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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60周年。我曾是志愿军中一员，现在来说说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先后在俘虏管理处总部所在地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举行的两次敌军工作会议。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15日。这是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管对敌宣传工作的黄远副部长，总结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经验。
第二次敌工会议相隔一年后于1952年6月21日至26日举行。此时，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已经成立，由黄远兼任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参加了会议。当时，板门店停战谈判进入到了双方遣返战俘问题的关键时刻。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和贯彻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一次总检阅，也是对板门店停战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为交换遣返战俘预做准备的一次总动员。
之后，笔者陪同黄远部长巡视了碧潼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及各俘管团、队。随后赴朝鲜前线视察。
在志愿军各俘管团、队，黄远同许多美军战俘进行了谈话。被俘的美军官兵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在战场上刚被俘时，真有些害怕，主要是怕杀头。因为美国军方就是这样对他们的官兵进行宣传教育的：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要“受虐待”“被杀头”。许多人在前线看到关于志愿军宽待俘虏的传单、“安全通行证”，还有些半信半疑。后来的事实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志愿军确实对被俘人员不杀头，不侮辱人格，不要被俘人员的财物，对伤病战俘及时给予治疗。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是真实的，是说到做到的。
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黄远通晓英、法、日语。他同一名被俘的美军高级军官谈话时，没经过翻译，就直接用流畅的英语提问和说话。这名美军战俘感到很惊讶。黄远仪表威严，但谈吐温文尔雅。他有抽烟的习惯，因此也递给这名战俘一支香烟，这名战俘虽不抽烟，但礼貌地表示了感谢，紧张气氛一下子宽松了许多。黄远问及美国人民是否支持打朝鲜战争的问题时，这名战俘回答说：“不。我肯定美国人民不支持。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战争，美国人民不是战争狂人，他们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还说，“朝鲜战争打起来了，但是美国赢不了这场战争。因为中国就在朝鲜的后面。中国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用之不竭的资源。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也没有用。”
这名被俘的美国高级军官似乎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他继续回答说：“说到中国，我看不出世界上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去征服它。美国有些人一直想征服中国，但这个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中国有那么辽阔的土地，如果你取得了上海，攻达北京，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中国还是中国。同日本一样，我们有些人的野心很大，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对朝鲜滥施轰炸的问题，这名战俘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狂轰滥炸的支持者。轰炸只能在平民百姓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更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越是轰炸，越是增加了你们军队的士气，使之同仇敌忾。轰炸看起来是对我们（陆军）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帮了你们的忙。你们的士气不仅上去了，还多了一个反击我们的理由。”
黄远还同几名投掷过细菌弹的美国空军被俘人员进行了谈话，其中有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许威布尔。许威布尔说：“我投了细菌弹，参加了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有的只是惭愧与悔恨！”
在志愿军总部桧仓，在朝鲜前线，黄远深入坑道、哨所、部队驻地，同战士们交谈，听取翻译汇报，了解到志愿军部队干部、战士对于开展敌军工作，积极性都很高，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在笔者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志愿军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积极学习英语短语，进行火线喊话。在战斗的间隙，翻译教战士和基层干部学习英语短语，许多人学会了5句至7句，最多的学会了10多句，并在实战中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1年5月间的一天，我志愿军部队在加里山地区与美军机械化第2师遭遇，歼敌1000多人；有的残敌企图顽抗，志愿军战士就用刚学会的英语短语喊话：“Youare surrounded！”“Put down your weapons！”（“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这一喊，果然灵验。一些美军官兵马上把枪支放下，将手举过头顶，走出战车或工事，向我志愿军走来。
其二，在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志愿军干部、战士仍然千方百计地向敌方散发传单。许多美军官兵都收藏着志愿军的传单和“安全通行证”。宽待俘虏政策的4项具体规定，即“保证生命安全，不没收私人财物，不虐待、不侮辱人格，伤病者给予治疗”，用的是英文和中文。考虑到这种“通行证”对于放下武器向我志愿军投降的美、英军官兵单向适用，为了也适用于那些在火线释放的美、英军战俘，后来“通行证”的中文标题就改成了“安全通行证”，具有了双向通行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哪种“通行证”，都受到了美、英军官兵的欢迎。
其三，运用各种方法和渠道，争取美、英军官兵放下武器，向我志愿军投降，也很有成效。美、英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官兵也学中文短语，学会了中文“投降”两字的官兵日益增多。志愿军60师179团一次就争取了240名美军官兵集体前来投降。
其四，在战场上，美军连吃败仗，士气严重低落。“美军是天下无敌的”这种神话彻底破灭。不愿当兵打仗、希望脱离战场而采取自创自伤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一个美军连就发生了4起自伤事件。
此外，志愿军前线部队敌军工作干部和翻译人员还谈到了许多关于志愿军火线释放美、英军战俘和向美军阵地发送圣诞礼物的事例。翻译干部朱履谦就有过在火线向美军阵地散发圣诞礼物的经历。
195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黑夜，朱履谦奉命和两位战士一起，到美军前沿阵地分送圣诞礼物。这是一些袜状小袋，里面装有糖果、小工艺品、画片，还有说明志愿军宽待俘虏、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传单，以及“安全通行证”。志愿军部队准备火力警戒，提供保护。他们匍匐前进，爬过双方阵地的空隙地带，到达美军的前沿阵地，将小礼物袋挂在美军阵地的铁丝网或小树枝上，然后返回我方阵地。整个过程，美军一点也没有察觉。天渐渐亮了，从我方阵地用望远镜望去，看到美军人员发现这些来自志愿军的礼物袋后，都很惊讶，并且你争我夺。后来从被俘的美军官兵口述中得知，美军官兵很喜欢这些礼物袋，有的人还私自买卖，最高价钱卖到二三十美元一份；而对于志愿军的“安全通行证”，都十分珍惜，如获至宝，妥帖地收藏在衣服袋里，以备在战场上不时之需。
在开城，我们一行住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招待所。这是开城唯一没有遭到美国空军轰炸破坏、基本上保持完好的一座两层小楼。当时，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的安排（遣返）问题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
此次前线巡视工作，历时一个多月。我们离开开城时，已是仲夏。朝鲜战场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美、英军队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迫从鸭绿江边向南溃退，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一带。尤其是我志愿军年轻的空军飞机升空，给予了美国空军迎头痛击，美国的“王牌”飞行员、“双料王牌”等等，纷纷被击落，美国的“空中绝对优势”已被打破，美国空军飞机肆无忌惮的日子已不复返。在朝鲜北部地区，有时已可白天行车。我们的吉普车就是白天上路的。
从开城出发，到达平壤，已届正午时分。平壤早已被炸得没有落脚的地方，于是司机就将车开到平壤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休息和午餐。满园的苹果树绿阴蔽日。这里没有战火纷飞的危急和城市街巷的喧闹，大地万籁俱静，偶尔一只飞鸟从枝头腾空飞去。黄远部长和我们三个随行人员倚在浓荫底下，足足休息了两个钟头，才驶上北去的归途。
附注：黄远，广东宝安人。1937年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山东省济南市政府秘书长、第三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敌工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荣誉章。1958年以后，先后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党委书记兼政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92年逝世，享年81岁。
（责任编辑/亚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15日。这是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管对敌宣传工作的黄远副部长，总结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经验。
第二次敌工会议相隔一年后于1952年6月21日至26日举行。此时，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已经成立，由黄远兼任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参加了会议。当时，板门店停战谈判进入到了双方遣返战俘问题的关键时刻。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和贯彻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一次总检阅，也是对板门店停战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为交换遣返战俘预做准备的一次总动员。
之后，笔者陪同黄远部长巡视了碧潼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及各俘管团、队。随后赴朝鲜前线视察。
在志愿军各俘管团、队，黄远同许多美军战俘进行了谈话。被俘的美军官兵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在战场上刚被俘时，真有些害怕，主要是怕杀头。因为美国军方就是这样对他们的官兵进行宣传教育的：一旦被志愿军俘虏，就要“受虐待”“被杀头”。许多人在前线看到关于志愿军宽待俘虏的传单、“安全通行证”，还有些半信半疑。后来的事实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志愿军确实对被俘人员不杀头，不侮辱人格，不要被俘人员的财物，对伤病战俘及时给予治疗。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是真实的，是说到做到的。
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黄远通晓英、法、日语。他同一名被俘的美军高级军官谈话时，没经过翻译，就直接用流畅的英语提问和说话。这名美军战俘感到很惊讶。黄远仪表威严，但谈吐温文尔雅。他有抽烟的习惯，因此也递给这名战俘一支香烟，这名战俘虽不抽烟，但礼貌地表示了感谢，紧张气氛一下子宽松了许多。黄远问及美国人民是否支持打朝鲜战争的问题时，这名战俘回答说：“不。我肯定美国人民不支持。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战争，美国人民不是战争狂人，他们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还说，“朝鲜战争打起来了，但是美国赢不了这场战争。因为中国就在朝鲜的后面。中国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用之不竭的资源。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也没有用。”
这名被俘的美国高级军官似乎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他继续回答说：“说到中国，我看不出世界上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去征服它。美国有些人一直想征服中国，但这个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中国有那么辽阔的土地，如果你取得了上海，攻达北京，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中国还是中国。同日本一样，我们有些人的野心很大，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关于对朝鲜滥施轰炸的问题，这名战俘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狂轰滥炸的支持者。轰炸只能在平民百姓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更使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越是轰炸，越是增加了你们军队的士气，使之同仇敌忾。轰炸看起来是对我们（陆军）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帮了你们的忙。你们的士气不仅上去了，还多了一个反击我们的理由。”
黄远还同几名投掷过细菌弹的美国空军被俘人员进行了谈话，其中有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许威布尔。许威布尔说：“我投了细菌弹，参加了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有的只是惭愧与悔恨！”
在志愿军总部桧仓，在朝鲜前线，黄远深入坑道、哨所、部队驻地，同战士们交谈，听取翻译汇报，了解到志愿军部队干部、战士对于开展敌军工作，积极性都很高，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在笔者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志愿军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积极学习英语短语，进行火线喊话。在战斗的间隙，翻译教战士和基层干部学习英语短语，许多人学会了5句至7句，最多的学会了10多句，并在实战中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1年5月间的一天，我志愿军部队在加里山地区与美军机械化第2师遭遇，歼敌1000多人；有的残敌企图顽抗，志愿军战士就用刚学会的英语短语喊话：“Youare surrounded！”“Put down your weapons！”（“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这一喊，果然灵验。一些美军官兵马上把枪支放下，将手举过头顶，走出战车或工事，向我志愿军走来。
其二，在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志愿军干部、战士仍然千方百计地向敌方散发传单。许多美军官兵都收藏着志愿军的传单和“安全通行证”。宽待俘虏政策的4项具体规定，即“保证生命安全，不没收私人财物，不虐待、不侮辱人格，伤病者给予治疗”，用的是英文和中文。考虑到这种“通行证”对于放下武器向我志愿军投降的美、英军官兵单向适用，为了也适用于那些在火线释放的美、英军战俘，后来“通行证”的中文标题就改成了“安全通行证”，具有了双向通行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哪种“通行证”，都受到了美、英军官兵的欢迎。
其三，运用各种方法和渠道，争取美、英军官兵放下武器，向我志愿军投降，也很有成效。美、英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官兵也学中文短语，学会了中文“投降”两字的官兵日益增多。志愿军60师179团一次就争取了240名美军官兵集体前来投降。
其四，在战场上，美军连吃败仗，士气严重低落。“美军是天下无敌的”这种神话彻底破灭。不愿当兵打仗、希望脱离战场而采取自创自伤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一个美军连就发生了4起自伤事件。
此外，志愿军前线部队敌军工作干部和翻译人员还谈到了许多关于志愿军火线释放美、英军战俘和向美军阵地发送圣诞礼物的事例。翻译干部朱履谦就有过在火线向美军阵地散发圣诞礼物的经历。
195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黑夜，朱履谦奉命和两位战士一起，到美军前沿阵地分送圣诞礼物。这是一些袜状小袋，里面装有糖果、小工艺品、画片，还有说明志愿军宽待俘虏、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传单，以及“安全通行证”。志愿军部队准备火力警戒，提供保护。他们匍匐前进，爬过双方阵地的空隙地带，到达美军的前沿阵地，将小礼物袋挂在美军阵地的铁丝网或小树枝上，然后返回我方阵地。整个过程，美军一点也没有察觉。天渐渐亮了，从我方阵地用望远镜望去，看到美军人员发现这些来自志愿军的礼物袋后，都很惊讶，并且你争我夺。后来从被俘的美军官兵口述中得知，美军官兵很喜欢这些礼物袋，有的人还私自买卖，最高价钱卖到二三十美元一份；而对于志愿军的“安全通行证”，都十分珍惜，如获至宝，妥帖地收藏在衣服袋里，以备在战场上不时之需。
在开城，我们一行住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招待所。这是开城唯一没有遭到美国空军轰炸破坏、基本上保持完好的一座两层小楼。当时，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的安排（遣返）问题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
此次前线巡视工作，历时一个多月。我们离开开城时，已是仲夏。朝鲜战场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美、英军队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迫从鸭绿江边向南溃退，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一带。尤其是我志愿军年轻的空军飞机升空，给予了美国空军迎头痛击，美国的“王牌”飞行员、“双料王牌”等等，纷纷被击落，美国的“空中绝对优势”已被打破，美国空军飞机肆无忌惮的日子已不复返。在朝鲜北部地区，有时已可白天行车。我们的吉普车就是白天上路的。
从开城出发，到达平壤，已届正午时分。平壤早已被炸得没有落脚的地方，于是司机就将车开到平壤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休息和午餐。满园的苹果树绿阴蔽日。这里没有战火纷飞的危急和城市街巷的喧闹，大地万籁俱静，偶尔一只飞鸟从枝头腾空飞去。黄远部长和我们三个随行人员倚在浓荫底下，足足休息了两个钟头，才驶上北去的归途。
附注：黄远，广东宝安人。1937年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山东省济南市政府秘书长、第三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敌工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荣誉章。1958年以后，先后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党委书记兼政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92年逝世，享年81岁。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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