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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兰州大学带来北大“兼容并蓄”的治学理念,并倡导形成了日后兰大人踏实苦干的优良学风;他把脉定调,为兰州大学确立了日后的优势学科,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批学术大家并挽救了大量科研成果,为兰州大学保留了“强身固本”的关键力量。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只有短短7年,却用自己的远见卓识为这所高校指明了办学的方向。有人说,江隆基之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江隆基(1905～1966),又名泮庵,字盘安,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两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赴日、德留学,期间多次参加爱国救亡运动。1936年年底,江隆基回国,协助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自次年起,他担任过西安二中校长、陕北公学副教务长与教务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等诸多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还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三届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6年6月逝世,时年61岁。
革命人生
1905年12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的一户农家。其父江廷瑜既务农又经商,因此家境比较富裕。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下,江隆基与其兄江裕基都曾留学海外,弟弟江肇基和江弘基也是大学毕业。兄弟四人的勤奋上进一时间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称为“白杨沟四进士”。
7岁时,江隆基进入族中的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乡南区高等小学。1920年夏,他和大哥江裕基与几个同学结伴,徒步行走十余日,去往西安求学。1924年,他考进北京农业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校园氛围对江隆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并且积极参加学术演讲会,以开拓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思想得以升华。与此同时,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区别”。最终,他在大革命的低潮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江隆基东渡日本,并于次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本科。留学期间,他和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以及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与廖承志、冯乃超等人一起,一边学习,一边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8月,留日学生反帝同盟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他担任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为了营救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同志,同盟举行了游行示威,包括江隆基在内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当场被捕。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监禁与拷打,他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
1929年12月,江隆基回到北京大学,化名江泮庵,与同学们一起继续留日学生后援会的工作。不久,后援会并入北平学生反帝同盟,他成为主要负责人。反动势力的打压让同盟陷入重重危机,江隆基不得已从天津辗转至上海的法租界内,重新开展党的活动。他参加了朱镜我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王学文领导的现代文艺研究所,同时应约担任了潘梓年计划出版的《每周评论》的编委。
留日期间,江隆基结识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其政治信仰与道德品质令后者十分欣赏。因此,当杨虎城决定选拔陕西籍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时,也将他列于其中。1931年3月,江隆基取道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开始进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作为德国最高学府和欧洲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柏林大学拥有“尊重个性”“注意学术多方面的研究～创造力的培育”等诸多优秀传统。耳濡目染下,他勤奋学习,并且对西方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身为一名学生,江隆基孜孜不倦地汲取着各种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身为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也从没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一到柏林,他便与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联系,参加了语言组、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华侨互济会的多项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语言组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后来的留欧华侨反帝同盟正是以此为核心建立的。他还号召日本、印度和朝鲜等国的留德学生共同成立了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出版刊物《东亚革命》。
1936年年初,通过中共语言组的领导和支持,江隆基将几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旅德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自己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9月,他作为柏林的旅德中华救亡会代表出席了由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反战团体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选举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被推选为监察委员,
同年10月,江隆基结束了在德国为期五年半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抵达西安后,他被杨虎城委任为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并直接协助后者发动了“西安事变”。1937年1月,他出任陕西省立二中校长,一年后成为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教授。1938年,他带领100多名学生到达延安。此后的11年里,他历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抗大二分校附中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以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江隆基先后出任西安军管会教育处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1952年,他调至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6年后,由于不同意当时的一些“左”倾提法,他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59年1月,他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兰大的“蔡元培”
作为教育家,江隆基在他将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先后办过中学、公学,管理和领导过解放区的高校,担任过地区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为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的教育实践与深入的理论研究让他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也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隆基在办学方针、教学理论、思想政治工作、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以及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都作过系统的论述,其教育思想的实质是尊重教育规律、重视教学质量、坚持育人为本。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因此强调要正确认识教学质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处理好教学与政治、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以及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关系。而育人为本则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他高度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和知识创新,认为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决定了教学质量,而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师素质与业务水平的基本途径。但高校的科研工作在强调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 江隆基始终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认为校长就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他用民主精神办学,强调办学校主要应依靠教师,主张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北京大学担任领导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和广大教师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积极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提出评定教授工资级别还应看其学术水平,而不能单纯看“马列主义水平”的高低。他坚持自由讨论与争辩的原则,从不针对学术问题横加干预。
1958年,由于反对人为制造右派和努力保护爱国知识分子,江隆基被连续批判两个多月,随即带着“反右斗争不力”、“右倾保守”和“政治上退却”的帽子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的兰大,政治运动极其频繁,教学秩序非常混乱。学生常常自编讲义给老师讲课,甚至还对他们进行业务上的突击考试。此外,像教室无人打扫、仪器损毁严重等情况更是不胜枚举。
对此,江隆基开始进行全面整顿。他努力稳定教学秩序,改善教学环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终于将大家的精力再度吸引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上来。他重视校风和学风的建设,强调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从政治思想、业务水平上提高教师和干部的素质。
在他的领导下,兰州大学设置了9个系、26个专业,确定了最早一批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学科发展十分迅速,于1960年兰州大学被定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次年,他通过向教育部呈文的方式把之前割裂出去的中文、历史和经济3个系重新要了回来,使兰大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理综合大学。
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上,江隆基组织制定了各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讲义,出版了部分课程的教材。他注重基础教育,认为基础课应占总课时的77.5%～87.6%。他反对按分数排名,认为这样不但抹杀了学生的其他优点,也束缚了老师的手脚。而不论工作多忙,他都坚持每周至少听一次课。他听过兰大每位教师的讲课,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短短7年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高了学校的教育和科研的管理水平。他还保护了一批学术人才和科研成果,确立了兰大日后的优势学科,培育了后来成为兰大精神文化基石的优良校风。他将兰大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江隆基是兰州大学迈上新台阶的奠基人,他对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一杯糖水”的故事
老校长的精神与事迹是每一个兰大学子心里永远不变的话题,“一杯糖水留人才”便是其中流传甚广的故事之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位教授去校长家中申请调动。江隆基热情地招呼他坐下之后,便翻箱倒柜地寻找白糖为他冲糖水。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糖的稀罕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却让那位教授流下了眼泪。最终,被老校长感动的他选择撤回申请,留在兰大。
当然,江隆基在三年困难时期留下的逸事并不仅仅是这一件,而每一件都体现了他对师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曾有一位校领导在去食堂检查工作之后,顺手牵羊拿了两个白面馒头。人人挨饿的时候,这无疑是很严重的罪行,于是食堂负责人硬将此事上报校长。江隆基听完,不但没有做出处罚,反而热泪长流,并将分配给自己的食品转送给那位领导。
那时,江隆基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却把自己得到的诸如牛油、白糖等属于食品之类的馈赠全部送给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在他看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关心师生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健康。当他知道高压倍加器组的教师们由于经常加夜班而不得不接触那些辐射较强的射线时,便亲自批示每天应保证供给他们8瓶牛奶。因此,即使许多单位都无法正常运转,兰大的教学楼和实验室到了晚上却仍然灯火通明。
他的付出被师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兰大65级校友秦大河在《我是秦大河》中写道:“我记得,那时不光是学生朴素,教师乃至校领导也非常朴素。在全国享有那么高声誉的江隆基校长,也无非就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但在学生的眼里,他就是权威。”
江隆基(1905～1966),又名泮庵,字盘安,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两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赴日、德留学,期间多次参加爱国救亡运动。1936年年底,江隆基回国,协助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自次年起,他担任过西安二中校长、陕北公学副教务长与教务长、华北联大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等诸多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还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三届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6年6月逝世,时年61岁。
革命人生
1905年12月24日,江隆基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的一户农家。其父江廷瑜既务农又经商,因此家境比较富裕。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下,江隆基与其兄江裕基都曾留学海外,弟弟江肇基和江弘基也是大学毕业。兄弟四人的勤奋上进一时间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称为“白杨沟四进士”。
7岁时,江隆基进入族中的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西乡南区高等小学。1920年夏,他和大哥江裕基与几个同学结伴,徒步行走十余日,去往西安求学。1924年,他考进北京农业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校园氛围对江隆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并且积极参加学术演讲会,以开拓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思想得以升华。与此同时,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区别”。最终,他在大革命的低潮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江隆基东渡日本,并于次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本科。留学期间,他和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以及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与廖承志、冯乃超等人一起,一边学习,一边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8月,留日学生反帝同盟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他担任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为了营救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同志,同盟举行了游行示威,包括江隆基在内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当场被捕。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监禁与拷打,他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
1929年12月,江隆基回到北京大学,化名江泮庵,与同学们一起继续留日学生后援会的工作。不久,后援会并入北平学生反帝同盟,他成为主要负责人。反动势力的打压让同盟陷入重重危机,江隆基不得已从天津辗转至上海的法租界内,重新开展党的活动。他参加了朱镜我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王学文领导的现代文艺研究所,同时应约担任了潘梓年计划出版的《每周评论》的编委。
留日期间,江隆基结识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其政治信仰与道德品质令后者十分欣赏。因此,当杨虎城决定选拔陕西籍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时,也将他列于其中。1931年3月,江隆基取道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开始进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作为德国最高学府和欧洲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柏林大学拥有“尊重个性”“注意学术多方面的研究～创造力的培育”等诸多优秀传统。耳濡目染下,他勤奋学习,并且对西方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身为一名学生,江隆基孜孜不倦地汲取着各种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身为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也从没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一到柏林,他便与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联系,参加了语言组、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华侨互济会的多项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语言组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后来的留欧华侨反帝同盟正是以此为核心建立的。他还号召日本、印度和朝鲜等国的留德学生共同成立了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出版刊物《东亚革命》。
1936年年初,通过中共语言组的领导和支持,江隆基将几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旅德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自己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9月,他作为柏林的旅德中华救亡会代表出席了由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反战团体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选举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被推选为监察委员,
同年10月,江隆基结束了在德国为期五年半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抵达西安后,他被杨虎城委任为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并直接协助后者发动了“西安事变”。1937年1月,他出任陕西省立二中校长,一年后成为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教授。1938年,他带领100多名学生到达延安。此后的11年里,他历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抗大二分校附中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以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江隆基先后出任西安军管会教育处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1952年,他调至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6年后,由于不同意当时的一些“左”倾提法,他遭到了不公正对待。1959年1月,他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兰大的“蔡元培”
作为教育家,江隆基在他将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先后办过中学、公学,管理和领导过解放区的高校,担任过地区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为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的教育实践与深入的理论研究让他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也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隆基在办学方针、教学理论、思想政治工作、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以及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都作过系统的论述,其教育思想的实质是尊重教育规律、重视教学质量、坚持育人为本。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因此强调要正确认识教学质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处理好教学与政治、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以及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关系。而育人为本则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他高度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和知识创新,认为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决定了教学质量,而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师素质与业务水平的基本途径。但高校的科研工作在强调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 江隆基始终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认为校长就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他用民主精神办学,强调办学校主要应依靠教师,主张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北京大学担任领导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和广大教师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积极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提出评定教授工资级别还应看其学术水平,而不能单纯看“马列主义水平”的高低。他坚持自由讨论与争辩的原则,从不针对学术问题横加干预。
1958年,由于反对人为制造右派和努力保护爱国知识分子,江隆基被连续批判两个多月,随即带着“反右斗争不力”、“右倾保守”和“政治上退却”的帽子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的兰大,政治运动极其频繁,教学秩序非常混乱。学生常常自编讲义给老师讲课,甚至还对他们进行业务上的突击考试。此外,像教室无人打扫、仪器损毁严重等情况更是不胜枚举。
对此,江隆基开始进行全面整顿。他努力稳定教学秩序,改善教学环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终于将大家的精力再度吸引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上来。他重视校风和学风的建设,强调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从政治思想、业务水平上提高教师和干部的素质。
在他的领导下,兰州大学设置了9个系、26个专业,确定了最早一批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学科发展十分迅速,于1960年兰州大学被定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次年,他通过向教育部呈文的方式把之前割裂出去的中文、历史和经济3个系重新要了回来,使兰大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理综合大学。
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上,江隆基组织制定了各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讲义,出版了部分课程的教材。他注重基础教育,认为基础课应占总课时的77.5%～87.6%。他反对按分数排名,认为这样不但抹杀了学生的其他优点,也束缚了老师的手脚。而不论工作多忙,他都坚持每周至少听一次课。他听过兰大每位教师的讲课,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短短7年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高了学校的教育和科研的管理水平。他还保护了一批学术人才和科研成果,确立了兰大日后的优势学科,培育了后来成为兰大精神文化基石的优良校风。他将兰大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江隆基是兰州大学迈上新台阶的奠基人,他对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一杯糖水”的故事
老校长的精神与事迹是每一个兰大学子心里永远不变的话题,“一杯糖水留人才”便是其中流传甚广的故事之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位教授去校长家中申请调动。江隆基热情地招呼他坐下之后,便翻箱倒柜地寻找白糖为他冲糖水。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糖的稀罕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却让那位教授流下了眼泪。最终,被老校长感动的他选择撤回申请,留在兰大。
当然,江隆基在三年困难时期留下的逸事并不仅仅是这一件,而每一件都体现了他对师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曾有一位校领导在去食堂检查工作之后,顺手牵羊拿了两个白面馒头。人人挨饿的时候,这无疑是很严重的罪行,于是食堂负责人硬将此事上报校长。江隆基听完,不但没有做出处罚,反而热泪长流,并将分配给自己的食品转送给那位领导。
那时,江隆基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却把自己得到的诸如牛油、白糖等属于食品之类的馈赠全部送给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在他看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关心师生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健康。当他知道高压倍加器组的教师们由于经常加夜班而不得不接触那些辐射较强的射线时,便亲自批示每天应保证供给他们8瓶牛奶。因此,即使许多单位都无法正常运转,兰大的教学楼和实验室到了晚上却仍然灯火通明。
他的付出被师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兰大65级校友秦大河在《我是秦大河》中写道:“我记得,那时不光是学生朴素,教师乃至校领导也非常朴素。在全国享有那么高声誉的江隆基校长,也无非就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但在学生的眼里,他就是权威。”