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戊戌变法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馬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