋南富家滩矿，那年去看七舅舅，当时饭店冷得要命，七舅舅要了白酒，我们在里面兑了饺子汤，觉得真好喝。我也叫那位胖胖的服务员端来饺子汤，兑进酒里。我妈说，呀呀呀，招人你瞎闹。说着，端过碗尝了一口说，寡了寡了。
　　吃完饭她们要去商店，我说我不去了，我想回宿舍迷糊会儿。我妈说俺娃迷糊俺娃的去哇，俺们逛完商店就走了。玉玉说姨哥你放心哇，有我呢，姨姨走不丢。我妈说，俺娃睡醒还回家哇。我说回。
　　睡醒后不等天黑我就回了家。一进门，玉玉说姨哥你看箱顶上是啥？我一看，有两个并排摆着的硬袼褙的方盒盒。我觉得挺面熟，一下子想不起是哪见过。
　　我揭开看，哇！是扣子。一盒是白的一盒是黑的。
　　我看玉玉。玉玉说，姨姨到了你们新平旺的百货商店，一进门就说要去看扣子，到了扣子栏柜，姨姨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白扣子，跟服务员说：“就这种，要二百颗。”
　　玉玉又说：“姨姨说那年见你买了一盒黑扣子，知道你是要当围棋。姨姨一直还注意着，在城里头商店问寻，可没有。今天在你们的商店给看着了。你是没见到姨姨当时那个高兴的样子。”
　　我早把扣子的事忘记了，可我妈却一直是给我注意着。
　　我看我妈。
　　我妈说：“俺娃自当了铁匠，一概不听得俺娃动胡胡呀，弹的呀。妈还看出，俺娃连那胡胡和弹的，眼睛瞭也不瞭一眼。妈知道俺娃是离开文工团，心里麻烦的过。这下妈给俺娃配上了围棋，俺娃耍去哇么。我知道除了胡胡，俺娃二好耍的就是围棋了。”
　　玉玉说：“姨姨跟我说，别看你姨哥成了，可成了成了他也还是个孩子。孩子就该是耍，不耍看憋坏。”
　　听了她们的话，我心里一阵子激动，可又不知道该说啥好。我从来是，心里知道，可嘴里不会表达。我最多会说个“妈您真好”，可这次我连这也没说。
　　7 玉玉
　　姨姨来大同看过三次病。头一次是我不到五周岁玉玉不到四周岁的那个秋天。
　　那个秋天，先是大同三中上学的七舅舅在暑假期间，回村里结了婚。结婚没多长时间，他的暑假也结束了，就又返到大同去上学。
　　我爹也是在那个时候，到了省里的党校，要去进修文化，时间是三年。
　　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姨姨又病了。我妈就把她领到大同看病。
　　当时我们的家，是住在草帽巷十一号院的一间东下房。那天早晨我睡的好好儿的，听到玉玉“妈妈”地叫妈，我也睁开眼，家里没有我妈和姨姨这两个大人了。玉玉爬起身“妈妈”地喊，我也爬起身“妈妈”地喊，没人答应。玉玉放开声就嚎，我也跟着嚎。我们两个就嚎就跳下地，往街外跑。跑出街大门，往南跑，跑到草帽巷南口，站住了。我们没再敢往前跑，站在路边的土坡上往西瞭望。瞭望了一阵，觉得没什么指望，也可能是觉得身上冷，又哭着返回了家。这才穿衣裳，穿鞋。刚才每人的身上只穿了一件主腰子。
　　主腰子就是家做的布背心，雁北人叫家做的背心叫主腰。
　　穿好衣裳，我拉起她的手说，走哇寻她们去。玉玉也没问我这是到哪儿寻，就跟我往外走。
　　我知道我妈她们是到了一医院。头一天我跟着来过，也知道咋走咋走就能到了那里。我领着玉玉很顺利地来到了一医院，俩人在走廊里大声地“妈妈”呼喊着，我妈和姨姨“哎哎”地答应着，跟诊断室跑出来。
　　医院给姨姨开了一个月的中草药，让回家去吃，吃完让再来医院复查诊断。我妈又领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回了应县姥姥家。一个月后，又来大同复查时，我不想跟着她们了，我总是觉得大同不如姥姥家好。表哥想跟，我妈就让我留在姥姥家，把表哥领上了。表哥这是头一次上大同。
　　这时的节令，进入了冬天。
　　我妈后来说，当时已经是预感到姨姨的病怕是治不好，就领着姨姨他们，在大同的北街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做留念。照相馆给姨姨化了个很时髦的妆，还给表哥戴了红领巾，假装是城里上学的学生。当时我表哥在村里的大庙书房读书，村里的孩子是没见过红领巾的。 　　快过大年的时候，他们全体人跟大同返回到姥姥村。
　　腊月二十三，我爹跟太原省党校回来了，到姥姥家接着我跟我妈，一起回了下马峪村，过大年。我妈也早已经是把我们下马峪的家打扫干净了，炕也烧热了，窗户纸也糊好了。一开门就能住了。
　　过了正月十五，我爹又去省党校，我跟我妈留在姥姥家。
　　姨姨的病不见有好转，农历的四月，我妈就又领着姨姨到了大同。这次把我们三个孩子都留在了村里。
　　我妈领姨姨在大同看病，住了有好几个月，但一直没看好。姨姨在草帽巷我们家，去世了。我妈雇了辆毛驴车儿，把姨姨跟大同拉回来了。
　　姨姨发引那几日，姑姥姥留在家看门，她让三表姨和喜舅舅来村参加丧事。姑姥姥是我妈的亲姑姑。老早年时，就嫁到了下马峪村。经姑姥姥和姑姥爷的介绍，我妈又嫁给了我爹。姑姥爷当铁匠时，让日本兵抓过壮丁，挨打挨骂还吃不饱，白受了三个月回来，原本很壮实的身体垮下来。在农村进入高级合作社时，姑姥爷去世了。姑姥姥三个孩子。大的我叫大表姨，二的我叫喜舅舅，还有三表姨。姑姥爷去世前，大表姨就嫁给了本村姓石的一家人，姑姥姥拉扯着喜舅舅和三表姨，过日子。
　　办完丧事，我妈领我和玉玉到下马峪，看望姑姥姥。
　　我妈背着玉玉，我一路跟在她们后头。进了姑姥姥家，我妈把玉玉放在炕上。当时姑姥姥不知道我们要来，在炕上坐着。她伸手把玉玉拉在怀里，“二梅二梅”地放声哭。二梅是姨姨的小名。
　　我妈没有去开我们家门，我们就在姑姥姥家住。姑姥姥问我，招人俺娃好吃啥，姑姥姥给俺娃做。我说好吃炒鸡蛋。姑姥姥问我能吃几个炒鸡蛋，我说能吃三个。
　　姑姥姥家只有五个鸡蛋，全炒了。给我的碗里拨了一多半，剩下的给了玉玉。别的人都没有，他们是烩苦菜。喜舅舅看着馋，说我，招大头你能吃了？给舅舅夹点。我说不给，我能。他骂我招大头，我就不给他。他说吃不了就拿擀面杖往下筑你。玉玉把碗推给喜舅舅说，喜舅舅我吃不了，给你吃哇。姑姥姥说玉玉，俺娃不给他。玉玉说，喜舅舅要拿擀面杖往下筑姨哥。听了这话，一家人都笑了。三表姨说，原来玉玉是担心喜舅舅真的拿擀面杖筑招人，才赶快说吃不了，她是救她姨哥呢。
　　虽说是村里人的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但在一般的家里，总有条给客人准备着的。姑姥姥把好的被子给了我妈，我妈一边是玉玉一边儿是我，有点挤。我妈说，去哇叫表舅搂着，我说不跟他。三表姨撩起她的被子说，招人来，表姨搂俺娃。我就钻进了表姨的被窝儿。
　　三表姨比我大十岁，喜欢我。
　　在姑姥姥家住了两天，返回了姥姥家。原计划，我妈要把我和玉玉领到大同上学，姥姥说玉玉小着呢，迟上上一年吧，叫她明年再去。我妈就没领玉玉，只把我一个领到了大同，来上学。可因为我也不够年龄，没上成。我妈又把我送回了姥姥家。
　　腊月，我妈先头去了下马峪，打扫家，烧炕。时长不住人的冷家，得连住烧三五天的炕，才能把家烧暖和。一切都安顿好了，我妈来姥姥家接我和玉玉。我爹的党校放了寒假，也返到了下马峪，我们一起在下马峪过大年。
　　玉玉比我小十个月，但也是一九四九年出生，我俩都是属牛。第二年秋天，我俩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妈就把我和玉玉一起领到了大同，到学校报名。可是，因为玉玉户口不在大同，学校不收。
　　大同不收她，我妈也没把她送到村里去上学，就让她在我们家住。我妈的考虑是，要把她的户口办到大同我们家，这样她就能在大同上学了。
　　想把玉玉的户籍办到我们的户口上，必须得把她当成是我爹我妈的孩子，把她的姓也改成曹。
　　改玉玉的姓，这得姨夫同意才行。但是，姨夫没答应，他说：“如果是不改姓哇，办到大同自然是好。可改姓，那以后再说哇。”我妈说：“改了姓后，她还是你的女儿，还叫你爹，叫我还叫姨姨。改姓也只是为了叫孩子能到大同上学。”
　　对于玉玉把姓宋改成姓曹这个问题上，姨夫一直没有松口。
　　玉玉在我们家住了两年，这当中一直没有说服了姨夫。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姨夫的母亲不同意。也就是说，是玉玉的奶奶坚决地不同意。姨夫是孝子，不能不听妈的。
　　就在我要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妈说玉玉说啥也该上学了，不能在大同上在村里也得上，总不能让孩子长大是个睁眼瞎。为了她能上学，只好是在我放起暑假，又要开学时，没有再领着她到大同，而是把她留在了村里上了学。这样，本来我们是同岁，可玉玉比我低了两级。
　　玉玉在村里上学的时候，大庙书房不叫大庙书房了，叫做钗锂村初级小学。
　　在村里，玉玉常年就在姥姥家住，姨夫每年给往过背点口粮，可穿衣打扮和上学的费用，都是由我妈负责。不仅是玉玉，就连姥姥和七舅舅、七妗妗，以及忠孝、妙妙、平平，所有人的生活费用，都是我妈供着。
　　七妗妗在村里也劳动，但只能是挣回一点点口粮，分点高粱秆玉茭秆当烧的。
　　在大同的五舅舅一家，人口多收入少，没能力帮兄弟。
　　是我妈扛起了供养姥姥、供养表哥、供养玉玉、供养七舅舅一家人的大梁。这供养里面，还包括着培养七舅舅读书上学在内。
　　七舅舅先是在大同的太宁观小学念高小，后来在大同三中读初中，后来又到大同煤校。我妈供着七舅舅一直在大同念了八年书。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七舅舅才有了工作，在晋南的富家滩煤矿学校当了教员。
　　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一放了假，我就让我妈把我送回姥姥家，跟玉玉跟表哥去耍。
　　我姥姥院没有东上房和东耳房。只有堂屋和西上房，还有西耳房。只要我一回了村，七舅舅也就放假回来了，他和七妗妗还有妙妙平平一家人住西上房。我和姥姥表哥玉玉黑夜就在西耳房睡。为了省煤油，睡觉前，西上房就不点灯了，所有的人都是挤在我们的西耳房说话，七妗妗就给炒豆子，要不就是在火盖上烙山药片。玉玉往往是等不住山药片烙熟，就圪窝在炕头睡着了，硬往醒推也推不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